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急剧嬗变、清王朝从衰败濒于灭亡的时期。他生长于“江浦望族”“世禄侈富”之家，出生前13年，鸦片战争爆发；出生之年，太平天国已占领南京；幼年在家乡佛山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的战乱；同治十二年(1873年)乡试中解元；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又二年，任山东提督学政。他步入仕途即一帆风顺的这几年，正当清王朝经受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之后，洋务派发起的“自强运动”新政有了长足进展的时期。同治九年(1870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的十年间，新政的举措多重出国学技术和新科技设备建设方面，这时候所谓办洋务的认识大都还局限在“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林则徐语)的外在之物化形式上。跻身京华官场而颇具忧患意识的青年戴鸿慈，对当时国势衰颓出路的基本认识亦不过如此。

　　在近代史上，和西方先进文化接触较早而被称为“得风气之先”的珠江三角洲，于19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涌现出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社会活动家。青年戴鸿慈耳濡目染，自然会有所影响。南海的康有为在学术上创建出一套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成为变法维新的首领人物；香山的容闳先是参加洋务运动，继而卷入维新运动，最后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与时俱进地经历了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而戴鸿慈以身居封建王朝高层的士大夫官僚，享有“知新”的时誉，是个终身从政而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晚年撰写的《出使九国日记》中，对西方一些共和制国家元首平民化的作风，发出“不以天下奉一人”的感叹，更让我们窥视到百年前这位勤于政务的封建王朝大吏，时代风云的感知，以及在国土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中，如何“随时而动，从宜适变”摆脱民族厄运的深层思虑。

　　在列强侵侮面前，戴鸿慈表现出捍卫民族尊严的义愤。光绪六年（1880年），丧父丁休回乡守孝的戴鸿慈，以中法战争爆发。在南海倡办团练。广东人早有两次鸦片战争时自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史，这次国难当头，战火虽未波及本地，熟知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外侮的戴鸿慈和民众一起，表现出奋起拒敌的积极态度．与当时朝廷和地方上主张对侵略者妥协甚至投降的士大夫官僚形成鲜明的对比，及至晚年出使俄罗斯，途经东北三省看到日俄对我东北虎视狼顾的严峻形势而奋笔上书哺时，他仍然能感受到他强烈的“三元里怀结”。中日甲午战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戴鸿慈上章慷慨陈辞：“眈视之邦知中国必不一战也，而觊觎竞起，皇上独不为中国万年计乎”“忍辱求和者，尤万世之罪人，天下臣民之公敌也。”主张“能战始能和”，立足于战，却因此遭谪调去福建督学。《马关条约》签订后，鸿慈慨然奏陈善后十二策，内容如增陪都以资拱卫、行抽练以简军实等，其发生精神与康有为联合人京十八省举人1300余人“公车上书”所提“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不谋而合。其中招商集股修筑铁路、民办煤矿业，“兼得民间得自投厂，一切船炮军械任其铸造”等，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所提如出一辙，遥相呼庆。但是不能说戴鸿慈就是个维新派了。那时候他不可能像社会活动家的康有为那样。提出“君民合治”的“君主立宪”的改革，文教方面他提出“变通考试以求实用”的主张，但不仅不能要求废除八股，在秦章里还要为之辩护：”薄时文为可废者，此不经之论论也。”在改革科举制度问题上，他更接近洋务派的张之洞，他还不能彻底谕蜒笪衽傻挠跋欤ㄊ导噬衔屡珊脱笪衽苫ハ辔食３Ｊ俏抑杏心悖阒杏形业模

　　有史论认为主战派中“联英翻_伐倭”之议跟主和派无非是投靠哪个洋主子的区别，而戴鸿慈于中中日甲午之战后上奏奏《善后十二策》中之第一条“审敌情以固邦交”分析列强情势时，认为。日、英、俄“皆各自为谋，而非为我地也”，日人“心实叵测”，“英则惟利是视”，而“俄与英相忌”，日本又“惧俄之出黄海”，因而“今日之计”“惟当料强弱之势，审顺逆之情，于俄加意辑睦”，意在审时度势，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列强的竞争都是以瓜分中国为目的，对任何一方的“辑睦”都将可能导致“引狼入室”。不过当时戴鸿慈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审视，比起那些但愿花钱买平安或把希望寄托在“刀枪不入的神符”的官僚们，还算是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他的观点，殊未可以“官僚集团内投靠哪个洋主子”的性质以概之。

       　“戊戌百日维新”时期，戴鸿慈适在福建。过去他在朝廷上对洋务派和维新派似乎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偏向．但从《善后十二策》的思想观点和“中法战争”与“ 中日战争”对主和派又是洋务派的李鸿章的严厉谴责来看，加上有光绪帝的《明定国是诏》他如在京师，卷入维新派一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不过由于远离政治漩涡中心而没有卷入（当时辅佐皇帝主持新政的工作班子军机四卿中，维新派和洋务派各占其二）。因而“戊戌维新”失败后，戴鸿慈爱和维新派具有共识的一些重要观点，还不时有所表现，而且还有所发展，这从《出使九国日记》中可以看得出来。

　　戊戌政变，慈禧杀了一批维新人士，罢了一批官员，巩固了自己把持朝纲的权力，恢复了考试八股等一些被维新派革掉的东西，但并没有完全取消清光绪帝的“新政”。这“新政”里面很有戴鸿慈多次奏章中提出过或沾上边的，加之又没有参加“新政”活动，这就使得有负知新之誉”(《清史稿．本传》)又颇有些维新色彩的戴鸿慈没有惹上什么麻烦，而且得调回京师，不久官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官升了，思想却未倒退，因为形势在变，急剧发展的形势迫使作为王朝高级官员、又辛劳国事勤于思考的戴鸿慈要跟上去。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和辛丑条约签订，进一步深化了民族危机，孙中山在《革命源起》中回顾当时：“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革命风潮”，戴鸿慈是跟不上的，但“救国之思”他却是有的，在他的奏章里可以看到．在中枢大员里面，推行“新政”他还是比较积极、比较务实的。

　　义和团事平，这时候慈禧出于对清王朝大厦之将倾的危机感，只好拾起被她从光绪帝手中打掉的变法维新旗帜，来充当自己一向切齿痛恨的“变法”旗手，光绪二十六年末(1901年初)发布上谕表示：皇太后和皇帝同心一致要为“强国利民”而实行变法了(但重申康有为搞的“乃乱法，非变法也。”)。翌年，藏鸿慈从佛山奔赴西安行在，上《治本疏》，提出“容直言以伸士气，节财用以恤民穷”；返北京后叉奏请由朝廷办报纸，“以开民智”，在翰林院设报局，务使“新法美政有必录，盗贼水旱有必书。并自书所见，著为论说。”结果是“格部议，不行。”因为这涉及朝廷视同洪水猛兽的开放社会舆论问题，对此清廷还没有那个信心。《治本疏》提出八条政策性建议，所谓“本”，并非当时维新派梁启超所主张的变官制的那个“变法之本”．戴鸿慈要到出使考察回国后．才提出“欲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先从官制人手”。已后于梁启超十年。但这毕竟比早期洋务主要只盯着轮船、枪炮、机器等“洋务之枝叶”(谭嗣同语)的认识总算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二)

　　辛亥革命前夕，各地会党起义风起云涌。马克思用来比喻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桌子开始跳舞”正在密锣紧鼓，走向一个新的高潮。满洲贵族端方奏称：“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阈，翦逾数万”，“人心之变，至是而极”。在慈禧控制下的“新政”，无非是对官制作些调整，整顿一下官风，废除科举，派出留学生之类，根本上没有触及国体、政体问题。当局势发展到统治者也感觉到已经不能再照老一套办法统治下去而必须“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的时候，“预备立宪”就提到议程上了。消除革命危机的惟一办法。只有宣布实行立宪。但慈禧担心实行君主立宪会不会妨害封建统治者的权力，这是她最关心的命根子。为了摸清这个要害问题，才有其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以“起衰弱而救颠危”的决定。第一份派遣出国的五大臣名单中第一位是载泽、第二位是戴鸿慈，被革命党人扔炸弹后第二份名单这前二名不变。第三位原是后来在北洋政府当上受气总统的徐世昌被换下来了。这次考察事关国家政治体制根本问题，人选自当慎重，载泽是平庸的“肉食者”，但却是王室贵族，于例是当然的领头，戴鸿慈有“抗疏直陈，弹劾不避权贵，随事献纳多谠论，凛凛有古大臣风”的官声，又有“于中外大势，善败得失，洞若观火”的佳誉，近年各次时变中，还能周旋后党帝党之间而无所忤，于朝廷衮衮诸公之中，当属难得。这未心就是世故圆滑，戴鸿慈也许是运用丁理学大师程颐“从宜适变，知几能权”以应对险难处境的办法。试看中日之战，他强烈谴责李鸿章的投降主义，时誉“弹劾不避权贵”并非浪得虚名。喜欢弄权又擅长摘平衡的慈禧太后当会注意到他“忠清亮达”而又“负知新之誉”的特点。五大臣遇上炸弹事件后，戴鸿慈钡衔(载泽请假)进宫请示，“两宫慰谕至泣下”，可见当时王朝统治者对戴鸿慈倚重之殷切(在国外考察途中补授礼部尚书)。出国考察，他“每日往观各处，足不停趾，无一刻之暇。夜归辄录所见”的确是“恪尽厥职”了。出使九国回来．他得到“考察政治尤能抉择精微，有裨宪政”的肯定。

　　《出使九国日记》由于是“信笔直书，并未修饰”，时或触景生情，感慨系之。百年后的今天，回顾历史，从《日记》中，人们更能得到比那时当权者所乐于见闻的要多得多的有意义的东西。戴鸿慈思想比较开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一般士大夫的传统保守思维定势，面对列强的侵略，他一贯的态度是坚决反抗，是个主战派：另一方面，他又能够比较客观理性地审视西方社会。出国考察归来，他在奏章中作出了反省性 的陈述：“中国地处见东亚，又为数千年文化之古国。不免挟尊已卑人见，未尝取世界列国之变迁而比较之。”戴鸿慈进而提出只满足于“比较对于内”的弊病和“比较对于外”的必要：“甲午以前，南北洋海陆各军，制造各厂，同时而兴，声势一振，例之各省，差占优胜矣。然未尝取列国之情状而比较之也，故比较对于内，则满盈自阻之心日长，比较对于外，则争存取之志益坚。然而谋国者亦善用其比较而。”《出使九国日记》的精彩之处，在所多有，大都因有这一卓越的见识而得之。

       在国外，看到当地华人的困境，戴鸿慈感到悲痛。《日记》写道：

　　(檀香山)“曩昔荒旷无人时，辟莱任地，开矿修路，掷无数汗血心力以有今日者，伊谁与之力欤？固我中国人，又吾广东人也!”，自千八百九十八年归美版图，而防疫事起，禁约继之，向所为荜路蓝缕、胼手胝足之主人翁，今仅图一夕安寝而已矣。夫条顿种以百十人开辟殖民地而有余，我同胞以数万众寄人篱下而尚有逐客之惧。记及此，不知悲之从来矣!”(新加坡)“华商居此者，多富有资历财，不忘祖国。”“顾侨民居此，以国力所不及，而寄命外人，伸鼻息以为安，其无权利之可言久矣。”

　　在伦敦博物馆，他看到：“中国室内，则有玉玺两方存焉。吾国宫内宝物流传外间者不少，此其一矣。若叩所从来，固亦凡国民所铭心刻骨、永不能忘之一纪念物也。”

　　在柏林看戏剧，演出表英国人跋扈无礼、途经埃及谈到该国之受役外族，戴鸿慈联想到祖国的现状，心灵为之震颤，产生的强烈危机感：“观英将之威恣与印度君臣悚息之状，使人生无限之感。乌乎！亡国之祸，可畏也哉！”“午帅自开卢来，登舟，为言埃及国势式微，受役外族。文明古国不能自强，至于如此，可为感叹！”“（埃及军官谈自强）追维埃及以千古国， 奄奄至今，岂有天灾人祸不可救药？徒以客卿用事，财政无权，而臣民涣离，漠不爱国，致忽焉之惨有余矣。彼兵官身为亡国人，宜其言之沉痛也。书志之，以警吾国民。”

　　德国柏雷门博物馆展出的中国妇女缠足穿的弓鞋等展品，也触引起内心深切的伤痛，认为把这些东西陈列于外人前，是“扬祖国之污点”：“以吾国之出售恶货于外人者，非奸商、小人莫为也，故凡弓鞋、烟具、神象之属，遂以扬祖国之污点而为代表全国之物品，可痛也矣！”

　　戴义开，男，汉族，1933年生。中国柳宗元学术研究会理事，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副会长、柳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柳州市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柳州市民族学会副会长。副编审。多年来从事地方史志和柳宗元研究。1999-2001年参与完成近400万字三、五、六卷《柳州市志》的编纂；编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柳州历史文化丛书》之《龙城春秋》《柳下闻俗》；完成《柳州市地名志》(新编稿)审校；完成《柳州市20世纪图录》审校。参与电视片《龙城百年》历史资料顾问工作；参与《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汇报提纲）》审校工作。先后多次参与柳州市内和柳江、柳城两县文物古迹的考查。撰写《关于保护与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文物古迹保护和开发的建议》《关于建设柳州历史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议》《开发曙光中路为柳州市传统文化街区》等众多建议，部分建议已被政府有关决策部门采用实施。2000年，柳州市政协授予“优秀常务委员”称号。

　　编著：《柳宗元·柳州》；26.1万字，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 　　编著：《柳州历史文化纵横谈》；27万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编著：《柳荫琐言——柳宗元和柳州》；40万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论文：《知新的戴鸿慈和他的九国日记（上）》；5100字；2000年《佛山史志》1、2期。

　　论文：《知新的戴鸿慈和他的九国日记（下）》；5100字；2001年《佛山史志》第2期。

　1．以谥号为氏，出自子姓，为商汤的后裔。据《元和姓纂》及《古今姓氏书辩证》所载，周初，周公旦在平定“管蔡之乱”后，封商朝末代君主帝纣之庶兄子启（子姓）于商的旧都（今河南省商丘南），建立宋国。宋国第11位君主（公元前799年—公元前766年），史佚其名，死后被谥为戴公。戴公传子宋武公司空（公元前765年-公元前748年）。其子孙遂以谥号“戴”为氏，是为河南戴氏。《左传》宋有戴恶，戴溢之问政孟子。 　　2．以国为氏，源于春秋时期之公爵诸侯国--戴国。这一支也是出自子姓，另有一说是出自姬姓。据《通志·氏族略》及《左传·隐公十年》所载，春秋时期，戴国于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被郑国灭亡后，其国君及子民为纪念故国，遂以戴为姓，世代相传。据考证，戴国国君是因身为殷商宗室而受封的，也是出自子姓；但也另有一说是出自姬姓，很有可能是周王承继大统后赐姓为姬，所以说是出自姬姓也不无合理。戴国，在今河南民权县东，一说在河南兰考县。亡于郑国，一说亡于宋国。 　　3．出自姬姓。卫有戴公，卫康叔10世孙，姬姓。曹有戴伯，姬姓。鲁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兹，姬姓。宣公十五年，有召戴公，周卿士，姬姓。 　　4．殷氏改戴姓而来。据《鼠璞》所载，殷氏有改为戴姓的。武王灭商后，有不少殷遗族以国为氏（因商首都在殷，又叫殷国），称殷氏，其后就有改姓戴的。这一支戴氏也是出自河南。 　　5．其他民族改姓而来。如满洲达尔充阿氏、戴佳氏，鄂温克族涂克冬氏改戴姓，另蒙、回、瑶、土家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戴撝。西周初年，周公旦在平定武庚之乱后，封商朝末代君王帝辛（纣）之庶兄微子启于商的旧都，建立宋国，定都商丘。宋国第十一位君主（公元前七九九-公元前七六六年在位）死后谥号曰戴公，其庶子撝以王父谥号为氏，称戴撝。后世亦沿用戴姓，并尊戴撝为戴姓得姓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