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修英进入学龄未进小学，延师家教，初读启蒙诸书和四书五经，继续诸子百家、唐宋诗文。弱冠之年方入志成高中，1948年考人 辅仁大学中文系。

因出身世医之家，禀承父志，随父习医，并拜人北京名医赵树屏、张菊人门下，边攻读岐黄之书，边侍诊父、师之侧。1956年随父调入北京市中医医院内科，得以广开医域视野，博采众家之长，医术日益提高，求诊者逐渐增多。

60年代初，随父辈等开展血液病研究(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减小紫癜、过敏性紫癜、紫癜性肾炎等)，对再障贫血取得疗效，部分病例得到完全缓解，总结出本病的治疗规律，并研制了“生血散”、“止血散”等验方。

“文革”浩劫，宗修英父在地主、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下，于1966年8月底被抄家，财物、图书、文物、家具等均被没收，宗修英们全家八口被遣送回西红门故里。

在此期间，身住危房，漏雨透风，仅靠两稀一干度日。宗修英在群众专政下，被编入四类分子小组，全天农田劳动，劳动强度既大，工时又长，工分极低，收工后还要打扫街道；晚饭后出义务工，强劳至深夜。除此之外，社员们前来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吃饭与休息时间竟被移作诊疗之用。曾记得1967年秋冬之际，一大队干部患破伤风症，四肢抽搐，牙关紧闭，经天坛医院医治无效，回家等死。众干部邀宗修英救治，先以汤药灌之，配合针灸，整夜为其推拿按摩。经过几十个日夜抢救，终于起死回生。

“文革”期间社员工分极低，日仅几角钱，无力求医买药。凡来求医者宗修英均为无偿服务，多用针灸为其施治，既不花钱，又能医病。如需服药者，在选方用药上力求经济有效，颇受社员欢迎。从此名声日振，致使五里三村患者星夜“偷”请出村治病，至次晨才疲惫而归，再荷锄上工。1968年后，村内村外前来求诊者每日有多起，村革委会规定:凡找宗氏诊病者，须经该会主任批准，但来诊者日有所增。革委会不堪其忧，曾一度制止诊病，又遭群众反对，遂于1971年秋季将宗修英安排到村卫生所中医科上班，从此结束了农业劳动。在卫生所工作一年多时间内，前来就诊者除丰台、大兴区县者外，也有来自北京市内各个阶层，逐渐扩大至党、政、军干部，诊所门前红旗、上海牌小汽车成行，就诊者多在前半夜即来排队，等来晨挂号。1972年为红星公社办赤脚医生中医学习班，学员多达百余员。1973年3月21日经北京市委落实政策，调回到北京中医医院内科工作。

1975年宗修英被友谊医院借调到院办西医学习中医班任教共一年余，由于工作需要，1976年10月宗修英被调到友谊医院中医科工作，兼任讲师。几年中曾为医院举办“西学中”班、厂矿学习班、社区班、护理班，传授中医理论及临床教学。又去延安地区为“西学中”提高班讲中医基础及临床，并为首都医科大学二系讲课、带临床共六个年级，为中医队伍培养了一批继承人。1985年—1999年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批准宗修英为全国五百名老名中医之一，以师带徒方式培养高级中医师人才，为宗修英配备了三名优秀中年医师作为继承人。

在四十多年的临床中，通过大量理论与实践的反复总结与探讨，有如下几点体会:

经典之旨为医学之本，而历代医家包括时医在内，均有诸多建树，使祖国医学事业不断升华与提高，宗修英辈应该既用经方，又不受成方之羁绊，兼取他人之长，不尚门户之见，不墨守流派之戒律，绝不厚古而薄今。如此临证，才会“有是症用是药”、“左右逢源”，信手拈来取得意外成效。

辨证是中医特点之一，辨病又是针对某些疑难杂症的主要举措。如对临床中许多疑难杂症以整体观念协调阴阳以辨病，随病用其药，往往收到满意的疗效。

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如能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医将会有个质的飞跃。中、西医各有长短，多年来互有偏见和不理解，甚至菲薄诋詈，是非常错误的。应该真诚团结、取长补短，真心搞出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来，才为宗修英辈之重任。

近年来由于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物质供应丰富，家用电器普及等因素，人们在享有的同时，忽略了科学进餐和合理使用家电，以致近年来发现患者中属湿邪困扰者(如肥胖、痰多、浮肿、头晕目眩、多寐、腹胀便溏、消化失常、身倦乏力等)比比皆是。而此症候又往往不被医家所重视。而宗修英在多种疾病或某种疾病的某一阶段，发现是湿症为患，即从湿论治，每每获效，因此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用药风格。曾研制了祛湿丸系列方药，颇受患者欢迎。

自幼随祖父、父亲左右研读医籍，师承家训，并聆教于张、赵二名师，在中医医院内科血液组和友谊医院曾专攻再障贫血、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或血小板增多症，均能取得稳定病情、血象逐步改善的效果。其他急慢性疾病，如长期低热、白塞氏病、血卟啉病、气血坏疽、脑浓肿、妇科崩漏、带下、不孕症等难治病和怪病，通过辩证辨病相结合，施以中药及药理已证实有效的临床经验用药，在不同程度得以攻克，或延长生命、减轻疼痛，提高生存质量。

临床40余年，深知病人疾苦、求医之难，古训“医乃仁术”，“人命负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愈于此”。身为医生，肩负救死扶伤重任，理应急人所急，挽救患者于病痛之中。所以终年临床，不计较工作时间及人数众多，每日提前到班为本院职工诊病，为了照顾远近郊区农民和外省市慕名而来的患者，每每加班为其诊治，经常连续工作六七小时，使患者满意而返。还利用班后或双休日为住院患者会诊。1984年被评为 北京市卫生局急诊医务人员服务标兵。1985年被评为 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被载人《中国中医人名大辞典》和 英国 剑桥传记中心《国际医学名人录》(International Whou2019s Who in Medicine)。

为了使更多无条件来京就医的贫困山区、遥远省市地区的患者也能看上病、治好病，近十年来开展了“通讯医疗”，也就是通过书信免费为患者答疑、治疗，为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十余个国家的患者回信解答问题、开方遣药，有时还要代患者买药、配药、寄药，治愈患者逾千，使多年不孕患者喜得贵子已数十例。

通信医疗事迹被北京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及时作了报道，各地方报纸连续转载，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也专题介绍。各地患者求医问药信件如雪片飞来。自1980—1998年间，共亲笔义务为患者写信解答、宣传医药知识等有2万余件次。

在中医教研之余，撰写了经验总结、病案报告等医学论文30余篇，发表在中外医学杂志或在国际国内医学会议上宣读。还被邀赴日、韩、泰讲课和会诊，得到各界人士称赞。

宗修英是民革成员，也是北京市第6、7、8届政协委员和第9届文史资料委员会特邀委员。

1998年7月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