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析的法律思想主要有：①反对“刑书”，私造“竹刑”。他不但反对旧的奴隶主贵族，也反对以子产为代表的继承周礼的新贵族。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②私家传授法律。传说，他聚众讲学，招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与诉讼方法，还以类似讼师身份帮助民众打官司（被戏称为春秋末期的律师）。

　　子产执政时曾任郑国大夫，是一位具有法家思想萌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荀子·非十二子》谈到：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他反对将先王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反对礼治的思想家。

　　欲改旧制，私造“竹刑”。他比子产还要激进，对子产所推行的一些政策不满，曾经“数难子产之政”。甚至对于子产的铸刑书他也多有批评，于是自编了一套更能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成文法，将其刻在竹简上，人称“竹刑”。晋人杜预说：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u2018竹刑u2019。”对于竹刑的具体内容，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从古人的评价即可看出，它是要改变郑国的旧制，既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礼义，也不接受当时国君的命令，只能是体现新兴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东西。

　　传授法律知识，承揽诉讼。邓析还聚众讲学，向人们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并帮助别人诉讼。《吕氏春秋》说：邓析“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相当于收取律师诉讼费，大家发现干这项工作收益不错，于是又纷纷参加他的法律培训班。他擅长辩论，有人称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但广大民众对于他的成功却十分敬佩。

　　在诉讼的过程中，他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在他的倡导下，郑国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对当时的统治者造成严重威胁。继子产、子大叔而任郑国执政的姬驷歂对付不了这种局面，于是“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他们杀其人而用其法，可见其竹刑的合理性。

　　另外，晋国的赵盾、赵鞅父子，叔向、士会等，也具有法家思想的萌芽。赵鞅曾在晋国铸了铁鼎，即将赵盾所作的法典铸在铁鼎上。它与子产铸刑鼎、邓析作竹刑一样，都是法家先驱者制定法律和将法令条文公诸于世的一种重大举措，这是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奴隶制的礼治的否定。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过“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同罪异罚，非刑也”等主张法律平等、公正的执法原则。所有这些都成为后世法家思想的重要来源。

　　邓析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两可说”。在正统观点看来，这是一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诡辩论，简单地说，就是模棱两可、混淆是非的理论。《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洧河发大水，郑国有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淹死了。有人打捞起富人的尸体，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赎买尸体，但得到尸体的要价很高。于是，富人家属就来找邓析，请他出主意。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你的，别人是不会买的。”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买尸体了。得尸体的人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邓析又对他们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从这个故事来看，邓析对买卖尸体双方所说的话，确实有一点诡辩的嫌疑，但是，邓析在这件事情中只是一个中立者，所以他没有义务和责任一定要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说话。而且，得尸者和赎尸者各有正当的理由，邓析也没有理由偏袒任何一方。因此，双方在向邓析咨询的时候，他就只能为对方出有利于其权益的主意。邓析的回答都是正确的，而且反映出他已经具有了相当完整的朴素辨证观念。

　　在邓析看来，辩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能任意胡说，否则就会带来祸患，特别是辩论必须要遵循一定的标准，所以“两可”虽然不失为一种辩说方法，但不可滥用。

　　《吕氏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洧水发了大水，淹死了郑国富户家的一员。尸体被别人打捞起来，富户的家人要求赎回。然而捞到尸体的人要价太高，富户的家人不愿接受，他们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不用着急，除你之外，他还会卖给谁？”捞到尸体的人等得急了，也去找邓析要主意。邓析却回答：“不要着急，他不从你这里买，还能从谁那里买？”

　　邓析生在春秋末年，与老子和孔子基本同时，是战国名家的鼻祖，著名的讼师，他的著作已经失传。

　　同一个事实，邓析却推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每一个听起来都合乎逻辑，但合在一起就荒谬了。邓析是不是希望他们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平衡点？我们只能猜测。

　　后来，邓析被杀，就是因为子产认为他“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可见，邓析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身为讼师，邓析善于辞辩，而不跳出诡论寻找客观的解决办法。严谨的逻辑推理固然具有说服性，但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

　　春秋时，子产当上了郑国的宰相。该先生有理想，他认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决心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生活。这样的先生如果不得志，也许就成了孔子，后人对他指出的方向心怀向往；但子产不幸得了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头一件事，就是对付邓析。

　　此前郑国颁布法令，照例要写在牌子上，挂在城门口，这叫“悬书”。假设国王有一天忽然认为走路先迈左脚是不对的，应该禁止，那么好，他只需要写一句：行路左足先者，笞五十！然后挂出去。第二天，全国的老百姓抬脚之前就会捂着屁股反复思量。

　　这本来很好，令行禁止，可谓大治。但是偏偏出了一个邓析，此人有研究法律的爱好，而且生就一张铁嘴，如此的尖牙利齿必然是个人来疯，你看他，站在人群里，手指告示，摇头晃脑地评点：左足先者笞五十，那么只好右足先，可是右足落了地之后怎么办？不是还得左足先？照此说来，岂不是人人落地穿鞋就得被打屁股？

　　你看，本来一清二楚的事，让他一搅和，大家全糊涂了，郑国的百姓都不会走路了。怎么办？子产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是取消“悬书”，以后法令不再公示，官府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你在街上忽然被捉了去打了五十板子，那么你肯定触犯了某条法律，至于是哪一条，你不要问，你如果问了你就触犯了另外一条法律，又得再打五十板子。

　　这确实也是个好办法，极大地提高执法效率，同时增强百姓对法律的敬畏。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连挨几顿五十板子的倒霉蛋们屁股朝天被抬回家，哭爹叫娘之余想来想去，压抑不住对神秘的法律的求知热情，总得知道屁股因何而开绽吧，怎么办呢？找邓析去。

　　于是邓析家门口挤满了要求普法的百姓。如果邓析是个聪明人，他就会在他的铁嘴上挂一把铁锁，把钥匙扔到井里去，可是他的人来疯是必然要犯的，他口沫横飞如雨，告诉人家前五十板子是依据某一条，后五十板子是依据某一条，根据你的情况，前后五十板子都于法无据。

　　义务咨询倒也罢了，邓先生还公然收取报酬包打官司，这就俨然是后世的律师了。春秋时货币经济不发达，所以邓律师的收费标准是：大案成衣一套，小案只收上衣或者裤子一件。结果生意兴隆，客户蜂拥，我估计邓析他太太还得开一间店铺，把家里成堆的衣裳换成小米或者猪羊，至于换回那么多小米猪羊怎么办我就猜不出了。

　　但与此同时，郑国的民风变得不淳朴了，过去拉人进来打板子大家都是一声不吭，低眉顺眼像个太监，可现在呢，板子还没举起来，人家就喊，且慢！叫邓析来，说说清楚！然后就扯着嗓子大叫孩儿他妈，快借两件新衣裳找邓先生去！

　　于是，据《吕氏春秋》记载：“郑国大乱，民口喧哗”，问题不解决不行了。子产相国断然决定：杀邓析而戮之，把他杀了而且陈尸示众。

　　效果当然很好，再没人敢跟板子叫板，郑国从此大治。子产虽然没当成孔子，但是就连孔子都对他的成就赞叹不已，认为是在乱糟糟的春秋时代实行王道的典范。

　　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不同意孔子的意见，我认为子产我们就把他忘了算了，但是我们应该纪念邓析，这个最早的律师，这个招人烦的铁嘴，这个把法律带给民众并为此牺牲的人。

　　天於人无厚也，君於民无厚也，父於子无厚也，兄於弟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於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皆生於不足，起於贫穷，而君必执法诛之，此於民无厚也。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此於子无厚也。周公诛管蔡，此於弟无厚也。推而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责。何谓三累？惟亲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亲疏，三累。何谓四责？受重赏而无功，工责；居大位而不治，二责；理官而不平，三责；御军阵而奔北，四责。君无三累，臣无四责，可以安国。

　　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马，民者君之轮。势固则舆安，威定则策劲，臣顺则马良，民和则轮利。为国失此，必有覆车奔马折轮败载之患，安得不危！

　　异同之不可别，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浊之不可理，久矣！诚听能闻於无声，视能见於无形，计能规於未兆，虑能防於未然，斯无他也。不以耳听，则通於无声矣！不以目视，则照於无形矣！不以心计，则达於无兆矣！不以知虑，则合於未朕矣！君者，藏於匿影，群下无私，掩目塞耳万民恐震。

　　循名责实，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於动者，用不失则利。故明君审一，万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务，智不可以从他，求诸己之谓也。

　　治世位不可越，职不可乱，百官有司，各务其形。上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所美观其所终，所恶计其所穷。喜不以赏，怒不以罚，可谓治世。

　　夫负重者患涂远，据贵者忧民离。负重涂远者，身疲而无功；在上离民者，虽劳而不治。故智者量涂而后负，明君视民而出政。

　　猎罴虎者，不於外圂，钓鲸鲵者，不於清池。何则？圂非罴虎之窟也，池非鲸鲵之泉也。楚之不溯流，陈之不束麾，长卢之不士，吕子之蒙耻。

　　夫游而不见敬，不恭也；居而不见爱，不仁也；言而不见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无媒也；谋而不见喜，无理也；计而不见从；遗道也。因势而发誉，则行等而名殊；人齐而得时，则力敌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乖势之在外推。

　　辩说、非所听也；虚言者，非所应也；无益之辞，非所举也。故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若饰词以相乱，匿词以相移，非古之辩也。

　　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庙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战百胜，黄帝之师。

　　死生自命，富贵自时。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贫贱者，不知时也。故临难不惧，知天命也；贫穷无慑，达时序也。

　　凶饥之岁，父死於室，子死於户，而不相怨者，无所顾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风，救患若一，所忧同也。张罗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体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悦者，颜不能不笑；责疲者以举千钧；责兀者以及走兔；驱逸足於庭，求援捷於槛。斯逆理而求之，犹倒裳而索领。

　　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凡此四行，明主大忧也。

　　夫水浊、则无掉尾之鱼；政苛、则无逸乐之士。故令烦则民诈，政扰则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务其末，譬如拯溺锤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达道者，无知之道也，无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无有而足，守虚责实，而万事毕。忠言於不忠，义生於不义。音而不收、谓之放；言出而不督、谓之闇。故见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复，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无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无人者道也。故德非所覆、处非所处，则失；道非其道不道，则谄。意无贤，虑无忠，行无道，言虚如受实，万事毕。

　　夫言荣不若辱，非诚辞也。得不若失，非实谈也。不进则退，不喜则忧，不得则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为一矣。所谓大辩者，别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无他故焉，知浅故也。君子并物而错之，兼涂而用之，五味未尝而辩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无方之道不从，面从之义不行，治乱之法不用。惔然宽裕，荡然简易，略而无失，精详入纤微也。

　　夫舟浮於水，车转於陆，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夫不击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载焉。故有知则惑，有心则崄，有目则眩。是以规矩一而不易，不为秦楚缓节，不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万世传之，无为为之也。

　　夫自见之，明；借人见之，闇也；自闻之，聪；借人闻之，聋也。明君知此，则去就之分定矣。为君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优游而政自治。岂在振目搤睕、手据鞭朴、而后为治欤。

　　夫事有合不合者，知与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故远而亲者，志相应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无违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远而相思者，合其谋也。故明君择人，不可不审；士之进趣，亦不可不详。

　　世间悲哀喜乐，嗔怒忧愁，久惑於此。今转之，在己为哀，在他为悲；在己为乐，在他为喜。在己为嗔，在他为怒；在己为愁，在他为忧。在己若扶之与携，谢之与议。故之与古，诺之与已，相去千里也。

　　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於博；与博者言，依於辩；与辩者言，依於安；与贵言者，依於势；与富者言，依於豪；与贫者言，依於利；与勇者言，依於敢；与愚者言，依於说。此言之术也。

　　不困，在早图，不穷，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以避其口；非所宣为，勿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争，勿争，以避其声。一声而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故恶言不出口，苟语不留耳，此谓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闇则不任也，慧则不从也，仁则不亲也，勇则不近也，信则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谓之神。怒出於怒，为出於不为。视於无有，则得其所见，听於无声，则得其所闻。故无形者有形之本，无声者有声之母。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参以相平，转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也。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何以知其然？为之斗斛而量之，则并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平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仁义而穷之。何以知其然？彼窃财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是非窃仁义耶？故逐於大盗，揭诸侯，此重利盗跖而不可禁者，乃圣人之罪也。

　　欲之与恶，善之与恶，四者变之失。恭之与俭，敬之与傲，四者失之修。故善素朴任，惔忧而无失。未有修焉，此德之永也。言有信而不为信，言有善而不为善者，不可不察也。

　　夫治之法，莫大於使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争。今也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也甚於无法。立君而争贤，是贤与君争，其乱也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而贤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断於法。此国之大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缘身而责名，缘名而责形，缘形而责实。臣惧其重诛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心不欲躁，虑不欲浅。心躁、则精神滑，虑浅、则百事倾。

　　治世之礼，简而易行；乱世之礼，烦而难遵。上古之乐、质而不悲；当今之乐，邪而为淫。上古之民，质而敦朴；今世之民，诈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今世有墨劓，不以为耻，斯民所以乱多治少也。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铭。此四君子者，圣人也，而犹若此之勤。至於栗陆氏杀东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诛龙逢，纣刳比干，四主者乱君。故其疾贤若仇，是以贤愚之相较，若百丈之溪与万仞之山，若九地之下与重山之颠。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无辔，履冰而负重，亲而疏之，疏而亲之。故畏俭则福生，骄奢则祸起。圣人逍遥，一世罕匹。万物之形，寂然无鞭朴之罚，莫然无叱吒之声，而家给人足，天下太平。视昭昭，知冥冥，推未运，睹未然。故神而不可见，幽而不可见，此之谓也。

　　君人者不能自专而好任下，则智日困而数日穷。迫於下则不能申，行随於国则不能持。知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无以与下交矣。故喜而使赏，不必当功；怒而使诛，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诛赏从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国相继，杀君不绝。古人有言，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夫人情，发言欲胜，举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长；不以其拙，疾人之工。言有善者，明而赏之；言有非者，显而罚之。塞邪枉之路，荡淫辞之端。臣下闭口，左右结舌，可谓明君。为善者君与之赏，为恶者君与之罚。因其所以来而报之，循其所以进而答之。圣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今之为君，无尧舜之才，而慕尧舜之治，故终颠殒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觉於昭明之术。是以虚慕欲治之名，无益乱世之理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祸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终如始也。富必给贫，壮必给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贵无以高人，聪明无以笼人，资给无以先人，刚勇无以胜人。能履行此，可以为天下君。

　　夫谋莫难於必听，事莫难於必成，成必合於数，听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烁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必先濡。故曰动之以其类，安有不应者，独行之术也。

　　明君立法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此之谓君曰乱君，国曰亡国。

　　智者察於是非，故善恶有别；明者审於去就，故进退无类。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审去就，斯谓虚妄。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公。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智虑，则无不知。得此三术，则存於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