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三（1906—1948），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过继给叔父为子。因叔父是师范出身，马汉三近水楼台，从三岁起就在叔父的私塾里念书。

1918年，马汉三插班入农林学校学习，1920年毕业。1923年，马被选送到中央农事试验场附设的农业讲习所学习。马汉三志不在此，遂弃文从武，投奔了正在北平南苑当“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其时，冯赖以起家的第十六混成旅已经改编为第十一师，于是，马汉三到第十一师当了一名学兵。

1925年春，冯玉祥退出北平，移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汉三则在他手下的刘郁芬部当文书。

1938年2月，当时任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到北平“制裁”王克敏，其时，北平区区长王天木在河北宝坻乡下主持“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由书记毛万里代理站务，其下有三个外勤单位，北平市内的两站，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察绥站站长即马汉三。在军统当中，马汉三与王天木、陈恭澍、刘艺舟、乔家才并称为北方“五大金刚”（以上五人都曾经当过北平站长），戴笠特加赏识。抗战胜利以后，还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1946年3月，戴笠来到北平，特意去北平第一监狱提审了大名鼎鼎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戴笠本想通过川岛芳子在北方的情报关系，加强北方特务组织，却没想到从川岛芳子的口中，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秘密———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被捕叛变。川岛芳子还说，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她的家中搜走了一把九龙宝剑。

川岛芳子提到的九龙宝剑就是沈醉在坠机现场找到的那把宝剑。这把九龙宝剑本来是军阀孙殿英盗窃乾隆墓时得到的宝物，孙殿英本想通过戴笠把宝剑献给蒋介石，但是由于当时正值战乱，戴笠就托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

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是无价之宝，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将其据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的时候，被日军逮捕。落到日本特务机关手里的马汉三，自知必死无疑。为了活命，他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后来，马汉三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

时刻关注九龙宝剑下落的马汉三，得知宝剑藏在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家里，就在日本投降后，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的地窖中搜出了九龙宝剑。不动声色的戴笠从马汉三手中索回九龙宝剑后，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相反，戴笠还故意留下一封信，以示对马汉三的信任。

马汉三自从交出九龙宝剑后，就被死亡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向这个无人能敌的头号杀手挑战。

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随即转飞青岛。在天津机场上，戴笠满面笑容地与前来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话别。马汉三送走戴笠后，决定先发制人，干掉戴笠。他找来心腹死党刘玉珠，命其先期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3月17日，戴笠决定上午11时飞往上海。刘玉珠获悉戴笠登机的时间后，立即驱车来到机场，提出要登机检查安全。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身份，因此警卫并没有怀疑他。刘玉珠登上专机后，将一颗高爆定时炸弹放入一个木箱中，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戴笠专机起飞后，得知上海方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飞机无法降落，就决定改飞南京。飞机到达南京上空时，同样也是大雨倾盆，能见度极低，所以飞机偏离了航线。下午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县板桥镇上空时，定时炸弹引爆飞机失控，一头栽到板桥镇以南一座不到200米的小土山———岱山的山腰上。飞机坠毁后，起火燃烧，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之后，保密局终于弄清了马汉三截留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全部真相。于是在1948年6月30日，毛人凤亲赴北平，将马汉三等3人秘密逮捕，以便彻底查清马汉三等人的问题。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

1939年8月，戴笠因事去山西五台山孙殿英部驻地。孙认为戴是奉蒋介石之命来向他重提“东陵事件”，无可奈何，便将当年从陵中盗取的私藏多年的国宝“九龙宝剑”捧出，托付戴笠呈送蒋介石。是时，抗战烽火四起，戴离开五台山经河南林县时，遇日机空袭。为防古剑散失，他将剑交给其心腹、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马汉三代为保管，说明这是孙殿英送蒋的宝物，务必妥善收藏，要保证万无一失。当时战火已燃遍大江南北，日军四处出动，我军伤亡重大，部队调动频繁，戴亦行止无常，马汉三乃心生歹念，想把古剑占为己有。

1940年春，马在张家口活动，为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侦破，逮捕入狱。日本人杀人如踩蚂蚁一样，马为保全性命，在审讯中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交代出来，并说愿把代保管的“九龙宝剑”奉送给田中，同时承诺为日本间谍机关工作。不久马被释出。过了一段时间，田中被调回日本，路过北平时他又将古剑交给由其亲手培养成长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要她找个精通古剑的行家以鉴别真伪。

马汉三离开敌占区后，仍回到军统内服务。他隐匿了投敌变节那段罪恶历史，向戴笠谎称是越狱潜逃回来的，“九龙宝剑”被日本特工搜去了。戴不疑，依旧重用他，先后派他担任军统局驻兰州站长、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及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要职。日本投降以后，马汉三又被任命为军统局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肃奸委员会主委、北平行辕军警督察处处长。马到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逮捕川岛芳子入狱，企图从速处以死刑，杀人灭口，以除后患。他从川岛芳子的寓所搜出了那柄“九龙宝剑”，窃窃自喜，庆幸物归原主了。他还千方百计投靠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万一自己降敌的历史败露，或许可以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免遭没顶之灾。

1946年1月，戴笠来北平检查工作。他决定给在押的川岛芳子一条活路，并利用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据沈醉所写《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记载：“抗战胜利后，戴笠在北平时，对那个自称清朝亲王女儿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很感兴趣，除多次找她谈话外，还准备吸收她为军统特务。后因戴笠死去，她才被枪决。”在提审川岛时，从她的口中获知马汉三献剑脱身、降日附逆的罪行，才知道自己受了骗，原来马汉三是个背叛军统的汉奸、日本特务，但戴不想马上把他处死，想从他身上再挖出军统内或日本人的某些内幕，所以对他不动声色，继续虚与委蛇。马汉三嗅觉极为灵敏，他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戴已掌握他那段附逆历史的详情，随时可能逮捕他。当前之计，是先把戴稳住，他将原想侵吞的那把“九龙宝剑”又送还给戴笠，并编造出一段这柄古剑失而复得的曲折情节。

1948年，也就是戴笠死后两年，国民党保密局在一份呈送蒋介石的绝密文件中，指控戴笠是被原北平军统站站长马汉三谋杀的。事情始末有如下描述：1945年日本投降后，原军统局高级干部、时任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担任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1946年3月9日，戴笠来到北平，在查阅汉奸名单时，不见金璧辉（川岛芳子）的名字，不由大怒，追问马汉三：“金某是中国人举国公认的大汉奸，她在哪儿？”马汉三因收受金璧辉贿赂，打算让她返回日本。戴笠坚持亲自审问川岛芳子，将马汉三受贿情节查得一清二楚，下令马汉三把一切赃物上交国库，不然以贪污罪处死。马汉三把赃物悉数交出才保住性命。马汉三知道戴笠深不可测，心毒手狠，惟恐日后生变，决定除掉戴笠。

1946年3月16日，戴笠从天津飞往青岛，会见美军司令柯克上将，马汉三特意安排其机要秘书刘玉珠先期抵达青岛安排谋杀戴笠事宜，但柯克上将已去了上海，戴笠决定3月17日飞离青岛。刘玉珠在戴笠登机之前，借口为戴笠安全，对飞机作了一番侦查，乘机偷偷在飞机上放置了定时炸弹，定在中午12点半爆炸。行踪诡秘的戴笠提前一小时上了飞机，如果飞机准点到达目的地，定时炸弹将在戴笠下飞机后才爆炸。不料，那天江南地区雷雨交加，飞机不能在上海降落，转飞南京上空又盘旋多时，比预定飞行时间多飞了一小时后突然爆炸。

戴笠死后，由毛人凤主持军统局的工作。毛人凤决心把毁机事件查个水落石出。毛人凤通过两年多的调查，最后他通过推论，判断马汉三就是制造空难的主谋。不久，北平王蒲臣来电称：马汉三与郑介民勾结，有侵吞巨额敌伪产业之重大嫌疑。又称：戴笠去青岛时，马的死党刘玉珠也去了青岛，且一直在戴的前后转悠，行动可疑，需彻查。毛认为有道理，决定从此下手。

过不久王蒲臣来电又称：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后，马汉三颇得重用，李任命他为北平市民政局局长，又是河北省的“国大代表”，在乌烟瘴气的总统选举中，他作为主持选举实际工作的民政局长，不仅让整个选区的选票都投向李宗仁，并且还为李宗仁出了不少选举活动费；更为重要的一着，是为了掩盖自己投敌的罪行。王蒲臣还提供戴笠提审川岛芳子时的口供笔录原件，寄给毛人凤。

于是毛将马汉三劣迹报告蒋介石。蒋立即批示：尽快逮捕马汉三等归案。马汉三后来被关押在南京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内，毛亲自提审。经过多次审讯，马汉三终于交代了自己制造“毁机致死戴笠”的经过。案情大白，蒋介石于1948年9月27日下令毛人凤判处马汉三等人死刑，立即执行。毛人凤交保密局行动员李希成将马汉三、刘玉珠处决。

当时已经是抗战胜利前夕，戴笠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这篇宏论。当时戴笠是这么说的：

“马汉三嘛，我是把他当“字典”来u2018查u2019，同时也是为了培植北方干部。因本局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方人，少数北方人中能独当一面的又没有几个。北方自古即为外患边乱之源，今日则尤有过之。马出身于西北军冯王祥南苑练兵时代的学兵队，冯部下的中、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由学兵队提拔起来的。冯本人是老粗出身，好容易学了一点应用的文化，也就懂得没有文化不行。所以他重用学兵队出身的，更胜过老一辈的五虎将。马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的文武职人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对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的注释。”

戴笠接着说：“马为本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的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外蒙的侵略阴谋活动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入汉奸群中，也如同混进赤色队伍一样，谁也不会对他察觉。例如，他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未为冯所发觉。他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特务所发觉。这是得力于u2018以夷制夷u2019、u2018以毒攻毒u2019以北方人制北方汉奸。马不但对内外蒙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蒙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及其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他通过内蒙打进外蒙，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资料。”

戴笠还举了个例子，他说：“外蒙古在苏联唆使下宣布独立时，为了权宜之计，不得不举行谈判。我向校长建议，如要谈判，最好由本局派知情能员前往。最初我心目中的能员就是马汉三，后来考虑到有可能暴露其身份，不如站在幕后。结果经校长批准，派简朴(军统高干，当时公开职务是国民党“航委会”政治部主任。)前往。在谈判中，连苏联方面的间谍头头，一听简朴了如指掌地掌握了外蒙内情，也莫不感到诧异。”

戴笠一口气倒出了不为外人所知的老底后，才感到u2018当字典查u2019几个字里，竟包括了如此令人折服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马汉三得宠，并非偶然。”

戴笠曾说：“马汉三眸子不正，其心不正，又沾染u2018倒戈将军u2019的门风，谁不知晓!他既在樊笼之中，难道还怕养虎遗患?老兄与恭澍实在过虑了……”“刀柄握在我手，如见其所行有异，斩杀便可由我。黄埔同学尚须呈报校长批准，象马某之流，则可先斩后奏，不奏亦可。这是校长面谕，兄不可为外人道。”

关于“戴笠坠机之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许多小报上传抄了20多年了,而且演绎得越来越离奇。笔者作为“当事人”马汉三的家属,对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有诸多疑问,故此写下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知情者能还历史真实面目。特别是这些传闻还上了某些大报、电台等媒体,有的已著书立说,甚至进入地方志等的正史资料之中。如任其流传下去,影响匪浅,也会给所谓的“当事人”的后代造成精神负担,作为知情人,不能再继续沉默。

《戴笠坠机之谜》一文,我最早见于香港《广角镜》1988年第10期所刊登,作者华永正。1988年11月,福建日报社主办的《每周文摘》第46、47期全文转载。后来小报及网上流传的演绎文章大都凭此而来。作者的信息来源说是由“友人×君”口述。据作者所言,×君,东北人,与原内蒙古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有戚谊关系,敌伪时曾被派往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日降后来北平,在北平时曾任社会局翻译;日降后审判日本战俘时,被招去充任译员。当时“德王亦在北平,×君曾多次就日本陆军知名女特务川岛芳子交代的张家口u2018蓝旗计划u2019一事向德王作过质询。而戴笠之死,正和这些事件有关……”此问题的焦点是“戴笠是被马汉三谋杀的”,原因是“为摆脱曾经投敌的罪行”。事实并非如此。

一、关于“龙泉宝剑”

华文从一把龙泉宝剑谈起,叙述×君的谈话:1928年孙殿英盗墓得乾隆的龙泉宝剑,“盗宝之后……先是将一批赃品托人疏通上去……又托私交较深的戴笠u2018通天u2019,想以龙泉宝剑孝敬蒋介石,后因u2018九一八u2019事变,此事拖了下来。u2018七七u2019之后,孙殿英驻军于山西五台山,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去u2018校阅u2019……孙殿英交出早已答应过的龙泉剑,叩托戴笠代为转圜上。……戴笠视古剑为生命,生怕带它去巡视部队会有闪失。当时日军陆军进攻山西,中共八路军挺进河东,他怕会有意外,便电召军统局陕坝工作组(专门负责对内蒙古一带的特务活动)组长马汉三,托马视陆路u2018保险u2019时将此剑代交何应钦,由何转献于u2018委座u2019。而他本人则去河南再转重庆。”“那一年,戴到重庆后,未见马汉三把古剑送来,发电催问,马回答说,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孙军长处,容日后再作计议。戴再去电问孙殿英,则久久不见回音,原来他正与日寇洽谈投降事宜……”

根据以上作者所述,提出以下几处疑点:

1、孙殿英向戴笠献出宝剑的时间是七七事变后,时间当为1937年8月至1940年初之间。地点在山西五台山。然而,据史料所载,当时孙殿英、庞炳勋部队均在河南林县太行山一带,不在五台山(1979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64辑第144页文强《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亦有详细记载)。无有戴“视察”的记载。

2、1940年,马汉三确在陕坝,往来于厚和市(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张家口一带,正与德王接触。但从陕坝到五台山(或太行山)既无飞机,又无公路,在各处有战事的情况下,没有七八天不能到来。如何“招之即来”?而且,当时路途不靖,以戴笠地位,众多随从,戴不能携带此剑,马又如何携带?更何况当时驻孙部的军统要员还有严家憬、陈仙洲等,较马之地位不低。

3、何应钦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作为蒋介石的军代表驻北平。七七事变后,早已离开北平。马如何能转给何应钦?而以马当时的地位根本不能直接见到何而献剑。

4、文中说:“剑仍留在孙处”,而孙正与日本特务洽谈投降之事,该剑到底由谁交到日寇之手,不是很清楚了吗?

二、关于马汉三向日特“投敌”之说

华文据×君叙述:1940年初日本陆军特务大桥熊雄和田中隆吉在华北开设走私公司“大隆洋行”,结识商人马龙文(即马汉三的化名)将其逮捕。马“为了讨得活命”,供出了与德王密谋的“蓝旗计划”,还献出了私下截留的龙泉宝剑,田中将其秘密释放,从此投敌……

1、关于“蓝旗计划”是1939年末德王与军统局商定的逃脱日本人拉拢的一项秘密协定,在1984年《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这里不多赘述。关于“蓝旗计划”的泄密,据德王《自述》一书中说明了泄密原因是“在刘建华身上引起的”。刘建华是当时厚和市(归绥)的警察局长、军统分子,化名那木耳,受日本人信任。他曾介绍一名军统分子吴钧玉入警察局。吴被捕后供出“蓝旗计划”。此说在台湾乔家才的《关山烟尘记》一书中(第162—163页)也有叙述,可作佐证。“马泄密”说不应成立。

2、马汉三早期在西北军随当时在西北军中做统战工作的宣侠父、南汉宸等从事革命工作,抗战时期又打入军统,在绥西、张家口地区从事敌伪的情报工作,作为察绥两省的地下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时任军统局察绥站站长、“七七”后曾任北平站站长),与当地日本军人有所接触,应该是正常的事。当时军统内部监察制度是非常严密的,如马确有“被捕”“投敌”之事,岂能瞒到抗战胜利后?1940年由军统策划的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之事,是由马汉三指挥的,北平全城封闭抓“麻子”后,马父来北平寓所探望被日本人捕杀,前妻朱氏被关押一年多,马受到日本人的通缉,这些都有史实记载。“投敌做了汉奸”是子虚乌有的说法。

3、关于川岛芳子。华文据×君口述:川岛芳子“1945年10月11日在北平家中被捕。带人前去搜捕的,便是那个曾经化名u2018龙文u2019的马汉三”;“在宅内用了两小时u2018大搜查u2019,终于搜出这柄举世无双的古剑”。日降后,是谁逮捕了川岛芳子,众说纷纭。1990年11月17日《团结报》署名何涣声的文章《是谁逮捕了川岛芳子》,详细叙述当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司令孙连仲下令,由中央警官学校何涣声等人亲自逮捕川岛芳子的经过。最后作者说明:“由于我是亲自参与逮捕川岛芳子的当事执行人之一,我有责任说出事实真相,以免以讹传讹。”此事在1996年出版的许文龙著的《中共特工》一书中也有叙述。由此可以说明“川岛芳子所供马汉三亲自带人去她家搜捕并用两个小时搜出古剑……”纯属臆断。以马当时的职位、身份,即使军统插手,也不可能亲自出马。

此后,关于马“献剑投敌”之说,都是依据×君文中所叙述的,出自川岛芳子之口。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时刻,一个日特汉奸的单独供词能为凭吗?想必戴笠也不会那么幼稚。

三、关于“炸机谋杀戴笠”之说

1.首先,华文作者(或×君)叙述:戴得知马“献剑投敌”后及马汉三本人的一些心理活动,如“戴心中无比愤怒,决定选择适当时机除此u2018败类u2019”、“不打草惊蛇”,而马则“心惊肉跳”、“敏感”、对戴“有怀疑”、“偷看戴给文强的信”,随即策划“杀戴”之举,又为“稳住戴笠”等等。此等内容有史实来源吗?没有,应该是作者的“推断”。

文中还说:马“吃惊之余,便秘密与心腹刘玉珠计议对策,决定会同青岛站长梁若节及时对戴u2018下手u2019”,刘是马“最忠心的死党”,“当夜,刘玉珠就秘密去青岛,策划破坏戴笠乘坐的飞机……”

且不说文中所述有几分可能,如此机密大事,×君是怎样得知的?是德王口述与他?还是马、刘亲口告之?

1945年“八一五”日降后,马汉三曾于9月初在重庆接待德王、李守信赴重庆面见蒋介石,并接待敌伪财务大臣汪时憬与戴笠会见。大约10月初来北平任军统局接收要员,至戴笠坠机的3月17日不到半年。人所共知,抗战时期马汉三的飞黄腾达全靠戴的“赏识”,胜利刚刚半年,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末日来临”迫不及待为“保命”动了“杀机”。

2.戴笠作为军统局的头头,不仅身边保卫随从众多,而且行踪随心所欲,从不事先确定。任何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军统内部像刘玉珠那样身份的人(不过是个上校秘书)在戴笠没有离开北平之前,怎能擅离职守去青岛谋划?戴去青岛是到天津后决定的,当时既无正常班机,又无直达火车,刘玉珠怎么去的青岛?当时青岛是由美国人控制的,连戴的飞机都是美军航空安排,马、刘二人有多大本事能去安装定时炸弹,如入无人之境?

3.史料记载戴笠坠机日没在青岛停留:

(1)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详细叙述过戴笠坠机前后的经过:“1946年3月16日,他由北平乘航委会拨给他使用的一架C47型222号专用机,当天到天津住了一夜,第二天由天津起飞,准备经上海再转重庆。”戴笠“急于赶回”重庆,是为与李士珍争夺警校的领导权,“一些随他多年的秘书、警卫都没带,而叫在北平等他”;“他还想先到上海见胡蝶一面……”“当天虽接到上海气候不好的通知,但他仍决定起飞,并叫多带汽油,以便上海不能降落便飞南京,南京不行便去青岛或济南……飞机师不好劝阻,便在上午九时左右由天津起飞。飞近上海时,正值大雨滂沱,上海不同意降落……便按往定计划飞南京……南京也在下大雨……驾驶员一再与地面联络。但到下午一点零六分之后电信突然停止,地面再也叫不到222号机了……”“从三月十七日晚开始,坐镇重庆局本部内的毛人凤得不到戴笠抵上海或南京的消息后,便分别急电青岛、济南、天津等处查询他的下落。因为戴笠的习惯从任何地方动身到达一个新的地点,一定先与毛联络,时间总不超过两三小时。”

从以上沈醉的记录,戴16日住天津,17日飞上海、南京,并没有去青岛,毛人凤也没有去青岛的信息,“戴在青岛过夜”一说,不知从何而来。

(2)又据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35期登载的署名赵新的文章《戴笠摔死前后》,详细叙述了戴所乘坐飞机当天失事的情况,其中明确指出“青岛不去了,直飞南京”。赵新是抗战时期一名空军飞机驾驶员,日降后调到航空委员会空运队,1946年1月调北平基地西郊机场,队部在灯市口同福夹道一座楼内。摘录原文如下:

1946年3月16日下午,我照例去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看到牌上写着飞机“222号专机起飞时间:3月16日上午8时;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要求3月16日早7时前做完飞行准备。当时,我非常兴奋,已有8年多没有回家省亲;我去东安市场买好了土特产等,准备第二天飞沪。翌晨,7时45分登机做起飞前准备,看见舱内已坐好了七人,其中一人好像见过面。7时55分,忽见飞驰来一辆吉普车……挥手人是张远仁(绰号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18期毕业生),他大嚷:“不要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你!”我非常生气……队长说:“很抱歉……你来当这周的值星官吧。值星官很重要。”第二天3月17日上午9时接天津机场飞报:“222号9时起飞,由津飞宁。”我随即登记下来,报告队长。上午10时接222飞报:“有要事,准备在青岛着陆。”半小时后,222飞报:“时间太急,青岛不去了,直飞南京。”12时5分222号飞报:“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速告明故宫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下降。如不行,该飞上海或济南。”但上海、济南天气也不好,222号只好在南京穿云下降。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无法着陆。下午1时6分222号电信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222号的讯号了。

据作者赵新分析:“从张远仁和冯俊忠的飞行技术分析,在一般气候条件下是没有问题的,尤其冯俊忠年龄大,飞行经验丰富……但他们都缺乏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利用无线电波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全都没学过,毫无实践经验。他们俩都未经过u2018美国训练中心u2019严格的科学训练,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事故的必然性。”“他们为谋取暴利,违反飞行纪律……是事故的主因。”作者最后说:“这种事在旧社会是不可能披露的。今天理应真相大白了。”

以上事实说明:马汉三指使刘玉珠去青岛在飞机上安置炸弹一说,只能属于杜撰了。

四、关于刘玉珠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许多小报拿此事作为吸引人的噱头,演绎得越来越离奇,竟将刘玉珠变性为“花枝招展”的马汉三最漂亮的女秘书。事实是,在抗战期间戴笠曾明令军统各级都不结婚,不设女秘书,马汉三也从未有过女秘书。

刘玉珠(1910—1948,又名刘贵清)实有其人,是男性,在重庆就是马的秘书,当时已近40岁,1948年在南京与马一起被蒋介石处死,葬于京西万安公墓。其妻子崔女士文革后去世,其女曾任苏州市民革委员,现客居美国。有一位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吴先生,对刘玉珠施“美人计”大加渲染,其根据来自何处不得而知,但竟然还在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造成极大影响。有人还据此拿来编剧本和演绎故事,赚取低庸廉价的收视率。显然,刘玉珠性别一旦明了,一切床上戏、美人计的故事便不攻自破,吸引人眼球的噱头也没有了。

关于马汉三这个历史人物,我们作为家属,曾接触过多位国共两党中知情的高层人士,如乔家才、文强、徐宗尧、爱新觉罗·溥仁等。和马汉三同时被捕的乔家才,在台湾监狱关押9年,毛人凤死后才被台湾当局释放出狱,1991年曾回大陆来我家做客,详细说明了当时被捕的经过,对戴笠的死因从未听说过“谋杀”一说,并表示反感。我们认为,对历史人物,叙述历史事件,要与事实相符。历史事件不能主观臆测、戏说、想当然、脸谱化。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的尊重,也是对作者自己职业道德的尊重。我们希望还这段历史的真面目。

（载于《文史精华》杂志，作者华清，原题《马汉三与“戴笠坠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