当然，就修身而言，礼和乐有着各自不同的方式，走着各自不同的路径，产生各自不同的功效。
就礼而言，它不仅仅是认知和践行的问题，而是有着一个不断内化、不断自觉乃至自发的过程，即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颜渊》)。其第一步，便是“学”礼，即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礼，它包含哪些内容，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内容。只有了解了才能自觉地遵守，只有深刻地理解了，才能有深度的自觉。正因为此，孔子反复告诫他的学生:“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并特别强调“学”的重要:“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如果不好学，不扎扎实实地去学，即使有对仁、知、信、直、勇等好品格的主观向往，也终会无所成就。
当然，光有学还不够，还应该有对所学对象即“礼”的喜爱，还应该努力地去践行。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礼”是重在“行”。他曾描述过修身的三个层次，即知、好、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知是学的成果，但这只在修身的初级阶段，因为光有对礼的认知，还不能说明什么再进一个层次便是“好”，即有对礼的爱好、向往。有爱好和向往，就会有动力，就易于在行为上实现出来。但是，将礼在行为中实现出来仍然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乐”，即在实践礼的过程中感受到真心的快乐。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意味着真正享受到礼的精神报偿即快乐，也才能够使自己对礼的践行持之以恒。
这方面，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曾经述说过自己修身的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学”就是学礼，是对礼的知性的把握。他对学礼是极为重视而且谨慎，所谓“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即反映出这个心理。他也对自己的好学颇为自许:“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到三十岁时，礼的认知性学习基本完成，可将此知识用于社会，此即“立”。到四十岁时，通过不断运用礼的知识，对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亦有更深广的洞察，此为“不惑”。
五十岁时又进一步体会到社会历史自然人事皆有其自己的规律，个人无法改变，此即为“天命”。经过这样漫长的修炼，人的内心、性情也更加成熟，认识也更加通达，故不管听到什么议论，也都能够正确地对待，此为“耳顺”，即六十岁时的境界。到这里，已经算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了，但还不是修身的最高境界。修身的最高境界是在七十岁，即“从心所欲不逾矩”。
此时，不管你主观!想怎样，但都自然地符合礼的规范，因为此时，外部的规范已经完全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自觉要求甚至是自发的行为了。如果尚未将礼转化为自己的内在要求，那么你对礼的遵循就还是被动的;被动，就免不了有无奈，有痛苦，有不自由的感觉，那就不能算是最高境界，也不能算修身之圆满成功。他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这只是指出修身的方法，不是最高境界，因为它只表示自己弗“畔”，即不违背礼的规范，尚未从中得到快乐。快乐是在你将外部规范完全转化为自己的内在要求之后出现的。《乐记》有云:“礼自外作”,“礼也者，动于外者也”，就是说礼是外部给人的规范，学礼修身就是从外部规范入手，然后一步步地将其内化。又说:“礼主其减”,“礼减而进”。之所以“减”而后“进”，是因为学礼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将礼的规范内化(即转化为自己的内在要求)的过程，随着修身的不断深人，境界不断提高，有待转化的礼也就不断减少，是之谓“减”;而这减少正说明你修身的进步，故而为“进”。礼对人的修身所起的作用，内涵是很丰富而且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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