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绅在乾隆三十六年(1772)刘大绅考中进士，第二年，被委派到山东省做知县，此后在山东当了十多年的七品小官。由于他为官公正廉洁，关心和同情百姓疾苦，深受人民的爱戴。回到故乡宁州后，城西五里许有一个青龙潭，他便在潭西自建茅屋居住，取名“潭西草堂”，并自号“潭西老人”。

　　在大绅掌教的八年中，全省都有学生来亲聆他的教诲，赞扬他“和光可挹，道貌可亲；师弟之间，蔼如父子”。而且他能够以身作则，教学相长，课余时间，经常研究诗歌。每次命题，他都亲自作一首启发和诱导学生。在他的培育和影响下，学生的进步很大，其中尤以太和(大理)李于阳、云州(祥云)杨国翰、呈贡戴淳、昆明戴炯孙和楚雄池春生最出众，被人们称为“五华五子”。大绅亲自替他们选订诗集并作序，命名为《五华五子诗抄》。

　　刘大绅的诗，主要“以陶为宗”，五言诗写得自然朴实，如《孤山》：“远忆孤山上，无人有明月。荒林绝虎迹，晚饭饱鱼羹。醉数雁千点，卧闻钟一声。邀游及此日，秋水片帆轻。”他反映民间疾苦的七绝《午后行田闵》也极为明快逼真：“河水东流不复回，老夫彻夜自悲哀。日长莫枕锄头睡，门外催租吏早来。”但他不专主一家，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出入于储、孟、韦、柳”各家。而他本人也是这样讲的：“诗之有大家也，盖合一世之诗人以为言，且合千古之诗人以为言也。”在诗歌创作方面，他认为不是“为技”，而是“为道”。如果只是“为技”，那么，写出来的诗只是“研声病，究格律，探风气，窥好尚，以取悦人耳目”而已。因此他主张“终不得以技而废乎道”，只有这样，才算是“诗之本也”。人们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诗文“有古来诸家之长”，“不主故常，不名一格”，大都“有为而作，有托而寄，直抒胸臆，不假装饰”，并把他比做明朝力变台阁体而为诗古文的李梦阳

　　刘大绅的著作有《寄庵文抄》和《寄庵诗抄》二十卷，生前共选刻二千五百多首。他的文章，《清史稿》收有《哑孝子传》。

附：刘大绅

　　刘大绅（1746-1828），字寄庵，华宁县宁州镇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四十八年（1783）任山东新城（今桓台）知县，适厉三年大旱，大绅极力拯恤，以至不惜捐薪俸施粥，救活了许多饥民，百姓爱之如父母。五十一年（1786），令调曹县知县，新城县民向布政使苦求让其留任新城，未获准。正遇钦差和道员过境，数千百姓向他们哀求留大绅，遂得再留任新城一年，五十二年就任曹县知县，其灾荒尤甚新城，正当大绅苦求救灾办法之际，河督下令征调曹县万名民工修赵河堤数百丈。大绅立即把应调民工召至县衙，好言慰勉，以工代赈，发给粮食，使公私兼利。河堤两月竣工，民工无逃亡或患病者。接着，河督又令曹县征集修河所需秸料三百万斤。大绅以正值秋收时节请求暂缓征调，以免影响秋收。河督不准，并说要治大绅罪，百姓怕连累大绅，争先交纳秸料，不到十天就交足三百万之数。一次，大绅到乡间巡视，听到农民互相告苦说：“谷贱银贵，田赋开征的期限将近，奈何？”他就对他们说：“等谷物有好价钱再交田赋也不迟啊”。这话传到上司那里，上司以“擅作主张，拖延征期”怪罪大绅，并另派能吏到曹县代征，百姓惟恐失去大绅，奔走相约，及时交赋，及代征者到县，当年田赋已全部交清。上司妒其贤，又限期催收上两年因灾拖欠的五万多两赋银，并扬言说如不收齐，就另派他人取代刘知县，百姓很害怕，更是力完所欠赋税。

　　乾隆五十三年（1788），大绅因病辞官，吏民遮道拜送，大绅不忍，只好答应不走，却被调任文登知县。时值新城县正筹备修城，因工程棘手，无人承担指挥之任，新城县民向布政使请求让大绅回新城，大绅不忍负新城百姓厚望，遂不去文登而领命到新城，修城工程竣工不久，上司以其在曹县“擅命稽违赋期”罪名陷大绅，将他削籍戍边，新城、曹两县百姓捐钱为大绅赎“罪”，使其得免，后经大臣公推复官，任朝城（今莘县）知县，后升清州府（治所在今益都）同知。嘉庆八年（1803）调武定府（治所在今惠民）同知，遇蝗灾，大绅亲率吏民到田间捕杀蝗虫，又遇黄河水暴涨成灾，大绅奉命查灾赈济，他竭力任事，惠及灾民，有巡抚代嘉庆帝朱批“好官可用”四字，嘉庆十年（1805）大绅以母老辞官回乡。新城张万灵等乡绅特请人作《遗爱图》一套十九幅，绘大绅在山东各地事迹，以寄托对大绅的思念之情。

　　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五年（1813-1820），任昆明五华书院主讲，他以培育治国人才为己任。早在新城县任职时，他就以“务修德行，勿以记诵词章诡取功名”劝诫诸生。既掌五华书院，当时学生们只求应付科举，不图成就真才实学，他就以经史诗文教授学生，使学风大变，他还精选学生诗文刊印成《五华诗存》。学生中有学业优异者戴炯孙、杨国翰、池生春、李于阳、戴淳五人世称“五华五子”。大绅擅赋诗作卷，均收入《云南丛书》，其书法古朴淳厚，恰如其人。 

　　玉溪新闻网讯（记者 顾世丹 马宇陶 文/图）华宁有一位名人，曾经被誉为滇中一代名师，又因其为官清廉被百姓奉为清官。清嘉庆八年他奉命查灾赈济，惠及灾民，并有巡抚代嘉庆帝朱批“好官可用”四字。近日，记者来到这位名人的故里，找寻这四个字及其背后的故事。

　　探访刘氏祠堂

　　近日，在热心人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位于华宁县右所社区高茶寨村的刘氏祠堂。

　　“这就是刘大绅家的祠堂。”热心人说。祠堂很旧，为土木结构，并具有典型的清式特点。在祠堂的大门上，悬挂有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写着“刘氏祠堂”，看上去牌匾的木质很厚实，显得极为古朴，且字迹有脱落。顺着台阶进入祠堂，这里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在镂空的木雕门窗上到处落满了灰尘，门框的角落里还有蜘蛛网在随着吹进来的微风摆动着，给人以沧桑和沉寂之感。石板路上也是杂草丛生，而在没有杂草的地面上，也不知是谁铺上了一层玉米棒。前行的路走得很小心。

　　院子很大，祠堂的原始面貌大多已经没有了，但其框架还在。在穿过玉米棒铺成的路面后，记者来到了祠堂中供奉天地和祖宗牌位的地方。门槛很高，是石制的，上面还有几个圆孔。这里以前是有门的，但现在门已经不在了。里面也和外面一样，到处堆放着杂物，唯有一张黑色的供桌在各种杂物中显得格外明显。在院子另一边的屋子外墙上悬挂了很多玉米，一串串地垂下。虽然这和祠堂的用途极为不符，但这是唯一让记者觉到有人气的地方。

　　因联系不到刘大绅的后人，关于这间祠堂建于何时，也不得而知。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和热心人谈笑之余，记者得知刘大绅还有一块匾额，现在就藏于另一位后人那里。而这位后人就住在离祠堂不远的地方。记者决定去探访这位后人，并一探匾额面目。

　　“好官”刘大绅

　　在热心人带领之下，记者来到了刘大绅后人王贵荣家中，她是刘大绅的第二十代孙。这位老人看起来慈眉善目，大概60岁左右的样子，穿一件紫色毛衫。看到记者前来，她刚开始显得有些紧张，在得知来意后她很爽快地从自家楼上搬出了这块匾额。据说，这是嘉庆帝给刘大绅的。

　　匾额很厚实，红底金字。其右刻“嘉庆八年五月二十日奉”，左刻“山东武定府同知臣刘大绅恭纪”，中刻“好官可用”四字，并在这四个字中间写有“朱批”二字。按清制，皇帝通常会用朱笔在奏章上作批示，这样的批示则称为朱批。

　　对于这块匾额的来历，王贵荣说：“因为时间太久记不清了，以前家里也很少有人提起。”因此，记者只得翻阅收集资料，并从这些资料中找到了一些由来。

　　据查，刘大绅，字寄庵，华宁人，于乾隆三十六年考中进士。第二年，被委派到山东省做知县，此后在山东当了十多年的七品小官。由于他为官公正廉洁，关心和同情百姓疾苦，深受人民的爱戴。

　　乾隆五十三年，他因病辞官，吏民遮道拜送，大绅不忍，只好答应不走，却被调任文登知县。时值新城县正筹备修城，因工程棘手，无人承担指挥之任。新城县民向布政使请求让大绅回新城，大绅不忍负新城百姓厚望，遂不去文登而领命到新城。修城工程竣工不久，上司以其在曹县“擅命稽违赋期”罪名陷大绅，将他削籍戍边。新城、曹两县百姓捐钱为大绅赎“罪”，使其得免。后经大臣公推复官，任朝城（今莘县）知县，后升清州府（治所在今益都）同知。

　　嘉庆八年（1803）调武定府（治所在今惠民）同知，遇蝗灾，大绅亲率吏民到田间捕杀蝗虫。又遇黄河水暴涨成灾，大绅奉命查灾赈济。他竭力任事，惠及灾民，有巡抚代嘉庆帝朱批“好官可用”四字。从资料上的记载和匾额上的内容看都很吻合。在刘大绅回到故乡宁州后，便在城西五里许的一个青龙潭西自建茅屋居住，取名“潭西草堂”，并自号“潭西老人”。

　　致力教育事业

　　刘大绅除了是“好官”，在教育界也有相当的名气——他曾担任当时云南最高学府五华书院的山长。这相当难得，因为一般来说担任山长必须是翰林才有资格，这背后也有段故事。

　　嘉庆十八年（1813），云贵总督伯麟聘请他去担任当时云南最高学府五华书院的山长。刘大绅虽是进士出身，但因他未曾进过翰林院，有的人便对于他担任山长耿耿于怀，开始刁难他。

　　有的轻薄士子企图试试他有无真才实学，便乘一达官贵人的小孩子满月请客之机，邀约数十人去请他写贺联。谁知大绅博学多才，工诗善书，竟一口气将数十副对联写完，副副写得秀劲、飘洒、妙趣横生，令人叹服！

　　在刘大绅掌教书院的八年中，全省都有学生来亲聆他的教诲。早在新城县任职时，他就以“务修德行，勿以记诵词章诡取功名”劝诫诸生，以培育治国人才为己任。当时学生们只求应付科举，不图成就真才实学，他就以经史诗文教授学生，使学风大变。他还精选学生诗文刊印成《五华诗存》。学生们赞扬他“和光可挹，道貌可亲；师弟之间，蔼如父子”。而且他能够以身作则，教学相长，课余时间，经常研究诗歌。每次命题，他都亲自作一首启发和诱导学生。

　　在他的培育和影响下，学生的进步很大，其中尤以太和（大理）李于阳、云州（祥云）杨国翰、呈贡戴淳、昆明戴炯孙和楚雄池春生最出众，被人们称为“五华五子”。大绅亲自替他们选订诗集并作序，命名为《五华五子诗抄》。他还著作《寄庵文抄》和《寄庵诗抄》二十卷，生前共选刻二千五百多首。他的文章，《清史稿》收有《哑孝子传》。

　　抗日战争时期，正中书局曾把他的《哑孝子传》、《东南山中看桃花后记》选入《初中国文》作为必读课文，颇受当时文人学者的好评和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