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福兰阁 - 简介

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出生于德国中北部的一个小城市 (Gernrode)，父亲是这个城市的市长。他中学毕业后最初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后来受到印度日耳曼学家史密特(Johannes Schmide)一番关于梵文对比较语言学研究重要性的生动介绍，于是决定到哥廷根大学攻读梵文，并于1886年取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又在柏林大学读了两年法律课程——这是当时申请做外交官的必要条件。同时他还学习中文，是东语所第一期毕业生。1888年作为外交译员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德国公使馆服务达十三年(1888—1901)之久。1903年至1907年他受聘任清政府驻柏林公使馆秘书。并在柏林大学取得教授资格，次年临时被派往青岛负责筹办中德高等专门学堂，清政府派员外郎蒋楷为学堂总稽察，与之接洽。
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Kolonialinstitut)创办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福兰阁应聘为教授并担任所长。1911年他出版了《东亚新貌》(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这是作者在华期间为《科隆日报》所写的时事报道和评论的结集，可以说是一部“清末社会政治变迁目击记”。随后他发表了研究宋代《耕织图》的论文和《“春秋”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为撰写一部中国历史广泛搜集资料。福兰阁是汉堡“德国学者联盟”主席，柏林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23年至1931年任柏林大学汉学教授兼所长。

奥托·福兰阁 - 贡献与著作

福兰阁一生著述甚丰，共发表文章和著作200多种，书评100多篇。 其中最负声誉的是五卷本《中国通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这是一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极为流行的、著名的中国通史著作。当时在欧洲已有几部关于中国历史的概述性著作出版，但是大都属于简易读物，而且不是出自行家手笔，有些还是根据第二手资料写成。1925年斯文赫定曾建议刚从中国回国的卫礼贤说：“您应该写一部中国历史，我想象不出比这更美妙更伟大的任务了。全世界都期待着它的问世。它比发现任何一颗新的行星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可见当时学术界对一部详尽的中国历史著作是如何殷切企盼。
该书第一卷讲上三代到汉末的历史；第二卷讲魏晋隋唐时期的历史；第三卷为第一、第二卷的注解和史料考释，这三卷出版不久就有高山洋吉1938年的日译本。该书第四卷叙述五代辽宋金元时代的历史；第五卷为第四卷的注解和史料考辩。后来由于纳粹时期研究条件的恶劣，耽误了作者的写作进程，无法完成全书，因此，前三卷内容出自他本人之手，后两卷内容一大部分是由其学生、夫人和儿子整理他的遗稿而成。前三卷的原文书名和出版时间如下：《儒教国家的古代及其形成》(Das Altertum und das Werden des Konfuzianisechen Staates)，1930年。《儒教国家》(Der Konfuzianische Staat)，1937年。《对前两卷的注解、补充和订正》(Anmerkungen，Erganzungen und Berichtigangen zu Bd．I undⅡ)，1937年。此书出版后，就得到了“这是整个欧洲罕有伦比的著作”之好评。
在奥托·福兰阁博士的此书中，他以儒家思想作为建立他的中国史观的核心基础。因此，他利用大量史料说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和民族的形成，并盛赞汉唐帝国的统治和大一统思想。但在他的这部通史始终是以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为核心来展开的。因此美籍德裔汉学家魏特夫博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在此书的书评中批评此书实为一部中华帝国史。

奥托·福兰阁 - 智者人生

福兰阁在德国汉学界享有“元老”之誉。于汉堡和柏林汉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均居功甚伟。在汉堡，他曾礼聘清末最后一位翰林商衍鎏(1875—1963)先生来任教(1912—1916)。至今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图书馆的一些卡片，还有商先生的手迹，商先生的哲嗣商承祖(著名古文字专家商承祚先生的兄弟)也曾在该系教书，在汉堡出版过一本《中国“巫”史研究》(1934)的小册子，后来任南京大学德文系教授。在柏林，当年的留德中国青年学生蒋复聪、俞大维、姚从吾等人，都曾参加过福兰阁的讨论班课程。三十年代后在德国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汉学家，泰半曾向他执弟子礼。
福兰阁既具有史学家的眼光，又了解和热爱中国文化，这是福兰阁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他独力依据原始中文资料、正史和《资治通鉴》编写的这部中国历史大著，使德国汉学在西方学术界的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作者在第一卷《序言》中回顾了西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看法，尖锐批评了兰克(Leopo1d von Ranke，1795—1886)、黑格尔等对中国历史的偏见。今天看来，半个世纪前开始发表的这部大书，也许已经落伍。但是从历史的限光看，它却在西方第一次用丰富的历史事实纠正了十八世纪以来冯秉正依据《通鉴纲目》编译的中国历史所造成的谬误。中国史不再是一个循环而无变化的重复。对此德国汉学界有如此的评价：“我们的中国历史知识直到不久前还几乎全靠冯秉正(De Mailla)编纂的《中国通史》，这本大部头的书其实只是充满了儒家道德说教的朱熹的《通鉴纲目》的改编。福兰阁在《资治通鉴与通鉴纲目》一文中对宋代的这两部历史书作了研究，并且证明，西方用作主要史料来源的《通鉴纲目》其实算不得一部历史著作，而是按照一定的伦理政治观点剪裁的事件汇编，其中还包含着错误。……如果像兰克这样的历史学家竟然也认为中国历史应排除在观察之外，理由是它对人类的思想进步无所贡献，那么每位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通读过福兰阁的这部著作，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确认：中国历史其实是整个人类发展中最重要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和最吸引人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