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范升
范升字辩卿，代郡（今河北省阳原县）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为议曹史。时莽频发兵役，征赋繁兴，升乃奏记邑曰：“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今众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则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于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鹜覆车之辙，探汤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方春岁首，而动发远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人陷于汤火之中，非国家之人也。如此，则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县，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怀。”邑虽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称病乞身，邑不听，令乘传使上党。升遂与汉兵会，因留不还。 建武二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上疏让曰：“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并耆艾qíài (古以六十岁为耆，五十岁为艾。泛指老年人)经学深明，而臣不以时退，与恭并立，深知羌学，又不能达，惭负二老，无颜于世。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开口以为人师，愿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许，然由是重之，数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见访问。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CA75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如命，自卫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已。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以下博士。
著名的经学家范升
范升，字辩卿，生年不详，卒于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东汉代郡(今山西代县)人。他是东汉初年较为著名的经学家。 范升幼年时丧失父母，生长于外祖父家中。他喜好读书， 9岁时就能通晓《论语》、《孝经》。长大后，就专门研究《易经》和《老子》，并以教授生徒为业。范升所研究的《易经》，是西汉宣帝时由梁丘贺这个人传下来的，所以称为《梁丘易》。 范升的青年时期，正处于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宁的时期。其时，青徐一带的农民起义已经发展蔓延，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但王莽政权还在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大批征发兵力，攻打周边少数民族。另一方面，为了标榜自己的贤明，还在不断笼络文人学士。故此时范升被王莽政权的大司空王邑征用，引为汉曹史，辅佐王邑制定政策。范升很了解全国的局势，曾专门写了一份意见书，指出当时的危险不只来自外族，而主要来自国内，所谓“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他指出，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是田地荒芜，粮价腾跃，吏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抗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他奉劝王莽政权迅速改弦更张，并以十分急切的心情，表示要亲自见到王莽，陈述自己的意见。但利令智昏的王莽政权非但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反而认为他在危言耸听，遂把他送上巡视地方的车子，将他送到上党，说是让他到那里巡视。其时，刘秀的起义军已经占领上党，范升遂留在了起义军中。 因为范升枉当时有一定的学术声望，而且颇懂政治，所以东汉建立以后设立经学博士时，他与粱恭等人被刘秀立为《易经》博士。他很谦虚，认为自己比粱恭年轻，又不比粱恭经学深明，曾上疏要求更换他人。刘秀因此更看重他，多次下诏引见， “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自西汉以来，一些懦生就以讲经为名，把自然界出现的一些怪异现象与人事的安危祸福联系起来，用经学的条文加以解释论证，后人有称这种懦术为“天人之学”的。这种风气，在齐地尤盛。特别是对于《易经》的讲究，更把它当作占卜未来吉凶安危以及重大政治变动的卦书来看待。刘秀建立后汉后，不少儒生就大言吹嘘，说这是他们早已予料和推断出的事情。刘秀虽然不信这种胡说，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很推崇这种君权神授的现点，所以，到东汉时期谶纬之学更盛行起来。刘秀还企图把一些专门研究“天人之变”的易学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经学抬高到至尊的地位，在中央为之设立博士员位。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正月，尚书令韩歆上疏，请求为《费氏易》、《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刘秀在背后支持，下诏让当时的公卿大夫、博士们讨论。所谓《费氏易》，是指西汉齐人费直所传的易经，是以《易经》来占卜筮问的专门学问；至于《左氏春秋》，即左丘明的《左传》，在当时亦被有人当作占验政治变动的专学。对于这个建议，范升坚持反对意见，他与韩歆、太中大夫许淑等人展开激烈辩论，至“日中乃罢”。他认为，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在他看来，《左传》是左丘明对于春秋重大事件的解释，违背了孔子褒贬之大义，是不能当作圣经来看待的。至于《费氏易》等类，则更属经学异端，根本乙不可登大雅之堂。这是他公开提出的理由。实际上，他从刘秀巩固统治地位的利益出发，有着更高的考虑。在这场辩论之后，他就专门给刘秀上了一封奏章，说明他反对多立经学博士的真正用心。他认为，刘秀痛疾学术的衰微，用心于学术，务求广见博闻，这种用心是良苫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求广而不求精，势必引起诸家竞起，争取自己的官学地位，会使杂七杂八的东西充斥其间， 长久争论不休。到那时，听从这些非正统学问的议论，就会失道，如果不听从他们的议论，那就会失人，将会进退维谷，“恐陛下必有厌听之倦”，难以驾御这种局面。他反复奉劝刘秀，说刘秀“草创天下，纲纪未定，”“奏立《左》、《费》， 非政急务”；要刘秀向汉武帝学习，“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正其本末，方可治理万事。他的劝告，终于使刘秀觉悟，放弃了广立经学博士的打算。 从范升的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死啃经书、食古不化的书生，而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相当敏锐的政治见识。他善于观察分析形势，也有足够的应对之策，这是他能够受到刘秀的重视和礼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从汉武帝把儒学抬到独尊的地位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一种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以讲求忠孝仁义为本，以孔夫子的传教为经，在统治阶级中逐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背离了这些经训，那就会使封建统治的秩序发生混乱，政治思想的统治就会动摇。从西汉后期以来，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十分重视经学的本源和师传，不使异端学说混杂。范升不愧为明智的儒生，他认为，只有讲《诗》、《书》，修礼乐，才是政之急务，而广立博士，只会搞乱人们的思想，防碍东汉政权的巩固。正是从封建政治思想统治出发，他针对一些人以司马迁多用《左传》为由，请立《左传》博士的议论，专门举出司马迁违戾五经，背谬孔子的言论，以及左传误解《春秋》的例子，对这种议论加以反驳。这也说明他多么注意和用心于东汉政权的思想统一。 范升毕竟是一位儒生，他大概明于辨事，而不熟悉实际。汉明帝永平年间，他曾出任聊城县(今山东聊城县)县令，很快就被免职。不久，死在家中。但在中国儒学发展史和政治思想史上，他还有一定的地位。 后升为出妻所告，坐系，得出，还乡里。永平中，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