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平（1903-1982），浙江台州人，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1903年2月26日）生于台州古城巾子山麓义井巷（以后移居厦门里）普通的一个读书人家。父陈春阳，年方二十三，母王氏，年方一十九，皆能作文赋诗。先生为其长男，乳名寿煊。先生四岁入私塾启蒙，起学名赓平。先生在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继而到《千字文》、《幼学琼林》，而后便是《四书五经》。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终身受益无穷。先生自幼便有超群的记忆力，读书能过目成诵，且博闻强识。这与先生母亲严格的学前教育密不可分。

1914年，先生入回浦小学插班就读三年级，因未学过算术而受挫。那所学校的校长（以后改称董事长）是陆翰文先生。陆先生倾其家财，在台州古城创办了这所西式学校，名动梓里。他早年留学日本学习音乐，重用人才，对学生严格要求且不乏爱心，在师道尊严盛行的年代，的确难能可贵。回浦小学对家尊影响最大的是国文教师项士元先生。项先生思想进步，博览群书，教风严谨，与先生一直关系密切。先生十五岁毕业于回浦小学，是第三期毕业生，同学有冯德培（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朱玉文（后改名洗，中国科学院院士）、毕修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等人。

1918年，先生考入浙江省第六中学，与林攸绵（后改名迪生）同班。翌年转上海澄衷中学。该校系宁波资本家叶澄衷所办。叶某原在黄浦江摆渡，某次，一洋行老板不慎将现金丢失在渡船上，叶某如数奉还，因此大受失主赏识，遂即用作买办。不久他自立门户，创办产业，成为巨富。他的学校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除古文外，其他各科皆用英语讲授，给家尊打下坚实的外文基础。

1922年，先生考入南京金陵大学预科。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对外语极为重视，在这里，先生的外语水平进一步提高。日后先生虽没有从事外语教学工作，但金陵大学的学习生活无疑为他日后搞学术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晚年，先生还自学俄语。因此，先生阅读外文书报、收听外语广播系轻车熟道，毫不费力。在金陵大学，对先生影响最深的教授是胡小石先生。胡先生学识渊博，口才极佳，深得学生赞赏。当时大学学费生活费昂贵，一年约四百大洋。先生父亲掏不出如此巨额的钱财，一怒之下，先生竟赴佛教天台宗祖庭国清寺出家。这一出格举动急坏了先生母亲。她连夜筹到款项，赶到国清寺，敲开山门，开门的恰恰是先生。幸好此时他还未剃度。

1924年4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南京发表演说，担任翻译兼主持的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先生也聆听了泰翁的讲演。就在那一年，先生通过阅读英文版《资本论》，接受了马列主义，加入了共青团，翌年转为共产党员。1924年7月，先生大学预科毕业，旋即赴革命策源地广州，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文学系本科。当时的中山大学文学系师资力量雄厚，有一百多门选修科目，学风极佳。系主任是郭沫若先生。此后不久，郭担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接替他的是大文豪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担任《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和《文艺论》的教学工作。不修边幅的先生操一口绍兴官话，博古通今、论述精辟，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因为慕名而来听先生讲课的人实在太多，教课场所不得不从教室移至大礼堂，但仍座无虚席。先生语言生动幽默，常引得学生们忍俊不禁以致哄堂大笑，可是先生一副冷峻的脸庞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当时鲁迅先生栖身校内大钟楼，许广平女士作为先生的助教，住在先生隔壁，料理先生起居。先生在中山大学期间，顾颉刚、傅斯年、王独清、郑伯奇诸公皆在文学系任教。顾颉刚先生系疑古派历史学家，说话期期艾艾，上课很难开口，在黑板上将教课内容书写完后，不管下课与否，便夹着皮包走人。顾先生后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乃一代大儒。

当时的五羊城是北伐大本营，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廖仲恺、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陈璧君皆在其间。各色人等发表演说，频繁登场，先生参加了多少次政治活动，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当时革命领导人平易近人的风范随处可见。有一次，先生与卢文迪先生（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当时在穗读中学）去聆听孙大总统演讲。他们坐在第一排，卢先生同先生议论与会的宋庆龄和何香凝的琐事，被她们耳闻。孙夫人便问：“有什么事啊，小同志？”弄得两个小伙子很尴尬。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先生还在南京中山陵参加了极为隆重的奉安仪式。在此期间，先生与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多次到黄埔军校发表演说，鼓舞革命斗志。1925年暑假，先生将革命火种带回家乡，与林炯、林迪生、陈韶奏、李敬永等人在城内敬一小学成立“乙丑读书社”，组织社员阅读革命书籍，宣传革命理想。1926年12月先生同张崇文、张伯炘一起建立中共临海特别支部。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党”，大批共产党人遭受迫害，先生亦被中山大学校方开除，组织将他安排到宁海中学教书。该校教师大多是中共党员，如赵平复（即柔石，现代著名作家）、林淡秋（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杭州大学副校长）、许杰（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人。时间不长，中大同学来信云，校方开除的是胡赓年，陈赓平未在开除之列。先生与林淡秋一起又赴穗继续学业，一直到1928年本科毕业为止。

先生是个真正喜好读书的人，将读书当作一种莫大的享受，看书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需求。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他向来笃信“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的说法，最看不起的行为是藏书不看书。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剥夺了他读书和写作的自由。一般人以为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学习生活的结束，然后谋一份职业藉以糊口，先生却认为自己与奋斗目标差之甚远，毕业后便来到上海图书馆读书。上图藏书量在全国屈指可数，先生带上中午干粮，一待就是整天。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差不多两年。他精于目录学，熟读清代章学诚的《校雠通义》，“辨章学术，考镜渊流”，寻找相关书籍，按图索骥，得心应手。在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尤喜文学、历史、哲学著作。他研读名家诗文，不忽视小说戏曲之属，曾看过数百种传奇，以拓展文学视野；他通读《二十四史》，不忘浏览地方志、私家笔记之类，相互参照，以求真伪；他从研究哲学思想史的角度阅读儒家的著作、《大藏经》的重要典籍、《正统道藏》的主要卷函；他读书不忘动笔，在大量读书卡片中不乏自己的真知灼见。

他平静的读书生活显然与他共产党人的身份很难协调。1930年初，他所在党组织遭破坏，接着因失去联系脱党，从此以后成为一名党外人士。这时先生二十有七，仍孤身一人，由于弟妹相继夭折，先生父亲非常着急，只怕断了香火，多次写信催促他回家，以成全婚姻大事。于是先生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应母校台州中学（即浙江省第六中学）校长肖卫之聘，担任文史教员兼图书馆馆长之职。然而先生在家乡寻找意中人并非一帆风顺。按当时婚姻习俗，无非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先生是新派人物，当然坚决不从。再加上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子全是“三寸金莲”，以她们为妻，这对于引领新潮流的先生来说，简直是巨大的嘲讽。这样，婚姻大事就耽搁下来了。1933年春，先生父亲病危。一直到了1938年，先生三十五岁时才遇到比他小十一岁的女师学生结婚。他们是自由恋爱，新婚夫人当然是“天足”。此事轰动了临海教育界。

从1930年起先生走上了三尺讲台，成为一名教师。他讷于言而勤于笔，更适宜潜心搞学术研究，要是有人在教室或家里找不到家尊，他肯定置身图书馆。图书馆成了先生安身立命的地方。中学图书馆里书籍不算很多，书库中的《四库备要》、《二十四史》之类的惟一读者就是他。平心而论，先生并非优秀的教师，更不适合在中学工作。但囿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只能直面现实，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好在先生为人诚实，学问渊博，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宽厚谦和，得到众人一致的好评。

1937年11月，杭州沦陷，浙江医专无法再在西子湖畔立足，于是搬迁至台州。应该校校长王吉人先生聘请，先生第一次取得了高等学校国文教席。为了躲避敌机狂轰滥炸，医专师生不断搬迁，辗转于临海、天台、缙云一带。他们高唱《流亡三部曲》，长途跋涉于豺狼虎豹出没的崇山峻岭、激流险滩之间，忍饥挨饿，足底重趼，从来没有人叫苦。有人劝说先生去重庆谋一官半职，以摆脱生活的窘境，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回答：“自分沉潜老故园，强顽何意驾轮轩。早轻抡攘赢貂羽，宁愿酸寒咬菜根。”他早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腐败现象，决心不与其同流合污。先生教学之余还在《青年日报》、《力行》杂志发表大量文章，针砭时弊，宣传抗日；他同时担任临海抗日自卫会宣委会常务委员、三台歌剧团团长，带领演员到城乡各地巡回义演了许多自编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居无定所，先生仍保持着良好的读书习惯。在浙江医专期间，他与药科主任曹元宇先生过从甚密。曹先生是著名的药理学家，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诗词丹青皆在行。解放后曹先生任南京药学院（后更名为中国药科大学）副院长。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医专迁回杭州，先生因家庭拖累，未能前往。同年，临海师范校长王式智先生聘请先生担任该校文史教员。时间不长，国共内战爆发。1948年5月，教育家陆翰文先生去世，葬礼非常隆重肃穆，备极哀荣。先生亦参加了先生的吊唁仪式。1949年5月29日，临海宣布和平解放。先生带着一家大小到望华门迎接入城解放军。

1949年8月，组织找先生谈话，询问重新入党意愿。先生认为自己在困难岁月中虽然曾与担任临海地方党组织书记的张崇文、陈康白、陈育中等人关系密切，帮助组织做了一些工作，但未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现在胜利了，如果再行加入，便有投机革命之嫌，因此他婉言推辞了。但组织仍让他担任了私立回浦中学董事长一职。在任期间，先生日夜操劳，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克服解放初期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当时先生仅有47元工资，根本无法维持一家八口日常生活，只好将家中仅有的一点金银首饰送到银行兑换成现款，贴补家用，渡过难关。1950年土地改革开始，先生家定为地主兼自由职业成分，没收了地产、店屋和部分房产。先生虽没有罪恶、没有劣迹，也在斗争地主大会上被批斗。先生遇到了极其尴尬的局面：上班他是堂堂的回浦中学董事长，下班他又是被批斗的地主分子。

1954年7月，远在五千里之外的林迪生校长邀请先生去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此时，先生夫人在回浦中学图书馆工作，因肠胃不好，怕西北生活适应不了，并未偕同前往。于是先生抛妻别子、只身一人来到黄河之滨的甘肃省会兰州，在海拔1500米的黄土高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兰州大学创立于1909年，系解放初教育部直属26所重点文理综合大学之一。当时学校还在兰州老城萃英门内，1957年搬到新市区天水路，占地六七百亩。

先生一到校，便一头扎进了图书馆的故纸堆，翻阅资料，寻找写文章的选题。连续撰写了《我对词人李煜的看法》、《纠正七百多年来史家对于韩侂胄的错误批判并揭穿当时伪道学派的罪行》、《论<牡丹亭>》、《<西厢记>六题》、《试论龚自珍》、《论李渔对中国戏曲理论的贡献》、《关于方国珍起义事迹的探讨》等长篇论文，受到郭沫若的赏识。当时学校学术氛围令人振奋，地方领导也很重视教育，民主人士邓宝珊省长还在自家花园宴请了兰州大学高级知识分子。另有《论康有为的诗》一文，编辑部已将版面排好，但因反右倾运动开始，只好临时决定撤版。该文直到先生去世后才发表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当时兰大历史系和中文系因院系调整被并入西北师大。

1961年下半年，中文系和历史系又并回兰州大学。随着困难时期的结束，先生迎来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高潮。江隆基校长决心要将兰州大学办成全国一流大学，他想方设法创造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来激励广大的师生。江校长利用自己原先在北京大学当过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经历，邀请了大批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来兰州大学讲学。比如王力、王瑶、吴祖湘、季镇淮、谈家祯等人。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鸦片战争前部分）。编写小组将初稿分别寄给国内知名的研究古典文学史的学者征求意见，先生也收到一份。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可见一斑。1962年7月该书出版，文学所就寄来赠书，可以这样说，先生是看到此书的最早读者之一。在此期间，先生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了《<南词叙录> 和<花部农谭>》、《袁枚的性灵说——读<随园诗话>》、《漫谈杜诗<秋兴>中的具体内容》等文章。1963年春天，先生被评为先进教师，每系仅两名。

当时先生已开始动笔写他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阮籍<咏怀诗>探解》。这篇十几万字的论文化费了先生一年多的时间。这篇文章采用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更多的是先生体察诗人当时的处境，对每一首诗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细加探索，作出了符合逻辑的意旨阐明。在此基础上，先生还写了一篇代序性质的论文：《论<咏怀诗>是魏晋易代的史诗》。他认为，号称史诗的杜诗，其中直陈时事的不过占百分之五（杜诗共1405首，陈时事的只有75首）；要是我们揭开《咏怀诗》中隐晦象征的厚幕，那显露出来、有关时事的作品就几乎占全部《咏怀诗》的三分之二。这样看来问题就变得非常明晰了。于是先生将魏晋易代详细史实与阮诗的具体内容相照应，令人信服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咏怀诗》的大部分内容是采用比兴的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荡的社会现象，称它为史诗是站得住脚的。同时，先生对《咏怀诗》中抒发的思想感情和宣扬的人生哲学作了较为深刻的剖析。最后文章对《咏怀诗》比拟假托的手法进行了具体的诠释。该文因篇幅过长，连续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二期、1964年第一期和第二期刊发，但仅发表了一半。当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立即予以转载，可见学术界是非常重视此文的。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到1982年底，先生的这篇论文才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完毕。此时，先生已长眠地下半年了。另外，先生在1963年已作了研究王充《论衡》的计划方案，也因“四清”和文革付诸东流。

从1960年开始，先生就动笔写他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榴花烂漫开》。小说塑造了仲康这样一个大革命时期的年轻知识分子形象，描述他从家乡到上海，从领导农民运动到领导工人运动，最后壮烈牺牲的全过程。1965年，先生将文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便石沉大海。1981年，经先生哲嗣陈无畏先生多方努力，将文稿要了回来。这部小说的确花费了先生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收效甚微。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先生欠缺形象思维的基因，语言表达也不够生动活泼，所以作品缺乏引人入胜的内容。

1966年，先生遭到迫害。1969年下半年，先生与中文系的师生一起下放到平凉柳湖公社劳动。先生于1970年初回浙江养老。离别兰州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兰期间，先生担任了《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中国戏曲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文论选》、《<牡丹亭>研究》、《<西厢记>研究》、《<咏怀诗>研究》、《诗词格律》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写了上百万字的论文、讲稿和其他著作。在这片黄土地上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脚印。当然，也吃尽了政治运动的苦头。

1970年3月5日，先生终于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浙江临海。掐指一算，文革以后他已有五年没有回家了，真是感慨系之！六十有八的家尊，两鬓斑白，俨然一位老者。刚返乡，他就大病了一场。当时林彪、四人帮淫威还在施展。临海当局将他弄到一个学习班里进行路线教育，幸好没有搞逼供信，总算勉强过了关。嗣后，先生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除此之外，他就天天跑临海图书馆翻翻古籍。只是这里线装书无多，且不成规模，没法跟兰州大学图书馆相比，系统地搞学术研究便成奢望。有时与一些老友到近郊远足，诗词唱和，从中寻求晚年的生活情趣。七十二岁时，先生只身上京访友，回程还登上黄山鬼见愁。

1976年10月，先生开始动笔写他700余行的叙事七言长诗《峥嵘曲》，揭露江青一生的丑恶历史，并控诉她在文革时期的滔天罪行。1977年9月，兰州大学中文系领导希望先生来校继续发挥余热，承诺如有诸多不便，可派助手在北京、上海、杭州任选一地，搞汉代文选的研究与编写，一切经费问题由校方解决。可惜先生当时年已七十有五，“廉颇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婉言推辞了。

1982年4月7日他老人家得了急性胰腺炎，于11日12时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床边，还摆着翻开的朱熹注的《易经本义》。先生晚年一直致力于对《易经》的研究，写了大量笔记。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2000年第一期上刊登了吴景山先生的文章《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历史回顾及办刊特色》。其中以赵俪生先生和先生为例，谈到学报将追求学术品位、刊登高质量的学术文章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文章特别提到：“中文系老教授陈赓平先生在中国古代诗歌、戏剧、历史、语言文字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为深刻的研究。”同时，该文还介绍了先生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论文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曲折过程。先生哲嗣看后大为振奋，马上购置电脑，将他的学术著作整理输入，足足化了一年多时间。在赵俪生、李发伸、聂大江、陈进波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学术著作《金城集》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的日子里，终于付梓成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