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父母　　英格兰东部有许多姓克劳福特的人家，他们可能是威金（Viking，北欧海盗，公元10世纪及以前多次入不列颠，今英格兰及苏格兰人有其部分血统）入侵者的后代。打从十八世纪起，霍奇金父亲那一家族的长子，就差不多世代在贝克尔斯行医。这是一个繁荣的小镇，离英格兰海岸线最东端只有几英里。家族里的幼子们当牧师差不多也成为一个传统。霍奇金的祖父约翰·亨其曼·克劳福特（John Henchman Crowfoot）生于1841年，在牛津学古典学，后来从事神职，作为传教士去了印度。他在那里得了病，回家来休养。在康复的过程中，他结识了玛丽·贝利（Mary Bayly），同她结婚，痊愈后又回到他的职位上去。他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运动（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一个保守教派，虽不受教皇节制，但主张承袭天主教传统，推崇教会地位）的一员，187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约翰·温特·克劳福特（John Winter Crowfoot）出生时，他正做着牛津郡威金顿（Wigginton）乡村教区的教区长。此后不久，女儿玛格丽特（Magret）和梅（May）相继出生。后来他受林肯郡主教主教爱德华·金（Edward King）之邀，到林肯大教堂担任教士，负责教授神学。那里是国教高教会派的中心，全家因此搬到林肯。克劳福特教士后来升为教堂的副主教，并在这个位置上做到退休。多萝西父亲和祖父一样，也在牛津学习古典学，是布雷齐诺斯

（Brasenose）学院的高材生，在1896年毕业时得到高级休姆奖学金（Hulme Scholarship）。这使他能花上几个月去游览希腊、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同艺术史家约瑟夫·斯特雷高斯基（Josef Strygowski）一道发掘早期的基督教堂。他在朴素庄严的英格兰哥特式教堂建筑艺术中长大，觉得那复杂明快的拜占庭式嵌花设计十分新鲜。地中海东部的景色、声音和人也教他着迷，沉浸在衰亡中的奥斯曼帝国的文化里。　　多萝西父亲在伦敦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了格蕾丝·玛丽·胡德「人称茉莉」（Grace Mary Hood, Molly）。茉莉生于1877年，父亲辛克莱·胡德（Sinclair）是林肯郡的一位乡绅，有一处不大的庄园，称为内特罕姆霍尔（Nettleham Hall）。茉莉是6个孩子中最大的。这是一个惹人注目的家庭：人人都身材高挑，擅长运动。茉莉自己就高5英尺9寸（约1.75米）。她有4个弟弟，个个都生得十分英俊，很有才干。最大的弟弟爱德华（Edward）做了正规军的军官，伊沃（Ivo）从事神职，奥尔本（Alban）像母亲一样有音乐天才，最小的马丁（Martin）则进了海军。茉莉和妹妹多萝西（多莉）在家里受教育，曾在巴黎的一间女子进修学校念了一年的法语、音乐和绘画。茉莉喜欢乡间活动，比如骑着马带着猎狗去打猎，也爱音乐和舞蹈。她的背景使她足以嫁给一位乡绅做个贤妻。　　约翰和茉莉于1909年7月结婚，隆重的婚礼由林肯郡主教在内特罕姆主持，这年他36岁，她32岁。结婚之后，两人立刻出发，同赴开罗。吵闹的童年　　多罗西·玛丽·克劳福特（多罗西·克劳福特·霍奇金）生于1910年5月12日。妹妹琼（Joan）生于1912年，伊丽莎白·格雷丝Elisabeth Grace, Betty）生于1914年。　　多萝西出生后的头4年里，一家人享受着典型的在世界各地管理着帝国前哨的英国侨民的生活。他们舒适地住在开罗，“住的地方可以看到金字塔”。仆人很容易雇到，这意味着他们有足够多的空闲用于社交和娱乐。那是一个由公务员和军官及其眷属组成的小社区，晚餐或聚会的客人可能有基奇纳勋爵本人。　　根据当时的惯例，茉莉（ 多萝西母）从内特罕姆带来一位英国保姆内莉（Nelly），赶上了多萝西的出生。但琼出生后不久，她接受了一户埃及人家的提议（回忆录原文此句只有she took up another offer from an Egyptian family，根据大家自己猜吧--呵呵语）。多萝西童年剩下的日子里，她和妹妹们与双亲同住的时间从未超过连续几个月，且总要在长久的分离后才相聚一次。多萝西后来认为，这种分离导致的自立，是“她的独立精神的根源”。这是值得怀念的，尽管对于整个帝国许许多多参与行政、军事或商业事务的家庭来说，这样的分离决不罕见。约翰和茉莉·克劳福特并不是疏忽大意的家长，义务与经济需求使克劳福特留在苏丹，爱与义务将妻子留在他身边，而他们认为，孩子们待在英国，会得到最好的照顾。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多萝西母亲茉莉的4个弟弟在战斗中阵亡或者随后因受伤而死。这次经历使茉莉更加坚信她的坚强意志。这成为她的人格特点。母亲的榜样使多萝西学习，做一个被动的观察者是不够的。她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中长大：个人能够并且应该努力改善人类的状况。不存私心、为生民奉献的责任感，这种清教徒般的理想，激励多萝西取得了后来的成功。　　多罗西·玛丽·克劳福特（多罗西·克劳福特·霍奇金）是在一间小小的私人课堂里开始了她的科学生涯，这课堂里的孩子们，有着收入中等而观念独特的父母亲。来自安布尔赛德（Ambleside）的夏洛特·梅森（Charlotte Mason）小姐创立了全国父母教育联合会（PNEU，其格言是“我是，我能，我应当，我愿意”），作为地方政府建立的学校之外的一种选择。联合会培训年轻女子做家庭教师，她们在租来的房子或私人住宅里给12岁以下的孩子上课。这套课程包括一个学期的物理和化学，而那时候多数小学教师能教的科学课至多不过是“自然”。多萝西在十岁上进了这样一个小课堂，上课地点在萨福克郡（Suffolk）贝克尔斯（Beccles）的雷克托里（Rectory），老师是PNEU培训出来的弗莱彻（Fletcher）小姐。重要的事实是，她把霍奇金的注意力转向了化学。　　设计这门课的改革派教育家，很明白实际的操作演示对抓住孩子们的想象力是多么重要。多萝西和同学们制取明矾和硫酸铜溶液，用来生长晶体。在此后的几天里，她们瞧着溶液慢慢蒸发，晶体逐渐显现，像珠宝一样有许多切面，闪耀着光芒。“我这一生为化学和晶体所俘虏”。　　房子里有四间阁楼。后面最小的一间，是她的私人实验室。倾斜的屋顶，一扇小窗，角落的一张木橱里，搁着她的藏品：父亲发掘出来的罐子碎片，苏塞克斯唐斯（Sussex Downs）的打火石，鸟蛋，冷杉的球果。桌上有一架试管，和其它一些化学器皿。瓶子里装着各种晶体、粉末和溶液，是她做实验用的。她屏住呼吸，把小小的酒精灯火焰里的白金丝转了一下，它的一端渐渐出现了一个彩色的珠子。她十一岁，那是1920年。尽管多萝西认为是那些光芒点燃了她对晶体毕生的热爱，使导火线烧着的条件其实早就准备好了。在那样的年代，对她那样出身的女孩，科学研究并不是一种寻常的选择。她的父母来自传统的小康家庭，俩人都重视学习与智力探索的价值，而看轻社会地位或规矩习俗。父亲和母亲——尤其是后者——的榜样使多萝西充满了一种炽烈的渴望，想要通过有系统的调查研究来找到问题的答案。她与晶体的初相遇，只是一个路标，把她指向了一条道路，她本来还可能选择许多其它的道路。　　十五岁时，多萝西在一个学生平均年龄比她大一岁半的班里上课。1925年的暑期报告中，她的圣经、英语文学、英语写作、地理和绘画都是全班第一，代数第二，几何第三，三角学第四。但她在算术考试中犯了糟糕的错误，只得到第八。克里斯·迪利明白她在化学方面“总体上是优秀的”，但只把她排在全班14个人里的第9名。她的年级主任巴顿（Barton）小姐评价说：“多萝西愉快地把一年的学业完成得很好，每一方面都令人满意。但要用考试证明自己的能力，她还要努力做得更快些。” 　　只不过两年后，她就拿到了离校证书——进大学的通行证。据妹妹琼回忆，随着考期临近，多萝西越来越紧张。“她非常刻苦，如果作业做得不够完美，特别是数学，她就会哭起来。她做什么事都要先了解为什么做它，而大多数孩子学数学只是生搬硬套。”伊莉莎白记得有一次，多萝西坐在那里，脚泡在伦德尔盐（Rendel Salt）里面——她生了严重的冻疮——因为数学而哭着。母亲说：“别哭了，我肯定这是对的。”多萝西立刻反驳说：“当然是对的，可我不明白为什么！” 　　1927年3月，多萝西得到了由牛津地区考试委员会签发的毕业证书，在圣经、艺术、英语和数学、化学科目上都通过了。（设计和装饰创作课的卷子要求她“以波斯风格为基础设计一个连续图案……连续部分是规则六边形，边长3英寸”）。有六门功课她得了优异（不过，没有化学），使她成为那年参加牛津地区考试的女孩子中总成绩最高的。这使她获得了一笔30镑的大奖。　　拿到离校证书后，多萝西与母亲拜访了萨默维尔学院，想看看她迄今的教育是否足以参加明年的入学考试。结果让她们大吃一惊：所有投考牛津的学生必须要考拉丁文，而她从没学过这门课。萨默维尔学院还要求投考化学方向的考生参加一门以上的自然科学考试，对数学的要求也更高。　　但多萝西还有时间，她还不足十七岁，而且父亲有不少学识丰富的朋友。将目标定在1928年入学，这样她就有一年的时间准备。勒曼学校的校长乔治·华生（George Waston），一个“什么课都能教”的家伙，答应教霍奇金学拉丁文。母亲教她植物学，拿这作为第二门科学课程；母亲在国外的时候，这方面就委托给邻居，退休前他曾是一所丹麦园艺学院的院长。洛斯托夫特（Lowestoft）的渔业研究所的隆比（Lumby）博士教她数学，勒曼学校一位上了伦敦大学的师兄从旁协助。　　多萝西好友诺拉·珀西，上了一所家政学院。事实上她化学方面的成绩比多萝西还要好。　　牛津入学考试临近时，她来了一封通情达理、略含妒意的信：　　不要为3月份的考试担心，你一定会通过的，因为并没有多少女孩子能像你那样，在家里和在勒曼学校有那样的机会。一旦你开始用功，什么课目都会学得很好。也很少有女孩子能像你那样专注于什么事。不过你可不要骄傲自大，亲爱的，虽然你有自大的理由……你很幸运，可以真正地去读一个学位。我不认为我还会在这地方待两年以上，因为我有时感到无聊的要命。人们认为我非常刻苦，但我其实并不刻苦……我想学应用化学，而不是女红，但我不认为化学能像女红那样在经济方面对我有用，靠它来谋生，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诺拉的信表明了一个聪明女子被教着低估自己的能力与机会时，所感到的挫败（请不要小瞧女性）。悲哀的是，她在二十多岁时，因肺结核而去世，多萝西很是伤心。　　多罗西在1928年3月参加入学考试，在索默维尔接受面试。面试官的记录是：“非常腼腆，看上去很虚弱。渴望做研究或社会工作。”随后多萝西被带去见马杰里·弗莱，她亲切的问到“有没有看见过长胡子的山雀”。多萝西困惑地回答说，格尔斯顿的花园里有长尾山雀。随后就一阵发窘，恐怕弗莱小姐会觉得她不知道两者的区别。（马杰里·弗莱晚年曾说，她平生有两大愿望，一样是看到长胡子的山雀，另一样是英国废止死刑。她没活到第二个愿望实现的时候，至于她是否见过长胡子的山雀，无据可查。）　　多年的勤奋有了回报。 霍奇金被索默维尔录取，1928年10月入学攻读化学专业。惊人的事件　　有个星期天，她赶在上教堂与吃午饭之间抓紧在实验室里忙乎，把浓硝酸滴在了一件新的绸裙的下摆上，弄出黄斑来。“我急坏了，用氨水去消，结果黄斑变成了褐色。我哭了起来，明白了在星期天穿着最好的衣服做这种实验是多么糟糕。”尽管茉莉有时也很严厉，但这次她只是安慰着女儿，答应给她用宽花边把斑点遮住。“明白自己是做了一个蛋白质的试验（Xantho test）”。另一次是“流了很多鼻血，想着这些血浪费了多么可惜，就用试管收集起来，用来做血卟啉”。

　　1928年 霍奇金进入英国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习化学，1932年到剑桥大学师从贝尔纳。贝尔纳善于使用X射线衍射分析技术来研究重要的复杂的有机分子。他团结了一批有朝气的科学家来研究特定的技术，在贝尔纳的小组里， 霍奇金大概是最有天才的，她比贝尔纳更为专注（贝尔纳后来从事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学研究，写出了经典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当 霍奇金开始她的研究时，晶体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科学。它是数学、物理和化学的交叉科学。就是在这个时期， 霍奇金和贝尔纳记录了一个球型蛋白的第一个X射线衍射模型。1934年她回到牛津大学担任结晶化学助教。因为是个女性，她曾拒绝参加教员化学俱乐部的研究会议。后来，她的天才和坚韧赢得了学生和教师的信任。　　1937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并和托马斯·霍奇金先生结婚。霍奇金先生是一个非洲事务专家，他的父亲R.H.霍奇金后来担任牛津皇后学院教务长，他的堂兄A.L.霍奇金(A.L.Hodgkin)是196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1942年到1949年霍奇金夫人开始进行青霉素的结构分析。尽管有3个孩子和繁忙的生活，但她的恒心和天才产生了第一流的X射线分析结果。她的第一项主要成果是和查尔斯·布恩在1949年做出的，她发表了青霉素的三维结构。紧接着又发表了维生素B12（1956年）的结构和胰岛素的结构（1969年）。由于在维生素B12方面的工作，她获得了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她是63年来化学领域第3位女性获奖者。1965年获得英国功绩勋章。她的研究促进了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以及后来DNA结构的发现。

　　在生活中霍奇金夫人和蔼可亲，对每一个人都热情好客。这些人包括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革命者、难民，以及她自己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多年来，霍奇金夫人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几百位科学家一起工作过，创建了一个“国际联合家庭”。这个家庭成员包括英国25人，美国20人，澳大利亚10人，印度7人，加拿大6人，新西兰6人，以及其他来自瑞典、瑞士、意大利、智利、新几内亚、德国、荷兰、南斯拉夫、中国、日本、波兰、法国、尼日利亚和苏联的人。对这些学生和同事，她把多重角色（教师、母亲、朋友和指导者）完美地集于一身，努力帮助、指导和鼓励那些与她有联系的晶体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　　在政治上，她是世界和平和裁减军备的拥护者，是民族自由奋斗的强烈支持者，是第三世界发展的支持者，她热情帮助中国、加纳、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科研。霍奇金夫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1959年她率英国科学家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至她去世前一年的1993年，她共8次访问中国。她在国际上首先宣布中国科学家破解了胰岛素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