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与发展经济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长期从事中国政治经济与公共政策问题研究。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管理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赛奇教授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意义。他曾发表多部关于中国发展的书籍，如《中国政治与治理》(2001，2004)，《中国80年代的自然科学政策》(1989)，《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述》(1994，与大卫·E·阿普特合著)，《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崛起》(1996)。曾在英国研究政治学，并在英国、荷兰、美国的大学任教。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哈佛大学中国高级官员培训班的主要负责人。事实上，这个项目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期间一手促成的，如今，这个项目已经培训了6期中国司局级以上的高级官员。

       与中国的渊源要追溯到1976年。那一年，伦敦大学硕士生赛奇从香港步行过罗湖桥来到了深圳。在北京，他迎头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那个与世隔绝而又惊心动魄的中国，让这位年轻人百感交集。30年过去，中国已经今非昔比，而赛奇依然感慨：“这个国家永远让我感到惊奇。”

       “那时，紧张的气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记者：当年，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呢？

　　赛奇：我来中国时是1976年。当时，我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政治，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对中国感兴趣是有原因的：那个时候，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左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也是其中一个积极分子。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毛泽东就是左翼运动的一个标志符，我们在游行中以他为利器，批评自己政府。可当时我总有个感觉，我们对中国肯定有很多误读。我们这些西方人，没见到过中国是什么样子，只能看到中国的一些宣传册说中国是如何的伟大，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妙不可言。而我自己，也读过毛泽东选集。那么，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很想去了解，所以就选了中国作为研究的方向。

　　不过，我从没想过自己真的有机会去中国，直至中英政府之间有了交换学生计划，我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奖学金。

　　记者：那个时候的中国，给你上的第一课是什么？

　　赛奇：其实，第一印象挺美好的。我和同行的15名英国学生先飞到香港，从香港步行穿越罗湖桥来到深圳。当时的内地与香港边界，没有一点喧嚣，沿途还有好多水牛，一切都那么悠游自在，那么自然闲静。

　　直至在北京语言学院落脚，几天后我才发现，紧张的气氛远远超乎我原有的想象。当时，我几乎不懂中文，也就在来华前临时抱佛脚学了几句“你好”“厕所在哪里”之类的话，不过，我发现即使中文再好也无法和中国人沟通。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好奇，盯着我们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话，他们就会退避三舍——他们认为和外国人说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有时候我们搭乘公共汽车。你知道，公共汽车一到站，所有中国人就一哄而上。但只要看到我们这些外国人也在等车，他们就会马上让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先上车、坐下，接着，他们又嗖地一哄而上。在车上，中国人会和我们保持距离，公车永远都那么拥挤，但我们身边总有大约5米的空位。

　　在语言大学呆了三个月后，我就去了南京大学，成为那里自1939年以来的第一批“资产阶级”学生。在南京大学，他们破天荒地让我在校足球队踢球。不过，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都不愿意和我有任何触碰，更别说是铲球、踢人之类的动作。所以，我们队当时的策略就是都把球传给我，对手看到我控球，就全跑开了。

　　我在南京大学主修中国历史，刚开始是学习中国当代历史，但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课本上讲的都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修正主义路线”。后来我改修中国近代史，研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什么的，还算有点意思。

　　尽管如此，当时在学校、在课本上学的东西并没有太多新意。真正让我学习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贫穷的、封闭的中国。那里的人们对外界一无所知，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不需要也不应该了解外面的世界。人们没有选择，当局对政治的控制严密得超乎外界所有人的想象。三天两头就有一次政治学习。当看着人们坐在政治学习会上，百无聊赖直至打盹，我就觉得难过。

　　“一夜之间，我感觉到了中国人与外界接触的渴望”

　　记者：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邓小平的名字？

　　赛奇：我在来中国之前就听说过邓小平了——那个时候，只要对中国有点兴趣，都会知道他的名字。不过，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虽然学校老师知道我们这些西方人对邓小平很有好感，但从来不和我们谈及这个话题。直到有一天，我记得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我的一个老师兴冲冲地跑进我的宿舍，说：“托尼，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肯定让你很高兴”

　　“我知道，邓小平恢复职位了是不是？”

　　“啊，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了BBC。”

　　那个时候，我听到身边的中国人都在兴奋地谈论：邓小平回来了！大家会涨工资，下乡的知青会很快返城与家人团聚，政治斗争会结束。

　　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我们这些外国人是不允许有中国人同屋的。但粉碎“四人帮”、邓小平恢复职位以后，学校马上就安排一些中国人和我们一起住。他们大多数是曾经在苏联学习物理、化学等学科的人，安排和我们同屋是为了学习英语，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被派去英国和澳大利亚深造。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我感觉到了中国人渴望与外界接触、向世界学习的前所未有的热切心情。

　　记者：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你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有什么预期？

　　赛奇：我想，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直至今天，我在哈佛给学生讲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讲解内容。

　　即便如此，我万万没想到中国从此会发生那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记者：当时，在你看来，什么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

　　赛奇：事实上，当年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当今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这个问题比农业改革或者发展特区经济都要艰深复杂得多，其次是逐步建立现代的政府结构，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下，逐步建立一个负责任的、透明的政府。这两方面无疑是最困难的。

　　我想，中国新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重视民生问题，也将农村地区的发展列入首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上述问题不是几年间就可以妥善解决的，需要至少一代人付出努力。

　　“中国会继续不断地让我感到惊奇。”

　　记者：大家都说中国是无法预测的，但我还是想为难你一下，预测30年以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赛奇：(大笑)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只能告诉你一点：中国会继续不断地让我感到惊奇。30年前，如果你告诉我中国30年后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肯定会嗤之以鼻：“你疯了！怎么可能！”

　　每每中国的发展出现困难阻碍，当我们认为中国可能没有办法的时候，它最终总能找到解决的途径。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还总能找到过河的石头。所以，我内心乐观的一面告诉自己说：中国一定会继续发展，继续进步。

　　但是，我也有悲观的一面，这一面的内心会提出质疑：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当前，国企改革就要进入最困难的阶段，而政府执政也面临许多挑战。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挑战也摆在了面前，比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等。这些因素，都让中国的未来难以预测。

　　但无论如何，中国一直在变化。这30年的改变不仅仅是经济上，今天中国人的自由也是前所未有的。试想30年前，我们这样的采访和对话怎么可能出现？15年前，甚至10年前都不可能出现。我相信，变革一直会延续。中国人的极度灵活性，中国人对新思想、新事物的接纳，都在过去30年里得到了证明。

　　记者：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有哪些东西是你怀念的吗？

　　赛奇：我怀念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车辆寥寥的大马路上乱窜的日子。(笑)

　　确实，这30年来中国失去了一些东西。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人似乎比以前自私了。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然而，30年来，中国的一些传统社会关系结构渐渐解体了。

　　当物质丰富的时候，人们就会更多地去考虑人生的价值和信仰。中国的年轻一代在逐渐成长，他们没有经历过动荡和贫困，他们会对这个社会有着和父辈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他们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非常有趣的问题。

        “ 无论在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其实我们西方世界特别重视和珍重毛的思想和著作，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研究学会和军界，毛的思想和著作是必修课，我想你们也听说过了毛的军事思想和政治理论早已经是“西点军校”中的必修课，而且也是学界在研究亚洲问题时首先要研究的对象。毛的为人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更是不可思议的，就连尼克松这些他曾经的对手也不得不感叹，毛是近乎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世界上还有谁见过将自己那么多的亲人的生命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领导人？难道这样的人不应该值得所有的人珍重吗？如果还有谁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有资格来批评这个伟人……”

       对于毛在历史上的错误，用你们传统辩证观点来看，这也是正常的，这个错误不应该归究于他个人，这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错误，是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在犯的同一个错误，只不过有人习惯性将那个时代归纳为毛的时代，自然就将错误全部归纳到毛的身上罢了，如果将那个时代所有的人犯的错误都归究到一个古稀老人的身上，这既会让人觉得可笑，也明显不公平（Itu2019s unfair! Itu2019s unfair…他说到这里特别激动，连续说了好几次）……

       有一样事情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在你们中国弃之不用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却成了宝贝，我们用来研究、学习和改进后，反过来却用你们的创造的东西变成了战胜你们的武器……历史上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然，后来托尼·赛奇谈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前政治困局及未来时，他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富不均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伴随着权力私有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是越来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众重视起来，如果一味地否认或者清除毛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分裂，中国当前严重的腐败问题既有制度上的缺失，更有思想上的混乱，要知道在中国这个传统的特别注意道德修养的“礼义之邦”，政治上的腐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缺失，但思想上的混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而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为人认可，而毛的思想却被人为地极力淡化，这就是造成中国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

       在谈到什么样的人在污蔑毛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一是传统西方政客在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和平演变”首先就是要否定那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以便接受他们的思想，过去在东欧是这样，在苏联是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二是中国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害怕”毛泽东思想回暖给他们即得利益带来威胁，他们要维持现状，甚至是要建立有利于他们的政治新秩序，就必然要否定毛泽东思想。三是一些过去毛的“仇人”的后代——国民党时代的官僚和地主的遗老遗少们，因为他们的先辈在“毛的时代”失去了大量利益，所以怀恨在心，于是对毛极尽诬蔑之能事。

       最后托尼·赛奇呵呵一笑，这也正常，天下谁还没有一两个敌人，特别是政治家，尤其是你们中国的政治家……不过你们这些青年人面对这些谣言的时候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成为历史和世界的笑话！ 

一位自称牛仔的网友就带着疑问打电话到哈佛，找到了赛奇教授，并把文章传给他。在联系了赛奇教授后，最近网友论坛上公布了哈佛方面的回答。 

这是赛奇教授的中英文声明

All statements in this article are wrongly attributed to me. I have never spoken to this publication nor have I ever made these statements. Moreover, all quotes attributed to me do not accurately reflect my opinions. If you do not immediately remove this inaccurate article from your site, and notify the University in writing that you have done so, Harvard University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pursue legal action against you. We require such material to be removed and written notice given that such has been removed, by no later than May 24, 2009 

　　译文如下：

　　该文章中的所有有关内容都错误的指向了我。我从来没有与该出版物进行过任何对话，我也从来没有说过该文章中涉及的内容。此外，那些注明引用我的话的内容并没有正确反映我的观点。如果你们不立即把该文章从你们的网站删除，并向有关大学以书面形式说明你们的所作所为，哈佛大学将采取有关的法律行动。我们强烈要求立即删除有关文档，并在2009年5月24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告知我们有关的删除行为。 

　　赛奇教授告诉美国之音，这篇访谈是伪造的，该文章没有说明采访者和采访时间，那些言论不是他说的，也不反映他的观点。

　　赛奇教授的助手给美国之音发来了他们对一些网站发表的声明。声明说：“如果你们不立即把该文章从你们的网站删除，并向有关大学以书面形式说明你们的所作所为，哈佛大学将采取有关的法律行动。” 

　　这不是在中国国内外流传的第一篇伪托外国人之名歌颂毛泽东的文章，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篇。有些网民把这种现象称作某些极左毛派“挟洋自重现象”。我国的极左派素来喜欢攻击对手为汉奸洋奴，由极左派以上“挟洋自重现象”可以清楚看出极左派的真实的汉奸洋奴面目，和贼喊捉贼的卑鄙行为。特别可恶的是极左派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造假愚弄人民，由此可见中国的极左派的阴险丑恶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