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号庢园居士。1885年农历五月初九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大磉磴村。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1904年考入顺庆中学，与杨森等同学；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王缵绪是职业军人，又数次从政，他一生热心教育，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1960年11月在成都病逝，终年75岁。

农历乙酉年五月初九（夏至）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大磉磴村（今西充县的晋城镇程真宫村）。属鸡，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喜书法，作律绝，好收藏图籍。

1908年，他考入四川弁目学堂。毕业后任新军第十七镇第三十三混成协队官，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营长。1916年任川军刘湘部团长。后来调任刘湘第二军第9师杨森属下。他总觉得枪杆子太少，难成大器，拼命扩大武装，不料欲速则不达，1921年被革去团长专任永宁道道尹。

他从一些军阀、政客一起瓜分川汉铁路的借款分脏中得到银币10万元，便丢下道尹，携款到汉口贿赂湖北督军萧耀南的门衙。买得汉阳步枪2,400枝，重机枪6挺和一批子弹，运到夔府（今奉节县）。他派员四出，广招兵马。川鄂边界农民踊跃入伙，很快汇集近3000人，建立了2个团1个营，这就是他自称的“夔府成军”。

    1920年川滇大战爆发，刘湘为鼓励杨森脱离滇军，将所部王缵绪团划归杨森。杨任川军第九师师长，王缵绪为该师十八旅旅长，兼任川南道尹。这是王第一次从政，他“兴农田、水利、筑路、改良监狱、奖励留学”；聘请卢作孚为川南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长，创办通俗教育会，推行新文化运动；对川南师范学校进行改革，聘恽代英到校任教，并亲自印发恽代英编著《政治学概论》等书籍。他推行的革新运动遭到地方封建势力强烈反对：

1922年7月21日四川省议会发“快邮代电”，抨击“该道尹即在下川南伪造种种团体、种种印刷物，以为一己辩护，足证该道尹实能奉行野心家、阴谋家之政策，利用伪民治主义以行其割据川南之实者也”，并 “已咨请省公署撤任查办”。王的新政遭遇阻力，卢作孚、恽代英亦相继辞离。

    1924年2月9日杨森部攻入成都，任命王缵绪兼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就任后着手扩宽春熙路、修少城公园；将城墙及城内大街辟为汽车站，建造公共厕所；实施市内义务教育，创办徒弟补习学校令各商店学徒入学；少城公园内建公共体育场，举办全省学校第一次运动会。因业绩昭著，少城公园内曾有碑刻加以铭记。

1925年北伐呼声初起之际，杨森反而主张联合滇军袁祖铭攻打刘湘，以期武力统一四川，令王缵绪任北路总指挥，由遂宁向合川、重庆出击。川东各师将领在重庆组成反杨联军，决定以邓锡侯率部将王缵绪阻于合川；以田颂尧部侧击遂宁牵制王缵绪部。

    此前，四川省议会向全川将领发出“息兵御侮”通电，请求川军将领“勿以目前之地位为可久，勿以操戈同室为得计，及早回头，共图善后，移内争之兵力，作外交之后盾，于国于家，庶几有济”。王缵绪深明大义，知杨森之举必阻碍北伐之促成，乃于7月下旬在遂宁发出通电致双方各军，主张停战协商川局。杨森全线因此发生动摇，各部向乐山、宜宾总撤退，试图入滇。唯官兵闻云南贫瘠，到宜宾后多不愿前往而求庇于刘湘。杨森无奈只身乘船出川，赴汉口投靠鄂军夏斗寅。

    9月23日，北京临时政府任王缵绪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地达三年，师部设资中。在资中他继续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交通建设。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公私立学校；在重龙山下的东庙内设立县立小学，聘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前来任教；又将北门外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校内附设民生工厂，学生半工半读，使贫家小户人家子弟能够入学；次年，报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升格为“四川省立第六中学”，聘周能泮担任校长，到上海购置仪器和书籍，教师有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毕业生，及美国、日本、英国的留学回国学生担任。范长江、曹荻秋、廖昂等均毕业于此校。还在县政府前面西仓房设立“通俗图书馆”，藏书达一万多册；将重龙山修建为“重龙公园”，建听泉楼和江天阁，在永庆寺陈列图书和文物，供市民观赏；还建了三个公共体育场。1926年在资中川主宫成立“资内马路局”，请留学法国的土木工程师何庆延任坐办，集得股款20万元，征调民工建成全长60公里、宽5米的资中至内江公路。还用“驻军护商款”培修西门外大堤，在马路局设立“蒙溪河浚导处”，以减少洪灾。

    1926年8月21日王缵绪等十三将领发出通电赞同讨伐吴佩孚。11月27日，蒋总司令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川军自此脱离北洋政府，赞同北伐，归附国民政府。王缵绪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1927年任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第二十一军奉命裁军，改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移驻重庆。

    1929年1月26日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所属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委员长为冯玉祥）。5月17日，王向刘湘提出“辞去军职留学欧美”请求，谓“……夫血战终身，虽军人应尽职责，然非争国防与外交，牺牲者就何所为，长此屠刀在手，自杀宁有已时。故全国多一军人，即全国添一乱机，川军多一退伍，即川境增一良民。缵绪不幸，误入军籍，当此军阀末路，忍再作茧自缚；年愈不惑，时弗再来，觉悟嫌迟，改过宜勇。” 王还对记者谈道：“……教育之根本，全在幼稚时代之教育为基础，然以我国而论，迄未本此原则实施。故余决心辞去军职，专赴各国考察幼稚教育状况，如管理法、教育法、保姆养成法等等，逐一详细研究，俾他日归国，能取他人之所长，补我之所拙，以从事于我国国民基础教育之工作。” 刘湘再三慰留，决定“给假三月，以资修养” ，并向国民政府举荐王兼任四川盐运使。四川盐商“对新上任的运使例有一笔馈赠”，王用这笔资金购得张家花园旧址，开始实施其创办巴蜀幼稚园的计划。刘湘对王决心投身教育的举动给予理解和支持，第一个出资捐助修建园舍（即巴蜀学校“湘院”）。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委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

    在筹备巴蜀幼稚园的同时，王在重庆创办《巴蜀日报》，1929年11月21首日发刊。《巴蜀日报》社设商业场西三街26号（后迁入杨柳街72号），每天出版两大张，“消息力求翔实敏活，持论一本公平直正” ，除新闻外，还有副刊。报社总编辑黄绶（元贲），编辑有江凝九、蒋阆仙、何剑华、邓宰平，主笔王国源、江子愚、罗一龙，经理郭松年。该报出版四年零三个月，至1934年春节停刊。

    1932年8月，“二刘大战”（刘湘对刘文辉）爆发，至1933年12月结束。“二刘大战”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1932年，王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四川。

1933年2月，王创办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正式开学。王通过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延聘周勖成、孙伯才、卫楚材等教育专家，由江浙来渝主持校务，并将张家花园之街房地产全部交给校方作为办学经费。学校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以及校图书馆上万册图书，皆另行拨款从上海购来，设备堪称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巴蜀学校秉承“公、正、诚、朴”校训，坚持“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教育模式，是当时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在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典范，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莘莘学子，造就一代英才。巴蜀学校办学成绩享誉西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亲赐“成绩斐然”牌匾。

    1939年7月，因重庆屡遭日机轰炸，王将巴蜀学校整体迁回西充，学校的教育教学设备、仪器装了整整十六条大木船经嘉陵江运至南充，又动用二千余民工运至西充大佛寺，解决西充多年没有中学，家乡子弟求学的困难，实为后来西充中学的前身。留守重庆的巴蜀学校仍继续办学，到1949年底，已经发展成为集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完整基础教育体系的完全学校，并积极筹备建立巴蜀文商学院，终因社会变故而未果。

    1934年2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整饬军政，将全国军队重新编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改称“国军第二十一军”，王任第二师师长，辖第四、五、六三个旅，驻防合川。同年10月至次年5月，王先后担任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和第六路总指挥，与红军作战，以阻截为主旨。

  1935年10月1日，行政院召开第232次会，任王为四十四军军长，辖三师、十六团，又十一独立营，军部设绵竹；10月8日，接守松潘至威州防线，在水口场、夹门关、名山、清江堰一线与红军对峙。11月6日，赴南京出席五全大会。1936年2月25日，国民政府授为陆军中将。

    1937年6月28日，王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9月1日，王率领第44军（时编入第23集团军）首先开赴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1938年1月，因前线需要，44军从第23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29集团军，王担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逝世，国府明令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月23日王缵绪率35名留川将领致电蒋委员长，拥护中央决定；同日，留川部队以161师师长许绍宗领衔，六个师长同五个独立旅旅长联名电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并且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到处贴标语，散发传单，情势趋于紧张。1月25日王缵绪、郭勋祺奉蒋召飞汉； 3月6日钟体乾、邓汉祥、王缵绪、潘文华、王陵基联名电呈蒋委员长、林森主席，表示拥护抗战，拥护中央。 3月22日，王缵绪、王陵基奉召赴汉；4月1日，王自汉口致电所属晓谕民族大义：“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坚决之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出川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如有不明大义，偷生畏劳之官佐，务望诸兄切实开导，俾知公忠体国，为民前锋，注意大者远者，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

    4月11日蒋召集何应钦、贺国光、邓锡侯、王缵绪、唐式遵、王陵基到京；4月26日行政院会议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潘文华任川康绥靖副主任、刘文辉兼重庆行营副主任。4月27日，王缵绪致电蒋委员长，恳请收回代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委员长致电王缵绪：“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为意志，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 5月8日，王通电就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职。

    此后，王发布一系列新政：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

    8月1日，行政院召开第374次会，任命王缵绪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民政厅长稽祖佑免职，由胡次威任；蒋志澄教育厅长改任重庆市长，杨廉任省教育厅长；任命何北衡任建设厅长；陈筑山任秘书长。

    8月11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写道：“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获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好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质，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行营及省府，请求改善办法。23日，王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饬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陨越，尚乞释念为叩。” 10月，王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

    1938年底，抗战局势日趋紧张，四川民众出兵出钱的担负亦日益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体念民众痛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11月10日，“新都实验县乡民，因不满县政府征兵及各种设施，受地方哥老及土劣之鼓动，集合团丁多人，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亦纷往参加。经公正士绅出面疏解，省府取消其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 11月22日，王以“国难当中，所有公务员应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他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酬应；不准借婚丧庆寿大张宴席，收受礼物；在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挽留或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

    12月7日，“中江事件继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追查事件起因，为县政人员征兵征谷舞弊，引起人民公愤。经省府派人宣慰处理，亦幸获解决”。12月21日《新民报》发表时评：“……王主席很坦白的承认，所以会有此次中江的事变，主要原因，只在前此的政治不修明。这就等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担负自己应负的责任。基于此一点以推论王主席的精神，颇具有一个能够勇于负责的政治家的风度。……事变和盘托出，与全川父老及全国人士共见，这确然值得我们寄以深切的同情和欣慰！”

    1939年1月，王大力整顿吏治并通令全省：“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领导人民之公务员，尤宜奉公守法，为民除弊兴利。乃近查各县区长、联保主任，自恃地位，对人民生命财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致怨声载道，若不严予制止，其何以正法纪而树风声。今特令各专员县长，转饬各区长、联保主任，务须奉公守法，对违法者并应切实检举，从严惩办。” 3月，王亲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等问题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尽量安排时间拜访入营壮丁的家属，并给予慰劳金。

    9月1日，王在全川推行新役政，亲自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一要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要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要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要依期欢迎欢送出征壮丁；五要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要严厉查办舞弊人员。9月5日王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宗旨在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自担任省主席起，王便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在全川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王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 当年有媒体报道说：“王担任省主席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1400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交卸时，尚存余了1000余万的现款。这组数字，就是他在四川的政绩。”

    王大力推行新政，尤其查办积案、撤换大批贪污官吏，大大触犯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此时抗战已入第三年度，川政推行已渐上轨道，忽于8月6日，有川军七师长谢德堪、杨晒轩、彭焕章、周成虎、刘树成、刘元塘、刘元琮联电攻击王缵绪种种措施不当，促其辞职之事发生。原自王缵绪代理并真除川省主席后，大体上尚能秉承中枢意旨，推动有关抗建工作。惟自刘湘逝世后，川中军人觊觎川政者颇不乏人。王处事接物，亦时不免操切。是时，川军留驻后方者计共九个师，除属41军之曾宪栋、吕康两师长拒绝签名反王外，其他七师长，刘元塘、刘元琮系属第24军刘文辉部；谢德堪、杨晒轩，系属45军邓锡侯部；彭焕章、周成虎、刘树成，系属潘文华指挥。七师长既各有所属，其所签发之反王通电，自为其长官所指使。中枢为息事宁人，安定后方起见，乃有调王缵绪回到驻在湖北前线之29集团军总司令部，由蒋委员长兼理川政的决定”。 9月19日，国民政府明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缵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侮。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 10月1日，王电令全川各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用备整编补充；二、积极组训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政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后防，藉固前线。

    10月底，王离省政府主席职亲临前线指挥，他在前沿阵地向官兵训话说：“各位官长、各位兄弟，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29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拥护总裁的革命阵营，是国家的骨干，是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这个团体要使上官爱护，莫使上官厌恶。要配做一个革命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庭，抗战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畏难，不怕苦，见利不先，赴义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愤耿耿，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苟且偷生、争夺抢劫、分歧错杂、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化种种恶习不成功。”

    1939年冬，全国发动冬季攻势，29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协力右集团军张自忠部，拒止北进之敌。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敌人据点，占领王家店。

    1940年1月，敌方13师团增兵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旋经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该集团军乘势推进连续猛攻，因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29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任该地区攻防作战。5月，王加任陆军上将衔。

    5月初，日军分兵两路，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第33集团军张自忠部首当其冲，即向襄阳转移，致使29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随即受敌猛攻。王乃率部驻守大洪山西北要隘。张自忠于5月15日在宜城殉国后，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王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追日军。6月初，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即组成几个梯团南下。王令全集团军固守大洪山要隘。敌部四面围攻大洪山，激战十余日后各要隘虽被敌所占，却予敌以重大杀伤，且击伤敌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此后，王又命所部利用山地隐蔽，与敌旋磨打转，激战十余日，毙伤敌将校达时任。敌伤亡甚重，不得不撤出大洪山。29集团军阻止了日寇西进，粉碎了敌人一举歼灭该部的阴谋。在其后守备大洪山的一年又四个月（1940年9月至1941年底）中，王曾多次率部对日军13师团进行了反扫荡战斗。到1941年12月奉命开赴河南内乡整训，移交防务给22集团军孙震部时，仍保有大洪山第一线阵地，成功阻止日军想要突破大洪山防线向战区腹地推进的企图。这就是轰动抗日前线的“大洪山老王推磨”。

    1942年3月，29集团军奉命自河南调往第六战区；7月，王升任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扎桃源，守备洞庭以西、长江以南的湘鄂地区。1943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从岳阳、沙市、宜昌向29集团军守地进犯。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佛晓，日军轻易攻破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29集团军67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到2月底，阵地失而复得。3月上旬，敌全面向沙市以南滨湖各县进犯。王亲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作战。敌我双方形成拉锯状激战到3月下旬，敌退守于洞庭湖西岸和南岸的四处据点。4月上旬，29集团军奉陈诚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同年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令29集团军在北面的滨湖各县节节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王命44军与敌鏖战20余日，使敌未能前进，且有所缴获。但另一路敌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使44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地区。敌旋即迫近29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桃源。王率余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郑家驿，令44军在常德外围之太浮山和太阳山地区分别截击敌军。该军150师师长许国璋于是役身负重伤，自戕殉国。12月3日，余程万失守常德后，六、九两战区增援部队始陆续赶到，在太浮山地区击败敌军。44军击败桃源之敌后，奉命追击至藕池口。敌军退守注滋口一线，形成对峙，29集团军奉命集结澧县待命。

    第29集团军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大小战斗计2300余次。所辖44军和67军共6万6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4万5千余，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4万余人。此时，集团军仅存不到2万人，壮丁力夫伤亡失散更是不计其数。1944年2月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王自请撤消29集团军总部和67军建制，保留44军。经军委会批准，44军仍由王泽濬任军长，辖149、150、161、162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王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4年5月，日寇再发动对长衡攻势。6月7日，敌军第3师团窜抵古港附近，44军奉令于9日展开攻势，击破古港东门市之敌，斩获甚多。敌军继续增兵反攻，44军不得已向浏阳撤退，敌68师团同116师团猛进争夺浏阳，44军固守浏阳，喋血奋战九昼夜，终以战力不支，14日退出浏阳。敌军又继陷攸县，44军奉命赴茶陵南北地区，迎击该敌。7月敌军陷茶陵。8月8日敌军又陷衡阳，指向桂林。44军留置湘粤边区，受第九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于1945元月，参加湘粤赣边区作战。元月中旬，敌军一部由茶陵安阳南进，44军奉命迎击，奋战阻截，敌未得逞。迄至8月，日寇宣布投降。因抗战有功，王缵绪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

    1945年2月10日，王被委为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王上任即告诫部属不得欺压百姓，在辖区内分设若干军民合作站。整顿监狱，释放罪轻者，在两天内释放数百名烟贩，他说：“种烟运烟的都无事，吃烟贩烟有何罪？” 此举触怒上峰，认为王“太霸道”。他改善劳改人员待遇，规定禁止肉刑，以养廉耻；视寒问疾，力求卫生；言行训育，化囚为民；经济公开，以谋温饱；严禁剥削，以维福利；贿赂绝迹，一洗贪风。大力整肃重庆治安，捉拿大流氓雷鸣心。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因群众热烈参加，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王明确指示所部“为尊重民主运动起见，不拟加以管制，仅以劝告方式维持会场秩序”。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6月重庆卫戍司令部奉令改组警备司令部，王任武汉行营副主任。1947年5月2日，王应蒋电召进京，行前王对记者说：“……首都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晋谒主席，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正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 王自京返回即赋闲居家，观弄书画，吟诗作赋，研习佛学。

    1948年5月16日，王调任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5月19日，重庆行辕改为重庆绥靖公署）。同日，王出席国大返回重庆，公开表达对时局的担忧，他说：“……政府与党意志之不齐一，已于此次国大会中，充分表露无遗。而政治改革之无实效，亦可于铲除豪门资本，举办救济特捐等例中概见。故欲挽回国事之颓局，非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并力去敷衍塞责之官僚作风，努力做出成绩。尤于铲除豪门资本，安定人民生活一点，非彻底做到，不足以压人心，挽颓局。” 8月4日，行政院第10次会议委朱绍良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王缵绪、贺国光、杨森为副主任。

    1949年3月4日，王致函毛泽东，感谢承蒙优待其子（王泽濬于淮海战役被俘），继称天道忌盈应适可而止。5月14日，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省市参议员联系会在成都举行大会，17日闭幕，王被推为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会通过西南应变三大方案：政治——用人唯贤，严惩贪污；经济——彻底限田，停止征实；军事——协助国军，组训民众。6月，王被委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6月13日，王再次向记者发表时局感言：“……我对政府，对国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说的是病的症结所在，民间的疾苦。三四年来，曾与总裁（因我素来称蒋总统为总裁，原注）上书不下七八万言，如政治之贪污无能；财政上无限制的发行钞票；党团的人员全在做官，不下乡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较过去的军阀还贪污，剥削平民；征兵尽是兵贩子；主张胜利后不能裁兵……，可是这一些办法都没有被当局采纳，千言万语等于石沉大海。……王陵基只知道做官，个人包办一切，土地、人民、金银财帛是他的，组训民众，保卫家乡他完全不管。今天我们出来，他还要说我们是武装逃亡，有野心。像他这样只做官，实在是有污粮食，假若粮食有知，也会起来反抗的。”

    1949年12月7日，王被委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队撤离成都，王以“治总”名义接管成都。

25日，“治总”政工处长王乃鹤在成都广播电台向市民报告说：“……王缵绪先生在虎口余生中以极艺术的政治手腕周旋于左右矛盾的冲突中，与反动派斗争，而奠定了成都和平解放的基础，更以战犯身份作到了中共目前所真正要求的一切，这是化戾气为祥和的重要基础。在今天通电起义自然很受人民欢迎，就是要反共，人民也不怕你。这次王缵绪先生如果起义了，势必受反动派迫害而离蓉，这条路不能使他负起成都和平解放的重任。因为王先生在佛法悲天悯人的立场与共党革命的基本方针相同，而在作风上又与中共的政策相配合，因此特宁为成都以及全川父老的幸福而牺牲自己，以战犯的身份出担重责。”

    同日，王缵绪致函解放军四川军区委员会，表示“为了人民的和平愿望、父老的请求，不忍重苦人民，现在严率所部，勉维治安，静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调遣”。

1950年后，他历任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职。1950年12月24日，王将创办十八年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无偿捐献给政府，邓小平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1952年10月10日，又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由西南博物院收藏。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文物中，王捐献的国家一、二级书画藏品达167件。

王缵绪个人最大爱好即书法、诗词和收藏。早年曾加入上海海上亭云书画社，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他与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齐白石、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等。王说话幽默风趣，外号“笑和尚”。他“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来，自奉亦简”。

    王热爱乡里。当年西充经常遭遇灾害，以致“民食艰难，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王“每接乡讯，深恻于怀。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 1927年10月22日，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1937年 3月2日，王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请求他“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凡有西充人上门求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说：“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饭。”有时人多了碗不够，部下向王报告，他说“没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饭”这句话百姓流传至今。

    1957年6月，反右派运动开始。王的故旧、好友多人被划为右派，如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起义将领龙云，民盟中央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就连曾动员王起义的中共党员、四川省参事室主任高兴亚也被打成右派。这些现实在王的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最终他作出选择——离境出走。11月15日晚9时，王在深圳边境被捕，随身携带有他亲笔书写的30本（约52万字）日记，以及51份刊登反右派运动报纸。此后，王被拘押在成都文庙后街省公安厅内，未对他作任何判决，直至1960年11月在四川省医院病逝。 

1936年，齐白石入蜀。1941年，蜀游后的第五年，81岁的齐白石在《蜀游杂记》末页题道：“辛巳冬十月十又八日因忆在成都时有一门客，日久忘其姓名，翻阅此日记，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人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以至此。”

1946年9月9日，中秋前一日，白石老人又翻阅了一次《蜀游杂记》，面对十年前的往事，齐白石挥笔写道：“丙戌秋，明日中秋，偶捡旧书，见此本子，也伴我历游四川，仍作记事用。老年人善忘，有一小事，必须记之。八十六岁。”

到底是何“小事”让白石老人十年后依然无法忘怀？

疑问：齐白石不肯替王缵绪造假？

成都民间流行的说法，是齐白石与军阀王缵绪因为金钱发生了冲突。白石老人认为：“半年光阴，曾许赠之3000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1936年9月21日齐白石致弟子姚石倩书信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予已与中英弟有约每月来函一次。无论老年人答与不答，只要知弟子平安。成都治乱，已免悬悬。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执吾弟代王缵绪许赠三千之函说话，缵绪骗人三千元，吾弟从中难矣，吾爱吾弟，故一掷千金，足见君子与小人也。方鹤老、曾默躬如相见，代称名问安。”

姚石倩只是王缵绪的幕僚，不具有经济上的决定权，不可能代王缵绪许赠三千元。而王缵绪拥有军政大权，在成都、重庆拥有多处商铺、钱庄、公馆，也不缺这三千元。为什么王缵绪决定赠送齐白石三千元？赠送金额确定的标准是什么？由谁确定？以何种方式支付？王缵绪为什么改变了约定？我们不得而知，但成都老报人车辐提供了一种说法：在鉴赏王缵绪收藏古画时，齐白石指出赝品居多，未在假画上题字，所以没有得到重金。

齐白石《蜀游杂记》第4页

据车辐回忆：“王缵绪自许儒将，喜玩古瓷器及书画，他本人以军阀势力发家，有权有钱，买的古书字画又多半为赝品，蒙着几个食客为他鉴定书画古玩，半吊子(指似懂非懂、半罐水的意思)食客与古董商勾结，使王买了不少赝品，王闷在葫芦中，一呼百应，俨然像是一个识者行家了。齐白石到来，王以其藏画求其鉴定。齐即指出其真伪，赝品居多。王愕然、不悦，于是半吊子儒将形象一变而现出军阀脾气来，他们之间产生了距离。以后，由王的狗头军师献策，搞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由王出面，挑出赝品，请齐白石在假画上题词。齐受此横逆，几至晕厥，以后即称病推辞。殊不知王竟使出军阀本色，向白石老人提出，愿出重金，仍坚持请(齐白石)在假画上写几笔，并求盖章，言下大有非办到不可的意思。白石老人受此凌辱，坐卧不安，不久即辞别王，乘舟东下，如脱牢笼一般。他来四川，原打算上青城，去峨眉，结果一处也没有去。”

此说法在北京、四川等地广为流传，特别是1949年以后，齐白石被塑造成真诚、勤劳、和平的象征，而王缵绪已从四川省剿匪司令、重庆警备司令变成了起义将领，之后的潜逃者，直至病逝在狱中。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军阀违背诺言，“压榨”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合情合理，就如同收租院成功地塑造了刘文彩欺压勤劳善良的劳动农民一样，成为当时革命的需要。

事实：齐白石鉴定能力不强

王缵绪真是传说中的“儒将”吗？齐白石擅长鉴定书画吗？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困惑？笔者专门查询了民国四川军阀史料和国有博物馆藏品资料，却有以下发现：

一、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中，只有王缵绪和田颂尧是秀才出身，王缵绪具有良好的古典文学基础，闲暇喜好临习历代名家书法，早年曾加入海上亭云书画社，与黄宾虹、张大千、陈泽霈等有往来。1949年以后，由于王缵绪能鉴赏书画、陶瓷，人民政府特任命其为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其收藏品中不乏珍稀名物，如唐人《妙法莲花经》卷、元人《仙山楼阁图》扇面、冒辟疆《草书诗文》轴等历代名家画作。金石学家姚石倩、曾默躬等长年住在治园为其整理编目。1952年10月10日，王缵绪将其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捐献给政府，分别由西南博物院(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川西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保管。由此可知王缵绪并非粗劣武夫，其收藏品中不乏国家珍贵文物。

二、对于王缵绪收藏的书画，齐白石未出具任何书面鉴定结论。四川博物院典藏部林玉女士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管部江洁女士查询藏品资料后告知，王缵绪藏品中没有发现齐白石题跋。但王缵绪在其收藏的古书画上广泛使用了齐白石刻制的收藏印，如四川博物院藏《项圣谟山水人物图册》就钤有齐白石为王缵绪制印多方，如“治园眼福”、“治园所藏”、“治园心赏”、“王缵绪印”、“王治易”等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赵之谦花卉图扇面》上钤有“治园心赏”。在戴山青编《齐白石篆刻作品选》收录有多方齐白石为王缵绪制作的收藏印，如“治园暂有”、“治园考藏”、“治园鉴藏”、“治园藏书”等。这些印章都是1931年至1936年，齐白石应王缵绪之邀刻制的一部分。

三、齐白石和王缵绪都认为书画鉴定是一件很难的事。在1936年5月30日《新新新闻》的报道中：“王氏入室后，齐氏语王，谓早间已晤余中英、姚石倩诸人，并极赏姚家藏之板桥道人画竹有潇洒出尘之态，王谓彼亦藏有板桥画竹四张，现在重庆，缓可取出鉴赏。张谈到鉴别古董，大家均以为难事。”

虽然古书画鉴定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但齐白石在成都还是刻制了一方鉴赏印“白石见”，这枚印章现藏北京画院，边款云“丙子六月。治园”。丙子年为1936年，该年六月齐白石居成都王缵绪公馆治园。我们知道相对于姓名印和诗文闲章，齐白石的鉴赏印非常少，从中可见齐白石对于古书画收藏之态度。保存在北京画院的齐白石收藏品，多是师长、友朋、门人的作品，更像是保存自己的文献资料，而非带有主题性的专业收藏。

既然齐白石不喜欢收藏古代书画，又为何制“白石见”印？笔者认为当时确曾发生过鉴赏古画事件，对于王缵绪的藏品，精明的齐白石不便表态，于是刻了这方“白石见”应对。“见”是一个中性字，只叙述看见这个过程，不存在对真假的判断，是一个有充分回旋余地的说法，呈现出齐白石多彩的人性，既有孤傲的一面，也有通融的一面。

齐白石不愿对王氏藏古书画真假做判断的原因有许多，一方面是藏品有问题。凡是从事收藏的人都知道，只要从事古玩收藏，买到有争议的物品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即使是精于鉴定的吴湖帆、张大千也在所难免，何况一个僻居西南的军阀。1989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谢稚柳、启功等对保存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王缵绪藏历代书画进行了鉴定，发现其收藏品良莠不齐。另一方面是鉴定能力问题。与张大千、吴湖帆毕生收藏临摹研习古画截然不同，齐白石一生以自我艺术创作为主，基本上不收藏古画，也不从事古代艺术品的交易，接触到历代名作的机会很少，对于需要见多识广、丰富经验的古书画鉴定，他非常不擅长。在1936年5月30日《新新新闻》的报道中齐白石也坦率地表达了书画鉴定的难度。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一是对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齐白石、王缵绪都认为书画鉴定是一件很难的事，二人有共识；二是通融的齐白石制作了“白石见”印应付书画鉴定。

原因：个性多疑，加之外人挑拨

对书画作品真伪的不同认识不是造成齐白石、王缵绪关系破裂的主要矛盾，而是书画鉴定活动为他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破裂的真正原因，或许可以从1936年成都的文化生态和艺术家齐白石的个性来考虑。

1936年虽然已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但四川的混战并没有结束，蒋介石与刘湘、刘湘与刘文辉……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做最大的努力。与政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艺术也是风起云涌，变化无常。一方面是几千年封建专制被推翻，迎来思想上的大解放。华西协和大学和四川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使得西方现代的文化艺术观念逐渐为人知晓，先后涌现出巴金、郭沫若、李劼人、张大千等一批川籍艺术家。另一方面，从古老的封建农耕社会向近代民主的工商社会过渡需要一个过程，加之成都“五老七贤”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儒家经典著作仍是城市富裕人家的必修功课，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绘画在成都仍然很有市场。在一些出身高贵、以正统自居的人看来，新派画家齐白石就是野狐禅，与传统礼教格格不入，这种看法不仅在四川有，在北平、上海也有。而齐白石的到来必然会打破四川书画界、收藏界原有的平衡，影响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个别人借机挑拨，制造事端，也在情理之中。

齐白石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发展变化，但他乡村生活形成的诸多习性并未随着艺术上的成功而改变，他勇敢又胆小、热情又多疑，一生勤劳多产但又非常节俭，甚至被人误认吝啬。他渴望精英认同但又讨厌无谓应酬，常常闭门作画，被北京画坛称为“西城三怪”。

到成都后的齐白石并未融入休闲之都的欢愉之中，依然保持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闭门作画，基本上不参加应酬。一些仰慕者登门拜访，因无人介绍，常吃闭门羹，这些都让一些当地人十分不适应。

另一方面就是齐白石非常自信、敏感、多疑，由于不常出门，很容易轻信别人的传言，如果有人挑拨，难免发生误会。此类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齐白石的好友王森然就曾被误会过。对于多疑这一缺点，白石老人是有清醒认识，在成都时特意刻“吾狐也”印提醒自己，边款特有意思：“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刊此自嘲。丙子五月时客成都之治园。”对于王缵绪，他还是非常热情，先后给王缵绪绘制了《钟馗搔背图》、《红梅图》等，这些作品都绘制精美，尺幅巨大，是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可见他对朋友的真诚。但如果发生误会，他心里又是非常不悦，只是由于邀请者是军阀，加之又住在成都治园(王缵绪公馆)，只能回到北平后在日记上发泄自己的愤怒，涂抹掉关于这个人的一切记忆。

在齐白石《蜀游杂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多处涂抹痕迹，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存世作品，我们可以确定其中一部分涉及王缵绪，比如5月28日《蜀游杂记》有“廿八日申时到成都，住●●●●”句。齐白石有意把他抵达成都后的住处用墨笔涂掉，但在成都《新新新闻》上却有二则新闻提及齐白石在成都的住处，从报道中我们知道5月28日齐白石到成都后下榻王缵绪军长私邸。

又如《蜀游杂记》有诗：“从来生女胜生男，卅载何须泪不干。好写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迹借方三。谓方鹤叟，名旭。”末句“千秋名迹借方三”的“借”字下方有墨笔涂改痕迹，“方”字是后补。同时其下注释“谓”字后也被涂抹掉，改写为“方鹤叟，名旭”。此诗众说纷纭，但齐良迟藏《蛙声十里图》则保存了诗作原来面貌。该作品创作于1936年，是齐白石为妻子胡宝珠绘，画面右侧题有行书款三行，曰：“卅载何须泪不干，从来生女胜生男。好写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迹借王三。王三，王缵绪军长也。宝妹之属，时居治园清宅。白石并题赠诗。”原来齐白石将“王三”改成“方三”，将“王缵绪军长也”改为“方鹤叟，名旭”。王三是王缵绪的简称，齐白石曾与王缵绪结拜兄弟，按照年龄排序，王缵绪排行第三，在《《岱庙图》(四川博物院藏)中白石就称其为“治园三弟”。1936年王缵绪任第四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第六路剿匪总指挥，故白石诗自注称其为“王缵绪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