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鸾（1894──1982）中将。汉族，字幼生，天津市（又说为河北沧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步科、北京陆军大学第6期毕业。曾任东北军第3、4方面军团参谋处长，1929年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黑龙江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处长，1930年9月任东北军第2军参谋长，入关调停中原大战，1931年4月任平津卫戍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35年秋任天津保安司令，抗战爆发后任第29军第2路军副总指挥，在天津率部反击日军，1937年8月任（张自忠部）第33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1938年底任第33集团军副参谋长，1940年任第33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抗战胜利后任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高参，1948年任（傅作义部）华北剿匪总部中将高参，1949年1月随傅作义将军起义。解放后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专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专员、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加速进行攻占天津的准备，强占天津总站、东站、东局子机场、西站等军事、交通要地，将塘沽沿海码头完全占用，设立运输部，驻在塘沽的一千多名日军与我大沽驻军隔海河对峙。

　7月27日上午10点，李文田与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手枪团团长祁光远、天津保安总队队长宁殿武、市府秘书长马彦翀在奥租界李文田的寓所（今河北区胜利路）开会。与会众人意见不一，有的主张立即打，有的主张等待北平指示。祁光远建议对日军司令部发动袭击，以求先发制人，不能坐视其在海光寺调兵遣将。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坐等上峰的命令，只会错失良机。

　　此时，中国军队在天津市内及郊区的兵力，包括第三十八师独立第二十六旅的两个团、第一一二旅的两个团、第一一四旅的一个团，以及六个保安大队，总计近万人。日军在天津的兵力，因有一部分增援北平，所以只剩下三个步兵大队和七十九联队直属步兵五个小队，总计约三千人。

　　第二十九军士兵装备捷克式步枪，排长用德式伯格曼冲锋枪，连长每人一支20响驳壳枪，每班配备掷弹筒两门、枪榴弹两支、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堪称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并且，这些士兵多来自北方各省，体格强健，军事素质和精神素质都与日本陆军旗鼓相当。

　　综上原因，李文田认为：可以打！如果现在不打，等到日军兵力增多，再打就难了。

　　会议持续了十几个小时，27日晚上，南苑等平郊地区已全面陷入激战的通报及师长张自忠“协同军警，相机应敌”的指示相继传到天津。众人终于达成共识，推选李文田任总指挥，刘家鸾为副总指挥，定于29日凌晨2点对日军发动进攻。

　　7月28日一早，各部队开始紧张备战，每名士兵配发干粮，军用水壶灌满绿豆汤；负责进攻东局子飞机场的部队每人还配发了少量汽油和火柴，计划烧毁日军飞机。

　　29日凌晨2点，中国军队在海光寺日本兵营、天津总站、东站、东局子机场等处同时向日军发动攻击。这是这一阶段中国军队唯一一次主动对日军发起进攻。当日出版的天津《益世报》刊登了由指挥部发布的抗日通电，电文称：“日人日日运兵，处处挑衅……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当即分别应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日，义无反顾！”

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在回忆录中，一语道破当时局面：“日寇乃将求诸于学忠而不得的u2018华北独立u2019转而求诸宋，宋哲元则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u2018南蒋北宋u2019。萧振瀛建议鲍文樾调二十九军拱卫北平的作法，是全部计划的头一着棋，目的在于造成既成事实。蒋发表宋为平津卫戍司令，亦系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