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妮（1912～1996）原名蓝业珍，祖籍 云南 建水 ， 苗族，生于 澳门。后蓝家迁居 广州，7岁时又赴 上海。蓝妮11岁时入 南京惠文中学读初中，13岁进南京暨南女中，15岁回 上海，升入智仁勇女子中学读高中。蓝妮嘴巴甜，亲和力很强，同学间有矛盾，她只要一参和，大家便又都喜笑颜开了。甚至有同学开玩笑说，蓝业珍就是一把“烂泥”，把大家都糊到了一起。蓝业珍本姓蓝，字音与“烂”同音，于是，一些好事的同学开始叫她“烂泥”，天性豁达的蓝业珍一点也不生气，到后来，她干脆将“烂泥”念成其谐音“蓝妮”，并作为她的名字。而到后来她自己的真名蓝业珍，倒被别人忘掉了。曾为 孙科二夫人，育有一女 孙穗芬，1948年与孙科分手，次年赴 香港。1962年移居 美国，1986年回国定居于 上海安度晚年。

蓝妮，出生于富贵之家，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遭遇了 副总统大选的不白之冤……但这一切没有击垮这位稀世奇女的坚强内心，不断创造着属于她自己的传奇。

1912年(民国元年)7月2日， 澳门蓝府传出了婴儿的哭声，蓝剑俊的夫人为蓝家添了一位千金，为她取名巽宜。蓝家是富有的 苗族人家。

蓝妮的祖父蓝和光，号熙庵，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举人，曾任 广东 香山县知事，蓝和光有三子，长子蓝剑俊，次子 蓝建勋三子蓝继勋之一毕业于 云南陆军讲武堂，担任过 龙云的副官。1900举家迁移 澳门，曾前往湖南、广东、 浙江及澳门等地区经商、办厂搞实业，为蓝家创下了基业，成为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和商人。不久，蓝家迁居 广州，后来又赴 上海，其间添了蓝妮的弟弟和妹妹。蓝妮自幼就知道祖父不仅走南闯北做生意，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最热心的莫过于在家乡 云南 建水县创办学校，让家乡的子子孙孙都能读得上书，都能成才立业。据蓝妮说，土司出身、曾任 广西提督、广东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广东都督等职的 龙济光是她祖父的嫡亲表哥，是他推荐她祖父去做官的。

父亲蓝剑俊，字敏裕，号午楼，是 孙中山先生共和思想的追随者，早年曾经参加 同盟会，追随 黄兴从事反清革命，在黄兴部下任参谋长，后赴英国 剑桥大学攻读。蓝剑俊后来没有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阵营，而和 北洋军阀拉上了关系，与 孙传芳换过帖，曾任 江苏 无锡的税务局长。母亲 方淑贞也是名门闺秀，能写一手好字。亲自教授小蓝妮 中国古典文学，让她很早就接受了 中国文化的熏陶，对她的要求极严。她的父亲特为女儿请了一位学问很深的塾师，教她读《四书》、《五经》，每天所教的内容必须读后背诵。当背诵时，她把书摊在先生的桌子上，背朝着站在先生的椅子边。蓝妮曾回忆说：“有次书未读熟，我趁先生不备，不断回过头去偷着瞧书本，终于被先生发觉，竟被罚跪了半天之久”。蓝妮幼年的学习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26年，祖父因产生乡恋之情，独自回 云南老家去了，蓝妮随父亲又来 上海，后来经通州 陈保初的推荐，出任 常熟沙田局长，为蓝家积聚了一笔的家产。

蓝妮从小就显得美丽俊俏、聪明伶俐，而且她的美有强烈的异域色彩，不同与一般的汉族女孩，她高鼻深目，眼睛瞳孔的颜色还有些湛蓝，就像洋娃娃一样，人称“苗王公主”。等到上学时，祖父和父亲给她起名蓝业珍。蓝家这位小姑娘的嘴巴甜，亲和力特别强，同学间有矛盾，她只要一掺和，大家又都喜笑颜开了，有同学开玩笑说业珍就是一把烂泥，把大家都糊到了一起。因为姓蓝，字音与“烂”只是声部的差别，于是有好事的同学同学们给她取了一个绰号“烂泥”，她一点也不生气，后来她自己干脆将“烂泥”取其谐音“蓝妮”作为自己的名字。?? ? ?

原本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拥有先天优越的家庭背景与美貌，大可以享受金色年华，可是，她却因为家道中落，过早体会了人生的跌荡辛酸。1926年，蓝妮的父亲蓝剑俊与好友 陈保初一同外出时，途中遭歹徒袭击，那位好友当即中弹毙命，亲眼目睹友人被打死之后，父亲回到家就精神失常了。从此丧失了工作能力，只得在家长期休养。

正当家庭经济入不敷出之际，蓝剑俊想起尚有二十万两银子被把兄弟刘 德辅借去，在 香港开办摆渡汽车的渡海轮船公司，便想到去香港向刘 德辅索取这笔借款，同时借机去求觅名医治疗精神病。那时，蓝妮和两个弟弟蓝业广、蓝业申还年轻，无法陪有精神病的父亲去 香港。蓝妮的母亲考虑再三，无奈之下请老仆丁福和 高福陪伴她丈夫去 香港，并再三叮嘱：“途中必须尽心服侍好主人。”在两个老仆的陪伴下，从 上海乘船赴 香港。到 香港后，蓝剑俊费了好大劲才找到把兄弟刘德辅。可刘 德辅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一口咬定根本没有向他借过这笔巨款，而且当看到蓝剑俊患有精神病时，竟然一点旧情也不念，连地主之谊都不尽，就马上打发他和两个老仆回 上海。

屋漏偏逢三更雨。蓝剑俊一行回到 上海，两个老仆此时见利忘义，不但没有送主人回家，反而席卷了主人带去 香港看病的费用和所有盘缠，逃之夭夭。蓝剑俊去 香港不但一无所获，而且遭此一番打击，病情更加严重了。三年下来，蓝父病情非但未见好转，蓝家财力却已是捉襟见肘了。这个温馨的家庭蒙上了阴影，蓝家的生活从此陷入困境。

面对家庭的困境，无奈，母亲硬着心肠，说出了她解救蓝家的方法。 原来，同住 上海 襄阳南路上的时为 南京政府的财务部常务次长李调生，提出愿意为其次子 李定国聘娶蓝妮为媳妇，如果蓝家应承了这门婚事，可以每月给蓝家津贴100元。当时才17岁的蓝妮，望着日渐衰老的父母，蓝妮含着眼泪说不出一句话，少女的矜持使她连肯定或否定的表示也无法表达出来，面对无助又可怜的父母，只能答应了结婚，以图此举能解脱蓝家的困境。1929年，正在学校读书的18岁的蓝妮，出嫁给 李定国为妻。蓝家等于是“卖婚”，这样的前提，也注定了这桩婚姻不会美满。

蓝妮的丈夫 李定国，字任卿，1910年9月13日生， 苏州 东吴大学法律系肄业，毕业于 上海法政大学。李外貌也很俊美，又喜好京剧，且能唱上几段自得自乐，论年龄他只比蓝妮大两岁，看来两人似乎是很般配的了，但是李、蓝婚后很不和谐。

李家是封建的汉族官僚人家，府中规矩极多，李家老辈人亦常以是李家出钱资助了蓝家解困，蓝家理应对李家感恩戴德，并不将蓝妮平等看待，有时甚至连佣人也不把她放在眼里。致使蓝妮这位生性倔强，生活随便惯了的苗家女儿，很不适应。处处受到歧视蓝妮对这些都忍气吞声，希望能与丈夫厮守，熬到出头的那天。但她最不能接受的是，丈夫人虽风流倜傥，但胸无大志。每天无所事事吃喝享乐，既不想出外做官，又不思经商挣钱，终日呆在家中，陶醉于安逸之中。见过世面也饱读诗书的蓝妮，想与丈夫谈点什么，但两人缺乏共同语言，结婚5年，好像从未深交似的。

1934年，不到23岁却已经为李家生下三个孩子的蓝妮，再也不愿意做“生育机器”。毅然与 李定国离婚，抛下一儿两女，时年她年仅23岁。她当时委托大律师 吴凯声 来调解，经过双方的同意，并未通过法院接办，就办妥了离婚手续。李某虽为财政部次长之子，并未付出任何赡养费用，即办妥了离婚事宜。 吴凯声后来遇到她，出于同情曾问她：“你离婚后怎么打算？”她坦率地回答：“我身上现在还有几百块钱，用完以后，就去投黄浦江”。

后事

李定国后来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业务局行员、后来蓝妮向 孙科推荐促成 李任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副经理，解放后任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分行储蓄部主任、简阳支行职员。但解放前夕，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经理出逃，留守的副经理 李定国不知银行库存与账面为何不符，在解放后有口难辩，在历次运动中吃尽苦头，于1959年去世。蓝妮身为人母，不忘在李家的三个儿女，抗战时期常接济李家。蓝妮晚年对李定国侄子 李振东说：“我离开李家后，对你们李家蛮关心的，你二叔叔到成都当副经理，也是我写信给院长（立法院院长 孙科）推荐的。”她还向李振东出示一封信的影印件，以证明 李定国出任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副经理确是她促成的。蓝妮和 李定国所生的三个儿女，后来都定居海外，各有成就，成为蓝妮晚年颇为满足和自豪的一件事。据《陵李氏西里桥系 上海分系支谱》记载，蓝妮长女 李希孟幼殇；次女 李萱1931年9 月24日生于上海，1950年自 香港赴美求学入 美国籍；三女 李华，1950年自香港赴美求学，后入 澳大利亚籍；长子 李振亚1932年10月5 日生，获美国 加州大学病理科硕士，1966年创立美国证券投资公司，并任董事长，美国树华基金会 总裁。 李振亚的夫人 王安玲，生有子 李威、 李杰，女 李蒙，李蒙女婿 骆家辉毕业于 耶鲁大学法学院，曾是 美国首位华裔州长（详见词条骆家辉）。

1934年，蓝妮离开李家后，为了生存，蓝妮离婚后涉足上流社会，好在她读书时有一大帮女同学，不时邀请她出席各种社会交际活动，成了著名的交际花。

1935年暮春的一天，忽然接到同学 陆英的电话，邀她晚上到她家赴宴。就在这次家庭宴会上，她认识了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 孙科，从而改变了她的一生。 孙科，孙中山先生的独子，是著名的 民国四公子之一。1912年 孙科出国留学时，就与表妹 陈淑英在 檀香山成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孙科供职于此，由于南京湿热难熬，夫人 陈淑英生病，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便返回 澳门养病。 孙科与蓝妮结识的时候，他正独居在 南京。

那天，蓝妮打扮得端庄、飘逸，她在与一些熟朋友打过招呼后。她发现人群中一直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在注视自己，朝那方向看去，是一名戴着眼镜、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正对着自己微笑。蓝妮的同学向她介绍说：“这位是立法院院长孙科先生。” 孙科立刻从沙发上站起，举杯向蓝妮敬酒，蓝妮感到受宠若惊。 孙科已被这位宛如 西洋小姐的美色所倾倒，加上蓝妮知书达礼，熟谙英文，使得他心驰神往。从此，蓝妮和 孙科的交往日渐频繁，因孙科常单身在 南京当官，生活上缺少照顾，他就延聘蓝妮充当他的私人秘书，帮他办理一切公私事务。

不久，蓝妮以民国立法院院长 孙科私人秘书的身份出现在 南京。 孙科无论工作还是一般际，蓝妮总是陪伴在侧，感情与日俱增，成为形影不离的伴侣。 孙科不顾家庭与社会的压力，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消息传出，自然引来社会舆论，说孙科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了不事声张低调处理。蓝妮和 孙科结合既没有办理正式手续，也没有举行正式婚礼，只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席间，在同事的祝贺声中， 孙科笑道：“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

婚后， 孙科蓝妮出双入对，非常恩爱。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他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

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孙科 廿五、六、廿六

“廿五”是指民国25年（1936年）， 孙科称蓝妮为蓝巽宜。 孙科为蓝妮立字据，尊称她为“二夫人”、“二太太”，这充分说明了他对蓝妮地位的认可。

1938年8月6日，蓝妮在 上海法租界生下女儿， 孙科起名 孙穗芬。抗战时因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将女儿托付 娘家照看，追随 孙科也到了 重庆。当时正值 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蓝妮又有幸时常跟随 孙科去往重庆 曾家岩的 八路军办事处，会见 周恩来、 邓颖超、 董必武等中共 领导人，商讨抗日救亡大计。蓝妮则在私下里与 邓颖超结为好朋友，她称邓颖超为“邓大姐”，邓对蓝妮十分尊重，称她孙太太。

1948年 孙科参选 副总统之时，发生所谓的“蓝妮事件”，结果不仅孙科落选，而且导致了她和孙科的不快。从此和 孙科劳燕分飞，结束了近十三年的夫妻关系。

1940年春 孙科夫人 陈淑英来到重庆，蓝妮为避免尴尬选择回避，决定离开重庆，去 上海照料自己的女儿和家人。在征得丈夫同意后，独自赴日伪占领下的 上海，回到了女儿 孙穗芬的身边。但她作为母亲，为解决自己目前生活上的困窘，还要不断接济与前夫所生的3个孩子，开始与人合伙承包工程。凭着她的地位与人脉，蓝妮与 陈公博、 周佛海等汪伪要员往来密切， 周旋于上层社会，开始涉足地产。

她看中了法租界 复兴西路的一块地皮，蓝妮向 上海当时的地产大王之一 杨润身求助，杨对那个地方作了实地考察，觉得那里确有投资价值，也出于对美人的欣赏，决定资助她完成心愿。杨多方活动，很快将那块地皮弄到了手，然后请沪上4个著名的建筑师 奚福泉、黄大猷、赵涤和 陈植进行设计。建筑师们根据这里的地形与环境，设计建造了7幢房屋。每幢房子又各有变化，风格各异。房子都是独立的三层花园式结构，分别使用7种不同的颜色，外观十分醒目、别致。蓝妮亲自督工，依图建造。马路口的两幢洋房是人家的，后来蓝妮也出资买下。这样，整条弄堂都是她的了，蓝妮给它们取了一个十分优雅的名字：玫瑰别墅。按当时的地产行情，玫瑰别墅市值达35万元，堪称一流。

解放前一直传闻 孙科用来路不明的巨款，为蓝妮建造玫瑰别墅， 金屋藏娇。蓝妮晚年一直说，玫瑰别墅与 孙科根本无关，是她用血汗钱建造的。她曾说：“我的房子是日本人时候造的，是隔壁姓杨的地皮大王帮忙，1940年完工的。”蓝妮提到的地皮大王 杨润身，虽名闻旧 上海，但鲜见有生平记载。据著名民主人士 杨杏佛之子 杨小佛先生见告， 杨润身的夫人是他母亲在中西女中的同学，杨润身的儿子又是他 震旦大学的同学，他叫杨润身为“杨伯伯”。这位杨伯伯 圣约翰大学毕业，学的是建筑，先做建筑设计，又做地皮生意。当年 杨润身在广东大茶商 唐季珊宴客席间初识蓝妮，见其皮肤白皙，身段苗条，谈吐优雅，仪态大方，惊为天人。之后他在物质上给予蓝妮许多帮助。否则，单凭蓝妮，要在敌伪时期政局动荡的 上海滩建造耗费巨资、堪称当时一流的玫瑰别墅，谈何容易。

蓝妮的地产事业越做越大，另外又从事房屋建筑，进口德国油漆颜料等。据蓝妮讲，到了解放前夕，除玫瑰别墅外，她还有多处房地产，仅 虹桥路就有50亩地。曾任国民政府 中央信托局局长的 俞鸿钧，就看中她的房子，但她没有同意出卖，她自称那时的房地产值几百万美元，那些房地产是她奋斗十几年的全部心血。

日本投降后，一向同 孙科关系不好的军统头子 戴笠在主持 上海主办逮捕汉奸、查抄逆产之际，认定蓝妮在抗战期间居住上海时，曾与汪伪上层人士交往过密，以“汉奸嫌疑”将蓝妮关进监狱。蓝妮从未担任过伪职，谈不上当汉奸，再加上 孙科向 蒋介石求情，并以辞职相要挟，在得到蒋介石的手谕后，关押三个多月蓝妮回到家，大放鞭炮以示庆贺。

1946年夏天，蓝妮在出狱不久，女儿 孙穗芬又遭绑架。绑匪开口30万美金，经过一番讨价，最后讲定10万美金的赎金。当时，国民政府已于5月还都 南京，蓝妮马上打长途电话向 孙科告知事情经过，孙科要其报警，蓝妮生怕歹徒伤害女儿不愿声张。为了筹集这笔巨款，蓝妮打电话给 上海地政局局长 祝平，要他把复兴西路玫瑰别墅的七幢房子单据(旧时买地的一张凭证)，立即改成正式的房契，然后抵押给银行，才凑得10万美元，终于将女儿救了回来。绑匪 吴永吉、宋玉树二人系蓝妮的朋友，吴永吉是 上海久大银行经理，此人嗜赌如命，整个家产几乎被他输光。宋玉树也是开银行的，由于那时 上海的金融业不景气，他的银行因此停业关门，为此两人狼狈为奸，密谋策划绑架了 孙穗芬。

1947年初， 上海滩许多小报竞相报道所谓的“ 孙科玫瑰别墅纠纷案”。经过媒体一番添油加醋的炒作，使得原本是一桩普通的房屋纠纷诉讼案，因为将 孙科和蓝妮牵涉在里面，而闹得 满城风雨。

玫瑰别墅是蓝妮在汪伪政府时期建造的。1940年玫瑰别墅建成后，蓝妮自己住进了1号，父母兄弟住在5号。1941年8月，商人支福元以妻子戴芍如的名义，向蓝妮租住玫瑰别墅4号。蓝妮按惯例向支福元收取了“钥匙费”旧 法币6000元，每月房租商定为1600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蓝妮在收到“钥匙费”后，向支福元开具了一张英文收据，注明租赁期为一年，期满后可续租一年，实际上租期为两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开始发行伪储备券，并以一对二的比率兑换旧 法币。支福元租赁的房屋原定每月房租1600元，折合伪储备券为800元。而伪储备券信用差，一再贬值，蓝妮所受的损失可想而知。

在租期满一年时，蓝妮心想，如支福元再按原价续租，自己损失更大；不如先将房屋收回，待日后有机会再行出租。她请支福元搬迁，理由是房东需要把房子收回自用。支福元认为，自己还有一年的租期，怎能说搬就搬呢？蓝妮见支福元不肯搬迁，遂请伪沪西警察局科长、日本人大谷初市出面帮忙。岂料支福元亦非等闲之辈，他请来早年留学日本时的老师、时任汪伪 上海市财政局顾问的喜多助阵。由于喜多的插手，蓝妮的收房计划成为泡影。

1946年蓝妮请 孙科出面，逼房客支福元迁让房屋。在她看来，由 孙科直接出面，哪有不胜之理。支福元深感蓝妮此次志在必得，便以退为进，对蓝妮言明：自己在海格路（今 华山路）也有一所房子，现被房客李某占据，只要自己收回那所房屋，玫瑰别墅4号一定归还给你。不久，支福元将李某告上法庭，要李某赶快将所住房屋归还给自己。他还以孙院长、蓝妮屡屡要收回玫瑰别墅4号，自己将无处容身为诉讼理由，并请法庭传蓝妮作证。 各小报马上报道了这一案件的审理情况。但在老百姓看来，堂堂立法院院长卷入房屋纠纷诉讼案，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孙科感到十分难堪，不得不在报上刊登启事说：孙院长除自己住宅外，在 上海别无房地产，所传房屋纠纷事与他无关，这样的结果正是支福元希望看到的。迫于舆论压力，蓝妮收回自己房屋的努力又一次功亏一篑。

上海 徐汇区的复兴西路（旧称白赛仲路）44弄是一条宽阔、幽静的弄堂，里面坐落着7幢造型典雅、风格各异的 三层楼 花园住宅，名为“玫瑰别墅”。它建于1940 年，占地面积4393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3171 平方米，每幢建筑面积为453 平方米，这里解放前隶属法租界，所以它们在 法国梧桐和鲜花的簇拥下，显示出独特的法兰西浪漫情调。建筑细部比较注重装饰，采用了欧洲建筑外观装饰，既有斜屋面，又有现代派的平屋面，外墙立面采用螺旋式，体现出华贵的气派和浪漫的情趣。室内各个房间功能均按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布置，完全西化。每幢别墅前，都有面积不小的 独立花园，花木繁茂，还有舒适的草坪。特别是蓝妮居住的2 号楼外墙上终年披挂着翠绿的常青藤，生机盎然，微风吹过，沙沙作响，仿佛一管历史的长箫，在吹奏主人的沧桑经历。室厅朝南，约有三四十平方米，透过窗户一眼就能看到花木葱郁的花园美景。房内布置简朴，但墙上挂着不少照片和装饰物，给客厅增添了几分雅趣。北墙上挂着一幅蓝妮女儿 孙穗芬和她自己的肖像，而东墙正中挂着一幅蓝妮与 孙科的结婚照，特别显眼。解放后，那里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秦怡等人居住。

1948年 国民党召开“ 行宪国大”，宣布该年为“行宪年”，蒋介石被国民大会选举为国民政府第一任总统，而 副总统的选举却成为各派系争夺的焦点。 孙科对有职无权的 副总统不感兴趣，只想他的立法院院长，但作为孙中山独子，同时又与广东方面极深渊源，所以蒋介石极力鼓动孙科竞选副总统。 李宗仁是 孙科竞选 副总统的主要对手，这就在初露参选意图之时便与桂系处于敌对位置了。一方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一方是仓促 成军，临阵磨枪，两人的竞选攻防战也愈演愈烈。为帮助 孙科竞选，蓝妮充分施展出众的交际才能，积极为其四处拉票。凭着蓝家与” 云南王“ 龙云是世交，凭着乡谊和龙云那层特殊关系极力拉拢滇系，请其帮助 孙科竞选。

然而，就在 副总统第一轮竞选的节骨眼儿上，发生了所谓“蓝妮事件”，使 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在 副总统选举的第一轮， 孙科就落在李宗仁之后。4月23日国民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正式投票选举 副总统，当天的《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篇报道，大致内容是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在 上海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高级建筑涂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 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 洪兰友 ，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兰友就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说蓝妮是孙院长的夫人，要吴看在孙院长的面上，将颜料发还她。原来为确保李宗仁顺利当选，桂系旧事重提，由李宗仁的主要助手 黄绍竑亲自捉刀，将“敝眷蓝妮”一事写成文章，刊登在《救国日报》上。

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 孙科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自己的颜面和政治前途，一面否认写那封信，一面与蓝妮撇清关系，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4月29日，经过四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击败了 孙科当选。 孙科落选，竞选参谋团将失败完全归罪于蓝妮，据说孙科为撇清自己也默许了这个说法，二人最终彻底分手。

1948 年底，政局动荡不安，蓝妮看到 上海已难安身，考虑再三先把女儿和弟弟蓝业申送往 香港，自己则于1949年4月离开上海。她晚走是有原因的，她父亲患病住院，母亲又不愿抛下丈夫随女儿远行，她不得不想方设法安顿好父母才放心。她当初想此行不会长久，很快就会重返 上海，所以临走时，倾注她一生心血的房地产都未变卖，但后来时局的急转直下是她万万没有料及的。蓝妮到 香港后，惟恐坐吃山空，就依靠在 上海滩人头熟，关系广的优势，以弟弟蓝业广的名义，在 雪厂街开了一家大隆金号，从事K金的买卖炒作。蓝妮的大隆金号最后关门大吉，蚀掉全部家当，走投无路，一时情绪低落，自杀未成。蓝妮晚年回忆在 香港的一段岁月，不无感慨地说：“解放后我在香港，没有钱，很苦，吃萝卜干。”不过，她又很欣慰而自豪地说：“正因为那时穷，才培养出自己几个孩子。”当时，蓝妮尽管在生意场上不顺利，但她把女儿 孙穗芬看成是自己的希望所在，想方设法为女儿创造优越的教育条件。孙穗芬先进 英皇佐治五世学校读初一；1951年到 台中天主教创办的静宜书院读书；1954年又回 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学校，高中毕业后到台湾，进航空公司当空姐。

1957年，女儿 孙穗芬在台湾和 美国一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孙康威结婚。后来， 孙穗芬前往丈夫航空公司所在地泰国 曼谷。蓝妮亦告别居住了十几年的 香港，随女儿一家在 泰国生活了四年。

1962年，蓝妮又随女儿一家移居 美国，母女俩加入了美国籍，后来她单独定居 旧金山。此时的蓝妮，虽然在 华侨妇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与她年轻时代在国内的显赫名声相比，则有天壤之别。幸好她甘于寂寞，又有女儿、兄弟和外甥们常去看望她。1973年 孙科病逝于 台北。蓝妮没能去台湾和 孙科见上最后一面，但她嘱咐女儿 孙穗芬赴台为孙科奔丧。

1982年秋，中共中央统战部 盛邀蓝妮母女回祖国观光。9月18日，她登上飞机，穿越太平洋，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大陆。在 首都机场 ，虽然已是晚上，但踏上这生养自己的故土，70高龄的蓝妮笑脸上挂满泪花。最让她难忘的莫过于在女儿 孙穗芬的陪伴下，到 中南海 拜会了她敬仰的邓大姐。在北京受到 邓颖超的热情接待，亲切称其为“孙太太”，令她激动万分。之后蓝妮又受到 杨静仁 、 康克清 等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接见，专门设宴招待她们母女，对她的大陆之行极为重视，并发文给她们即将访问的省、市，希望各地悉心照顾这两位特殊的客人。10月1日，蓝妮母女又应邀出席了国庆大典。

上海是她们母女俩中国之行的重要一站。10月2日，蓝妮来到了久违的上海，住进 锦江饭店。她动情地说：“过去我想去 台湾与女儿同住，不被允许。而今祖国大陆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到处都是一片大好美景。现在台湾请我去，我也不去了。我倒是想回到 上海定居”。蓝妮在 上海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她 心情舒畅，与陪同人员畅谈往事。在蓝妮回来前，国民党当局获悉她要来大陆，通过国民党元老 张群将台湾的“出入境证”寄给她。蓝妮对国民党驻美办事处的人说：“我是你们 黑名单上的人（指蓝妮抗战胜利后被当成汉奸、特务而关起来），我不要去台湾。”她还说：“现在院长（指 孙科）都死了，我还去干什么？” 蓝妮此番来 上海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与房地产部门洽谈关于解放前她在上海的房地产的归还问题。但因她行色匆匆，事情未能办妥。

访问的时间结束了，蓝妮一步三回头，登上飞机，依依不舍地告别亲朋好友。一回到 美国，蓝妮就迫不及待地给 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她吐露了自己对故土的深深怀念，并明确提出回国定居的要求。

198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 邓颖超向蓝妮郑重发出邀请，请她和女儿 孙穗芬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请她永远留下来。收到这样一个邀请，蓝妮高兴极了。 蓝妮回忆参加孙中山先生12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时，神情兴奋，她说：“大会上安排 孙穗芬发言，统战部领导问我要发言吗？我说，孙中山先生去世时我才14岁，我不发言了。当时的统战部部长 阎明复与我坐在一起，我女儿坐在我身边。因为我与阎明复坐在一起，摄影镜头一直对准我。阎部长风趣地说：u2018今天我与你坐在一起借你光了。u2019我则对他说，我是借他的光，他是部长嘛！”在北京开好纪念大会，全国政协安排蓝妮一行到 南京 中山陵祭扫。在拍照时， 孙科的两个女儿 孙穗英、 孙穗华并不避开蓝妮，这件事她说起来很得意，她们后来又到广东中山 翠亨村瞻仰了孙中山先生故居。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蓝妮终于决定叶落归根，回国定居。蓝妮到 上海后，有关部门一边安排蓝妮住进了锦江饭店，一边设法解决她的房产问题。蓝妮在锦江饭店一住就是五年。蓝妮当时年逾古稀，身体欠佳， 华东医院就派医生、护士到锦江饭店出诊。据当年去过锦江饭店的原华东医院护士 刘萍回忆，蓝妮在就诊时常会谈到玫瑰别墅，那些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重新住进自己的房子。最终，政府将玫瑰别墅中的一幢给了蓝妮。

1990年3月18日，蓝妮终于搬进了属于她自己的家。蓝妮搬回家前，对房子重新装修一新。客厅北墙挂着一幅女儿 孙穗芬的肖像，而东墙正中挂着一幅蓝妮与 孙科的合影，特别显眼。据说，这两张照片挂放的位置和原先完全一样。蓝妮介绍说：“这幅照片是1935年我和 孙科结婚时在 上海拍的。” 蓝妮晚年深居简出，几乎足不出房，偶尔到花园里散散步，她在花园养花草，以寄托热爱生活的情愫。蓝妮年轻时就喜欢搓麻将，晚年在 上海独居，当年交际圈的朋友大多作古，平日无所事事，常以搓麻将来消闲。在她宽敞的客厅里，安置着一只当时少见而别致的麻将桌。她从回国定居后，只出过一次远门，那是到 香港去看病，医生是她的熟人。蓝妮作为孙氏家族成员，和孙家后人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可她对婆婆卢太夫人十分怀念，晚年曾想在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为卢夫人、 孙科母子俩立两尊铜像。

1996年9月28日，一代佳人蓝妮在 上海悄然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站，享年85岁。她的女儿 孙穗芬为她操办后事。当时，人们没有看到有关她去世的点滴消息。一代佳人，就这样悄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