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年12月生于 河北省蠡县西滑村，1960年至1965年在 北京大学东语 系学习 梵文和 巴利文，曾受教于 季羡林和 金克木两位大师的韩廷杰是一位知名 梵文及佛学研究专家，现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生活中的韩教授朴素温和，70多 岁的人了，和他的老师一样谦虚斯文，讲唯识，讲佛学因明，谈起 佛学问题，温和如常，行坐饮食，都极有礼。

1.《三论玄义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台湾文津出版社；

2.《印度佛教史》，台湾文津出版社；

3.《唯识学概论》，台湾文津出版社；

4.《三论宗通论》，台湾文津出版社；

5.《中论译注》，台湾佛光出版社；

6.《成唯识论译注》，台湾佛光出版社；

7. 《大史》（译自巴利文），台湾佛光出版社；

8.《岛史》（译自巴利文）台湾慧炬出版社；

9.《新译大乘起信论》，台湾三民书局；

10.《佛经知识宝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

11.《唯识宗简史简论》，上海佛学书局；

12.《妙法莲华经译注》，吉林联合文艺出版社；

13.《惊梦记》（译自梵文），中国戏剧出版社。

14.《成唯识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5.《南传上座部佛教概论》，台湾文津出版社

16.《梵文佛典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在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我于 1960-1965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当时的校长是陆平，他刚上任不久。他的前任是马寅初校长，我刚进北大时，看到墙上贴着很多大字报，批判马校长的“人口论”。马校长认为：中国人太多了，应当控制人口增长，要搞计划生育。这种观点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毛主席说：马寅初只看到人有张嘴，要吃饭；他没看到人还有两只手，能干活。 周总理做马寅初的思想工作，让他承认错误，写个检讨。没想到马校长很强硬，决不认错，只好下课。于是调铁道部付部长陆平接任北大校长。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感到北大的学术气氛很浓，经常请国外知名学者来校做学术报告。学生学习很刻苦，每天背着书包在宿舍食堂图书馆教室四个地方来回跑。书包里除装书以外，还装着碗筷，当时，有个谜语：北大同学的书包。打一个人名。标准答案是：里（李）盛（承）碗（晚）。李承晚是当时南朝鲜的总统。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教我们专业课的是季羡林教授和 金克木教授，两位老师轮流上课，一年级时季先生讲语法，金先生讲例句。语法讲完以后，开始选读梵文名著。季先生讲梵语文学名著，包括民间故事、小说、戏剧、诗歌等。金先生除讲梵语文学史以外，还讲印度古典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名著。到五年级，金先生继续讲梵文课，季先生开讲巴利文。因为巴利文和梵文类似，略微一讲就懂了。

我们班十七个同学，专业课每天都有，可见两位老师为我们这班学生付出很多心血。两位老师讲课风格很不一样，季先生的梵文是从德国学来的，他讲的语法经过德国人的整理加工，简明扼要，条理很清楚。金先生的梵文是从 印度学来的，所以，他讲的课是走印度的传统道路。他能背很多梵文诗歌，得意时还能像我国老先生唱古诗一样，他能摇头晃脑唱梵文诗歌。一个梵文问题，让季先生讲很简单，让金先生讲可就复杂了。季先生五分钟就能讲清的问题，让金先生讲起码要半个小时。

因为两个人讲课风格很不一样，时常闹点小矛盾，金先生说季先生的讲课方式是“资本主义”的，季先生很不服气，说：“我这资本主义总比封建主义好吧？”金先生在印度学习期间，印度的社会性质是封建主义。金先生是九三学社的宣传部长，季先生是共产党员。北大党委统战部得知二人的关系后，曾经劝告季先生：“金先生是我们的统战对象，您应当和他搞好团结。”

季先生长期担任东语系主任，他实际教的学生只有我们这个班。60年以前他没讲过课，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只是辅导研究生，梵文课由我的同学张保胜等去讲。季先生给我们上课时，通常是在东语系后边的平房，楼内教学室让给外教使用，季先生长久以来患有皮炎，给我们讲课时常用手在胳膊上抓痒。看了他的《病榻杂记》才知道他的皮炎已经发展为皮癌。

季先生授课认真负责，他把梵语文章发给我们，让我们预习，上课时让我们先讲。如果我们讲错了，他给纠正，搞得我们很紧张。因为经过自己思考，印象很深。

季先生生活俭朴，经常穿很旧的中山装、布鞋，在这方面闹出很多笑话。传说有个学生带着很多行李外出，见到季先生，以为他是老工人，很不客气地说：“老头儿，帮个忙儿，给我拎包儿。”季先生真的为他拎包儿，送他出校门。又传说他去办公楼参加校务会议，把门的人以为他是工人，不许进门。得知他是副校长后，才放他进去。吃饭也不讲究，我在他家吃过饭，师母（已过世）给我一碗面条，一个鸡蛋。我的师母很慈祥，是个文盲。季先生这样一个大学者，和一个文盲夫人白头到老，应当成为当代青年男女的学习榜样。

季先生最崇拜的前辈学者是陈寅恪和汤用彤，和我们聊天时经常赞美这两位学者，过年过节时，他只看望汤用彤副校长，还把我们的作业本拿给汤先生看，汤先生赞美我们学得好。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的幼稚动作，使父母很开心。季先生在我们面前经常提到他的同学胡乔木和乔冠华，说：“我们同学当中，我是最没出息的，胡乔木是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乔冠华是外交部副部长，出头露面。”

毕业后，我们同学有的留在北大，有的分配到中国社科学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两位老师都被“打倒”了。北大东语系又把我们叫回来，对两位老师进行批斗。主持会议的人说：“他们是杀人不见血的侩子手”，当我们上台发言念“最高指示”时，两位老师都鞠躬认罪，像往常一样，季先生穿着褪色的中山装，金先生穿着很旧的对襟小褂，他们面黄肌瘦，深度驼背，很显然，他们受了不少苦。我想他们肯定痛恨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不孝子孙。其实不然，文化大革命刚过，季先生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给我们讲治学方法：当您要研究某个问题时，先要了解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确定自己的突破目标。还召集我们同学开会，交流国内外印度学研究信息。还为我翻译的《惊梦记》写序。师生之情，一言难尽。

文化大革命后，季先生曾赴 德国哥廷根大学看望他九十多岁的老师，把他翻译的八册《罗摩衍那》送给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没有赞扬他，反而说他没出息：“翻译《 罗摩衍那》有什么了不起？会梵文的人只要下工夫都能翻译出来。你是中国人，你应当研究吐火罗。你们中国保留大量吐火罗文资料，我们外国人想看都看不到。”回国后，季先生经常对人说，在老师面前挨骂比受表扬还亲切。

北大是 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两派对立情绪很重，季先生曾想离开北大，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南亚研究所。北大领导获悉后，坚决不同意，说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挖北大的墙角，并于1978年提任季先生为副校长，北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南亚所，由季先生等筹办。他作好规划后，要向 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汇报。胡院长获此消息后，亲自到季老师家。南亚所就在两位老同学策划下诞生了，季先生任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