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１９５８—），男，羌族。四川省茂县人。经济学专家。中国第一位羌族硕士、博士。现在美国北卡大学医药政策及评估科学系执教，担任博士生导师；美国全美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药科大学兼职导师，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

１９８２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数理化系。曾在哈佛大学继续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４年被聘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任该校新建立的世界第一个卫生经济学博士后导师。致力于健康经济学、医药卫生政策、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医药经济学、成本效益评估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出版经济学专著多种。１９９５年，被中国国家卫生部聘为顾问，主持了多项国家项目，如，关于中国医疗制度改革一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农村及世界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医疗问题等。

刘国恩老师的名字非常朴实。“国恩”二字缘于父亲对他的一个殷切希望，就是无论他长大后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做什么，都不要忘记国家的恩情。但是作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在四川茂县郊区的农村孩子，他做梦都没想到他未来的路能走多远，他又能通过怎样的人生方式来实现父亲对他的期待。

刘国恩出生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是成都前往九寨沟的必经之地。他的母亲是当地羌族人，父亲是外乡汉族人，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流放落户到这个边远的民族山村。因此，刘国恩的童年更多经历的是艰辛和不平：贫穷低下似乎与生相随，乡下人欺负他是外来人，城里人鄙视他是农村人。他少年时代的梦想就是能穿上白大褂，成为一名专门给穷人百姓看病的好医生。而他的中学时代正处于中国的动荡年代，所以在１９７６年从茂县一中毕业后就在农村当起了赤脚医生。十六七岁的他，整天背个药箱行走乡野，在行医送药的同时，敏锐地发现中国农民就医状况的糟糕，乡村医疗条件很差，环境恶劣；到县城就医条件稍好一些，但是往往又随便地被人吼，被人骂，被人看不起。出生贫苦的他对这些社会现象，心怀悲悯。但是作为一名最基层的乡村医生，他除了尽责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能有什么能力扭转这一切呢？

命运终于有了一线转机。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国家开始恢复高考。当了一年半赤脚医生的刘国恩，得知此消息后，立刻报名并参加了这次文革以后的首次高考。当时他的想法很朴素，就是一定要读大学，一定要去学医，学成后一定要回到家乡，要为家乡贫寒的父老乡亲治病，不想再让贫苦患者饱受白眼。所以在填报志愿时，他在重点大学、非重点大学甚至中专等栏目里，从上到下填写的都是医学。

他的高考成绩的确也是名列前茅。虽然当时准备高考的条件艰苦到今天的孩子无法想象。但是聪慧刻苦的他，经过自己超常规的努力，在全县人们首次期盼的第一批高考名单中名列榜首。“刘国恩”这个不是从县机关大院长大的乡下孩子的名字，一下子通过高音广播传遍了全县。

然而，命运却在他的梦想马上就要成为现实的时候，给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可以说，是这个偶然因素彻底改变了刘国恩的一生轨迹——他失去了作为一个科班医生的机缘，直到现在他再也没有机会穿上少年梦想中的白大褂。

高考体检之后，他和大家一样，在家中焦急地等待通知。但是从第一批到最后一批，属于他的录取通知书却始终没有等到。绝望中，一通信息传来，告知他的政审材料缺失。在那样一个唯成份论的时代里，没有政审鉴定就意味着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未来。

当时的他深陷痛苦之中，欲哭无泪，欲求无门。连县机关的其他人也都说，这样对待一个乡下的小孩太不公平了。

天无绝人之路。在临近大学开学的前一个月，他意外地接到了西南民族大学数学系本科的录取通知书。那时，身为民族院校，西南民族大学准许特招成绩优秀但其他方面不太“好”的学生，定向培养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接到通知书后，他抓住命运这次的转机，背着铺盖到位于省会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数学系报到。

也许是因祸得福。西南民族大学７７级数学系，当时云集了一批政审或其他条件有问题但成绩优异的尖子学生。在与他们的砥砺学习中，在老师的悉心传授下，刘国恩在学业上进步神速。欣喜之余，他逐渐发现，学数学不如像经济学那样对当时的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于是他开始自学经济学，并到西南民族大学的政史系旁听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课程。

由于自己的兴趣和努力，他在本科毕业的时候考取了西南地区最好的经济院校——西南财经大学的计量经济与统计专业。作为该校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他作为青年老师留校任教。一年多之后，到了１９８５年，命运再次向他垂青。当时，国家公费留学计划在各高校青年教师中选拔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去国外留学，西南财大获得一个名额机会，但是要到复旦大学去参加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综合考试，合格者才能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刘国恩获得了学校的推荐，但是他只读过政治经济学，从未系统学习过西方经济学。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只好利用成都到上海坐火车的两天时间，硬是把刚刚借到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至庄老先生撰写的英文经济学教材的影印本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就进了复旦考场，仓促上阵。几个月后，几乎不报希望的他，居然接到了出国留学的通知。喜出望外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出国究竟学什么？少年的梦想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刘国恩就当即写信给自己唯一阅读过的美国计量经济学教科书作者ＤＡＭＯＤＡＲ　ＧＵＪＡＲＡＴＩ教授，向询问有没有把医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系科。ＧＵＪＡＲＴＩ教授立即向他推荐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院执教的卫生经济学大师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教授，于是刘国恩毫不犹豫地填报了纽约城市大学研究院，并于１９８６年顺利地在美国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师从ＧＲＯＳＳＭＡＮ教授。后面的路几乎就是“风正一帆悬”了。

１９９１年，他在ＣＵＮＹ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并没有满足自己学业上的进步，他在考虑如何将所学的西方卫生经济学理论用于中国的医疗卫生实践领域，这是他的梦想。他了解到哈佛大学萧庆伦（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ＳＩＡＯ）教授是国际上研究中国卫生经济的学术权威，于是他再次投信问路，这位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被这位优秀青年学者的一腔中国心所打动，全额资助刘国恩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并在他领导的研究项目中承担计量经济学分析的重任。

１９９４年初，由于他崭露头角的潜力和研究，刘国恩受聘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开始了第一份美国大学的教职。从这时开始，刘国恩老师的学术生涯发展迅速，并且成果显著。最终受到了美国公立大学中资格最老的北卡罗纳拉大学（以下简称“北卡”）的青睐，２０００年他接受北卡的邀请并担任终身教授之职。同年，他应邀出任国际医药经济学会的权威杂志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的副主编，该杂志在２００５年全球卫生经济、管理与政策类期刊中排名第一。

２００１年，我院领导开始与刘国恩老师接触，邀请其回国执教，并帮助组建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以填补我国经济管理学科类还没有卫生经济学的空白。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我院卫生经济与管理系成立，刘国恩老师应邀出任第一任系主任。２００６年２月，刘国恩老师在北卡同事不可思议的目光里辞掉了终身教授之职， 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光华的全职教授职务，回国执教至今。

是什么让刘国恩老师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毅然选择回中国到北大、到光华来全职任教的呢？这其中既牵涉到了刘国恩老师自己的少年梦想，也包含了北京大学特别是光华相关领导的用心良苦。

２０００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没有卫生经济研究之说，卫生健康研究只在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或者药学院这些只和医药相关的大学里才有。但是，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卫生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而这个领域本身所面对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也越来越明显。这时，光华的相关领导秉承了北大自由、开放、包容、创新的优秀传统，果断地决定要在光华先把这个学科成立起来，和美国接轨，和世界接轨。

光华当时采用的创新方法是，先把“庙”修好，然后请“和尚”来念经。在光华领导的热情相邀下，在２００３年光华的卫生经济与管理系成立之时，刘国恩老师终于答应担任系主任之职。

但是，这只是个半职工作，即刘国恩老师还要把一半的精力放在北卡大学。三年间，刘国恩老师为这个光华最年轻的系科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２００６年２月，他更是辞掉了北卡的终身教授，全身心投入到北大光华的事业中来。要知道，放弃一个终身教授，这在美国大学中并不常见，更何况是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来，北卡的校领导也不理解，家人、朋友更是在关切地问他：放弃美国的一切，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２００１年，时任光华副院长的张维迎老师抽空飞到美国北卡大学，专程劝说刘国恩老师回中国开创自己的新事业。而刘国恩老师当时的态度也很坚决：彻底去北大光华，不可能，因为没有办法放弃在美国已植根完善的事业和家庭。

让我们回到北卡大学那个宁静的夜晚，体味那个思绪波澜起伏的时刻：张维迎老师、刘国恩老师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一遍遍地漫步，一遍遍地交谈，维迎院长的香烟抽了一支又一支，可是他们的对话却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步。就像是太极高手一样，不管张维迎老师说什么，刘国恩老师总能以各种借口和理由来回绝。

就这样，一直踱到了半夜，张维迎老师开始了最后的攻势。他首先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国，没有经济学家搞卫生领域的研究，这不是正常的。国际上尽管研究卫生经济的也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专业学者，但是在这样一个日益重要的领域中，经济学家毫无疑问是其中绝对的主力。而我们中国却是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在谈卫生经济，既没有这个学科，也没有卫生经济学博士这个学位。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空白的天地，我们光华现在要成立这么一个系，我是到这边这么远地来请你，北大历史上也少有一个领导亲自为了一个老师专门跑到美国来……

这时，刘国恩老师坚定的心理防线出现了一丝动摇，他的目光开始犹豫起来。紧接着，张维迎老师说了最后一句也是会让刘国恩老师终生记忆的一句话：“国恩啊，这个机会和这个机遇，我现在来给你谈，这不是一辆每天都有的常规列车，而是一次特别列车，要么你就上来，要么就没有了。以前没有过，以后这个列车也不会再发了。这个机会是空前绝后的。”听到了这句话，刘国恩老师的心里就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他决定要重新思考自己的选择。

就这样，经历了几年的考察，在２００６年的２月，刘国恩老师完全放弃了北卡的终身教授及其他的一切，全职来光华开创自己的新事业。刘国恩老师回忆说，维迎院长的那席肺腑之言极具震撼力，是他日后决定放弃北卡大学的关键因素。

现在回过头看，他全职加盟光华已经有１年零４个月，光华的卫生经济与管理系也成立三年多了，刘国恩老师表示对自己当初的决定不仅没有后悔，而且说如果有遗憾的话，那就是如果他早点知道中国医疗领域这个状况的话，他应该回来得更早一点。

刘国恩老师觉得，用自己所学的东西，来帮助中国解决这么大的社会重大问题，并且是自己亲自参与， 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有意义了，所以，“目前是最好的时刻，一切才刚刚开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报效“祖国之恩”，父亲虽早已过世，儿子“国恩”之名的寓意似乎在冥冥中得以实现。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并且被提高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讨论，足见政府和全民的高度重视。而刘国恩老师回国后的主要研究就是紧紧围绕这项重大改革，他作为一个全球在此领域顶尖的中国学者，用他的真知灼见在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有力的学术参考。

刘国恩老师说，我们国家现在总人口有１３亿多，而真正有一个稳定的、常规的且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医疗保险网只覆盖了１亿６千万人，这些就是所谓的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即现在社会中有工作的人相对于没有工作的人，是属于强势人群，他们拥有稳定的、常规性的医疗保险；而相对应的弱势群体，即没有工作的人，如穷人、老人、小孩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正常的、基本的、常规的医疗保障体系下，虽然在农村有一点点零零散散的农村合作医疗，但是其支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当一个国家８０％以上的人要自己掏腰包来看病时，如果看病钱不是很贵，普通人可以承受，那么情形也会好些。但问题是我国这么多人没有保险，而现在中国医疗费用又很贵。例如，北京市的三甲医院，平均一次性住院费用已经超过了两万块人民币，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人均收入，这种情况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是见不到的。从国外的大多实践中，人均一次性住院费用不应该超过一年的人均收入水平，而我们面临的疾病成本太大，并且有接近１０亿的弱势群体完全暴露在这无法承受的疾病风险打击之下，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社会问题，改革刻不容缓。所以，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看病难、看病贵”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第一大问题，而如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即适当的医疗政策也就成为了中国目前医疗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换言之，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应该何去何从呢？

刘国恩老师介绍说，目前中国的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只有１７％左右，即医疗开支的每一块钱中，公共筹资不足两毛钱，这个指标在国际比较分析中是非常低的。所以，不管来自哪个方面，都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即国家一定要加大对卫生医疗领域的财政投资力度。

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投入的这些钱应该怎么花才能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核心问题的解决上，目前主要有两个观点，其分歧非常大。第一种思路是政府主办模式。这个思路隐含的前提假设是：公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本是“公益人”角色，所以应该回归其“公益性”的天职。中国的公立医院目前占了全中国医院总数的９２％，医院认为他们之所以收费昂贵，源于政府对他们投入不足，所以只能加大患者的负担。从这个逻辑角度来说，政府应该加强供给方补贴，即拨足经费给医院、医生，这样在“公益人”前提假设下，自然会水到渠成，医院医生回归公益的结果将是“看病易、看病宜”的美好景象。但遗憾的是，现实中关于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人”行为假设是否成立呢？其持续性又有多大？这些都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证依据。

第二种思路，竞争学派思路。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看， 医疗服务机构， 尤其是高端的大型公立医院，为什么可以持续不断地高收费， 而人们还要排长队去等好几天呢？ 经济学的解释只有一个：供不应求！收费贵，利润高，而又可以长期保持下去，这只说明该市场不是一个竞争过度的市场，而是一个竞争不足、垄断的市场。

作为坚信并捍卫市场竞争的代表人物，刘国恩老师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要想使某种产品的高额垄断价格下降，市场竞争和开放市场是最佳选择。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竞争开放促进和鼓励社会资本，增加供给，价格下降，病人直接受益；第二，竞争开放鼓励创新，促进创造力，优胜劣汰，从而增加长期效益和福利财富；第三，竞争开放扩大每个人的公平创业机会，这是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重要内容。

综上，比较这两种思路后，我们就会很容易明白他的观点，即国家增加的财政支持，不宜直接补给供方机构，而应考虑通过国民健康保险的形式，赋权需方，增加需方的规模谈判能力来团购医疗服务，形成制约供方的有效竞争机制。这样做不仅会确保提高国民就医的公平可及性，也必然迫使低效的医疗机构提高效率，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否则被淘汰出局，从而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

至于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充当第三方的国民保险代理人角色，刘国恩老师认为政府单位、保险公司、国内外机构都可以平等参与竞标，当然这是一个更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实践探讨。但基本原则不该混淆，政府要“管、办分离”，集中力量进行法规制定和监督执行，增加弱势群体购买能力，并确保公平的竞争机会和制度条件。刘国恩老师坚信，只要政府能够正确定位并发挥职责，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市场竞争和社会资本将会展现无穷的力量，使之成为我们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提高效率的最佳途径。

他还特别打了个比方，让我们更好对比这两个医改的思路成效：假如有一些人没饭吃，而刚好有一好心的有钱人来帮助他们。那么他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是给饭店老板很多的钱，嘱咐他每天都保质保量地给这些人饭吃，并且要无私地持续下去。这种办法的前提假设是，饭店老板必须是“圣人”，即按照有钱人说的去做，并具有可持续性。但这种假设在现实社会中显然缺乏大众基础，因为在大多情况下，饭店老板都很难永远是“圣人”，而更可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常人”，因此促使他持续行好事的条件很难是自我道德而是激励相容的制度约束。

第二种，这个有钱人直接把这些钱分给没饭吃的这些人，赋权他们，让这些人拿钱到饭店里去买饭吃，如果这家做得不好，那么就到另一家饭店去买，长此以往，穷人吃饭问题解决了，饭店市场也会得以兴隆发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赋权需方和保持竞争是解决这些穷人吃饭的最可持续的手段。

在整个采访中，激情和理想之光一直在刘国恩老师的脸上闪耀。学以致用、经世济民、报效祖国和人民，一直是他四十多年来人生路径的指南针。如果说，他少年的梦想只是当一个好医生，一生也只能为数量有限的患者提供服务， 那么现在站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前沿的他， 虽然至今心存童年梦想未曾实现的遗憾，但却真真切切地用他近３０年的学术功底、国际视野、中国人的情怀，为中国十几亿的人民在医疗保障制度提供高屋建瓴的指导和帮助。那个儿时的梦想，现在已经随着他个人的成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迹般腾飞，已经演变成一个全中国所有人的理想梦境：早日推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过上拥有健康保障的富足生活！而他也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正书写着他传奇人生的新篇章！

刘国恩，奇石收藏家。创办家庭藏馆"雅石斋"。各种奇石已达2000多方，其中文字石200多方，"文字石"等象形石300多方，有重达600多公斤的"松鼠"、80多公斤的"中华石"、"吉羊"等，人物石250多方，动物石400多方，景观石100多方，还有恐龙蛋化石、太湖石、天然大理石等。曾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对书画、摄影、花卉盆景根艺也都颇有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