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随光绪帝至西安。翌年任驻德、澳、法等国使馆随员。1902年，升任出使法国大臣。1905年回国，代理顺天府尹。1907年，任出使德国大臣。1908年回国，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1911年初，任山东巡抚。辛亥革命时，于驻法公使任上与庆亲王联姻成为清王朝的红人（事起孙中山赴法开展革命活动，机密文件被叛徒盗取送到孙宝琦处，孙施展手腕，一面送还原件给孙中山向革命党示好，一面又与庆亲王联络向朝廷表忠）。时值山东革命党人纷纷集会，要求山东独立，并推举他为交涉长，但他竭力阻挠和反对。武昌起义之后，在山东独立实现、并被推为总统(大都督)后，他不久就宣布此系误会，变化无常。他大肆破坏独立，镇压群众，在短短10多天内山东独立即被取消。1913年9月，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14年2月，代国务总理。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辞职。1916年，任审计院长。1916年4月，任财务总长兼盐署督办。6月兼汉冶萍钢铁公司及招商局董事长职务。1920年春，任经济调查局总裁。1922年1月，任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同年4月，任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1924年1月，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内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向德国索赔成功。1925年2月，任淞沪商埠督办。1926年任中法大学董事长。1931年2月在上海去世。

　　1902年至1905年，孙宝琦出任驻法公使，后还兼任驻西班牙公使。在欧期间，他用心考察列强政情，参观兵工厂、机器厂，思想日趋维新。1904年，他上书清廷，倡言立宪，成为清朝大臣中第一个明确提出“立宪”的人。其时，有一湖北籍留德学生王发科，因参加兴中会被另一满族留学生以言语威胁。王发科胆小怕事，遂与汤芗铭合谋盗取了孙中山的文件包，内有机密文件和兴中会会员名单。二人如获至宝，交至驻法公使馆以求“戴罪立功”。不料，孙宝琦不仅没有严查，反而叱令二人将文件包送还，还派人密函孙中山“危险速逃”。孙宝琦思想之进步，由此可见一斑。

　　1905年年底孙宝琦归国，即署理顺天府尹。1907年任驻德公使。当时德国正欲交好中美，共抗英日，孙宝琦即奏请清廷借机收回青岛主权，后知收回青岛无望，于1908年辞职回国。

　　孙宝琦与奕劻是姻亲，1909年10月，受奕劻推荐，孙宝琦得任山东巡抚。上任不久，他即大展身手，开始立宪活动，还向德国收回了部分铁路路权，为时人所称颂。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宝琦顺应民意，于11月13日宣告山东独立，自任山东都督。同时他又向朝廷解释是“奏请独立”，目的是应付时局，伺机恢复。11天后，袁世凯以强硬手段迫使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经此大变，孙宝琦心力交瘁，告病辞职。1912年冬，袁世凯委任孙宝琦为考察日本实业专使，出使日本，以示友善。第二年，又起用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取代陆征祥处理中俄外蒙问题。1913年11月5日，两国签署《中俄声明文件》，埋下了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恶果。

　　1914年，孙宝琦连任徐世昌内阁外交总长，并兼代国务总理。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抛出“二十一条”，孙宝琦主张接受日本要求。1915年，袁世凯将他免职。之后，孙宝琦先后担任过财政总长、税务督办等职务，周旋于北京官场。一战结束后，他联合各界人士，发起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收回租界运动。

　　1923年，曹锟贿选成为总统，为收买人心，他在1924年1月授意众议院推举孙宝琦为内阁总理。7月，因孙宝琦反对金佛郎案与财政总长王克敏发生冲突，被迫辞职下台。孙宝琦此次担任国务总理，不过短短半年时间。

　　1925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孙宝琦为驻苏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成为民国外交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后因经费问题迟迟不得到任及中苏关系发生动荡，孙宝琦在1927年3月辞职，正式退出政坛。

　　1927年，孙宝琦赴天津静养，并从事慈善文教活动，1928年，定居于上海。晚年的孙宝琦为人清廉，乐善好施，但他举债投资失败，生活终究拮据起来。1931年2月3日，孙宝琦胃病发作，医治无效，在上海病逝，享年65岁。　　

山东巡抚

　　1909年孙宝琦回国述职，他就在庆亲王的极力保荐下美滋滋地当上了山东巡抚。但两年之后，孙宝琦却尝到了当巡抚的另一番滋味。

　　1911年11月13日，在山东联合会大院里布置了“山东独立大会”会场，上午8时已是人山人海，实现独立如同盛大节日的来临，山东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如联合会的各界人士、同盟会的革命派、第五镇的官兵，以及商界、学界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与会者近万人，孙宝琦也应邀参加会议。时任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会长的夏溥斋宣布大会开始，与会者情绪热烈，众口一词认定：以山东所处的环境而论，正在危急存亡、千钧一发之际，非立即宣布独立，否则决不能挽救当前的局势。但是，任凭群情激昂，孙宝琦仍然保持着那副顽固的面孔。夏溥斋力劝孙宝琦认清形势，顾全大局。而孙宝琦却说：“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立宪派丁世峄等人要孙宝琦尽快表态，免得惹起众怒，局面不好收拾。孙宝琦却说：“我是清朝官吏，清政府只要存在一天，我须尽一日之责任。”同盟会会员纷纷厉声谴责孙宝琦的顽固态度，而他依然放言：“政府一日不倒，则山东一日不得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孙宝琦的这种顽固嘴脸与独立派形成水火之势，局面就这样僵持着。

　　时针已经整整转了一圈，持续了一天的大会依然没有走出僵局。晚上8点，同盟会与军队商议，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同盟会负责人丁惟汾派人将会场的各个门口守住，严禁人员出入，一些军人则掏出手枪，进一步鼓动示威，赢得会场上群众的高声附和，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身穿黄咔叽军服、腰系棕色宽皮带、佩着肩章、斜挎红色值日带的五镇参谋黄治坤一个箭步登上台来，他拽着夏溥斋的胳膊厉声喝道：“夏会长，今天如果孙巡抚不答应独立，这个会就要继续开下去。我告诉你，我们五镇官兵在会场里有200多支手枪，他要是顽固拒绝，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也许会出人命。”

　　孙宝琦一看这阵势，顿时失去了温文尔雅的常态，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白，浸出一层冷汗。看到大势已去，人心难违，再这样磨蹭下去，局面将更加不堪收拾。他思考了片刻之后，便装腔作势地将头上的顶戴花翎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放，带着颓丧的腔调说：“大家既都认为独立相益，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己见！”夏溥斋立即宣布：“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顿时，全场一片欢腾。同盟会会员将已经印好的《山东独立宣言》张贴在会场的四周，会场响起了一阵阵的口号声：“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都督只当了13天

　　“山东独立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山东都督，各派议论纷纷，意见统一不起来，还是夏溥斋从中斡旋：“正是孙抚台的顾全大局，山东独立才得以实现，况且他提出的4个条件我们也都已接受，我看就选孙抚台为山东都督吧。”大家沉默不语，夏溥斋接着说：“既然大家都不说话，就算默认了，下面请孙都督宣誓就职。”孙宝琦也不推脱，慨然允诺，大摇大摆走到台上宣起誓来。

　　独立实现后，孙宝琦身为已与清政府决裂的山东军政的都督，仍循旧例在珍珠泉抚署召开司道会议，他态度暧昧，明里暗里却极力纵容煽惑反独立的情绪。他寄函外国驻山东官员，通报情况，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政府关防，沿用清朝宣统皇帝的年号。

　　清政府、顽固派对山东独立恨之入骨，因此，取消独立的逆流也在暗中酝酿着。至袁世凯掌权，这股逆流便形成为强大的复辟力量。11月24日，经过几天紧锣密鼓地筹划，顽固派张广建、吴炳湘伙同五镇内的反独立派、咨议局的失意政客、各界落难士绅，向新政权、独立派、革命群众发难了，他们成立了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当天就在济南的山西会馆召集会议，孙宝琦参加了会议。而此时，五镇炮标标统张树元则下令支起了4门大炮，其中两门对着都督府，两门对着联合会驻所，以大炮威胁与会人员，并告知：“会议事项立即议决，不得拖延。”炮口威逼下的会议，十分顺利地签署了“决议”。对于独立，孙宝琦本来就不赞同，而取消独立孙宝琦则是求之不得。一看时机已到，孙宝琦在会场上迫不及待地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将都督改为巡抚，一切恢复旧制。山东独立轰然而起，倏然而倒，仅仅维持了13天。

　　取消独立后，孙宝琦的处境更为尴尬，宣布独立是他，取消独立也是他，如此朝秦暮楚，视政治大事为儿戏，其主子对他不能原谅，革命党人更是无比义愤，“议灭掘祖坟歼族类，以泄公愤”。此时的孙宝琦，内为清廷诘责，外被革命党人及广大民众声讨，他曾自喻“君亲两负，不可为人”。心力交瘁的孙宝琦，对政事亦无力处置，对政场也无心眷恋了，至此，他开始杜门谢客，无奈之下借机称病，躲入外国医院。12月17日，孙宝琦被正式解职，他在山东已无立足之地，惶惶然如丧家犬般离开了山东。

“我不是东西！”

　　孙宝琦的政治生命没有就此结束，1913年9月他又就任当时政府的外交总长，次年代理国务总理。民国初年，民国政府与逊位清帝国旧官吏们之间的往来仍然比较多，但孙宝琦在山东独立前后的表现一直被人“记着账”。当时，清室遗老们常拿此类事情侮辱攀附新贵者。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摇身变为民国政府里的国务员，贵为外交总长，因而经常被人拿来诟骂。一次，孙宝琦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发现了“老朋友”，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不下跪的国务员面前，指着孙宝琦的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宝琦被问怔了，梁鼎芬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清朝旧臣劳乃宣也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合，引过来一大群人，把孙宝琦等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孙宝琦被称为最亏的内阁总理。1924年初，曹锟刚刚送走了斗争复杂的高凌霨代内阁，找到年过六旬、在前清做过督抚的孙宝琦出来组织内阁。孙宝琦事前并未想到自己会当内阁总理。他做税务督办，每月坐领纹银1200两，感到心满意足。当他乘车南行经过天津的时候，忽然有人把他追回来叫他组织内阁。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来，才知道这件好事是他的妹夫颜惠庆从中做成的。他满拟延揽几位知心朋友入阁，不料曹锟拿出一张名单来，上开：外交顾维钧、内务程克、财政王克敏、陆军陆锦、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教育范源濂、农商颜惠庆、交通吴毓麟。孙宝琦看了这张名单，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责任内阁”的全体阁员都是由“总统”指派的。他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个意见，认为王克敏在国会中有查办案，不宜提出，请改提龚心湛为财政总长，曹锟就满脸不高兴地表示不能接受。孙觉得身为内阁总理，竟要照单全收，心中也不舒服，赌气到海甸承泽园去“避嚣”。但是，当他看见颜惠庆前来劝驾的时候，又觉得总理得来不易，便又不声不响地跟随颜回进城来。

　　孙宝琦于（1924年）1月15日宣布就职。他标榜他的内阁是“宪法”告成后的第一届正式内阁，并且提出了“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施政方针。他决定“出巡”各省，交换“和平统一”的意见，打算首先到江浙一带，消弭齐、卢之争，然后到西南各省，规劝孙中山和各省“联治派”赞成“和平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游方总理的旅行统一计划”。当他向曹锟索取30万元旅费时，被曹一口拒绝。当时，各方面对他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这位高龄总理和他的前任张绍曾一样，都是神志不清的人物。

　　孙宝琦一计不成，二计又生，建议召集一个“行宪会议”，邀请张作霖、卢永祥参加，以求实现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宪政统一计划”。这个建议并不是无所本的，事前他曾与卢永祥通电讨论行宪问题，卢表示可以召开会议加以讨论，他就鸡毛当令箭似的拟就了一道“行宪统一”的命令，要求曹锟盖印发表。3月11日，他又电请吴佩孚、齐燮元通电赞成这个计划，齐对此未置可否，吴佩孚对于宪法根本没有好感，特别反对宪法中关于省长民选的规定，公开指斥为“荒谬绝伦”，哪里会肯赞成召开行宪会议！此时吴还没有放弃其“和皖”“联卢”的意见。2月间，议员林树椿等182人提出补选副总统案，吴佩孚示意他们选举卢永祥为副总统。，但在14日回答孙宝琦的电报中，却又建议由浙江人民发起取消浙江省宪法，宣布服从国宪。此外，还说没有召开行宪会议的必要。

　　曹锟叫孙宝琦做国务总理，本来是看中了这位“老成练达”的旧官僚，能够百依百顺，不会像过去一样经常有府院政潮发生。自从孙上台以来，仍然以责任内阁自居，并且唠唠叨叨地提出这样一个计划，那样一套方针，曹锟不觉起了厌恶之心。孙主张遵守宪法，对于金法郎案一定要尊重国会的意见，更使曹锟耿耿于怀。此后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曹锟经常患病，又不喜接见宾客，因此外面有曹锟业已身死、秘不发丧的谣传。3月间，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从伦敦打来电报问候曹锟的起居，说明这种谣言已经流传到国外，而国会议员也纷纷打电话向王毓芝探听虚实。曹锟叫王毓芝追究谣言的来源。王毓芝回报说，这个谣言是从总理家中传出来的：总理听信了算命人的话，认为总统不出一月就会死亡，他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曹锟听了这些刺耳的话，气得跳起脚来大骂“老混蛋”。孙知道曹锟对他发生了误会，曾经三次到公府，想当面解释一下，曹锟不予接见，却叫手下人回答说，“我已经死了”。第二件，孙委派陈汉第为印铸局局长，王毓芝告诉他，“总统要委派张廷谔”，孙正因自己无权支配阁员而心怀不满，现在委派国务院一个职员也要受到干涉，他不能再容忍下去了，便也粗声暴气地说：“总统这样不讲理，请他下命令免我的职，我回到税务督办的原职好了”。王毓芝把这些话转告曹锟，曹锟咬牙切齿地说：“我偏不许他回任，就是税务会办也不给”。第三件，孙和王克敏大闹意见，王赌气请假不到部。王是曹锟最信任的人，因此曹锟对孙的感情更恶化了。

　　此时孙想再呆下去已经是很困难的了，可是他却产生了另外一种幻想，希望曹锟给他10万元旅费，让他出国旅行，用内阁总理的名义，疏通各国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5月28日，他又一次到公府请求谒见，曹锟仍然推病不见。一直到这时候，他才提出辞职。曹锟因为改组内阁一时还有困难，下了一道照例慰留的指令，于是孙又得意起来，打算赶走王克敏，以便加强内阁总理的地位。6月中旬，孙、王两人的斗争更加白热化，曹锟派人告诉孙：“如果王叔鲁被你排挤掉，我也愿意下台”。孙连忙表示自己愿意下台，即于7月2日提出辞呈。他在呈文中借口因病不能继续供职，他所患的病症是“头晕目炫，肝胃不和”。有人向曹锟挑拨说，上一句指“元首不明”，下一句指直系内部分化。曹锟一连骂了几声“老混蛋”，即于次日予以批准，派顾维钧代理内阁总理。

成员

　　总理孙宝琦、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张国淦、农商总长颜惠庆、交通总长吴毓麟。

重要事件

　　该内阁于1924年1月15日成立。该内阁半年的施政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和苏联建交；二是向德国索赔成功。

　　不过孙宝琦自此至终都与曹锟的亲信、财政总长王克敏不和。半年以来，自金佛郎案到德发债票案，双方争吵不断。而曹锟又偏袒王克敏。执政后期，孙宝琦稍迁就王克敏，和他在德发债票案上合作。但是后来孙宝琦终于忍无可忍，在7月1日突然请辞，避居北京城郊。次日请辞获批，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代理总理。

　　孙宝琦的儿女亲家

　　孙宝琦5个太太，8个儿子，16个女儿，女儿其中分别嫁给庆亲王奕劻、盛宣怀、袁世凯、张佩纶的儿子。孙宝琦的七女儿孙用番嫁给了张廷量（既张佩纶的儿子，张爱玲和张子静的父亲。）

故居

　　孙宝琦在京故居位于北京东四六条胡同。

　　孙宝琦5个太太，8个儿子，16个女儿，女儿其中分别嫁给庆亲王奕劻、盛宣怀、袁世凯、张佩纶的儿子。孙宝琦的七女儿孙用番嫁给了张廷量（既张佩纶的儿子，张爱玲和张子静的父亲。）

　　孙宝琦在京故居位于北京东四六条胡同。

    1913年2月22日，大清隆裕太后病逝。当年冬天，她与光绪皇帝的灵柩一起下葬于崇陵。

    此时，距离清廷逊位已经一年有余。隆裕太后的灵棚中，既聚着大清的遗老，也有民国总理赵秉钧领衔的吊唁团。其间，遗老梁鼎芬一眼发现了一个穿着西装的人，他忽然跑到这个人跟前，指着鼻子骂起来：“你是谁？你是哪国人？”被指着的人是大清前任山东巡抚、如今的民国外交总长孙宝琦，他一下子怔住了。

    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嗓门越说越响：“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另一位遗老劳乃宣也跟过来一起骂。两人一唱一和，引过来一大群人。

    孙宝琦面无人色，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人们大概很难想到，这个被遗老骂得狗血淋头的官员，当年曾经是大清官场中广结姻亲的闻人，督抚中头脑开明的改良派。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这两个身份结合在一起，他变成了清廷的罪人。

姻亲政治

    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颁布谕令，准许满汉通婚。很快，孙宝琦迎来了一门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亲事——皇室中辈分极高的庆亲王奕劻竟然主动找到他，想让自己的五公子迎娶他的二女儿。

    当时，孙氏大骇，说：“我怎敢把女儿嫁给您家公子？我办不起嫁妆呀！”奕劻说：“别着急！别着急！到时候我派人把东西晚上送到府上，新媳妇过门时再带过来即是。”结果，孙二小姐出嫁时所带的嫁妆，真的是奕劻私底下送来的。

    如此给面子，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如果细究孙宝琦的背景，可以发现确有令人称羡之处。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孙诒经曾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官至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在朝内有刚正清廉的美名，岳丈是曾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凭借着这些关系，孙宝琦被授刑部主事、直隶候补道，主持开办了铜元局、北洋育才馆，开平武备学堂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孙宝琦是少数几个随驾护送的人，旅途中，道路泥泞时，孙宝琦时常在后面推马车。这无疑给西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西安，由于孙宝琦自幼学习英、法文，熟悉电码，被庆亲王奕劻委任办理军机处电报房。当时，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北京谈判，西安与京城乃至全国的电文日夜不断，而收发翻译工作皆由孙宝琦负责，常常通宵达旦不眠不休。慈禧、光绪回京后，孙宝琦得到重用，被任命为驻法公使，后来还兼任了驻西班牙公使。

    系出名门、太后赏识，最关键的是会和洋人打交道，考量这些因素，孙宝琦能够与庆亲王联姻似乎也不难理解。而此后，他在官场中的亲家更是爆发性增长。

    孙宝琦有五个太太，育有二十四个子女。除了二小姐嫁入庆亲王家外，三小姐嫁给了大学士王文韶的孙子；三少爷娶的是北洋名将冯国璋的女儿；四小姐嫁给了皇室宗亲宝熙；七小姐成为了著名“清流派”张佩伦的儿媳、张爱玲的后母。孙宝琦与袁世凯、盛宣怀更是双份的亲家，每人各有两对子女结为连理。通过一连串的联姻，孙宝琦几乎与朝中最有影响力的重臣都成了亲戚。

    同时，这些重臣又各自串联着其他豪门，例如，奕劻的另一位女婿是安徽巡抚恩铭，袁世凯与满洲重臣端方、那桐都是儿女亲家，盛宣怀的几个子女进入了江浙一带的豪门……清末，世家巨族们用联姻构建起一张同气连枝的关系网，借此各自扩充利益版图，真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孙宝琦在这种中国式政圈中如鱼得水。光绪末年，在交卸了外交事务后，他回国待命，恰好山东巡抚一职出缺。孙宝琦有意制造岳父、女婿先后主政山东的佳话，于是找奕劻帮忙。奕劻便借口山东是对德外交要地，需要熟悉洋务的大臣，保举孙宝琦担任了山东巡抚。以一公使之身，连跳数级，直接担任封疆大吏，这在当时被称为“异数”。

    不过，“佳话”很快变为了尴尬。1910年，山东莱阳、海阳两县，因赋税过重而发生暴动，当地官员竟然派兵将百姓当作“乱民”围剿，据记载，官军“劫杀淫暴，甚于盗贼”，冲突中，大量村庄被毁，民众死伤达一千七百多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巡抚孙宝琦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据说摄政王载沣只是致函警告了一句，“如不是看在当年给老佛爷推车的份上，当撤职查办”。一家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因，“孙固某大老之姻亲也，有此巨援，夫复何虑？”

    事实上，当板结化的利益集团若隐若现，沦为空言的不仅仅是官员问责，还有万众期待的政治改革。

变味的改革

    1904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获胜告终。当时中国的舆论一致认为，日本以一介蕞尔小国，得以击败强邻，是立宪制度优于专制制度的铁证。也就在这一年，以孙宝琦为首的外交官们最先奏请朝廷明定宪法，仿效英、德、日本之体制，救宗社于水火之中，潜滋暗长的大清立宪运动自此陡然高涨。

    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孙宝琦一直是以头脑新派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说在他做法国公使期间，有一次孙中山来巴黎，同盟会员汤芗铭等三人合谋窃取了孙中山的行李及文件，跑到使馆告密邀功。但孙宝琦不但没有下令严查，反而令手下将东西送了回去。1909年就任山东巡抚后，孙宝琦不仅关注本地谘议局的活动、地方自治的筹办，还屡屡奏请军机处尽快设立内阁、国会。和众多立宪派一样，这些声音确有不少出于其真实的政治理想。

    但是，无论是设立内阁也好、国会也罢，涉及到官制的改革，都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这实在是一个不能再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在慈禧、光绪相继逝世之后，清廷高层出现了“政出多门”的情况，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更渐趋白热化。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晚清政坛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在慈禧、光绪病逝之后上台的摄政王载沣派，主要人物均由满洲少壮贵族组成，包括载沣、载泽、载涛等人。另一派的领衔者正是孙宝琦的亲家——老一辈的皇室宗亲庆亲王奕劻，成员包括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实际上皆为袁世凯的党羽。两派实力大致相当，相互倾轧。

    载沣这个人，办事时出了名的犹豫不决，论能力、见识都远远赶不上慈禧老佛爷。据说，在他摄政之后，面对入宫觐见他的人，常常坐对无言，对方请示机宜，则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 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 应付事变, 则决难胜任。”因此，国事上，他往往更加依仗兄弟们，一上台，大肆任用少壮派亲贵，上至满洲八旗，对年轻的摄政王都十分失望。奕劻是怨气最大的一个，载沣一上台，不仅自己的左膀右臂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剩下的幕僚们也不像过去那么听使唤了，以至于奕劻曾经恨恨地说道，“必不得已，甘让权利于私友，绝不任孺子得志也！”

    在波谲云诡的局面中，预备立宪的焦点实际上成为了各方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清宫中的每个人都关心将来自己在政坛中的地位，都试图获得改革的主导权。对于最关键的内阁总理大臣一职，奕劻、载泽、善耆都有意收入囊中。

    不过，若论政治资望和力量，奕劻的势力之大，是载泽等少壮亲贵比不了的，这不仅得益于这位老臣长期把持中枢要地军机处，也得益于他在朝中长年的结交、经营，包括他与孙宝琦这样官员的联姻，日后都成为了为他加分的政治资本。当时的《时报》甚至做了一次民意调查，投票竞猜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八千多张票中，有近四千张投给了奕劻，比第二名载泽足足多出了两千票。

    最后的结果也的确印证了人们的判断，1911年5月8日，清廷正式颁布新内阁，奕劻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其两位心腹那桐、徐世昌也一同入阁。载沣敌不过奕劻的势力，便安排自己一派的载泽进了掌管财政的度支部，荫昌、载洵分别为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以掌握军权。至于其他阁员，也分别与两派势力有关。因此当这个内阁一颁布，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满洲贵族占九人，其中皇族又占七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这实际上宣告了被人们期待多年的立宪以“骗局”收场。但是颇为讽刺的是，这却是最能平衡清室各方利益的人事安排。

    孙宝琦此时正在山东当巡抚。皇族内阁颁布后，他马上便上书，直斥亲贵不宜干预朝政。然而恐怕广结亲缘的他自己也知道利益集团的厉害，当改革被绑架时，大清也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了。

摇摆的革命

    1911年10月22日，武昌首义爆发的第二周，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联名电奏朝廷，再一次指出今日之祸乱，完全是因为近年来亲贵专权任事的结果，他们提出，通过“痛削皇权，改革政体，与革党谈判”等措施化解危机。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孙宝琦就在地方督抚中第一个给清廷发电报，建议起用自己的亲家袁世凯。而在中央，另一位亲家奕劻与他遥相呼应，于10月21日向朝廷请了假，据信是亲自前往河南安阳洹上村，说服袁世凯出山。11月1日，奕劻内阁成员总辞职，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而此后不久，载泽便在御前会议上指责奕劻起用袁世凯是引狼入室，颠覆清廷。老大帝国风雨飘摇之际，利益集团之间的攻讦依旧没有停止。

    与此同时，孙宝琦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11月初，济南盛传，清政府欲以山东土地作抵押向德国借债三千万元来筹措战争经费，这一消息激怒了民众。11 月5 日山东各界人士齐聚谘议局讨要说法，革命党人徐镜心等人在会上提出了事先草拟的山东独立约章七条，并推举出士绅夏继泉等人把劝告书交给孙宝琦。据夏继泉的回忆，孙宝琦当时看到了劝告书后觉得很诧异，表面上没有拒绝，但实际上很难接受，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孙宝琦才答应向清廷代奏。

    11月13日，各界人物再次集会谘议局，要求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声称：“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大会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近9 点，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支持革命的新军第五镇标统黄治坤威胁说，会场内有两百支手枪，如果孙宝琦再不答应独立，“也许立即就出人命！”孙宝琦才不得已接受“总统”的职务。 事后，孙宝琦还上奏朝廷：“宝琦再三劝告不可独立，而大众不听，竟以独立要求，即日宣布……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

    在后来写给亲家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孙宝琦流露出了自己此时的一些心迹，他说自己“顷拟奏设临时政府，仿庚子年例，稍慰革党之望……”所谓庚子年例，指的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东南互保”，简单地说，就是暂时脱离中央指挥，自求保境安民。

    之前心中已经准备设立临时政府，真到独立的时候了，又显出万不得已的样子，这其中的原委，曾在济南任首道的熙敬甫一语道破天机：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纯为袁世凯所操纵”。“是事前派人授意嘱孙独立，盖欲造成恐怖局面，以觇清室权贵动静”，按照这种说法，孙氏“不得已”的姿态，显然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亲家奕劻、袁世凯难堪。

    不过，清室权贵也毫不示弱，熙敬甫回忆道，当时自己曾经在京城亲眼见到少壮派亲贵良弼对奕劻说，“这都是你的好亲家办的事，没有王爷允许，他大约也不敢做”，奕劻随即找到袁世凯商量解决办法。随后，袁世凯给孙宝琦又发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取消独立，同时策动第五镇军官再一次调转枪口，反对临时政府。于是，孙宝琦只好又一次以悲情的姿态向公众宣称，“鄙人今日陷于危难，自惭无识，尚复何尤！”11月24日，他宣布取消独立，并避入医院，为期十二天的山东独立宣告结束。

    只不过，这一反复，让孙宝琦从此再也直不起腰来，很多人都认为他两面三刀，孙宝琦心力交瘁中须发尽白。12月17日，他奉旨开缺，离开山东，迁居天津租界。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民心，只是充当了利益集团争斗的牺牲品。

姻亲之牢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两个月后，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当初奕劻“甘让权利于私友，绝不任孺子得志也”之语，竟然戏剧般地实现了，而且相当彻底。

    事实上，除了袁世凯，这场晚清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战并没有胜者。无论如何，大清已经没有了。而戏剧性的是，民国之后，奕劻、载沣，这两派势力的领衔者却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和解，1917年，奕劻病逝于天津，庆王府按惯例，向北京紫禁城中的小朝廷讨谥号，为其评定一生功业。当时，深恨奕劻误国的溥仪亲自选了“谬、丑、幽、厉”四个字，让内务府选择，谬丑，是秦桧的谥号；幽厉，指的是周朝之昏君幽王、厉王。

    最终，还是溥仪的父亲载沣劝他网开一面，力争之下，才给奕劻赐谥“密”字，意思是“追悔前过”。

    而对于一度卷入政争的孙宝琦，遗老们所能做的只是在隆裕太后的灵棚中痛骂而已。

    凭借着和袁世凯的关系，孙宝琦的官运并没有结束。1913年9月，他就任外交总长。据曹汝霖的回忆，该部门原本选员较严，即便亲戚故旧，也要经考试录用。孙宝琦到任不久，部员便全部补足，甚至在编制外又添设办事员——显然是开了不少后门。

    孙宝琦似乎忘记了曾经的狼狈，他继续欣然经营着自己的姻亲政治。1916年亲家盛宣怀去世后，孙宝琦接任了盛氏创办的汉冶萍钢铁公司董事长职务，每月领取一些车马费。当时任总经理的是盛家后人盛泽承，但对公司业务毫不上心，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入不敷出。他骗孙宝琦举债二十万元购买了公司股票，谎称一定代为清理债务，却再也没有了下文，孙宝琦心力交瘁，甚至去找日本朋友帮忙。直到此时，他才有点恍然大悟了，在给儿子的信中写到，“至亲如翁婿反不如日友同情可恃，自恨当日之孟浪从事，汝等当引为前车之鉴，不可妄思生意投机之事。”

    1931年2月3日，孙宝琦胃病发作，病逝于上海。

    受债务所累，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非常拮据。张爱玲当年忆及家世，曾经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孙宝琦官做得那么大，反而很穷？她分析，也许是家里的姨太太太多。

    这话似乎在说孙家，也似乎在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