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主编，出版《20世纪诗歌编年史--后朦胧诗全集》，并在当年全国图书节获奖。1993年起开始进入文化产业，经营范围涉及电脑制作，多媒体，广告，图书等众多领域。现为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丧--万夏作品集小说卷》

* 《本质--万夏作品集诗歌卷》

1979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虽然英语很差，不过总分还属于高分，我报的是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我的家人和老师都坚决反对我报考法律系，我完全都不予理会，但体检的时候却被查出有心脏期前收缩的毛病，这是青春期常有的问题，过了之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它改变了人的命运。

读第二个高三时，我基本上没有好好学习，整天忙着写小说和电影剧本，那时候“伤痕文学”已经出来，我写了一个有关越战的电影剧本，往各大电影厂寄，结果全都被退了回来。

第二次高考我的分数很低，填志愿的时候，我报了本科类学校里的最后一所：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大）。虽然如此，我和我的同学在入学之初，仍然都是怀着浪漫情调与理想的热血青年，对这个社会、对国家、对自己都充满了希望，觉得自己非得干出一番事业不可。

入学一个月之后，我就经历了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南充师范学院被划在南充的某个区里面，有两个区代表的名额。选举的通知让学校一下子炸开了锅，尤其是政治系和文学系的人。选举期间，学校里到处都是张贴的海报，每天都有人开会演讲，向大家允诺说如果他当选了，就会保证食堂饭菜变好之类。

演讲到最后基本上分成了两派，我成了政治系的一个人的竞选班子的骨干力量，四处动员大家投票。

这次竞选真的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问题都被明朗化。

曾经，学校里规定不能跳“流氓舞”———其实就是迪斯科，不准男生女生勾肩搭背，不准穿牛仔裤……有的人的竞选纲领就说，应该允许学生谈恋爱，这是天赋的人权。

在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上，台下坐着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等人，台上演讲的人公开指责团委书记虚伪，并且和台下的人展开了唇枪舌战，在那种气氛中，人完全是平等的，不因为谁的地位高而仰视谁。

所以说，我一进大学就接受了一次洗礼，而且它与我当时的理想完全共鸣。我在开学不久就买了《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物种起源》这一类的书，尤其是《光荣与梦想》，读了很多遍。

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我们举着火把游行，还跑到邮局去给女排发电报。我跳到邮局的台上，大声地朗诵我们代表学校发给国家体委的祝贺词。

“你上蹿下跳，像条疯狗。”

学校的领导后来如是评价，完全把我定位成调皮捣蛋的坏学生。

在学校的时候，除了开除之外的所有处分我都受过，理想在现实面前碰了壁，我不服气，只有用叛逆的方式来反抗：带头穿牛仔裤、交女朋友、罢课、作弊、喝酒打架、被派出所拘留……但是，我们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圈子：诗歌文学圈、喝酒圈、打架圈、谈政治的圈子……我都是一呼百应的中心人物，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留长头发，还自己买布料找裁缝店去做港片里的那种喇叭裤和直筒裤，脚上套一双很尖的火箭皮鞋，特别赶时髦。四年之后临近毕业时，我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毕业前的半年时间，我都是打着赤脚四处走来走去，一条破烂的牛仔裤穿半年都不洗，上身穿一件的确良的军衣，胡子拉碴，头发乱糟糟地披在肩膀上，回头率绝对是百分之百，自己觉得很酷。内心虽然算不上绝望，但是颓废得不行。

我大学四年惟一得到的一个优秀是临近毕业时的实习，我带着那帮小孩组织篮球队和美术组，教课也教得非常好，临走的时候，孩子们都哭了。我的想法是，如果一定要让我教书，除非按照我的想法来，我不能让孩子们成为应试制度的产物。

到了分配之时，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拒绝分配的人。我跟学校说你们优先照顾其他同学吧，不用管我，我不能让别人来支配我的命运。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同学，名叫帅青，她长得白皙、高挑、漂亮，后来有人捧她是成都第一美女。

她1980年考到西南师范大学去了，1981年我到西师去了一趟，她指着一个男同学说那个人追她追得最凶。

1982年的时候，帅青来找我，要我陪她去那男同学家里去一趟，她不好意思一个人去。

那个男同学就是廖希，我只好当了一次电灯泡。廖希从柜子里拿了很多诗歌刊物出来给我看，都是他们西师那一拨人办的，诸如《次生林》、《普通一代》等等，从此我们就常常串门。

大家碰了几次头之后都很激动，我说那干脆我们把大家联合起来，肯定可以和“朦胧诗”打一架了，我们的诗歌和他们的不一样，他们毕竟比我们大好多，下过乡、吃过苦，经历复杂许多。

然后我们约好我负责南充、胡冬负责成都、廖希负责重庆，国庆节那天在西师聚会。

开学之后，西师的人把房间腾空了，饭菜票都收集起来，手表卖掉，好多衣服和裤子都卖了，凑了一笔喝酒的钱，等着我们去。

刚刚去的时候，20多个人挤在一起，床上、桌子上、地上全都是诗，大家一起读诗谈诗，互相谩骂、攻击或者赞美……

当时有人问这代人叫什么主题？西师那边的一个人提出来说就叫“第三代”，这个词是从《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来：“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第三代”这个说法提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第三天却不欢而散。因为想要出一本诗集，廖希他们说要在前言里写明这个词是哪个人说出来的，我们认为这个提法应该属于大家，不是哪个先提出来哪个后提出来的问题，何必搞得跟冠名权似的，我们就很反感，两边吵得一塌糊涂，差点打了一场群架。

吵了一通之后，大家觉得要不就不采用“第三代”这个名字了，随便找来一本书，随便翻到哪一页，就用那一页的头两个字。当时拿了一本《实验心理学》。翻出来的两个字是“玻尔”———结果就是，准备了大半年，几十个人闹了三天三夜，第三代人变成了“玻尔”，到最后，西师那帮人把我们撵了出来，大家不欢而散。

现在想想，其实诗歌就是诗歌，不分什么第几代，当时那种做法还是功利主义思想占了上风，想把自己推出来。

在诗歌界流行“朦胧之争”的时候，我们写的诗让很多人不喜欢，觉得我们像是流氓在写诗。1983年冬的一天，胡冬告诉我说人家说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我说我们就叫妈妈的诗。那天半夜，胡冬半夜爬起来写了一首《女人》，用的全是极尽侮辱的词。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之后都觉得太棒了，从此开始天天在家炮制这种用粗话写的诗。我把诗寄给在重庆的李亚伟、马松他们，他们看了之后都目瞪口呆，也开始写这种诗，并且引发了很多追随者。开学过后，我们在南充开诗歌朗诵会，我们学校写诗的和不写诗的人都被震惊了，他们觉得这场朗诵会更像是一堆谩骂，有几个人当场站起来攻击我们说：“像这种诗，我一天能写30首。”

可是后来好多反对的人觉得这些东西恰恰是他们需要的，都开始写这种诗。

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出个集子，胡冬说取名叫《好汉》吧，我说不如叫莽汉，“莽”的繁体字是两只手抓三条狗，非常之凶猛。我一开始写“莽汉诗”，纯粹是想写一种生活状态，但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不自然了，好多诗都好像是为了口号而去写，感觉很做作。

我的外表给人的感觉很粗糙，然而在我的内心里面有很细腻的一面，而李亚伟和马松是骨子里面的硬汉，后来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光靠我和胡冬这两个中途撤退的家伙，“莽汉主义”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