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敢于抨击当时的黑暗政治，主张革新。提出国家制度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决不可“背急切而慕所闻”。著有《政论》5卷。全书已散佚，部分内容载于《后汉书·崔寔传》和《群书治要》。另著有《四民月令》，已佚，部分内容保存于《齐民要术》齐民要术一书内。

    大概是受了父亲崔瑗的影响吧，崔寔亦工书法。南朝庾肩吾《书品》将他的书法列为“中之上”，称“子真俊才，门法不坠”。
    子真是崔寔的字，其父字子玉，两者差一字，无避讳，我们或许会表示诧异。史书讲述崔寔时，还提到他“一名台，字元始”，不过他这两个名字都不为人熟知。
    父亲是崔寔为人处世的榜样，崔寔一言一行全深深烙下了父亲的印记，他们父子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我们想像父子两人在一起的情景，晨诵夜读，书香满室，其乐融融。
    这种其乐融融的情景伴随父亲的病故有所改变。父亲享年66岁，在当时不算长寿亦不算短寿。父亲通达，临终前特别叮嘱崔寔：“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归乡里。其赗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崔寔答应了，将父亲葬在了洛阳。
    “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崔家虽名声在外，可日子一直过得紧巴，父亲的丧事办完，资产竭尽，家境愈加穷困。没办法，崔寔“以沽酿贩鬻为业”，贴补家用，“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
    再不能当面聆听教诲，崔寔“隐居墓侧”，和父亲阴阳两望。守孝期满，“三公并辟”，他“皆不就”。
    期间汉顺帝刘保死了，其后冲帝刘炳和质帝刘缵先后即位，但都不到一年时间，或病死或遭毒杀。这是王朝没落的征兆。公元147年，15岁的刘志被扶立为帝，改元建和元年，随即诏令公卿郡国举荐“至孝独行之士”，符合标准的崔寔在公元151年被“郡举”，“除为郎”。
    以崔寔的知识修养和工作能力，在郎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位子上崔寔做起来游刃有余；崔寔“明于政体，吏才有余”，又贤孝，文章写得漂亮，特长政论，他的“论当世便事数十条”，“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
    一天一天过去，崔寔的名望一天一天积累起来。太尉和大将军府私下都想聘征他，他却回绝了。太尉袁汤和大将军梁冀是朝廷顶级高官，尤其是梁冀，还有外戚身份，其父梁商还曾征召过其父崔瑗。
    崔寔谁都没买账。他心里清楚此时梁冀的名声远不如其父清明。父亲欣赏的李固即屈死在他手里。李固在《与黄琼书》中不是说过这样的名言：“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崔寔不想成为任何一个派别或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他已先知先觉到朝廷迟早会掀起一场暴风骤雨似的“党锢之祸”吗？与其投靠某个派别某个利益集团，倒不如就以卑微的郎之身份待下去，朝野上下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能够保持精神独立，安身立命有基本的保证，他不计较职位高低贵贱。
    九卿中的大司农羊傅和少府何豹共同上书推荐崔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崔寔于是“召拜议郎”。后又先后到大将军梁冀手下做司马，到东观和当时的文化名人边绍、延笃等一块著述。这些工作崔寔都没能坚持到底，他的官职等到了另外一个升迁机会。

   京城是文化中心，常常也是祸患集中之地。当所有的士子们都将目光投向京城，向往这里的人文繁华的时候，崔寔却打点行装，要向京城洛阳告别。
    崔寔新的职位是五原太守。
    当时的五原偏僻荒凉，百姓生产生活原始落后，“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
    崔寔到任，目睹此情此景，开始为这方贫瘠却宁静的土地寻找希望。和他一起寻找希望的还有随他至此的母亲。母亲“常训以临民之政”，他每每做出一点点成绩，都跟母亲在背后的支持训导分不开。
    最初，工作从跟百姓温饱问题切实相关的穿衣着手。五原土质适宜种植麻枲，所产麻枲品质非常之好。崔寔“作纺绩、织纴、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五原地处边地，境内常遭胡虏杀掠，“一岁至九奔命”。针对这种现实，崔寔“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
    崔寔流传后世的著作，除“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之外，还有一部至今为人乐道的《四民月令》。这部散见于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和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著作，记载了当时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方法，也记录下当时一些民俗：“过腊一日，是谓小岁，拜贺君亲，进椒酒，从小起”，“正旦，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部已不完整至今却仍极具文献价值的著作，我们怀疑正是崔寔在五原任上最后完成的；是这部著作，让崔寔在五原的那些日子不再清苦单一，变得充实，味道醇厚又色彩丰富。
    五原任上的日夜艰辛也让崔寔本来就不是太好的身体状况走向恶化。他终至吃不消。朝廷这回表现得很富人情，召他回京“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
    然而此时在王朝内部，正在酝酿一场政治风暴。
    公元159年，皇帝刘志无法容忍大将军梁冀在朝廷一手遮天的局面继续下去，决意除掉他。除掉梁冀后，为避免尾大不掉，除根行动跟着展开。

    “是时事猝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梁冀事件，株连众多，其“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汉朝一时陷入“朝廷为空”的尴尬。
    崔寔也无端受到牵连，他被划为梁氏一党，“以故吏免官，禁锢数年”。
    数年后，“鲜卑数犯边”，刘志又一次遇上了头疼的事。可是朝廷能够用上的得力人手又在哪里？作难的刘志切身体会到人才的难得和重要，于是“诏三公举威武谋略之士”。
    崔寔在五原的政绩很早就被司空黄琼看在眼里。这个黄琼也是我们知道的以前李固看重的那个黄琼，“梁冀既诛，琼首居公位，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
    黄琼出面保荐，崔寔“拜辽东太守”。
    从洛阳到辽东，是一段漫长的征途。一路向北，向北，随行的母亲说路过安平时，想回老家看看。人老了常会想念老家，他也是。可是还没到呢，刚到半道，母亲就病了，回老家看看成了母亲生前最后的愿望，一个最后不能实现的愿望。他要帮死去的母亲实现这个愿望，“上疏求归葬行丧”。
    崔寔在老家为母亲选择了一块墓地，也为自己选择好一块墓地。“母有母仪淑德，博览书传”，严父慈母，没了父亲，母亲成了崔寔惟一的精神导师。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他想好了，死后他要陪在母亲身边。
    辽东去不成了。朝廷“召拜尚书”，崔寔“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结果“数月免归”。

    公元167年，36岁的汉桓帝刘志死了，一个叫刘宏的12岁孩子坐上了皇位，他后来被称为汉灵帝。
    刘宏当政是中国历史上荒唐黑暗的时刻，与前任刘志比，他最大一个创举便是“开西邸卖官”，将官爵明码标价，公开拍卖，“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公千万，卿五百万”，“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而刘宏之所以有此一举，则在于他“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
    崔寔的从兄崔烈，身有重名，“得为司徒”，也卷入这种由刘宏一手操纵的可耻的买卖当中。“天子临轩，百僚毕会”，据说这笔“可至千万”的交易，刘宏仅获得“五百万”的收益，在庆祝交易成功的宴会上，他还因之郁郁而叹。崔烈呢，代价同样惨重：声誉衰减，贵为三公，天下失望，连儿子崔钧也“嫌其铜臭”。
    即便在世有勇气有力气面对这些朝廷上的乌烟瘴气，崔寔又能如何？“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他曾经指出：“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怢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崔寔说，“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
    “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苔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
    崔寔曾经为这个为之献身的王朝开出过药方，他以为他的药方可以疗救折磨这个王朝的病痛。“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他的治国之策，政治主张，“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谓之狂生”的仲长统拍手响应，可是没有用，真正有职有位掌握实权者置之不理。
    宋朝的司马光说：“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寔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
    崔寔所处现实却是即便矫一时之枉也无人做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崔寔最终只能像抗愤的匹夫横议的处士，眼睁睁看着一个行将毁灭的王朝走向致命的腐败。
    崔寔最终没有看到这个腐败王朝的最后灭亡。他走在了王朝的前面，对他的伤心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种慰藉。
    崔家一向清贫，崔寔做官后，到边郡，家中愈加贫薄。到死，他“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熲为备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树碑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