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杨文瑔(1905年~1973年),又名文泉,四川省江安县红桥镇(今属兴文县玉屏乡)人。中国国民党党员,国军陆军中将。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兵科毕业,中央训练团将官班毕业。黄埔军校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担任第三、四期学生队区队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排、连、营长,1927年6月任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少校团附。在北伐军进攻河南驻马店战斗中,因冲锋在前勇克敌据点,得到陈诚赏识,后经陈推荐,1928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介石侍从室少校参谋。1929年12月调任中央军校教导团步兵营第三连少校连长、中央教导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少校营长,中央教导第一师1930年12月编入国民政府警卫师(师长冯轶裴)后,调任参谋处中校参谋。
抗战
1931年6月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一师(军长兼师长冯轶裴)副官处中校主任。1932年1月警一师改称第八十七师(师长张治中),仍任副官处中校主任;2月,在上海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兼任第五军副官处中校主任(第五军:下辖二个德械师,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张治中),得到立即开赴上海增援第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部)的命令后,杨文瑔协助副师长王敬久在部队驻地南京、常熟、江阴等地紧急征用大量的民用汽车,连夜以最快速度运送部队到达前线,在庙行、江湾、吴淞等地与日军作战。1933年5月调任军政部陆军编练处(处长钱大钧)第一团上校团长,1934年10月所部改称第二师补充旅(旅长钟松)第一团,仍任上校团长,第二师补充旅系试验性新式陆军师,装备优良。1934年上半年率该团担负无锡至南翔、嘉兴至松江“京沪”、“沪杭”两条铁路线的护路任务;10月为了防范日军在华北挑起事端,随旅部由保定进驻北平黄寺担任战备任务。
1937年初升任第二师补充旅上校副旅长,“七七卢沟桥事变”后, 7月14日奉命率该旅由河南省柘城开赴苏州(旅长钟松在江西庐山受训),归张治中(时任京沪警备司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负责上海的对日作战)指挥,积极备战。军委会根据张治中的建议命令第二师补充旅第二团换上保安队(宪兵)服装秘密进驻上海虹桥机场,以充实上海兵力(当时在上海的中国驻军受限于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无正规陆军,只有二个保安团和维持治安的警察,军力十分薄弱),深感责任重大的杨文瑔为此事专程到南京面见军政部长何应钦,请示具体做法,何认为这一做法冒险,担心与日军发生冲突。8月9日即发生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张治中得到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报告后,立刻在其苏州的住所召见杨文瑔,要杨文瑔亲自到上海调查事件真相(机场守卫部队隶属于第二师补充旅)。10日上午,杨文瑔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分别听取了机场守卫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张应安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的汇报,并到现场实地查看核实,11日返回苏州将了解到的情况详细地向张治中作了汇报。
1937年8月13日,日军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侵略战争,上海抗战(又称“八·一三”淞沪会战)全面爆发,14日,第二师补充旅(已改称独立第20旅)抵沪接替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防守上海爱国女校、持志大学,并担任攻击虹口公园和江湾路日军司令部的任务;8月31日,在吴淞与日军作战的第六十一师因损失惨重而被缩编为一个团,师长被撤职,军政部命令独立第20旅充编该师,重组后的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副师长刘安祺,归属第8军军长黄杰指挥)下辖两个旅,杨文瑔升任第六十一师第一八一旅旅长。10月初,率部在唐家宅、陈家行一线沿蕴藻浜右岸阻击日军,与日军第9师团(金泽师团)为争夺阵地展开往返拼杀,杨文瑔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始终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多次率部攻入日军阵地,战况异常惨烈,第一八一旅及全师官兵伤亡极其惨重,二名团长壮烈牺牲(第361团团长李忠、第365团团长季韦佩),残部奉命撤离上海于12月5日至江苏省句容县整补。1938年,第一八一旅得到新兵补充后,重返战场,1月参加徐州会战;5月21日在河南参加徐州会战之后期战兰封会战,27日配合友军进攻困守三义寨的日军第14师团,后因战局骤然变化,29日被紧急调往杨固集阻击日军的进攻,顽强阻击两天后开始撤退,6月5日撤至湖北省麻城地区休整;8月下旬参加武汉会战,随师部开赴河南固始县阻击日军第10师团三昼夜,击退日军六次进攻,此后辗转撤退至陕西省兴平县休整。
1938年8月调任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39年9月为陈烈;40年10月为黄维)第五十师(师长张琼)少将副师长,在长江南岸湖北省的阳新、大冶等地阻击日军西攻武汉,继续参加武汉会战。武汉失守后,退守湖北省鄂北地区。
1939年3月率部参加南昌会战;5月参加随枣会战,8月参加鄂北守卫战,在湖北省随县(今随州)、枣阳地区打击日军;9月中旬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在鄂南与湘北交界地区抵御日军进攻,击退日军,在湖南省汨罗江以南的栗桥重创日军上村支队;12月下旬日军进攻广东省粤北地区,企图打通粤汉交通线,发动了第一次粤北战役,在粤北最危急之时,驻防湖南省的国军劲旅第五十四军奉命增援,全军将士斗志昂扬均佩带 “还我河山”的臂章。因师长他调,杨文瑔率领第五十师迅即由湖南省常德南下长途奔袭侵占广东省英德、新江、翁源的日军,一路猛冲猛打,追击撤退的日军师团,夺回广东省粤北重要城镇英德、翁源等地,有力地支援了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部)挫败日军占领广东省粤北的计划,保卫了粤汉铁路,重创日寇,收复失地,迫使日军在广东省全线退却,取得第一次粤北战役的胜利,“捷音传出,举国欢腾”(陈诚语,《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1940年2月3日升任国军主力第五十四军第五十师少将师长(副师长潘裕昆等),下辖三个团。因广西省战事吃紧,随即率部由广东省韶关西进广西省驰援昆仑关友军,参加桂南会战;2月9日,全军隐蔽渡过红水河,攻占迁江县后,在上林、宾阳等地对日军展开猛烈反攻,与我军其他部队协同作战,于2月14日再次夺回武鸣、昆仑关等地,迫敌退守南宁市。6月,因日军占领整个越南,严重威胁我国西南各省,随即奉命率部转战云南省滇南、滇西,在滇南驻守滇越边境(云南省河口、麻栗坡等地);在滇西勐功、八莫等地阻击日军,在腾冲、片马等战斗中取得胜利有效地保障了抗日物资运输。( 整理者注:杨文瑔将军在第五十师任职四年,其中担任师长近三年,在他的调教训练下,该师成为国军中最为精锐彪悍师之一。1944年2月潘裕昆升任师长,5月该师加入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所向披靡,建立奇功。)
1942年10月18日调升第九十四军副军长(军长牟廷芳),1943年5月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在湖北省公安、枝江、松滋等地抗击日军进攻,与敌鏖战十数日,且战且退,予敌较大杀伤后,撤至五峰县渔洋关至长阳县资丘一带防守;21日与日军第十三师团(仙台师团)主力第一一六联队为争夺重要关隘渔洋关展开数日激战,后因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于我军不利,遂撤离渔洋关,退至长阳县防守,24日长阳县失守;6月初,日军久战不下且伤亡渐增锋芒顿挫,国军展开全线大反攻,第94军奉命向都镇湾发起攻击,6月中旬日军遭到空前惨败,国军取得鄂西会战大捷。随后率部在湘西、桂北等地与日军作战,1945年4月第94军奉命从贵州省黄平县进入湖南省参加湘西会战,5月1日在湖南省武阳率部攻击敌第58旅团(关根旅团,下辖四个独立大队和第34师团之第217联队),此时的日军已是斗志全无,纷纷向主阵地撤退收缩顽抗,我军奋力冲杀,数日后日军第58旅团几乎被全歼,取得湘西会战首捷,受到国防部隆重嘉奖;8月初,参与指挥第九十四军攻克广西省北部重镇桂林市,得到盟军美军指挥官的高度赞扬。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杨文瑔将军一直在国军主力部队服役、任职,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在对日作战中,杨文瑔将军不畏强敌,勇猛果敢,是一名智勇双全、敢打敢拼的虎将,因屡建战功,多次受到上峰嘉奖。
1945年10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1946年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1947年4月15日,获颁四等宝鼎勋章。
内战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率部参加接管上海、天津等地。9月6日,在美国空军的帮助下,杨文瑔将军率领第一批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在广西柳州搭乘美军运输机抵达上海,即日列队进入市区,沿途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这是自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上海市民第一次见到自己国家的军队。杨文瑔将军的司令部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651号,9日开始办公,主要负责上海市军事接收工作。
1946年初,杨文瑔将军任天津警备司令;4月,调任第七十二军中将军长(共2.8万人,原川军王陵基的基本部队,建军历史悠久,在抗日战争中有良好表现,前任军长傅翼将军因有失职行为被撤职);5月,该军整编为七十二师,改任整编第七十二师中将师长(副师长祝顺鲲、第三十四旅旅长李则尧、新编十三旅旅长杨本固、新编十五旅旅长江涛),成为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要员;他除了撤换几个主要军官外,对中下级军官不做大的变更,而且通过关系给这支部队换装了全套日式装备,迅速稳定了军心。8月,奉程潜电令,率整编第七十二师在鄂豫皖边地区“围剿”解放军鄂东独立第二旅,致使解放军独二旅损失惨重,主力灭失,旅长张体学带领二三百余人化整为零化装潜出重围遁入深山打游击;
1946年12月,刘伯承率解放军中野4个纵队出击陇海路,围困整编第85师吴绍周部于河南省民权县的野鸡岗,情势危急之时,杨文瑔率领整编第七十二师在各路援军中率先到达战场并立即展开救援,刘伯承被迫退兵以后,杨宣称击破十万共军,取得“野鸡岗大捷”,为此,得到蒋介石的通令嘉奖。后在河南省柳河,山东省的济宁、东平、宁阳、肥城等地与解放军作战。1947年3月30日攻占山东省泰安市,4月20日遭到解放军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三个纵队(约7个师)和一个榴弹炮团的围攻(泰蒙战役),除新编十五旅因驻守肥城县逃过此劫外,另外两个旅与师部在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据守泰安城顽强抵抗,与解放军激战数日,曾一度使解放军进攻受挫,但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于26日被俘(副师长祝顺鲲、第34旅旅长李则尧、新编第13旅旅长杨本固等7名将官同时被俘)。新中国时期,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文革前)、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1973年10月24日病逝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监狱
沈醉在其《高墙内的战俘生活》一书中,有一篇《杨文瑔仍爱油头粉面,狗皮膏药论男女结合》以及书中其他部分章节有对杨文瑔的一些记述,称其为风流将军。沈醉写道:“但对于这位 仁兄,又不能不说一点看法,这位不像个军人,满身香气扑鼻,还有一种 顾影自怜的酸劲”。但据战犯管理所管教干部回忆,书中有关对杨文瑔的记述内容不可靠,基本失实,可能是作者为了吸引读者而杜撰的故事;沈醉所讲的这些故事,在战犯管理所无任何文字记载,更无任何其他管教干部或战犯言及,无任何旁证,纯属沈醉一人之说,而且这本书在撰写与出版之时,杨文瑔将军已经去世多年,死无对证,任由沈醉落笔编写。在管教干部眼里,杨文瑔是一位与人为善,爱整洁,生活起居很有规律, 文质彬彬很像学堂里的一名教书先生;但同时又说他是一位 固执己见、消极对待改造的国民党将军,一直没有获得人民政府特赦,1973年病重住进抚顺第二人民医院时,竟然在 弥留之际毅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亲属
杨文瑔将军曾于抗战前捐万元资助 兴文县 玉屏乡小学扩建;抗战胜利后又捐资新建 江安县 梅花镇中学(今 江安第三中学)。将军有二位哥哥伯理、仲孚,二位 兄长曾经为家乡当地的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将军原配夫人夏国彬(四川人氏, 辛亥革命四川总指挥 夏之时的侄女),后离婚,育有一女一子( 杨明礼、 杨明义),解放前 夏氏携子女移居国外;续娶妻雍载华(天津人氏),无子女,解放前夕 雍氏定居境外。
资料来源
《一·二八国军营以上官佐姓名》、《 黄埔军校网》、 《黄埔军校研究》、《宜宾市公众信息网》、《 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中国抗日战争简史》、《陈诚回忆录—— 抗日战争》、《钟松——抗战的61师》、《八·一三 淞沪会战》、《广西抗日虎将—— 陈烈》(陈善政、黄嘉猷)、《广西抗战史》、《 七七事变时国民党并无抗战决心》(杨文瑔)、《云南抗战史》、《漫话戎马 关山路(晏欢)》、《访中国驻印军老战士袁枚华先生(晏欢)》、《国军第五十四军抗战史》、《余汉谋:粤北战役》、《 林伟俦:参加第一次粤北抗战的回忆》、《上海市志——军事志大事记》、《湖北省军事志——鄂西会战》、《浴血鄂西》、《湘西会战评述》、《 粟裕年谱》、《中原突围史》、《第三野战军战史》、《泰安市志——解放泰安》、《战犯的最终结局》、《敏思博客——杨文瑔》(求己斋)、《点评三野的战役兼评粟裕的 战功》、《岁月艰难-- 吴法宪回忆录》等。
附:杨文瑔口述虹桥机场事件
《七七事变时国民党并无抗战决心》一文是杨文瑔将军1961年在战犯管理所写成,该文现收编在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并公开出版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12 政府 政党》一书之中。文中一部分内容披露了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的真相,经杨文瑔将军实地调查,认为:此事件的发生有偶然性,属于突发事件,并非中日两国蓄意而为之。尽管如此,但在当时,中日双方已经是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二名日本军人擅自驾车持枪强闯机场警戒线是一种严重的挑衅行为,也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线。事件主要经过如下:9日下午5时许,日本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驾军车沿虹桥路由东向西急驶,要强行进入虹桥机场,被守卫机场的中国宪兵制止(注:这些机场守卫宪兵就是秘密到达上海不久的我正规陆军士兵),二名日本军人不但不听劝阻,反而是态度愈加蛮横,最后拔出手枪来威胁,中国宪兵见状遂对天鸣枪警告,大山勇夫等见事情不妙便仓惶驾车逃跑,日军车急速右转弯驶入碑坊路(当时在机场东侧,现为机场内一便道)。机场附近高度戒备而且是高度紧张的中国士兵,听见枪声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向急速逃跑的日军车射击(这些士兵平时就恨透了日军),在离机场大门北一二百米处日军车被击坏车胎,二名日本军人弃车而逃,大山勇夫被当场击毙,惊慌失措的斋藤要藏挥舞着手枪向旁边一荒僻的小丛林狂逃躲避,被正在小丛林边秘密构筑工事的中国士兵击毙。就中方来说,虽说中国士兵不应该不问青红皂白地将逃跑的日本军人击毙,但更糟糕的是,事件发生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却草率从事,把一个死刑犯换上宪兵的服装,枪毙在机场门口,弄出一个日军强行闯入机场时先开枪打死我宪兵,然后我宪兵才还击的假现场来,结果弄巧成拙,日本人和其他国家参与调查的人员看出了破绽(一是死刑犯手臂上有被绳索捆绑的痕迹;二是死刑犯是被驳壳枪打死的,而二名日本军人使用的都是小口径“勃朗宁”式手枪),日本人认为二名日本军人被击毙是中国有意在挑衅。中日双方的交涉与谈判极端困难,事件愈演愈烈,日军遂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侵略战争。
整理者:王 宏(杨文瑔之侄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