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江苏仪征人。著名 经济学家，中国 经济学界 泰斗。1951年考入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 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 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 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 日本）、第二届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 因论证倡导我国 股份制改革，被尊称 厉股份。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 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 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 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 日本）、第二届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1998年荣获 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等。

无论幽默还是戏谑，当公众将一个人的称谓同国家、民族的一段历史相联系，我们便有理由认为，这个人在史册上留下了些什么。 　　 对这样的人，我们不应只是等待历史的庄严记录，还应让现实的人有所感觉—— 　　“厉股份”对别人喊他厉股份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随大家喊去吧。”操一口声线较细的吴依方音的普通话，传达出的是北方男子汉的“爽”。 　　自1984年在社会上公开演讲、鼓吹股份制理论，到去年党的“十五大”将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写进总书记的报告，成为执政党的意志，其间几经风雨几度沉浮:共鸣与非议，掌声与棒喝，由此也使他本不平坦的学术之路愈发显得不平凡。而今，尘埃随风，是非公断，“厉股份”自然也就声名远播。 　　倒是他的学生们有些不解了:厉老师目前出版了47部学术著作，学术论文达几百篇之多，理论自成体系，如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第二次调节论、转型发展理论等等，可怎么独独喊他厉股份呢是不是有点“以偏概全”了呢 　　就是他自己，也认为最能代表他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学术观点的是1990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可，可那怎么叫哇”——他的大弟子、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朱善利博士非常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叫u2018厉非均衡u2019那多拗口呀!再说，四个字的名字，像日本人。” 　　由此，“厉股份”的好处便凸显出来——它是大众话语。国际上在二次大战以后、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日益成为显学，有造诣的经济学家往往成为国家决策层的座上客。厉先生的非均衡论、二次调节论等等学说，其直接的影响力、作用力恐怕首先还在于政府领导层或相关机构。唯有这股份制理论与中国的千千万万个企业，与数以亿计的民众民生息息相关，它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触动是广泛而深刻的，作为一项经济理论它所引起的关注也是空前的。换言之，它是厉教授以吴侬方音唱出的一首通俗歌曲，而且列排行榜第一。 　　厉股份——不是学术界的命名，不是领导人的钦定，这是中国民间的赠予，是集民间百草编织成的一顶荆冠——是厉先生以丹田之气、热血生命推动过的一段特定历史、那段历史又回报给他的最好礼物。 　　是为名解。不过，67年前，厉以宁先生在南京呱呱坠地时，其父母的祈愿是“凌厉而出以宁静。” 　　 　　讲台上，这个把失业与通胀、转型与发展阐释得透辟入里的经济学家，是那个梦想成为化学家的求学者吗这个在谈笑间播撒中西学识的著名教授，是那个将通往讲台的路视为畏途的内向青年吗 　　 　　北大 光华管理学院的阶梯大教室，宽敞明亮，晚六点，离上课还有半小时，才进门的人发现可容纳300人的教室已没有空位了。黑板前，一位男生正在抄写“公告”:此课为97级MBA的必修课，旁听的同学请坐最后两排，谢谢!——而此时“最后两排”的后面都站了两排人，有人干脆在水泥台阶上打了“地座”。 　　六点半，拎着一只旧提包、提包拉链处塞着一瓶矿泉水的厉先生走进教室，喧嚣归于肃静。“为什么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初都会遇到失业问题呢中国的失业问题同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特殊性呢”这样的设问不由你不跟着他的思想走:“国际上有一条公认的现代化标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下。目前美国是4%，西欧国家为10%，我们中国是80%。当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城市的岗位有限，于是出现了失业。所以失业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中国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大家注意，是既转型又发展，还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计划体制的后遗症，就是过去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隐蔽性失业不断公开化的问题”——语言朴素、平实，却让你一步步地贴近事物的本质。“失业问题的出路何在呢”他用了一个比喻:“骑自行车的人都知道，骑得快车子反倒稳，慢就晃，停就倒。因此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更多的岗位出现。” 　　课间休息时，他点燃了一根香烟，三三两两的学生拿着笔记本请他签名，也有围上来请教问题的。 　　据说这种“火爆”和“叫座”已持续了十来年。盛誉之下，这位教授却“托底”说，学经济、当教师都不是他的本意，“是偶然，使我踏入了经济学的大门”。 　　祖籍江苏 仪征，南京出生，曾在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就读，12岁戴上近视镜，中学时既喜欢数理化又热衷于文学。“我立志当化学家是1947年，在金陵大学附中学习期间。我们到南京的一家化肥厂参观，使我了解到化肥对农业的种种好处，于是我决心走u2018工业救国u2019的道路。毕业后我被保送金陵大学，我选择了化学工程系。”不久，全国解放，他在湖南参加了工作，在一个消费合作社当了一年多“厉会计”。“1951年我离职参加高等学校考试，委托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好友赵辉杰代为报名，他认为我学习经济比较有优势，就替我做主，第一志愿填了北大经济系。7月我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录取通知。至今我还在感谢赵辉杰代我作出的选择。”——正是赵辉杰的“包办”，为中国贡献了一位经济学家。 　　大学毕业时，厉以宁很想到科学院经济所工作，他觉得自己口才不好，着急时还有些口吃，所以他怕讲课，也不愿讲课，但最后还是被留校当了资料员…… 　　“厉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国经济史中古罗马帝国那节课，”一位同学回忆道，“他在大黑板上，几笔就画出了罗马帝国极盛时的版图，然后讲历史演变，怎样成为今天的格局。他对这段历史熟悉得让我们吃惊。那堂课太精彩了，下课时我们使劲儿给他鼓掌!”——同学们哪里知道，厉先生和他的好友马雍合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时，两人还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精力旺盛，对罗马帝国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原因，有过几次彻夜不眠的讨论，他们还以这段悲剧的历史眼光来审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落伍，读活了经济史原著。 　　“口才不好，我就以充实的内容来弥补”。长达20年的知识积累，使厉以宁在讲台上挥洒自如。他一次次地叮嘱后来学子:“经济学家是社会的设计者，要为整个社会思考问题，要有这个使命感。”他在这里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也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人性人品。 　　也是一次有二三百人参加的大课上，当厉先生将他撰写的几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发到同学们手中时，一位男生站起来说有段话不准确。厉先生觉得不太可能，那位男生就辩驳，大家也议论纷纷。琢磨了一会儿，厉先生弄清是语言表述有点毛病，他让大家安静，然后一字一字地改正讲义。提意见的那位男生“下场”是——从此被他另眼相看甚为欣赏。 　　这件事给那位男生的心得是:“厉先生不愧是大家风范，以他的学识、威望，谁敢跟他争呀学问高的人才能有这样的涵养，当场改错，还从此看重我。”如今，这位男生已成为一个几千人企业的负责人，会上会下每每听到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时，他说脑海里出现的总是那堂课的情景。 　　是偶然，使厉以宁迈入了经济学的大门。 　　但绝不是偶然，使他成为经济学家的。　 　　这个如海绵吸水一心向学的高材生，是那个京郊农村运肥垒坝、赣水岸边挑谷割稻的苦劳力吗这个以对中国经济超前预测而令人折服的学者，是那个穷年累月面壁苦读的“板凳”吗　 　　作为 北京大学人才链条的一环，厉以宁的命运既不同于他的师长陈岱孙、罗志如等人，也不同于他的学生朱善利这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经济学家，他没有硕士、博士学位，他受他生活成长的那个时代的滋养，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同时还饱尝了那个时代错误的苦果。 　　1957年的“反右”使厉以宁的恩师几乎全部蒙难。罗志如、陈振汉、徐毓等六教授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因思想致罪，六教授有的被打成右派，厉以宁也因牵连挨整，开始了他为时20年的板凳时代。

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厉以宁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这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以他具有建设性的经济学著述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贡献，是在上 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提出了在中国要积极引进企业的股份制度，他由此而得到了“厉股份”的外号。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磨难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 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股份制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悄然兴起。这与股份制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兴起，其发展路径是一致的。17世纪时，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批依赖集资组建起来的股份制企业，极大地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因此，股份制经济实际上是在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必然要走上的一条道路。厉以宁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种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为此而大声疾呼。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今天，厉以宁在回忆当年的争论时说：“不同意我观点的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比较极端的人，认为我在搞私有化；一种是认为股份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环境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转型；还有一种人认为中国缺乏企业家。对于后两种意见，我都作了应答，主要是强调股份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从1984年到1986年，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1986年9月，厉以宁在《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经济改革最好的手段便是利用股份制的形式来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造现有的大集体企业。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和国企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

事实上，当时积极宣传股份制经济的不止厉以宁一人， 董辅礽、 萧灼基、 王珏、 冯兰瑞、 蒋一苇等经济学家都与厉以宁站在一起。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股份制经济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逐步推进，并且从最初的集体企业开始向国有企业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出现的股份制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90年代初，随着 上海、 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一个完善的股票市场在中国出现了。厉以宁和他的“厉股份”的称谓，也载入了中国股市发展的史册。（周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