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杨钦典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担任白公馆看守班班长，负责看守关押在白公馆内的重要“犯人”。被关押的宋绮云、许晓轩等都是善于从内部攻破敌人心理防线的高手。他们发现杨钦典出身贫苦，当兵的初衷只是为了混口饱饭，所以，就找机会“感化”他。他们给他讲形势，谈道理，开导杨钦典不要替蒋介石反动政府卖命，要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弃暗投明。陈然、王朴、罗广斌、周从化等30名共产党员和“民革”干部被关押到白公馆后，也全力教化杨钦典。杨钦典确实有回应，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他们传递口信、交换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尽力给予方便。

　　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奉命参与了暗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家人、随从的罪恶行动；并用双手卡住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的脖子，与另一个特务合力杀害了这个幼小可爱的生命。

　　“11·27”大屠杀后，当晚11时，因渣滓洞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增援，白公馆仅留下杨钦典、李育生二人看管没来得及杀害的19个人……紧要关头，杨钦典弃暗投明，打开牢门放走了放出罗广斌、任可风、毛晓初、郑业端等19位志士。

　　1949年11月30日下午，重庆解放后第二天，在罗广斌的带领下，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政府根据罗广斌等人的证言，证实其在关键时刻“将功补过”，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还准备把他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杨钦典表示想家，政府根据他的意愿，给他发了路费，让他平安地离开了重庆。

　　文革中，重庆公安局宣布“逮捕国民党特务杨钦典”，杨钦典因历史问题被判刑20年，关押在四川省第一看守所；杨钦典被捕期间，大儿子杨存良因为家里出了个“特务”父亲受到牵连，干得好好的生产队会计给撤了职，直到31岁才结婚。受打击最大的是杨钦典的妻子，由于天天盼人不见人，1977年杨妻身患重病撒手而去。等杨钦典回到别离10多年的家中时，只看见了妻子的坟茔，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对家庭的歉疚之中。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查明：杨钦典在解放前任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犯有严重的罪行，但在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他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0余人，有立功表现，对其逮捕判刑予以纠正，撤销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杨回河南老家务农。

　　1998年开始，杨钦典先后在孙子等亲属的陪同下，六次奔赴重庆，回到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缅怀先烈。尽管他不愿提及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为了让后人牢记历史，受到教育，还是现身说法，把自己的“黑”“红”人生和他知道的仁人志士的事迹讲给青少年学生和游人，尽力为社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998年，在漯河市《红岩魂》展览上，杨钦典应邀到场，痛说旧事；1999年11月，电视连续剧《红岩魂》在白公馆举行开机仪式，剧组邀请杨钦典参加，让他指正剧本中不合史实的地方。后来，《红岩魂》公开播出，当年杨钦典义释罗广斌等同志的情节也公诸于世。

　　2004年11月27日晚，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重庆市为“11·27大屠杀”殉难烈士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悼念活动。第二天，重庆的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个场景：86岁高龄的杨钦典蹲在墓碑前，老泪纵横地为已故先烈们焚烧冥钞。

　　被杨钦典释放的罗广斌，解放后写出了著名的红色长篇小说《红岩》；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会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所以，杨钦典最后的义举，应该说对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