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1894年8月—1950年6月10日），字虞薰，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今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

1911年，吴石与同乡好友吴仲禧一道投身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前后受业4年，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名列全校第一，这就使他全校闻名。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两校毕业时也都名列第一，这更轰动了中日两国的军界。吴石自己也抱负很高，立志要做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为祖国争光。

吴石在日本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他钻研军事和兵学，撰写了一批军事著作。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门生。

在土地革命战争国共两党对垒期间，吴石忠实地站在国民党一边。直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初期，他仍站在反共立场，对蒋介石集团还抱有幻想，曾经为对付共产党及其军队出谋划策。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他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隐蔽在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做地下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他们依然一见如故。

吴石满腹军事学问，而国民党却不肯给他带兵的实权，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对此，吴石深感遗憾。

1940年底，张发奎的第四战区长官部由韶关迁往广西柳州，白崇禧即推荐吴石任第四战区的中将参谋长。吴仲禧也在这时调柳州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两位老友又一起共事了。

抗战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意、失望的情绪。

抗日战争末期，吴石曾在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中将主任。吴仲禧则在1946年1月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等人，指示吴仲禧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更好地开展军事情报工作。

1946年9月，经吴石帮忙，吴仲禧被国民党国防部委任为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到各地巡查、视察部队之便，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1947年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此时，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吴石知道吴仲禧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提供条件，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仲禧到南京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徐州时，正好“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都到前方视察去了，李树正出来接待。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国共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形势反映得清清楚楚。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李树正代刘峙批准他回后方。吴仲禧立即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潘汉年汇报。吴仲禧后来回忆说：“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帮助，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却以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吴石派随从参谋王强等人率领警卫，将500余箱机要档案从南京押送抵达福州，保存在于山威公祠大殿内。

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已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悉数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吴石到榕正式就任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存榕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一方面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派员率警卫运台；另一方面下达“死命令”，要王强会同原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聂曦上校，把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告诉吴仲禧，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仲禧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免嫌疑，他将携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一同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

吴仲禧介绍老同事、原第四战区副参谋长陈宝仓中将随吴石去台，做吴的助手。

8月14日，吴石突接台湾“总统府侍室主任”林蔚奉蒋介石手谕发来的急电，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吴石密召王强到公馆，交代他要“人在机要档案在”。8月17日，福州解放。王强将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298箱呈献给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据悉，这批档案资料至今仍有相当高的价值。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由于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石无法通过地下组织将军事情报送给华东局。

1949年10月25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在缺乏军事情报的情况下，攻打金门失利。同年11月，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也受到重大损失。这两仗给人民解放军敲了警钟。解放台湾比原先预订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又名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特别注意，并查问这些情报的来源。当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1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还挥毫写下了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49年12月，蒋介石集团面对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解放台湾这一态势，以“反共复国”、“固守台湾”为中心任务，加强了台湾的军事防务。同时，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其子蒋经国出任主任，对武装部队实施政治控制。同属蒋经国督导的保安机构也加紧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

在蒋经国的精心策划下，国民党特务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1950年1月29日，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在不到一周内，蔡孝乾叛变，供出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其他负责人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情况极为惨烈，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则被押赴马场町刑场遭血腥 镇压。

在台湾期间，吴石与华东局女情报员朱谌之秘密会晤达六、七次之多，陆续为她提供了一些重要军事情报。不幸的是，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供出吴石提供重要的国防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

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不久，朱谌之便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特务当局先后逮捕了吴石将军夫人、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此案最后枪决了6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布建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监5年至10年不等；吴石将军临刑前，他从容吟诵了在狱中所作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2000年，吴石将军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大陆，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其碑文由长期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原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亲自审定，吴石将军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

1894年8月，吴石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吴石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他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全校第一；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两校第一，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吴石毕业回国后任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详细咨询，深深嘉许。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

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

吴仲禧后来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1940年底，吴石因在桂南会战中组织一场关键战役，取得大胜，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抗战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第四战区位于中越边境，一个偶然的机会，吴石还救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性命。1942年底，广西镇边县政府来急电给四战区，说是抓到一个像日本间谍的越南人，要求就地枪决。吴石下令先送到柳州四战区长官部来，经多方了解，他得知这是越共知名人物胡志明。吴石认为共同抗日不分国家不分党派，对胡志明以礼相待，让他在柳州长驻，还出面促进越南各个党派在柳州组建民族同盟会，协助举办了军政干部培训班，动员大批越南青年来柳州学习。

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一再电请当局增调重兵，但国民党中央军与桂系军队历来不合，当局为了北扼共党，南灭异己，不发一兵一卒。中央军与桂系下达的军令还时常出现矛盾，令军队无所适从。最终吴石所在军团大溃退。当时天气极冷，百姓拖儿带女，在桂黔公路上颠沛流离，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日寇追兵，大批难民死在逃难途中。

看到这一切，吴石第一次对自己效忠的“党国”产生怀疑，他对家人说“我再也不干了！”愤而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吴石随军队接收上海，在接收过程中，一面亲见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一面目睹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后来吴石回到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蒋介石一味重用嫡系军官，哪怕他们在抗战中屡战屡败。吴石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却无缘军队实权，这让他更加苦闷。

吴石彻底失望了，他常慨叹：“国民党不亡没天理！”毫不避讳是否有旁人听见。后来这句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询问总统府参军处少将李以劻，吴石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抗战后吴石开始收听解放区广播，还让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吴韶成帮忙记录。据吴韶成回忆，当时国防部分给吴家一套房子，隔壁就是毛人凤家，但父亲对自己的“亲共”行为并不刻意掩饰，行为坦荡。

吴石很早就对中共有好感，并与共产党人交往。1938年8月，吴石在武汉会战期间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去讲游击战争。吴石的同乡、保定军校同学吴仲禧，卢沟桥事变前夕就秘密加入中共做情报工作，另一位至交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后一直积极帮助共产党。这两位好友的思想和作为，对吴石影响很深。

1947年4月，经何遂介绍，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他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以何家为中转站，递交给华东局。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吴仲禧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作了报告。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

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u2018人在档案在u2019。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军敲响了警钟。解放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

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抵台，即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朱枫来到吴石将军的寓所，从他手中接过全是绝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

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主席。当毛主席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毛泽东激动之余，还赋诗一首，并嘱咐一定要传到那边（指台湾）：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供出朱谌之是华东局的特派员。此时，朱谌之在台湾的任务已经完成，打算动身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在她被捕的两星期以前，她还托一位富商朋友带信回上海家中，信上只有七个字:“凤(朱谌之原名朱桂凤)将于月内返里”，她期盼已久的回上海和亲人团聚的梦想即将实现。她还不知道“老郑”已经被捕。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遣副官聂曦紧急约见朱谌之，告诉她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蔡孝乾已经被保密局抓获，供出了特派员就是朱谌之。当局随时都可能对她下手，情况万分紧急，她必须立即转移。

朱谌之迅速离开住所，按吴石的建议转移到了阿里山大酒店。临走前只来得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告知有急事需要离开。此时，台湾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在4日飞往舟山群岛定海机场。2月4日傍晚，朱谌之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准备伺机乘船前往上海。

与此同时，吴石的身份也暴露了。保密局从蔡孝乾的笔记本上查见有吴石的名字，一开始仍仅是怀疑。所以，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只略提及。而毛人凤在向参谋总长周至柔汇报时则较为详细，周至柔令毛人凤先侦查求证。专案小组组长谷正文少将前去拜访吴石夫人王碧奎，谎称自己是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老部下，以关心为幌子，套出吴石曾会过朱女士的消息。蔡孝乾也供出吴石与朱谌之多次见面。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蒋介石。

蒋介石遂令周至柔马上调查吴石。在搜查吴宅的过程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立即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

朱谌之到了舟山以后，正值国共两军隔海对阵，战争气氛紧张。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驻屯，岗哨密布，特务四出。朱谌之于是装病，住进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

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掏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二两多重的黄金吞服自杀，但最终自杀未遂，被押解回台湾，与吴石一同受审。在狱中，朱谌之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

1950年的6月10日，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四个人被强力一字排开跪下（与吴石和朱谌之一起就义的还有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

时针指向十六点三十分，宪兵队长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个人同时向前扑倒。四名执勤的宪兵又趋前各补了一枪，执行完毕。而后记者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吴石在台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多次参与重要军事战略部署，所以对吴石案，蒋介石可以说是无比的震惊和愤怒，全程亲自督办）。

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

吴石被害后，国民党保密局派人连日搜查他的住所。但在清理这位当时的“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个人家产时，仅查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连负责搜查的国民党特工也不无感慨：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接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时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一说为张镇）。

吴石夫人王碧奎一起被捕，判刑9年，吴石将军在遗书中表达了对夫人的无限思念：“余与碧奎结婚，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意，便辞色俱厉，然余心地温厚，待碧奎亦克尽夫道，碧奎既能忍受余之愤怒无怨色，待余亦甚亲切，卅年夫妇，极见和睦，此次累及碧奎亦陷羁缧绁，余诚有负渠矣……思之不禁泪涔下矣！”

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她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日子里，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吴石当时在军中的地位很高，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和副总参谋长，连蒋介石也不相信吴石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参谋总长周至柔因此指示保密局再进一步取证。蔡孝乾则在吴石被捕前一天第二次被捕，一周后叛变，供出朱枫和吴石的身份和关系。这才确认吴石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罪名，由蒋介石委任特别军事法庭审结，判死刑，立即执行。

朱枫由于是华东局的交通员，所以1951年牺牲不久，就由万景光保举，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儿女也得到革命烈士家属的待遇。

与朱枫等同时被国民党处决的烈士们不同，吴石的革命烈士身份一直没能得到华东局的确认；直至1973年，通过何遂将军的后人写信给周恩来申诉；周恩来看信后，会同当年中央军委主管何遂、吴石两位将军单线联系的叶剑英元帅，力排众议，报请毛泽东批准，最后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吴石的后人，大儿子吴韶成和女儿吴兰成才得以解脱困境。

历史文件中“力排众议”四字可圈可点，证明当时还有个别人企图掩盖事实。但这些人已经不能一手遮天了，所以周恩来得以采纳罗青长的建议，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吴韶成在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陈晓楠访谈时，回忆说，父亲在离开大陆赴台湾时，曾留给他一张纸条，写着：“有困难，找何康”。

何康是何遂将军的三儿子。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工作。而何遂将军当时已在台湾，与自己的二儿子何世平一家潜伏台湾做高层情报工作。吴石将军是自告奋勇，代替何遂将军留在台湾从事情报工作，为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做贡献的。

吴石将军的噩耗传来，当时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的何遂将军认为吴石是替自己去牺牲，因此据理力争吴石身后的待遇，聊以慰忠魂。

但华东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吴石的冷漠态度，令何遂将军感到不解，以致爆发严重的心脏病，出院后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后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吴石有一子一女留在大陆，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是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河南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长女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北京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还是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们长期承受外界的误解甚至迫害。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干预下，1973年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吴石夫人王碧奎女士当年也牵连入狱，吴石牺牲后，经故旧多方营救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国洛杉矶。翌年冬，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近40年后骨肉终获团聚。韶成兄妹带回其父在狱中秘密书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这是吴石留下的最后的笔墨。

1991年12月10日，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在接见韶成、兰成兄妹时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指韶成）在u2018文化大革命u2019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案，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作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的题词是：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94年安放吴石遗骨的碑文（碑文经罗青长同志审定，由吴石将军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中并未明言其彪炳中共情报事业的功绩。

碑文曰：“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洲，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学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于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五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吴石是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华精英，他如果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台湾仍可以过着高官厚禄的优逸生活；他如果听从吴仲禧的劝告，留在大陆，不去台湾，以他对革命的贡献，人民政府自然也会厚待他。

他弃暗投明，在国民党政权垂死挣扎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赴汤蹈火，毅然去台湾，想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坚贞不屈，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种向往光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实在可嘉。

人物诗作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