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1877—1922）浙江瑞安人，是我国清史学科的奠基者。他乳名启明，学名商。因五岁丧父，故字孟冲，或作孟聪；因弟启朋志学不禄，改名为怀，出身于家学渊源的世家。祖父麟书，字琳山，精通天文历算之学；父煜生，字燃石，十岁为县学生员，年二十七卒，遗著有《独见晓斋集》，二叔父黻宸，字介石，早年从兄长受业，兄亡，怜惜侄儿，教诲备至，黻宸是温州近代的杰出人物，和陈虬、宋恕合称“东瓯三先生”，中进士后历任户部主事、京师编译局编纂、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广东方言学堂监督、浙江省咨议局议长、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著有《中国哲学史》和《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许德桁、冯友兰等均为其弟子，由于“四十年中，东西南北无不挈以偕行”，因此叔侄之间“学说论议几如影合响应，未尝以远近幽深而异。”（陈洵等撰：《哀启》，见《陈孟冲先生哀挽录》，民国十一年十一月瑞安敬业石印局印本）时论甚至认为陈怀“天资超旷，能尽传其学，而密察过于仲父。”（刘绍宽撰：《瑞安陈孟冲教授传》，见《陈孟冲先生哀挽录》）。

　　1901年，开始到永嘉三溪书院任教。接着任自家翼圣学塾监督。1902年，陈黻宸在上海创办《新世界学报》，陈怀时年二十六岁，和马叙伦、杜士珍、汤尔和、黄群等作为主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辨法》（壬寅二期）、《农战商战的势力变迁》（四期）、《法通》（六期）、《方志》（七期）、《民佣》、《学术思想史之评论》（九期）、《哀群》（癸卯一期）、《帝国》、《读埃及近世史跋尾》（三期）、《苦恼》（四期）和《悲同》（六期）等十一篇论文。在《方志》里说史者，民之史也。”“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者也。”在《民佣》里说：“我而得治民之职，我亦愿为中国四万万民之佣。”在《读埃及近世史跋尾》里说：“必人人心中有爱国之思想，人人目中有爱国之观念，然后仆者起，废者兴，死者生，亡者存。”显示了坚定的民本思想和热烈的爱国深情。在《学术思想史之评论》里对日本学者“分先秦诸子学派为四期，第一期为两派，第二期为三宗，第三期为六家，第四期为分裂混合”提出商榷意见，驳南北两派说“不可解者四”，驳儒道墨三宗说“亦可本《庄子》之说而定为六宗”，驳六家说所据“司马（谈）之书非为论学派而作”，驳四期说最为淋漓尽致：“既云期矣，必有时代之可指。法家之学始于管子，名家之学始于邓析，皆先孔子而卒；阴阳家之学始于宋司星子韦，亦与孔子同时；似此则六家之派在孔老分雄南北之时代已各自立一家矣。庄周之由儒而入道，禽滑厘之由儒而入墨，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之由墨而入名，或先孟子而卒，或与孟子同时，似此则分裂混合之派在孔老墨鼎峙争立之时代亦已淆乱而不可分矣。”宋恕评云孟聪君自幼非常通达，壬寅年曾著一论，驳日本学者三宗六家之说极合论理，数十年来，我国通人真能战胜彼国通人之学说只有此一篇耳。”（宋恕：《又致次饶书》（1909.5.8）,《宋恕集》，中华书局版，第653页）可见这时的陈怀，学术上已经崭露头角，在中国思想史领域里卓有成就。

　　1906年，学部大臣张百熙认为陈怀“千秋文献，备储腹中。”（民国《瑞安县志稿·人物·陈怀传》，温州图书馆藏本）聘任京师编译局分纂，参与编写商务印书馆蒙小和中小学课本，兼任旅京浙学堂教习，以后任两广方言学堂、两广优级师范学堂（1908年）、温州府中学堂（1909年）教习。在繁忙的教学任务（在中学堂每月须阅卷四百份）外，还陆续替广东方言学堂教习章献猷、项葆桢编写《史学讲义》（陈黻宸：《家书》，《陈黻宸集》中华书局版第1098、1101、1108、1113页）。1910年，任浙江省抚署参议厅参议，兼任两浙优级师范学堂教习。民国元年被选为瑞安县议会副议长。1913年考选知事，由山西巡按使檄署河曲县知事。到任后，守城歼贼，惩办巨憝，蠲免丁漕平馀，保障盗墓案犯法权，岁增学校十馀所，民称“好官”。1916年6月，叔父黻宸逝世，弃官回里。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史学教授以继黻宸遗缺。所著《清史要略》便是北大文科史学课本，《中国近百年史要》便是北大预科一年级史学课本。在校首尾六年，兼主北京高等师范讲席。1922年，“因编纂讲义过勤，得目眚。继患软脚病，在讲堂晕而仆。”（刘绍宽撰：《瑞安陈孟冲教授传》）6月22日逝世。其遗著甚富，《伦理通谊》八卷，分修身讲义和辅性养情录二部分，有两广方言学堂印本；《宋儒学术》二卷三十六目，节取全祖望《宋元学案》，旁稽他说，独于永嘉学派阐发尤详，温州图书馆藏有抄本；《辛白论文》一卷，分叙论、文性、文情、文才、文学、文识、文德、文时和总论九目，温图藏有刻本；《晋阳日记》八卷，记历晋省太原、交城、文水、汾阳、孝义、中阳、离石和临邑八邑事，闻有传录本。至于《哀启》及传记所载《中国史讲义》、《文学史》、《文学概论》、《文学总论》，因缺乏说明，情况不详。现存主要的史学著作为《清史要略》和《中国近百年史要》，温图藏有北京大学铅印本。前者四编，第一编为崛兴时期，下分四章，缺章名，从清之兴起、南明抗清、多尔衮摄政至康熙平定三藩；第二编为隆盛时期，下分十四章，从尼布楚条约、平定准噶尔和噶尔丹之叛、平定西藏、六次南巡、文教设施、康熙政绩得失、雍正施政、平叛、密建储位、乾隆极盛、十全武功、恰克图条约、文字狱至康乾对比；第三编为衰弱时期，下分十三章，从和珅乱政后果、基督教传入、道光变乱、鸦片战争、咸丰初政、咸同外交之祸、失地之广、太平天国兴亡、平定捻回、同治中兴、甲午之战至慈禧垂帘；第四编为灭亡时期，下分四章，从义和团之变、日俄之战、辛丑新政至武昌起义和清廷逊位。后者共分二十章，章名依次为：中英鸦片之战争、道光咸丰间之内政、道光时之内乱、英法同盟军之入京、中俄黑龙江之交涉、太平天国之始末、捻回之起灭、天津教案、日本订约之始及琉球之交涉、同治中兴、烟台伊犁越南条约、马关条约、各国租借军港条约、慈禧太后之三次垂帘、自立军之起义、义和拳之乱、俄日朝鲜之争及俄英西藏之争、光绪末年之内政、清末外交、清室灭亡。后者是前者第三编第四章以下各章和第四编各章内容的增补和改写，二者构成完整的清史讲义。两书广征博引，据实敷陈，多录异说，间加评论，一代大事蒐集颇为完备，要言不繁，和书名“要略”“史要”名实相符。所录“摄政王逼帝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下嫁”、“世祖为僧于五台山”、“雍正遂得立，异说不一”等异说，受到史家重视，纷纷为之考证（孟森：《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事考实》、《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见《心史丛刊（外一种）》附录《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王钟翰：《清圣祖遗诏考辨》，见《清史新考》第309—332页）；其议论颇多卓见，如论多尔衮云：“使摄政王果欲图谋不轨，何不谋之于太宗初崩、帝位未定之日，而乃潜图于帝位既成，名分久定之时，其为诬陷也无疑矣。”（见《清史要略》第一编第三章）如评林则徐云：“与英人龃龉初起时，廷寄则徐训旨有不患卿孟浪，但戒卿不可畏葸等语。至是反坐以决裂，遣戍万馀里外，盖欲以谢英人也。时人皆冤之。虽然，则徐赤心谋国，祛毒强民，固自有先见之明；但狃于尊大之习，不谙外情，操之过急，致贻中国后世无穷之祸，君子援《春秋》之义，盖亦不能无责备于贤者焉。然帝始力主之，继而悔之，终则罪之，与汉景帝斩晁错以谢七国，古今同出一辙，不亦大可慨乎！”（见《清史要略》第三编第四章）因此，《清史要略》和《中国近百年史要》堪称清史学科奠基之作和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