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5 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

1951.5-1978.7 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助教。

1978.7-1980.7 武汉地质学院地质系讲师。

1980.3-1982.3 美国自然博物馆高级访问学者。

1980.7-1986.7 武汉地质学院地质系副教授。

1986.7- 至今，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 地质系教授、博士导师。

1990.11-1991.5 英国大英自然博物馆高级访问学者。

1993.11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2年，年方17岁的殷鸿福毕业于著名的上海育才中学。作为班上成绩最好的毕业生，他没有去报考众人向往的清华和上海交大的电机和机械专业，而是响应号召，第一志愿填报了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的被人视为“冷门”的地质学专业。1953年5月26日的《中国青年报》登载的他的一篇文章深情地写道：“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956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又师从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遵义教授攻读地层学古生物学研究生，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学双壳类和腹足类的研究，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1961）建立了贵州省三叠系生物地层框架，向当时由权威定下的雷口坡（巴东）组属于拉丁期的标准挑战，修改其时代为安尼期，并把嘉陵江组的时代定为早三叠世,这一成果一直被沿用至今。这些高水平研究成果，显示出一位青年学者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才能。

文革后期，殷鸿福顶住当时知识无用论的歪风和没有项目与经费的困难，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从事科研，先后完成十余篇论著，在文革结束后得以先期出版。1980-1982年，殷鸿福赴美进修，在那里完成了6篇SCI学术论文。1982年从美国归来后，殷鸿福率先向国内介绍了新的古生物演化理论“间断平衡”论，也是国内很早就评价新灾变论、分支系统学和事件地层学的学者。

1986年，殷鸿福在坚持耳菊石标准的界线委员会主席Tozer主持的会议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了

以微小舟形牙形石的首次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准的建议。1986年——2000年期间，他与学校及国内地质学家携手努力，并与国际同行合作，对煤山剖面进行了生物地层、地质年代等多学科、高分辨率的研究工作。经过四轮国际投票，2001年3月13日，一条喜讯从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传到学校：中国煤山剖面被正式确定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这个标准的确立代表该领域地层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这项科技成果被评为“2001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进展”（科技部），“2001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教育部）和“2001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组织评选），并获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美国进修期间，殷鸿福与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纽威尔和美国古生物学会前主席纽克尔森共同从事研究工作，并被耶鲁大学、纽约科学院等25所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邀请讲学。美国同行被他的学识和刻苦研究精神所折服，纽威尔教授赞誉他是“中国学者的一位优秀代表”。两年进修转眼就要结束了，殷鸿福决定按期回国。美国一家很有名气的大石油公司希望他留在该公司的研究部工作，和殷鸿福一起合作搞研究的学者也极力挽留他：“中国是一个惯性很大的巨轮，想推动这巨轮的，要当心被它碾扁。”殷鸿福笑着回答说：“总是要有人去推动这个巨轮吧！”

成功只垂青于不辞劳苦、有着坚定信念、专心致志献身科学的人们。“十年动乱”期间，殷鸿福始终坚持在逆境中奋斗。20世纪70年代初，殷鸿福可以选择长期离校回南昌与家人团圆。但是，他割舍不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于是他带着年幼的女儿住在北京，每天仍坚持勤奋攻读。在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他硬是从自己每月40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他每周数次到离学校很远的地质部图书馆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去查资料，风雨无阻。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英语、德语、俄语和法语，做了几千张学术卡片，记下了几十本学习笔记，拍摄了几十卷胶卷的资料，撰写了十多篇当时无法发表的研究论文。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殷鸿福就在贵州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双壳类和腹足类的研究，并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在《中国科学》、《地质学报》等刊物上刊登，迄今仍作为该地区重要的地层古生物文献被广泛引用。此后，他以此为基点逐步形成了古生物学与地质学紧密结合的生物地质学研究体系，在门类古生物学（双壳类和腹足类）、生物古地理学、生态地层学、历史构造学等研究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并取得突出成果。殷鸿福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生态地质学专著《中国古生物地理学》获国际古生物学会主席高度评价：“无疑它将被证明是对一个具有全球意义主题的无可估量的指南。”殷鸿福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动了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全面的结合。四十多年来，殷鸿福出版专著14部，发表论文130篇、化石描述300余种、图版80幅。

殷鸿福深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在地质教育方殷鸿福面，早在1964年初，他就与人合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古生态学教程》，作为作者之一参与完成了由杨遵仪院士、郝诒纯院士主编的《古生物学教程》。尽管年事已高，科研任务繁忙，殷鸿福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现在，他仍在给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有关课程。作为我国老一辈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遵仪院士的研究生，殷鸿福秉承了恩师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他曾深情地说过：“我永远记得，我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曾由杨先生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仔细修改。”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殷鸿福教授就在贵州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双壳类和腹足殷鸿福类的研究，并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建立了贵州省三叠系生物地层框架，修改了原定为中三叠统拉丁期雷口坡（巴东）组时代为安尼期，并把嘉陵江组的时代定为早三叠世。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在《中国科学》、《地质学报》等刊物上连续刊登（殷鸿福，1962.1963），迄今仍作为该地区重要的地层古生物文献被广泛引用。此后，他以此为基点逐步形成了古生物学与地质学紧密结合的生物地质学研究体系，在门类古生物学（双壳类、腹足类）、理论古生物学、生物古地理学、古生态学、生态地层学、层序地层学、事件地层学、生物成矿学及历史构造学等研究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并取得突出成果。

距今2.5亿年前的古、中生代之交的二叠—三叠系(P/T)界线研究，目前集中在界线层型和界线地质事件两个方面。由于在P/T界线处发生了地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群绝灭(massextinction)，P/T界线的研究备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成为当前国际地质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全球层型剖面和点(GSSP)俗称

全球确定唯一的点位,作为国际对比的标准。很自然，全球界线层型剖面代表高水平的研究，被视为一个国家地层科研水平的反映，世界上许多学者都以争取在其本国国土上建立界线层型为一种荣誉殷鸿福。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P/T界线划分一直采用的是19世纪提出，被前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委员会主席Tozer所坚持以伍氏耳菊石出现作为三叠系的开始的观点。我国华南地区具有世界上最广布和齐全的二叠—三叠系海相连续地层和最完整的化石带；殷鸿福自70年代开始，就在华南广大地区开展了P/T界线的研究。通过对国内外资料的分析研究，他认为耳菊石的地理分布具有局限性，不宜作为全球的对比标准，并在1986年于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会议提出以牙形石微小欣德刺的首次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殷鸿福等，1988）。获得国际普遍承认。1993年殷鸿福以全票当选界线工作组主席，在加拿大Calgary召开的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组会议上，确定了4个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候选剖面，其中3个候选层型在中国，尤其浙江长兴煤山位居榜首。他和国内外科学家联合攻关，采用了十种以上的地层学、地质学方法研究，使煤山剖面成为同类研究中纪录最完整的剖面。1996年，他联合中、美、俄、德九名投票委员在国际刊物联名推荐以煤山D剖面27c之底作为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正当此时，中、美、德学者合作的考察队在新疆大隆口研究中发生不愉快事件。美方片面将事件扩大为抵制煤山剖面，并在Science，二叠系分会、三叠系分会、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组散发他们的声明，其后美国州参议员Domicile向我使馆提出询问。这些对煤山剖面造成不利影响。1997年初，国际地层委员会颁布规定，所有GSSP候选剖面必须有政府权力部门正式保证对外开放，才能投票。从1996年起，中国科学家为消减不利影响和争取煤山剖面所在地（浙江长兴县）正式开放，进行了大量工作，挽回了多数科学家的支持。1999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开放长兴县。自1999年10月至2000年11月,先后对煤山剖面进行了界线工作组、三叠系分会、国际地层委员会三轮投票，均以很高赞成率获得通过。并在2001年2月由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确认，正式树为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它的确立标志着所在国的地层研究水平，是一项科学荣誉。这一金钉子设在中国，必将引起国际地质学界的重视，并产生附带的社会经济效应。

对于P/T之交生物大规模绝灭事件，他于1983年就提出二叠—三叠系界线粘土岩火山成因学说，并主张P/T之交的生物大绝灭主要是海水进退、火山事件、地球化学异常所造成的灾变环境与生物内在演替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殷鸿福，1983；殷鸿福等，1989），并勇敢地对当时盛行的球外星体撞击说提出了不同看法，现已为国内外专家广泛接受。

过去二十多年来，殷鸿福教授在P/T古生物及界线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10篇论文被SCI引用收录，获得原地矿部和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各1项。他作为主编或主编之一组织出版此方面专著7部（如：杨遵仪、殷鸿福等，1987；Yinetal.,1996），其中两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部在荷兰著名的Elsevier出版社出版。他曾多次应邀担任国际会议的主席，并于1999年3月和2001年8月作为会议主席和主要组织者成功地在中国组织了“泛大陆及古、中生代转折期”和“二叠—三叠系全球界殷鸿福线层型及古生代—中生代事件”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到会外宾各有30人。鉴于他多年来在二叠—三叠系界线研究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国际、国内同行的信赖和尊重，他于1993年当选为由16个国家32名学者组成的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委员会主席，2000年当选为国际三叠系分会副主席，他还曾担任了国际地质对比规划359项——“环太平洋、特提斯及冈瓦纳边缘二叠、三叠系”项目主席，先后有25个国家的180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国际合作项目。

三叠系作为殷鸿福从事地质研究的支点，他除早年在贵州省的工作外，又先后在华北、祁连山、秦岭和青藏等地区从事三叠系地层和古生物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在陕西渭北地区三叠系的研究，发现了典型的海相双壳类——正海扇等，因此他首先提出了华北地区存在三叠纪海侵的观点（殷鸿福等，1979）。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杨遵仪、殷鸿福及其所在的科研集体进行了祁连山区的三叠系研究，在丰富的野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海相中生界地层系统——祁连山区海相三叠纪地层系统（杨遵仪、殷鸿福等，1983），此成果获原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20世纪80年代初，他经过多年来对三叠系的研究，总结提出了中国及东亚地区拉丁期发生过大海退（殷鸿福，1982）。从80年代中期开始，殷鸿福又率队开赴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的秦岭山脉及其相邻的四川松潘、甘孜地区进行三叠系研究。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系统重建了秦岭地区三叠纪地层系统，并在秦岭地区首次发现了海相拉丁阶及上三叠统，重塑了秦岭晚古生代裂陷史和印支期运动史（殷鸿福等，1992），这些成果对于正确认识秦岭山系的地质演化及指导该区三叠系中所蕴含的丰富的金矿床的勘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并获原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他的有关西藏阿里地区三叠纪、侏罗纪双壳类的研究成果（杨遵仪、聂泽同等，1990）也获得了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几十年的奋斗，殷鸿福在中生代双壳类和腹足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系统分类和属种鉴定工作，累计发表描述逾300个化石属种，图版80幅。

应用古生物的地理分布论证板块活动是历史构造学的一个重要方向，殷鸿福是我国从事这方面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1982年，刚从美国回国的他最早向国内介绍用古生物地理论证微板块和地体的活动，并开始组织我国地史时期古生物地理的研究，并于1988年出版了《中国古生物地理学》专著（殷鸿福等，1988），该项成果在收集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包括一万多个物种和21.7万个计算数据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地史时期热、温、寒带生物区系的区别标志；论证了中国各时代的古生物地理区划，为我国板块活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最早从古生物地理角度论证了华南在早古生代及以前属于冈瓦纳的范畴。这些认识已获得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支持。此项成果荣获了原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94年该书英文版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Yinetal.,1994），前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Hallam教授亲自担任该书英文版的学术编辑，并在序言中评价道：“本书无疑将被证明是对一个具有全球意义主题的无可估量的指南。”该书出版后,在国际古生物学学界引起了高度重视,国际著名学术杂志《Science》专门发表书评，并予以高度的评价；2000年该书获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从达尔文、莱伊尔时代开始，地质学界和生物学界一直以渐变论占主导地位。1972年美国科学家Gould和Eldredge提出了间（点）断平衡理论（Punctuatedequilibria），提出了新的物种是在很短时间内殷鸿福通过成种作用而形成的突变式演化的观点。殷鸿福教授于1982年撰文向国内同行介绍这一演化理论，是国内最早宣传这一理论的学者。他认为这一观点符合科学研究的量变到质变规律，并结合自己多年来在华南二叠系、三叠系研究中获得的大量实际材料和证据，于1988年主编出版了《地质演化突变观》（殷鸿福等，1988）一书，从地质事件及古生物演化角度论证了地质历史中的突变性，指出：古生物和地质演化应包括渐变、突变和灾变三种形式；生物演化的过程不仅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进步性发展，而且还是由大量绝灭、适应辐射、稳定发展相交替形成的阶段性发展。这一学术思想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光明日报》等报刊作了专门介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曾多次来信与他探讨问题，并指出：“地质演化突变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

在生态地层学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殷鸿福主编的《扬子及其周缘东吴—印支期生态地层学》是我国第一部生态地层学专著（殷鸿福等，1995），该书提出了为盆地分析服务的一整套生态地层学理论和方法，并成功地应用于扬子区二叠—三叠系的实践。其系统完整性目前国内外尚未有之，它在高精度及异相地层对比，并与层序地层学结合等方面显示单纯沉积学或生物地层所不具备的优点，并对这一时期全球海平面变化提供了重要信息，有关此方面的研究论文多篇被SCI检索。基于对秦岭、扬子区的多年研究，他还系统地提出了应用古地磁、构造、沉积、地球化学、古生物地理和古气候进行古海盆的活动论复原方法（殷鸿福等，1995）。

如何拓宽古生物学的服务领域是殷鸿福长期思考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将古生物学与矿床学结合起来，在他的领导下，白手起家创建了生物成矿实验室，主持了生物成矿的研究。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提出了生物－有机质－流体成矿系统的理论体系（殷鸿福等，1995），并在川甘边境、桂西南及宁镇地区5个微细粒浸染型金矿床、1个铅锌银矿床中系统地验证了菌藻生物，它们的衍生物—有机质及有机流体在此类矿床形成中的作用，证实生物成矿作用不仅对Fe、Mn、P、Al等层控矿床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Au、Ag、U、Cu、Pb、Zn、As、Hg、Sb等多种化学元素的成矿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现在，他领导的研究室已成为国内生物成矿作用研究的重要基地。

殷鸿福较早地敏感到，国内囿于传统地层学的做法已越来越不适应国际上对地层学拓展的思路及西部大开发、地质大调查的要求。需要提出一些新的地层学、古地理学概念。他系统地提出了应用古地磁，构造，沉积，地球化学，古生物地理和古气候进行古海盆的活动论复原方法，并以秦岭和华南为对象探索活动论的古海洋恢复和盆地演化(殷鸿福等，1995，1999)。他提出古亚洲洋和特提斯洋的板块运动主要遵循的不是威尔逊旋回，而是以造洋阶段的多岛洋，俯冲对接阶段的软碰撞，和由此产生的多旋回为特点的非威尔逊旋回。他提出运用非史密斯地层学与大地构造相分析，研究混杂岩及其相关岩石组合、结构构造特征与形式、演化和大陆动力学意义及造山带构造岩片裂解拼合四维复原法（张克信、殷鸿福等，2000）。非威尔逊旋回理论与非史密斯地层学方法成功地应用于“中国西部不同类型造山带及非史密斯地层区1∶25万区域地质填图方法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引起广泛注意。非威尔逊旋回已被一些科学家承认，如陈毓川等《世纪之交的地球科学重大地学领域进展》（1999）和柴玉成等《地质学科资助格局及主要进展》（1999）中认为：“……u2018多岛洋u2019的概念以及u2018微陆块软碰撞弱造山的非威尔逊旋回造山模式u2019初步建立了对我国大陆岩石圈演化动力学的整体认识。……威尔逊旋回解释不了大陆造山作用的全过程和复杂性，非威尔逊旋回在大陆造山带可能起主导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殷鸿福逐渐意识到地球科学必须为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之一——环境问题服务，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他多次在全国性报刊撰文，在湖北省、武汉市各单位作报告，其从生物演化切入的独特观点常引起人们很大兴趣。他与贾兰坡院士等合著的“生命的历程”一书获2000年全国科普作品三等奖。在我校第一期“211工程”期间，他领导了学校国土资源与地理信息系统学科群体的建设，并选择长江为突破口，从流域演化、防洪抗灾到系统整治进行研究，逐步建成学科梯队，召开国际会议，并承担国土资源部的重大课题。他的“从地学角度谈长江中游防洪问题”（殷鸿福,李长安，1999）一文被水利学泰斗张光斗专文评述。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开展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及长江流域研究，已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

创导生物地质学方向，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最早或较早系统介绍间断平衡论、新灾变论、事件地层学；提出地质演化突变观，对古、中生代之间绝灭事件的研究产生广泛影响。最早合作出版古生态学教程。完成我国第一部生态地层学专著及中国古生物地理学，后者已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1994）。在生物成矿方面提出生物-有机质-有机流体成矿系统。在地球表层系统方面着重对长江环境演变进行研究。倡导非威尔逊旋回，非斯密斯地层学及其填图方法。发表化石描述近300种，图版80多幅。在建立黔、青、甘、三叠纪地层系统等方面起主要作用。系统总结了中国及东亚的三叠系。首次提出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新定义，界线事件的火山成因说等，在他主持下使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金钉子）确立在中国浙江长兴。已出版了21部专著，180篇论文。化石描述300余种、图版80幅，其中外文论著21篇（册）。由他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的科研成果获多项奖励，其中地矿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五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此外，获“武汉科技新秀”称号，中国古生物学会首届尹赞勋奖、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

1952年，年方17岁的殷鸿福毕业于著名的上海育才中学。作为毕业班成绩最好的毕业生，他没有去报考人心向往的清华和交大的电机和机械专业，而是响应号召，在第一志愿填上了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被人视为“冷门”的地质学专业。1953年5月26日《中国青年报》于登载了他的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光阴荏苒，当年立志报效祖国的青年，现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是，殷鸿福从未忘记当年的诺言，半个多世纪中，他在地质科学上奋力拼搏，艰苦跋涉，执著追求，不断追求，不断创新，塑造了壮丽人生，成就了辉煌事业。

1956年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又师从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遵义教授攻读地层学古生物学研究生，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学双壳类和腹足类的研究，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1961）建立了贵州省三叠系生物地层框架，向当时由权威定下的雷口坡（巴东）组属于拉丁期的标准挑战，修改其时代为安尼期，并把嘉陵江组的时代定为早三叠世,这一成果一直被沿用至今。这些高水平研究成果，显示出一位青年学者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才能。

文革后期，殷鸿福顶住当时知识无用论的歪风和没有项目与经费的困难，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从事科研，先后完成十余篇论著，在文革结束后得以先期出版。1980-1982年，殷鸿福赴美进修，在那里完成了6篇SCI学术论文。1982年从美国归来后，殷鸿福率先向国内介绍了新的古生物演化理论“间断平衡”论，也是国内很早就评价新灾变论、分支系统学和事件地层学的学者。

1986年，殷鸿福在坚持耳菊石标准的界线委员会主席Tozer主持的会议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以微小舟形牙形石的首次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准的建议。1986年——2000年期间，他与学校及国内地质学家携手努力，并与国际同行合作，对煤山剖面进行了生物地层、地质年代等多学科、高分辨率的研究工作。经过四轮国际投票，2001年3月13日，一条喜讯从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传到学校：中国煤山剖面被正式确定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这个标准的确立代表该领域地层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这项科技成果被评为“2001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进展”（科技部），“2001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教育部）和“2001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组织评选），并获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殷鸿福是中国最早研究古生物地理学的学者之一。1988年他主持编著并出版了专著《中国古生物地理学》，详细划分出中国各时代的生物地理区系，为我国板块活动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从达尔文、莱伊尔时代开始，地质学界和生物学界一直以“渐变”论占主导地位。殷鸿福和两位同事于1988年出版了《地质演化突变观》这部专著。该书不仅对居维叶、莱伊尔、达尔文三位科学巨匠的理论重新评价，并从地质事件和古生物演化角度论证了地质历史中的突变性，当时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院士称赞说：“地质演化突变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

近年来，殷院士又在造山带非史密斯地层，以地球层圈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地质学等研究领域，在前人和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在国内引起广泛重视和关注。

殷鸿福在地球科学上登上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峰，他的勤奋和努力，为同行们树立了榜样。

殷鸿福教授和祖国千千万万的科学家一样，是一位爱国敬业的科学家。他几十年所走过的科学研究之路，是一条爱国敬业、报效祖国的人生之路，事业上的艰辛跋涉之路。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国门打开，殷鸿福有幸作为中国第一批赴美进修学者奔赴大洋彼岸。殷鸿福非常珍惜国家给他的学习机会。在美期间，他与世界著名古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纽威尔和美国古生物学会前主席纽克尔森共同从事研究工作，并被耶鲁大学、纽约科学院等25所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邀请讲学。美国同行被他的学识和刻苦研究精神所折服，纽威尔教授赞誉他是“中国学者的一位优秀代表”

两年进修转眼就要结束了。殷鸿福决定按期回国。美国一家很有名气的大石油公司希望他留在该公司的研究部工作，和殷鸿福一起合作搞研究的学者也极力挽留他，说：“中国是一个惯性很大的巨轮，想推动这巨轮的，要当心被它碾扁。”殷鸿福笑着回答说：“总是要有人去推动这个巨轮吧。”

殷鸿福对他的回国动机是这样叙述的：“我如果留在美国工作，那是为外国人打工，为美国研究地质，而我是中国人，研究的是中国地质，我的事业在中国。在自己的国家里，我是主人，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作为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要把我的知识献给祖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殷鸿福常常教诲学生：“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我不亲自去野外考察，怎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让别人相信我的论证呢？”从踏上地质之路起，他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功成名就，也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远，他都要亲自到野外考察。他攀登过白雪皑皑的青藏高原，也跋涉过茫茫戈壁；秦岭曾留下他的足迹，祁连山也曾洒播他的汗水。1985年，殷鸿福加入中国共产党！30多年孜孜不倦的追求如愿以偿。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祖国的繁荣与昌盛贡献力量。这一年，50岁的殷鸿福教授，仍坚持带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为的是追索二叠—三叠系的界线。上山爬了4个多小时，在山顶又未进午餐，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下山时，终因体力不支，摔倒在乱石丛中，摔破了膝盖骨。师生们想他再也不能跋山涉水了，但经过一年多的医治和锻炼，从1987年起，他科学研究的身影又穿行在崇山峻岭中。

殷鸿福十分重视科研群体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初他从美国按期回国，作为教研室当时唯一的副教授，他便多次向教研室捐款作发展基金，积极组织大家在一起进行科学研究、开拓古生物学研究新领域，帮助教研室同事联系出国深造。目前他已指导了5名博士后、35名博士生和一批硕士生。每年都有许多优秀青年，包括国外年青专家，经他推荐、联系而获得奖金、资助和职称提升。

殷鸿福院士对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带头干，努力多贡献，少索取。近十年来，他担任校长七年，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千方百计改善办学条件，开展“创新工程”建设，推行“数字地大工程”，重视学科建设，注重培养年青一代学科带头人，使我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退下来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科梯队和团队建设和繁多的社会工作上，他每年仍坚持出版高水平的论著。他主持的项目，一般都把经费划给各子课题，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经费由秘书掌握，做到公开。他每年主持多个项目，但只拿一个项目的劳务费，有时还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劳务费给了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教员。在多次专著稿费分配时，从来没有拿满他应得的数额。最近两年，他把多年积累的近七万页二叠系三叠系研究资料制成电子文档，上网共享。他还将一批古生物学图书赠送给学校资料室或传给年青教员。

殷鸿福院士对他的学科集体，多年倡导培植一种公正、透明、团结、战斗的学风，一种搞学问的志气，一种严格求实、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精神、一种学术讨论中较真证伪，学术评价中去浮存实的风气。他常说：“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现在很多人在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我则要说，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殷鸿福院士治学严谨。1992年，他主编的中国古生物地理学在牛津大学出版，虽然巳请人翻译了大部章节，但他看后认为达不到出版要求，便决定推倒重来，全部由自己翻译，自己打字，并回答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提出的上百个问题，使之最终出版。2005年他的一名博士生论文获学院推荐为省优论文，但他认为不够，主动要求撤下了这篇论文。近年来，他主持的项目、参与讨论修改的论文，均不要求署名，有时署了他的名，他却要求划去，或放在后面。

鉴于殷鸿福的学识和为人，他的周围凝聚着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带领的学科群体被全校公认是一个团结的、富有朝气的、有凝聚力的集体。童金南，谢树成（已通过，待批准）作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是学术梯队的中坚力量；张克信、龚一鸣、冯庆来、赖旭龙、杜远生等都能独当一面，硕果累累，该群体的教师5年来发表Nature等SCI论文近百篇，主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4次。目前，一个30来人的教研室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博士生导师12名、45岁以下的年青教授8名，具有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骨干力量，已成为全国地层古生物学的中心之一。

中国地质大学，有一批已过不惑之年的老者，以满腔热情活跃在本科教学工作的第一线。他们甘于寂寞，潜心研究，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是优秀教师风范的写照。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严师出高徒，殷鸿福教授带领的学科群体被全校公认是一个团结、富有朝气、有凝聚力的集体。目前，一个30来人的教研室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博士生导师12名、4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8名，具有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骨干力量，已成为全国地层古生物学的研究中心之一。

殷鸿福对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多贡献，少索取。他主持的项目，一般都把经费划给各子课题，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经费由秘书掌握，做到公开。他每年主持多个项目，但只拿一个项目的劳务费，有时还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劳务费给了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教员。在多次专著稿费分配时，他都没有拿满应得的数额。最近几年，他把多年积累的近七万页二叠系三叠系研究资料制成电子文档，上网共享。他还将一批古生物学图书赠送给学校资料室或传给青年教员。

大地留痕，珠峰作证。尽管殷鸿福院士担任着繁重的行政和社会兼职，身体和精力不比从前，已功成名就的他仍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整天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的诺言，他正继续用自己的后半生为这个诺言和信念作证！

2002年，殷鸿福领导的二叠三叠系科研组捐助20万元建立金钉子助学基金；同年，他将获得的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万港元捐给大学作为学生的奖学金。

殷鸿福认为：“搞科学研究的人，要坐得住冷板凳。如果科研中“钱”的味道太浓，那么科学本身就会变味，科学就不“科学”了。钱财是身外之物，不能看得太重。自己的子女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他们都很自强自立，自己获得的20万奖金主动捐出，没有和子女说，子女也不过问。”

2001年，学校大学生俱乐部改建，殷鸿福院士把“光谷提议奖”两万元的奖金也全部捐出，近年来，他还多次把所得梁亮胜奖奖金等捐给有关单位。

殷鸿福院士不只是一位科学家，他还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社会活动家、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殷鸿福以严谨的科学精神，无私的奉献品质，忘我的工作态度，高度的责任意识，铸就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完美人格和一代地质大师的学术典范，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在全国“两会”上，殷鸿福委员提出，要改革高考录取标准，将录取标准由“一项标准”(高考分数)改为三项标准，即高考分(必要分)，社会服务分(必要分)，创新、特长分(加分)，这一“改革高考制度”的发言引起强烈反响。

发言中，殷委员提出，现行的高考制度存在诸多弊端，高考一分定终身、高分低能缺创见等，这些都说明应试教育束缚了人的创新精神。

为此，殷委员提出，要改革高考录取标准，将录取标准由“一项标准”(高考分数)改为三项标准，即高考分(必要分)，社会服务分(必要分)，创新、特长分(加分)。

殷委员设立了这三种分的大致比例：考分占60%-70%，社会服务分20%-30%，创新分5%-10%，特殊情况下可高达50%，例如世界冠军或发明专利获得者。

不仅如此，殷委员还大胆提出，现行的“一次集中高考”弊端甚多，建议可以允许学生重复考，一次付费可以考两次或更多次，考试成绩在两年内有效，学生可以将其中考分最高的一次作为成绩。

殷委员说，同时学生被录取后，可以推迟一年入学，打工挣学费，或做义工，从事自己的特长或创造性劳动。

殷委员指出，我国实行这一制度后，有利于贫困家庭子弟挣学费上学，也有利于在中小学为分数而奋斗了12年的学生去补足他们的社会服务经历，从而对其人生观有好的影响。

代表回应:要推行“阳光录取”和“失信惩戒"

在仔细研究了殷委员的发言后，九三学社秦皇岛市委副主委、燕山大学期刊社社长赵军代表也表示高考制度有必要进行改革。

“我们有些事情，设计得很好，但办起来却总是走样。”针对社会实践分和创新、特长分，赵军代表说，“由于事关切身利益，实行起来后，一定会碰到各种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预防这种情况。”

“预防的方法就是推行这两种分的阳光录取和失信惩戒，利用公开的网络，尤其是在本学校进行公示，将这些得分的学生和分数公之于众，接受大家的监督。并且一旦证实作伪，就如同对待作弊一样给予惩戒。”

针对殷鸿福委员的发言，记者采访了部分考生的家长。

田先生的儿子在石家庄一中读高三，有关高考的每一点动向，田先生都极度重视，毕竟“高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未来”。

田先生提问，高考中加进社会服务分和创新、特长分，那评分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评分？这种主观性很强的事，又如何能保证没有感情因素在其中？对于提案的“阳光录取”和“失信惩戒”，田先生认为，这就如同一些加分公示，很可能流于形式。“我还担心到时候孩子会为了分数而服务社会、学习特长，后果不堪设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校长殷鸿福5日说：“教育与科研的问题不仅是经费问题，主要还是体制问题。”

教育是民族的根本，国家进步的基础，国家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都需要从教育入手解决，老百姓对教育也十分关注，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力度还可加大。

应注意基础教育的难点不光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应受到关注，给予其城镇学校学生相同的待遇。农村教师收入十分低，教育要公平，教师待遇首先要公平。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占GDP比重仍然较低，大部分高校都是负债运行，教育产业化负面影响较大，这个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