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

他创立传播学的标志是1949年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的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施拉姆当时还仅限于挖掘前人和他人的传播研究成果，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

1949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美国大学传播学专业普遍采用的教科书。因需求量太大，1960年又出了修订版。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被认为是施拉姆建立传播学体系的基础，也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权威和引用最多的作品。

全书共分八个部分：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可以看出，当大多数人对传播学这个学科还不甚明白的时候，施拉姆通过这本695页的著作从8个方面建构了大众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如此，这本书的权威性还在于几乎所有撰稿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除施拉姆本人外，包括R.帕克、H.D.拉斯韦尔、W.李普曼、P.F.拉扎斯菲尔德等三十多人。

施拉姆在其最后一部手稿中对传播学的未来曾做出这样的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在那时，现在被称为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被简单地称为“传播学”的更大机构。这种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机构的区分———它是以传播渠道为基础，以立于每一种传播渠道背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再受到重视，以便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

我们欣喜地看到，施拉姆的预言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成为现实。

施拉姆的功能学说：

施拉姆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大众传播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监视、协调、社会遗产、法律和习俗的传递。经济功能表现在：关于资源以及买和卖的机会的信息；解释这种信息；制定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商场；开创经济行为等。一般社会功能包括：关于社会规范、作用等的信息；接受或拒绝它们；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行使社会控制；向社会的新成员传递社会规范和作用的规定、娱乐等等。

施拉姆分类法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明确提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指出了大众传播通过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并不仅仅限于为其他产业提供信息服务，它本身就是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07年8月5日施拉姆生于俄亥俄州的Marietta，1987年12月27日卒于夏威夷檀香山，享年80岁。1907年 的美 国，传播手段无法同今天相比。在施拉姆的出生地，来自外面的传播渠道只有教堂和镇上的会议。在尚无广电媒介的情况下，除非一个人学会了读书识字，否则便无从接触传媒信息。也许正是因为施拉姆幼年时生长在没有大众传播的背景下，所以他尤其意识到大众传播对青少年的影响。这可能与他后来的研究兴趣和领域不无关系。施拉姆家中有音乐方面的传统，母亲系音乐老师。受家庭传统的熏陶，施拉姆从幼年起即擅长吹长笛。大学时代他就学于Marietta学院，学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于1928年以最优等的成绩在该校获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曾获得吹长笛的奖学金到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并成为波士顿民用交响乐团中的长笛吹奏者。攻读硕士期间他在哈佛大学学习美国文学，于1930年在该校获文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在衣阿华大学攻读美国文学专业的博士，于1932年在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

他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先后毕业于马里塔学院、哈佛大学和衣阿华大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再《波士顿先驱报》、美联社当过记者和编辑，后来离开媒体，开始从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任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并先后创办了四个传播学研究机构：衣阿华大学舆论调查中心(1934)、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1948)、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1955)和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1955)。他著述宏富，一生撰写、主编了近30部著作及大量学术论文，是美国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和集大成者，被人誉为“传播学之父”。

1932年，25岁的施拉姆在衣阿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便在衣阿华大学英语系任教。不过，当时他的主要精力和兴趣还不在治学方面，而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是“衣阿华作家笔会”的创始人。他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分别刊登在《大西洋月刊》、《星期六晚邮报》等著名报刊上。1942年，他还荣获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欧·亨利是美国作家，他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俄国作家契诃夫一同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能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表明施拉姆的作品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后来的学术著作都具有较浓的文学色彩，这显然与他早年的创作经历有关。比如，他非常善于用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理论，他的许多著名比喻几乎都已成为传播学的常用术语，像“绿洲”、“租界”、“十字路口”、“时间窃贼”、“自助餐厅”等。

进入40年代以后，施拉姆的兴趣开始由文学创作转向新闻传播。1943年，36岁的施拉姆出任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他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大众传播的博士课程以及最早的传播研究所。1947年，他阔别了学习执教17年的衣阿华大学，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就任校长助理兼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社长。L·莫勒接替了他在衣阿华大学的位置。 　　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办了两件对传播学来说意义巨大的事情。第一是出版信息论的奠基之作，申农的《通信的数学理论》。这部著作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信息论的诞生，而且也对传播研究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施拉姆已经敏锐地洞见这篇默默无闻的文字所包含的重要价值。申农的文章专业性很强，为使更多的人都能把握信息论，施拉姆又专门邀请数学家韦弗对申农的观点进行注释，使之通俗易懂。《通信论数学理论》一出版，很快引起数学界的瞩目。如今，申农、韦弗以及《通信的数学理论》已是谈论信息论时所常提及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信息论的兴起还多亏那位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社长施拉姆及其远见卓识。当然，施拉姆也从信息论中得到很大的启发，施拉姆信息传播模式就是完全照搬申农的信息传播模式。出版信息论的代表作《通信的数学理论》，这是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所办的第一件有益于传播学的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创办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这是他一生创办的几家有名的传播研究所中的第一家，它的成立第一次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地。从此传播研究便有了自己的大本营，有了自己的家，而不再像四处流浪的弃儿，经常寄人篱下，传播研究由此开始走上正规化。

不过施拉姆早期的传播研究主要还在于挖掘他人的传播研究成果，整理前人有关传播问题的有价值的思想学说。1949年他编辑了一部《大众传播》的书，就收录了政治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传播的论述，被视为传播学的第一部权威性教科书，至今还仍被当成美国传播专业的必读书。所谓“四大先驱”也是由他命名的。在传播学史上，如果说传播学“三大来源”——信息论、控制论和学说论为传播学提供了基本的框架的话，那么“四大先驱”的传播研究则为传播学研究充实了基本的内容。从“四大先驱”身上，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学科自身的演化如何成为传播学形成的关键因素。作为一门学科，它的问世是由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而促成的。这些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外在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二是内在的学科自身的演化。

1955年，施拉姆离开伊利诺伊大学，西行来到太平洋沿岸的加里福尼亚洲，受聘为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又创办了他的第二个更著名的传播研究所—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从此，他便开始逐渐确立其传播学“集大成者”的学术地位。他的研究开始由以住单纯地挖掘整理传播学素材转向对各家学说的整合，继而构建自身体系的传播学理论框架。有学者这样说：如果把他比作一只蜜蜂，那么他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就像是在百花丛中采撷花粉，而他到斯坦福大学后的研究则如同酿制蜂蜜。他对传播学的重大建树都完成于斯坦福大学。

1956年，施拉姆参与撰写的《报刊四种理论》一书出版，立即在西方的新闻传播界和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当时被誉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方面的经典之著。这部书实际上是对有史以来和当今盛行的所有传播体制及传播观念的一个总结性比较研究。它由四篇相地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论文所组成，分别探讨了所谓集权式、自由式、社会责任式和共产主义这四种新闻传播事业的情形。施拉姆一生共写有30余部传播学论著，总计约500万字。这些著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的，一类是应用性的。提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理论性的。在应用性研究上，施拉姆最关注的大课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媒介加快现代化进程，他是媒介与发展这个问题上举世公认的权威。

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邀他撰写了《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一书。在这方面，他提出过一对很有名的概念——“大媒介”和“小媒介”。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发展小媒介（指那些花钱少、见效快的媒介，如幻灯、广播、教科书等），而不应模仿发达国家，盲目地追逐大媒介（指那些现代化程度高，需要调动大量人力物力才能推展的媒介，如电影、电视、电脑教学等）。他的这种观点对今天的第三世界来讲，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1973年，65岁的施拉姆又从美国加州漂洋过海，来到夏威夷。年逾花甲又协助创办了设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东西方中心”是一个研究亚太经济及社会发展问题为主的科研机构。由施拉姆协助创办的这个中心的传播研究所更是远近闻名，我国中央级的新闻传播部门不时选派人员去那里进修深造或从事研究。　 　1973年以后，施拉姆全身心投入到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甚至从“东西方传播研究所所长的职位退下来以后，他仍然以一种荣誉退休的角色积极参加所里的事务。”他作为一名国际传播的资深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过短暂讲学，并逐渐放松了在檀香山的事业，从传播学的中心舞台上慢慢退出。他继续著书，尽管它们不像从前那样如此频繁地问世，也不像从前那样有影响。他不再参加博士培养计划。他的传播学观或至少这种传播学观的有些部分已经在整个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是施拉姆仍然工作，直至生命终结。1987年12月27日，他在檀香山因心脏病去世。当时，他正与妻子在家看电视。火化之后的骨灰撒入太平洋。

正是在夏威夷，施拉姆完成了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男人、女人、信息、媒介：人类传播概览》（中译本为《传播学概论》）。这部书是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传播学理论的著作，可以说是施拉姆一生从事传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的心血结晶。虽然在此之前，他已是享誉海内外的的传播学权威，但这部书的问世才最终确定了他作为传播学集大成者的学术地位。这部书与前面提供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1964）三部著作是他一系列流传甚广的传播学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其中既有独著也有合著。《报刊四种理论》是对近代新闻事业兴起以来的四种传播体制及相应的四种传播观念所做的比较研究，视野开阔、议论纵横，为传播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范例。《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的发展》是施拉姆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撰写的研究报告，对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事业这一关系国家发展、影响社会的进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不少分析和论述今天看来仍属不刊之论。至于《传播学概论》，则是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性著作。

 施拉姆一生共写有30余部传播学论著，总计约500万字。这些著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的，一类是应用性的。前面提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理论性的。在应用性研究上，施拉姆最关注的大课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媒介加快现代化进程，他是媒介与发展这个问题上举世公认的权威。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邀他撰写了《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一书。在这方面，他提出过一对很有名的概念——“大媒介”和“小媒介”。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发展小媒介（指那些花钱少、见效快的媒介，如幻灯、广播、教科书等），而不应模仿发达国家，盲目地追逐大媒介（指那些现代化程度高，需要调动大量人力物力才能推展的媒介，如电影、电视、电脑教学等）。他的这种观点对今天的第三世界来讲，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施拉姆是位毕生致力于传播研究的美国学者，对传播学这门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传播学的集大成者。70年未和80年代初，他曾多次访华进行学术交流，对当时正在起步的我国传播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4年他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在大陆出版（新华出版社），更是掀起了一股研习传播学的热潮，至今被实视为经典之作。

 除勤奋笔耕、著书立说外，施拉姆还苦心孤诣地培养了一批传播学研究生，造就了不少学有所成的后起之秀，当今美国许多独挡一面的传播学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有的还是他的再传弟子。中国翻译出版的那部《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一书的作者之一坦卡德，就是他在斯坦福时的博士研究生。他常以满腔的热忱激励其门生投身传播学的研究，并以之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坦卡德在一篇回忆介绍施拉姆学术生涯的文章中写到：在给研究生授课时，施拉姆总爱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的名言——“把火炬传下去”，意在鼓舞学生们坚持不懈地去探索传播学王国的奥秘，把传播学研究一代代地进行下去。

正是在他的精心培植下，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形成以他为学术领袖的施拉姆学派。该学派的兴起实际上也就标志传播学的诞生。如果说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只专注于传播问题的一个侧面即如何进行有效的传播，那么施拉姆学派则以对传播现象进行总体而系统的考察而著称于世。它不仅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传播学流派，而且对传播学全球范围的兴起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传播学界，施拉姆学派就如同希腊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而施拉姆则是众神之王宙斯。

施拉姆对传播学后来发展方向的消极影响：

1、制造了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制约了传播学的视域，将传播学局限在狭小的实证研究范围内

2、施拉姆本人是美国政府的御用文人集团中一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其《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带着的有色眼镜的偏见就显现出来了。

施拉姆的学生、传播学者坦卡德曾经对施拉姆有过这样的评价：“施拉姆对这门学科的最大贡献或许并不在于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很重要，而在于他对传播的核心问题所勾勒的学说框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使这门学科得以完善。”施拉姆在其最后一部手稿中对传播学的未来曾做出这样的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在那时，现在被称为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被简单地称为“传播学”的更大机构。这种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机构的区分———它是以传播渠道为基础，以立于每一种传播渠道背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再受到重视，以便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