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中排行老二。其兄名郎惠平，字云坡。祖上家境殷实，后因父母抽大烟，致使兄弟二人幼年家贫。郎介三曾随其兄郎云坡，走村串街干过卖饹馇的小营生。后来送他到乌苏里铁路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铁路上任过职；后又巧遇机会进了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过东北军军警稽查，曾与张作霖拜过把兄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任唐山市公安局开滦矿务局公安第二大队长兼署长，一九三五年任建昌营佐治局长；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任伪兴隆（辖东陵）县长；

郎介三早年加入“青邦”（即家礼），属“大”字辈。（“清红邦”祖师爷金清源禅师为使其组织千秋万代传演下去，曾前后两次制定法字各二十四个字，名曰二十代法字。前二十四代法字是：清、静、道、文、德、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无、明、兴、孔、大、通、悟、学。这就象家谱一样，一辈用一个字，分出了辈分大小。“大”字辈的人当时已很少了），也曾参加“民主同盟会”和国民党。他性格豪爽、好结交，颇有民族气节、爱国之心。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他利用自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清邦”里大字辈身份（伪迁安县警备团团长汤鹏举也是“清邦”成员，属“悟”字辈，论辈分，他是郎介三的徒孙）和日本同事、同学给他的私人信件做“虎皮”，凭着一口流利的日语等条件，巧与日伪周旋，为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被称为爱国士绅，是我党的上层统战对象。

一九三八年春，郎介三就任日本人临时政府的玉田县长。他虽身为伪县长，但日寇惨无人道侵略行径、中华民族的危亡，时时牵动着他那颗爱国之心。

为拯救民族危亡，中共河北省委于一九三八年夏天，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的名义组织发动了冀东武装大暴动。暴动前，驻在玉田鸦洪桥一带的抗日联军第三总队和驻在别山附近的第七路军分头与郎介三联系。抗联第三总队长王希朋（暴动后被任命我方玉田县长）派该部第四大队长刘朝仪，郎介三派伪县政府实业科技术员刘害初（王希朋表北）为双方代表，多次共商暴动大计。抗联劝郎介三认清形势，以抗日救国局限为重；朗介三亲笔回信说：“对抗联队伍的壮大与发展不予干涉，”同时表示：“只要你们（你抗联——作者注）组织起来，玉田县城就是你们的。”第七路军曾三次至函郎介三，其中一次信中说：“我们投鞭可断流，试看今日域中，谁人天下？”郎介三见此信后立即向伪县政府有关人员传达，并给七路军回信说：“抗日之心，人人有之，惠和等焉敢后人？”同时拨出十六支枪、四匹战马、四千块银元资助抗联，以表其抗日救国之意。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下午，在李楚离同志指挥下，抗联第三总队包围了玉田县城。下午三时许，郎介三待抗联鸣枪攻城后，传令部下：不准开枪。随后带领二十名卫队队员手擎写着“还政于民”四字的大旗，打开东门，列队欢迎抗联部队入城。他与王希朋总队长携手走进县政府。郎介三诚恳地说：“你们来了，我要走了。”说完，亲手将玉田县政府大印交给了王希朋，当众宣布：“还政于民”，并将他执政时期节省下来的四万元巨款交给抗联。

沦陷了六年之久的玉田县，就这样被我抗联收复了。抗联雇船将郎介三一家从鸭洪桥送往天津，先住在交通旅社，后搬往英租界，伦敦道59号。

郎介三u2018开城交印，还政于民u2019的爱国行动，触怒了日本人临时政府，指派伪卢龙县政府封了郎介三原籍郎庄的内宅。

郎介三辗转于天津、滦县、昌黎闲居四年后，于一九四二年回到了原籍郎庄。郎庄位于青龙河畔，距迁安县城三十余里，南有山，西、北多丘谷，是我迁卢抚昌联合县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经常活动的地方。郎介三受我十六专署专员高敬之的嘱托，多次机智地与日伪军周旋，掩护、营救我抗日军民脱险。

一九四三年，曾克林司令员（时任冀东十二团团长）率我十二团从热东打回滦东地区，取得了恢复根据地的胜利。日寇对此疯狂反扑，调遣大批伪满军入关，与滦东的日伪军于一九四三年冬和一九四四年冬，对冀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扫荡”

为了对付日伪军的大“扫荡”掩护我方人员，郎介三特意在室内挂起了他穿将军服拍巨幅照片（他曾在张作霖时期奉军担任旅长，与张作霖拜过把兄弟），以及大汉奸汪精卫赠给他的“勇猛精进”的条幅，还对讨伐来的日伪军官趾高气扬地吹嘘：日军高级将领托心满是他的校长、汪精卫是他的同学、清水是他干儿子等等，用以吓唬日伪军。这张王牌果然顶用，日寇官兵见了他或他的照片都打立正敬礼。这样，他家成了当地群众的安全避难所，我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堡垒户”，几次日伪讨伐，我方有些干部群众都到他家躲避。迁卢青联合县长李焕章、县委书记陈光、二区区委书记李国安、十二团政委程陆天、冀热辽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冀东十六地委书记徐志，十六专署专员高敬之、于明涛等领导都曾多次住在郎家，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也曾在郎家住过，从未出过意外。

一九四三年春，驻迁安县城和西牛山据点的鬼子伪军与驻卢龙鬼子伪军从东西两面“围巢”我二区，最后围到郎庄。我地方工作人员林子江、田丰、张子林三人被圈到郎庄，他们跑到郎家。郎介三把他们藏在洗澡间。日本宪兵队长前田、伪警备团长汤鹏举、日本藤井特务队长任子良等人来到郎家。郎介三对他们说：“郎庄没有八路都是良民，不准你们在郎庄胡作非为………”结果，不仅林子江、田丰、张子林安全脱险，被围的干部群众也没被抓走一人。

一九四四年迁卢青联合县长李焕章将李远（女，第三区委书记徐志的爱人）送到郎家，郎介三让她打扮成家媳妇模样，并嘱咐她一旦敌人查问，便说是他儿媳。一天鬼子真的来了，他把李远同志和家人打发到后屋。鬼子到郎家后要去后院查看。郎介三说：“后屋的人是我的家眷，妇道人家见了你们就害怕，你们不要去！”鬼子真的没有到后院去。李远同志在郎家住了一些日子，平安无事。

一九四四年的一天，我十二团侦察员李德全被鬼子抓走了，迁卢青联合县二区区委书记李国安焦急万分的找到郎介三，请他设法营救。六十二岁的郎介三二话没说，骑上毛驴去追鬼子讨伐队，追到大贤庄，听说鬼子已回高各庄，他又急忙追到高各庄，见鬼子军官，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要人来了。”

“要的什么人？”鬼子军官问。

“要的是你们抓来的那个人”郎介三说。

“那个人是八路，不能放”

“什么八路？他是我侄子。”

“侄子的不是！他有手枪、有八的路的文件包，八路的干活！”

郎介三一听鬼子说到李德全身带武器和文件，急中生智，忙说

“枪和文件包是八路为了逃避你们的追扑，硬给我侄 子背上的。真八路早已逃了。”

经过一番舌站，鬼子答应放人了。郎介三又向鬼子要枪和文件。

鬼子说：“人的放了，枪和文件包的不能给！”

郎介三灵机一动又编了个理由说：

“你们只放人，不给枪和文件，八路要找我们算帐的，八路饶不了我们……”

在他巧辩力争下，鬼子终于把枪和文件包还给了他，李德全同志给郎介三跟着驴回到了郎庄。郎介三园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清晨，日寇、伪军大讨伐。我二区区小队长王治国带领区小队经郎庄南孤山子去青龙河东，途中遭到日伪军追击。因敌从我寡，王治国突围，队员郎玉民等九人负了伤，连同百余名群众被围到郎家。郎介三见势不妙，急忙把他们反锁在后院的厢房内。约摸过了半小时，鬼子和伪军军官来了郎家。郎介三对鬼子说：“你们围来的人都是郎庄我的乡亲，一不准打，二不准杀。如果在我郎庄杀人就不好办了。”鬼子军官连喊：“哈咦、哈咦”。郎介三又假说村里乡亲被误伤，让鬼子的军医给九名负伤的区小队员上药包扎，最后又巧妙地把区小队员带的九支旧枪——马金钩，换上了鬼子在郎家院内架着的新三八大盖，还给每名队员弄来了五十发子弹。

一九四四年农历二月一天，日寇捕了我迁卢抚昌办事处的干部常志东和郎树功同志。郎介三得知消息后，站在大门口张望。一会儿，鬼子押着常志东、郎树功二人经过郎家门口。常志东一见郎介三站在门口，机敏地大声喊：介三二爷。郎介三会意，急忙上前拦住鬼子。他先故意生气地对常志东、郎树功二人说：“你俩乱跑啥？又不是八路。”说完又转向鬼子。鬼子士兵一见郎介三，急忙立正敬礼。这样，救出了常志东和郎树功二人。

一九四五年春，伪满州讨伐队到郎庄计伐。郎介三正在客房应酬姓边的队长。突然，我地下工作人员王一峰被绑着带进了院。郎介三一见，故作生气的样子，走到院子里指着王一峰说：“你小子跑着吧？一看你就戴八路的幌子。”转身又对跟出来的伪边队长说：“这小子是我的侄子，在天津上学，刚回家几天，听说你们来害怕就往外跑……”伪边队长信以为真，让放了王一峰。

区小队的刘志诚被堵在了郎家。郎介三急忙找来一条围裙给他围上，遮住了腰里别的手枪，装成郎家的佣人，刘志诚也安全脱险。

一九四四年，在郎庄村党委的领导下，郎庄开始挖地道。地道是环形的，绕村庄一周，东到郎雨家，西到村西头，南到郎树功家，北到大队院内。后来，利用这个地道，多次掩护了革命干部和同志。

一九四五年春，县大队正在郎家开会，鬼子来了。敌强我弱，队伍顺利从地道转移。

一九四五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伪军三千多人包围郎庄，县长李焕章、区委书记李国安，以及宋喜柱等十八名干部闻讯转入地道，由农会主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张祥云在地道内指挥脱险。

一九四五年农历三月中旬，日伪集中了滦、卢、迁、青等县共八个团的兵力，采取拉大网式的方法，妄图“图剿”我滦东抗日武装。农历三月十一日拂晓，驻古松庄据点的鬼子中村中尉，和迁安伪警备团团长汤鹏举率领的警备队包围了郎庄。我地方干部张子林，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梦元、支部委员梁志中和二十多名抗属及群众约四百余人被围到郎庄西寺沟。敌人在沟的四周土坎上架起了机枪，鬼子军官挥舞着战刀，杀气腾腾地威胁说：

“谁的八路的干活，谁的八路干部、家属的干活，隐瞒不说的统统死了的有………”

随着鬼子的叫喊声，“嗒嗒嗒嗒嗒……”敌人的机枪响起来了，子弹啾啾地从人们头上飞过，气氛万分紧张。我英勇不屈的军民不畏强暴，以无声来反抗侵略者。不一会儿，敌人把张子林同志从人群里拽了出来，要他说出谁是八路，谁是八路家属和干部。张子林同志昂首怒视敌人，一言不发。敌人气急败坏地用红色的张子林同志脸上画了一个X字。一场大屠杀即将开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郎介三柱着拐杖一颠一跛地急匆匆赶来。他拨开人群，冲到鬼子中村和汤鹏举面前，大声说：“我敢担保，沟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八路，都是大大的良民。”

中村见郎介三来了，杀气立时减了一半，汤鹏举见师爷来了，毕恭毕敬。郎介三又对他俩说：“今后不准向我郎庄开枪！”

开快小晌午时，敌人撤走了。四百多军民免遭了一场血难。这场惊心动魄的场面，至今还清晰地印在当年险遭死难者的脑海里，流传在郎庄附近各村大人和孩子们的口中。

在抗日战争后期的几年里，郎介三就是这样凭着他一颗爱国之心，仗着他手中的“王牌”，多次掩护，营救我抗日军民。他新侄子问过他：“你和日本鬼子打交道不害怕？”郎介三回答说：“只要救出我们的人，即使我做了东洋鬼子的刀下鬼，也不愧是炎黄子孙，何惧之有？”

在抗击日寇侵略的艰苦岁月里，郎介三不仅多次机智地掩护营救我军民，还亲自宣传日救国的道理。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三日，我军在迁安城南挪河歼灭日伪后，召开庆祝胜利大会郎介三慷慨激昂地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我中华之儿女，都应为抗日救国出力……”在开明士绅座谈会上，他积极发言，表示要为抗日出力。

郎介三不仅亲自尽救国之责，还送子女参军，抗日救国。

一九四四年，十二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住在他家。郎介三把次子郎太岩领到曾司令面前说：“我年老力不从心，不能亲自杀敌为国效力，把太岩交给你，让他跟你们一起去抗日杀敌吧……”曾司令收下了郎太岩，后来让他担任了战地摄影记者。如今郎太岩住在哈尔滨，在黑龙江省政厅工作，还担任了黑龙江省民政学会的付会长兼秘书长。

小女儿郎士君，在父亲的熏陶影响下，从小就积极为抗日出力。她十三岁当了本村的儿童团长，十五岁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十六岁加入了共产党，她主动带领全村妇女积极支前：做米袋、背锅袋、裹腿、内衣……她剪布把手磨破了，提前完成了任务。她把家里摆的铜“五供”主动献给抗联兵工厂制造子弹壳，受到抗日政府的表扬。一九四五年郎介三把十六岁的小女儿郎士君送到部队（郎士君已离休，离休前在石油部秦皇鸟油管道管理处工作），侄孙女郎再华（化名江波，郎云坡孙女）也在一九四三年参了军，后来长子郎太岗、长女郎丽君也参加了革命。

子女参加军临行前，郎介三都再三叮嘱他们：“抚养你们是我的责任，前途是你们自己选择。依我之见，共产党是有希望的，你们要跟共产党走。不过需要吃苦，切记要经得起困难的考验，要为国为民为郎家争光！”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华民族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力！日寇投降后，盘据在古冶的伪军事宜。郎介三曾三次投书给古冶的军司令部，劝其认清形势，向我军投降，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无党派爱国人士王岚（解放后任迁安县付县长）去青龙劝降青龙伪警察讨伐队副司令张金祥时，郎介三也曾给张金祥写过劝降信。后来张金祥率部两千余人投降信。后来张金祥率部两千余人投降八路军，被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收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旅）。

郎介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解放战争初期被聘为冀热辽行署咨议。

郎介三虽然历任伪职，但他为官清廉，没有多少积蓄家里又无多少土地，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有时生活还要靠徒子徒孙们供给。尽管如此，郎云坡和郎介三两兄弟却有一付同情怜悯穷人的好心肠，常做疏财济贫的善事。乡亲们有个天灾病业向他们求借，总是有求必应，而且从不求报。

由于郎介三常年在外，其兄郎云坡每逢困难时期，就拿出本不宽裕的粮食，施粥给穷苦的乡亲们，因此也得到了乐善好施、济公好义的口碑，被村民赠以了四五块匾额。

一九三〇年夏，连降暴雨，青龙河水泛滥成灾，将村东郎太俊家冲垮，一家四人（郎太俊、郎太岭兄弟俩及其父母）无家可归，甚为可怜。郎云坡收留了他们一家，因郎介三当时在奉天，就安排在了郎介三的房内住。当年太岭仅四岁，其兄六七岁。半年后的冬天，郎太俊兄弟的父亲去世，四七年母亲去世，也是郎云坡出资安葬。太俊、太岭两兄弟都由郎云坡抚养成人，已经和郎云坡家成为了一家人。村民们还为此赠送郎云坡“见义勇为”匾额一块。一九四七年太岭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太俊也到东北当了工人，如今，郎太岭已是儿孙满堂，生活美满。他现在任抚宁县政府调研员。提起往事，郎太岭念念不忘郎云坡的救命养育之恩。当年遭水灾时，本村的郎会平、郎会龙家也曾得到了郎云坡的周济。郎介三还给青龙河东岸遭灾的横河村沈家送去了一批粮食。

卢龙县刘营村王宪龙的父亲是郎介三的朋友，王家贫穷，无力供宪龙读书，郎介三把宪龙带到马家沟供他读书，以后又让宪龙跟他在兴隆、玉田和等地生活多年。

郎云坡、郎介三兄弟二人，象这样慷慨疏财，助困济贫的事举不胜举。

郎介三的抗日战争中做了许多好事，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虽然在左倾路线影响下于一九四七年被我公安机关误杀了，然而，当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的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一日中共迁安县委终于为他平了反、恢复了名义，使这位爱国士绅在九泉之下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