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著作

　　他的著述除上述两种而外，还有《会释》七卷（后附论文）、《略释》（即《华严经中卷大意略叙》）一卷、《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一卷均现存。此外还著有《十玄六相》、《百门义海》、《普贤行门》、《华严观》，又《十门玄义排科释略》一卷、《眼目论》一卷等及诸诗赋均散佚。《新华严经论》在李通玄死后四、五年，才由僧人广超等传写弘通，到了宣宗大中年（８４７～８５９）中，福州开元寺比丘志宁又将论文会入经文之下，成一百二十卷，后又经思研整理，称为《华严经合论》，就流传得更普遍了。宋戒环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要解》一卷，便是依据李通玄的学说而辅以澄观的学说而作。又有关于他的合论提要之书，有明李贽作的《华严经合论简要》四卷。明方泽作的《华严经合论纂要》三卷。

　　他在智俨、法藏一系以外，别树一帜，于华严一宗传统的学说，有不少的变更，如志宁在《华严经合论序》中说：u2018其论所明，与诸家疏义稍有差别。u2019通玄自己也说他的分宗立教，和先德所立有少分不同。但大体仍不出法界圆融的义旨。

　　义旨

　　他在《新华严经论》的卷首，立十门解释《华严》一经的义旨：

　　一、明依教分宗，二、明依宗教别，三、明教义差别，四、明成佛同别，五、明见佛差别，六、明说教时分，七、明净土权实，八、明摄化境界，九、明因果延促，十、明会教始终。这十门都是自出机杼，特别是所立十宗、十教的教判，和法藏一系的五教十宗说迥不相同。

　　十宗

　　是：一、小乘戒经，以情有为宗；二、《梵网》菩萨戒经，以情有及真俱示为宗；三、《般若经》，以说空彰实为宗；四、《解深密经》，以不空不有为宗；五、《楞伽经》，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为宗；六、《维摩经》，以会融染净二见现不思议为宗；七、《法华经》，以会权就实为宗；八、《大集经》，以守护正法为宗；九、《涅盘经》，以明佛性为宗；十、《大方广佛华严经》，以此经名根本佛乘为宗，又以因圆果满，法界理事自在缘起无碍为宗。

　　十教

　　是：第一时说小乘纯有教；第二时说《般若经》破有明空教；第三时说《解深密经》和会空有明不空不有教；第四时说《楞伽经》明说假即真教；第五时说《维摩经》明即俗恒真教；第六时说《法华经》明引权归实起信教；第七时说《涅盘经》令诸三乘舍权向实教；第八时说《华严经》于刹那之际通摄三世及十世圆融无始终前后通该教；第九共不共教，即闻共同法领解获益不共教；第十不共共教，即不共机闻共同法获益教。

　　综合历代多家记载，我们对李通玄的生平可以理出如下大致脉络：

　　李通玄，尊称李长者，又称李宾。有人说他是北京(今太原)人，也有说是河北沧州人，系唐宗室。人很聪明。40岁前主要研究《易经》，40岁后，也就是到了武则天在位时，开始研究《华严经》。当时《华严经》的新译本刚好印出。他感到经文比较浩博，而且多家解释互有参差，认为后学者寻文摘句都来不及，怎么能修行呢？鉴于此，他开始自己注释《华严经》。

　　按照五台山《清凉山志》的说法，他是在五台山得道的。志书记载，他在善住院曾遇到一位奇异和尚，对他讲授了《华严经》的主要精神。后他随和尚上了北山峰顶，峰顶有方圆一里多的火光，光中有紫金幢，先前那位奇异的和尚就坐在紫金幢下，他就踊身投了进去，没有想到里面却十分清凉。他正向前司礼的时候，那僧人却看不见了，后来才知道那是文殊菩萨。考虑到文殊菩萨已经给自己讲了《华严经》的精神，自己便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他见五台山太寒冷，于是就向南面走，来到了盂县，开始著述。

　　这时是唐开元七年，他游东方山，过着隐居的生活。东方山在山西盂县一侧，下面是盂县铜颖乡(今盂县南娄镇)。从现在的寿阳县方山林场盂县一侧往北，有一条可以开进汽车的山路。车往北走一段，不下坡，东拐，会来到一处山顶上。山顶有数十亩的建筑遗址，有古塔基等遗迹，上面有南北朝时的瓦罐残片(阳泉文物专家鉴定结论)。从这里望下去，就是盂县南娄镇的西南庄村。此处就是过去东方山的逝多林兰若所在地。

　　现在有人把西方山和东方山混淆了，这除了时代的久远以外，主要是因为从东方山寺毁败到西方山寺建立，中间曾经发生过重要的历史事件，即唐武宗会昌灭佛运动。

　　按照记载，李通玄没有在寺院居住，而是来到盂县铜颖乡的大贤村高山奴家，因为这家人乐施好善，腾出一处安静的房子让他居住。他在那里住了三年，后来又在该乡东南面马家的山谷中住了五年；之后，又迁移到西北的韩公庄上呆了三年(有的记载忽略了此时间)。还有的说，他让猛虎驮着佛经，到了神福山原(今寿阳方山寺)，到一土(石)龛内，又写作了五年。经过是他在冠盖村(今盂县拦掌村)遇一猛虎，虎却听话地伏在地上，李通玄说，我想注释《华严经》，你能给我找个地方吗？老虎就站了起来，李通玄就抚摸着它，把装经书的袋子挂在老虎背上，老虎就把他引到了离这里20多里的神福山上的一个石龛中。据说龛旁原来没有水，他来后晚上风雨大作，拔去一松，化为一潭。传说他口出白光当烛。在山里住着的时候，还有两个妙龄女子为他汲水焚香，供给饭食。等他写了五年把经写好后，女子就不见了。有人说俩女子是白鹤所化生。

　　他是开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离世的；也有说他是在龛中坐化的。说忽然有一天，他出山访旧，正遇村里人们宴会，他向人们告别说，你们好好生活，我要回去了。人们以为他要回老家，都挽留他。他说，纵在百年，也要回去。众人送他回龛。第二天，众人一起送他上路时，发现他已经圆寂了，但面貌和活着时一样。

　　记载说，李通玄身长七尺，一双大眼，目光清澈，红唇，紫色而茂盛的长胡须；貌美臂长，圆直发，黑里透红的颜色，毛端右旋；头戴桦皮帽子，身穿麻布衣服，长裙大袖，不系腰带，平时光脚走路；不怎么吃饭，每天早晨只吃大枣十颗，像铜钱大小的柏叶饼子一枚，人称“枣柏大士”。

　　他去世后，葬在了“山北槲树林之石丘”旁。

　　过去，研究学者王乃积、郭华荣先生曾撰文认为，李通玄的安葬地至少有两处，其一是寿阳方山，其二是盂县。那么，他的安葬地到底在何处呢？下面我们分别进行分析。

　　照明和尚是接受过李通玄亲传的弟子，他在《华严经决疑论序》中，没有记载李通玄墓地的具体地点；但在唐碑《神福山寺灵迹记》上才有一个现在看来是含糊的记载。

　　《华严经决疑论序》是在李通玄逝世40年左右写的，而唐碑是在李通玄去世170多年后一位居士所立。他立碑的原因是僧人法弘在寿阳方山建起了新的寺院，而这个寺院要与李通玄有些瓜葛才行。其实，为了建寺院，僧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造势工作，比如关于土龛的说法，比如关于老虎驮经的故事，比如双鹤变作二女子为长者做饭的传说等等。碑文说，李通玄在盂县共是11年，即高家三年，马家谷五年，韩公庄三年，开元十八年故去，到这里时间正好。但为了与新建起的寺院联系起来，增加了李通玄离开盂县到方山土龛写论的内容。这五年其实是没有的，如果有，就与照明的序文所记述的去世时间相冲突了。所以，在唐碑上，李通玄的年龄就被模糊了，只是说“九十有龄”。如果我们相信照明序文的权威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五年的时间减掉，也就是说，李通玄根本没有到过什么土龛(有的说是石龛)。

　　我们看所谓寿阳李通玄墓，按照王乃积、郭华荣先生文章：唐碑和《寿阳县志》及众多李通玄传略文章的记载是一致的，或“长者灵骨葬在山北槲林之中石丘是也”，或“垒石葬于山北”。传说当年当地曾派人轮流守护长者陵墓，可是在千年岁月流逝中，随着山上万顷松涛和世事更替，再无人知晓长者陵墓在何处了，甚至有“500年找不到长者的墓地”之说。因而1998年9月4日《山西日报》一版《寿阳发现唐代华严学者活动遗址》的消息，引起佛教界极大关注，国家宗教局曾向山西省宗教局专门询问此事，并经省考古研究所专家考察确认山北石丘李通玄陵墓为唐代墓园。

　　其一，寿阳的李通玄墓是1998年发现的，证据是“经省考古研究所专家考察确认山北石丘李通玄陵墓为唐代墓园”。在清乾隆版《平定州志》中，“方山”在盂县和寿阳县都有条目，而寿阳的方山条目下，并没有李通玄墓的记载。而关于李通玄墓的记载，在清乾隆版的《重修盂县志》中却记载明确，而且盂县历代名人或驻盂的外籍名人都有诗文记载，如郭时亮，就有《题李长者墓》：“李氏当年著佛书/此邦犹记旧居庐/因公寻访松生语/不识何人为守株。”据说郭是宋代人。

　　其二，寿阳现认为是李通玄墓的地方，从方位上讲，不在山北，而是在山南，即现山凹中方山寺院翻过南面山头后才见，是寺院南侧，也是方山中轴南侧，这与古书记载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是在一处山头上，不是什么石丘上，或石丘旁。至于槲树林，因年代久远，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树了，我们不能强求。

　　其三，在李通玄逝世时，现在的寿阳方山寺还没有建立，它是在李通玄逝世170多年后才修建的。宋代张商英在《决疑论后记》中明确记载，其墓地在盂县境，并“再造石塔”。说明他的墓地原是有塔的，而在现在的所谓李通玄墓地，并无任何塔的遗迹。那么这处被考古专家鉴定为唐墓的遗迹又是谁的墓园呢？我认为，它只能是方山寺建立后，寺院里的僧人圆寂后的葬地。

　　其四，寿阳自古为人杰地灵之所，曾出过祁隽藻这样的人物，他们不可能对地方文物不重视。恰恰相反，祁氏对方山是十分重视的。在方山有他许多的题刻，包括《神福山寺灵迹记》碑的碑额。然而，我们却没有发现他谒寿阳李通玄墓的诗文，这就奇怪了。难道他不知道方山埋有李氏的灵骨吗？显然不是，而是那里根本就没有李通玄墓。

　　其五，仅以唐墓就断定该处系李通玄墓，从论证的角度讲，显然是孤证；从考古的角度讲，显然有些草率。

　　再研究考证盂县的李通玄墓。明、清两代的《盂县志》皆曰：“李宾山上有福佑泉，内有长者墓。”这是怎么回事？上引论文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了“这是怎么回事”的问题。

　　第一，比丘照明的序文未说明逝者所葬何地，是因为当时李通玄的墓地是十分明确的，所以没有必要再加以说明。

　　第二，到了唐碑 《神福山寺灵迹记》中，有了关于李通玄葬地的记载，“长者灵骨葬在山北槲林之中石丘是也”。这个记载当时也是明确的，因为长者的墓还在，没有因灭佛运动而遭到破坏，也没有迁葬，更没有被平毁，当地人知道其所在，所以这句话也是没有歧义的。此外，撰碑文之人没有以新建的寺院为参照，没有说在寺北或寺南，而是以山为参照，说明该墓距新建的方山寺院较远。山北显然指方山北——是方山上的北面还是方山之外的北面呢？从方山上的北面而论，我们在方山北面实地找不到有关的任何遗迹，现在所谓的李通玄墓又在山之南，显然与记述不符。那只能是指山之外的北面。山外的北面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从文献资料知道，指的就是盂县的李宾山。

　　第三，从实地考察可知，李通玄墓确实在盂县的李宾山南麓。李宾山有北寺和南寺，北寺在秀寨的北寺山——即李宾山，南寺在哪里呢？有论者说在北寺对面的山上，非也。访当地一胡姓老人得知，南寺在李宾山南麓，即现在的大贤村往南上社走的路旁，大贤村往西的河滩旁，叫“老坟”的地方。该处紧傍一小山丘，该山丘为石丘，上有丈余的树丛，其下是一耕地，原在地中有一九层高塔，据杨姓村民讲，1972年学大寨时，当时姓杨的书记带领村民给拆毁了。这个地方正在方山之东北，而且“山北槲林之中石丘是也”，查《康熙字典》，“槲木高丈余，与栎相类，亦有斗”。槲是一种高丈余的“大木”。石丘是标志，墓在槲林中，而不在石丘中。从这里，有小路可以到达北寺，村民讲，过去庙会经常从这里走到北寺。从古人诗词中，我们证实了村民的讲述。清初武全文有《南寺李长者墓》诗一首：“冠盖当年谁伏虎/南寺古渡余衰柳/双鹤不鸣天姥老/一甃(读昼音)还为长者有”。说明南寺和长者墓在河旁，当时古渡还在。这与现在的方位是一致的，只是河里已经没有了潺潺流水而已。

　　第四，我们从宋著名大居士张商英(无尽)的《决疑论后记》的记述中也可以证明，李通玄的墓就在盂县的李宾山南寺。文中写道：李通玄“以开元七年隐于方山土龛造论。十八年三月二十八卒，垒石葬于山北。至清泰中，村民拨石，得连珠金骨，扣之如簧。以天福三年再造石塔，葬于山之东七里，今在盂县境上”。文中的清泰(934年-936年)属五代后唐一个朝代，是李通玄逝世安葬205年后之事。天福三年(938年)属五代后晋，紧连着清泰二三年时间。“山”指方山，方山之东七里，恰是李宾山南寺。

　　如果真有几处墓地，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大德故去，舍利或灵骨分几处供奉是有的。但张无尽说“再造石塔”，说明是原址再造，如果是另觅葬地，不会用这样的辞藻。

　　从以上分析可知，李通玄安葬地在盂县应该是没有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