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际有，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清顺治二年（1645），毕际有考中拔贡，顺治十三年（1656）任山西稷山知县。稷山位于汾水河畔，因河水侵蚀，实际地亩少于粮赋之数。毕际有到任之后，据实上报请减免空头粮赋，并形成条文固定下来。又置二薄，将本县各业之人分别造册，由县衙统计备案；对无固定职业者以法约束其从事正当职业。两年后，晋升为江南通州知州。治内有一重镇，由柳同春将军镇守。时毕氏与柳同春同天赴任。任期内，两人互相协助，为此商人士兵和老百姓和睦相处。通州有一沙洲，产鳓鱼，按例进贡朝廷99条，毕际有上疏请求免除进贡一事。康熙二年（1663），毕际有因为“通州所千总解运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不及额”，被免职。毕离职回乡时，扬州名流林茂之等人送至江边。有人还画了《江干系马图》送他，以示挽留。毕际有著有《存吾草》、《淄乘徵》等流传于世，他还参与编修济南府志和淄川县志。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一到毕家，就写了三首七言律诗《次韵毕刺史归田》，赞赏毕际有罢官家居后闲适自在的退隐生活。诗题中的“刺史”，也称太守，相当于明清时的知府。清朝知州分两种，一是直隶州知州，地位略低于知府；一是散州知州，地位等同于知县。毕际有任职的通州为江南直隶州，因此蒲松龄尊称他为刺史。诗其一云：“烟霞深处伴渔樵，鸥鹭依依认旧僚。碎击玉壶风雨夜，醉横铁槊月明宵。栽花南国人无恙，载酒东山兴末遥。犹有柴桑松菊在，薜萝何必让金貂。”诗一二句中的“伴渔樵”、友“鸥鹭”，是说毕际有遭罢官后回家过隐居生活。诗三四句以王敦“碎击玉壶”、曹操“醉横铁槊”两个典故，表明毕际有虽然罢官，但壮心不已，仍希望为国出力。诗第五句以潘岳比毕际有，说毕氏在江南多有惠政。诗第六句以谢安比毕际有，说毕氏罢官后有隐居之乐。诗第七句以陶渊明比毕际有，说毕氏谢绝达官贵人来访。诗第八句用屈原《楚辞》中的诗句说明退隐并不次于作高官。诗其二中的最后两句“落落情怀谁得似？开觞遥酬古逸民”，说毕际有豁达开朗的情怀和古代隐士相同，与他们心灵相通。诗其三的最后两句“武陵天地非尘境，不必巢由更买山”，以尧时隐士巢父、许由比毕际有，劝说毕氏不必买山而隐，石隐园即非尘世。这两首诗同第一首诗一样，都是称赞毕际有回乡隐居。

毕际有喜欢附庸风雅，广泛结交诗人墨客；蒲松龄学识丰厚，文章一流。于是，毕家贺吊往来的应酬文字，便由蒲松龄捉刀代笔。蒲松龄一生中留下来的文章，有不少是代毕际有写作的。此外，蒲松龄还对毕际有的《晋游日记略稿》进行了批点。康熙十八年，江南名士孙维菘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曾来信向毕际有致词问候，蒲松龄为毕际有代拟《答陈翰林书》。信中追述了两人当时的交往情况：“忆昔握手狼山之下，同舟邗水之间，我未暍阴，君犹茂齿，纵饮雄谈，欢呼彻曙，直欲挥白日使停晷，止参斗使不坠。每一文成，叠肩击节，追随晨夕，使人乐而忘疲。”接着对陈维崧入翰林表示祝贺：“客岁偶阅邸抄，乃知弁冕词林，此中欣慰，如获异宝。虽犹是于热闹场中作冷淡生活，然读书稽古，庶知苍苍者不相背负耳。私心窃拟申贺，不图高雅先施，致音书于穷谷，盥手蔷薇，喜泪交并！……遂因鸿便，聊附尺帛，土物戋戈，少当远音。临颖神驰，不尽欲言。”

毕际有居家期间，社交活动仍然比较频繁，缙绅名流来访、当地官员拜会，由谈吐风雅的蒲松龄参与，可以让他省去一些俗务。有时，蒲松龄还会受毕家之托，到县衙里说项、打点。与蒲松龄一起在毕家做西宾的王宪侯，被淄川知县张嵋（字石年）任命为乡约，王宪侯不愿履职，请求毕际有出面说合。毕际有就委托蒲松龄以自己的名义，向张嵋知县写了一封信，替王氏推却职务。信中写道：“乡约王宪侯者，其设帐于治弟之家已三年矣，实恐救乡邻之斗而误童蒙之求，祈老父台分推屋乌，准与豁免，则衔恩者不止王生也。”毕际有请求张嵋知县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对于王宪侯任乡约之事，“准与豁免”。

除此之外，蒲松龄还代馆东毕际有办理了不少家务事。康熙三十年（1691）九月，蒲松龄到济南府驻地济南的东流水为毕际有物色菊花佳种。东流水，在济南城内抚院西北、鹊华桥南。这里有一户人家的菊花十分有名，蒲松龄按照毕际有的吩咐，带着毕家的菊花种子，来到这里与其交换。觅得佳种后，蒲松龄为了表达对主人的谢意，特意写了两首七言律诗赠给他，诗的题目是《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蒲松龄在诗的小引中赞扬了菊种主人的高贵品格和居住地的优雅环境：“扉临隘巷，每多长者之车；槛袅垂杨，时系达官之马。只因爱菊陶令，羡绿野之风流；遂使看竹子猷，通黄花之声气。”在第二首诗中，蒲松龄借用王戎不卖李种、陶渊明不吝菊花的典故，感谢菊种主人慷慨出让佳种。诗云：“曾有安丰私玉李，不闻靖节吝黄花。携来佳种容相易，金谷重寻太尉家。”

蒲松龄在毕家任西宾，虽说是寄人篱下，但由于馆东毕际有待他宽厚，除聘金之外还有其它一些资助，如纸墨灯火等，这对家境贫寒的蒲松龄来说，是笔不小的帮助。再者，毕家府第宽敞，又有园林之胜，并且藏书丰富，用蒲松龄的话说是“书充栋，凭君剪”（《贺新凉·读宣四见和之作，复叠复韵》。蒲松龄平日里住在作为家馆的绰然堂里，冬日有炉火御寒，夏日酷暑，便移居石隐园的效樊堂或者霞绮轩，更是一般读书人难得的清幽处所。康熙二十七年（1688）毕家的效樊堂建成后，蒲松龄曾写有两首七言律诗《毕刺史效樊堂落成》以示祝贺，里面有“几榻悠然花未老，朝朝乘兴杖藜来”诗句，表明蒲松龄十分喜爱效樊堂的优雅环境。康熙三十年，蒲松龄又写了两首七言律诗《读书效樊堂》，再次赞美效樊堂的清幽环境。石隐园对于蒲松龄来说，实在是静心读书、专心写作的最理想的一处场所。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热情十分高涨，又写出了很多篇章，并且不乏名篇。《聊斋志异》有两篇文章，分别是《鸲鹆》、《五羖大夫》，末尾署名“毕载积先生记”或“毕载积先生志”。这可能是毕际有读了《聊斋志异》中已经完成的篇章，一时兴起，便写出了这两个故事，蒲松龄加以文字润色后，纳入《聊斋志异》中，为了尊重馆东的草创之功，便于篇末注明出处。此处，《杨千总》一篇，写“毕民部公即家起备兵洮岷时”“千总杨化麟”之事，文章中所说的“毕民部公”，即馆东毕际有之父毕自严，可见也是毕际有提供的材料。再有，据专家考证，《狐梦》中的毕怡庵，可能就是毕际有的仲子毕盛钜的原型。

康熙三十二年（1693）春，毕际有病逝。蒲松龄连写八首七言律诗，沉重悼念毕际有，还写了《征挽毕载积先生诗序启》。蒲松龄的挽诗和征挽诗启，都写得感情真挚，绝非应酬之作。蒲松龄写的八首诗大体为一种格局，从痛悼“十年同食友”之谢世，“回首生平思不禁”，往复歌哭，将毕际有“尚书公子五狼（指南通州）君”的身世，归田后“老后生涯棋局里，闲来情绪菊花中”的淡泊胸怀，“物必求工真似癖，书如欲买不论金”的嗜好，一一写了出来。诗其二云：“君卧病时我亦病，我来君已弃尘寰。人逢死别情怀苦，数定前生饮啄悭。一榻琴书余画阁，万年魂魄恋青山。西州门外回肠绝，恨不将心似石顽。”诗后两句是说，作者恨不得此心化作石头，无知无觉，以减少怀念毕氏的痛楚之情。表明作者因毕际有病逝而心肠寸断，悲痛欲绝。诗其三云：“今生把手愿终违，零落山邱对晚晖。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雍门一哭宾朋散，羊仲重来杖履非。在世早知有今日，墓田松树已成围。”诗前四句，表露了作者痛丧知己，今后再也无所依傍的悲哀。诗其六云：“商今略古日科头，一旦骑鲸赴玉楼。临别清谈还竟夕，谁知永诀已千秋！孙多业足光先德，子孝犹堪解母愁。名寿如君复何憾？伤心最苦在离忧。”诗前四句，说明毕氏去世，作者再也没有竟夕长谈的知心朋友。这些诗句，充满真情实感，没有半点雕饰，如泣如诉地表露了蒲松龄的悲哀情怀。由此可见他们主宾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如同一家人。

《淄川县志·孝友》载：“毕盛钜，字韦仲，一字耳豫，号豫园，际有子。性英敏，于书无所不读。事父母以孝闻。父殁，事母孺慕益笃。以拔贡选授黄县教谕，因母老辞不就，怡怡色养，人无间言。尝因母老，攻方书，遂精脉理，求诊视者接踵。按症授方，多奏奇效。卒年七十有四。著有《石隐园唱和集》。”《淄川县志·选举志·贡生》载：“举乡饮大宾。”　毕盛钜比蒲松龄略小几岁。他兄弟早殇，从小娇生惯养，养成了富家公子的懒散习性，有些纨绔子弟习气，但其为人还比较厚道、温和。蒲松龄初来毕家时曾填词《少年游·戏赠韦仲》戏赠。词曰：“深沉庭院画楼光，净几爇沉香。萱椿犹健，年华未老，玉树已成行。 茂陵不惹白头怨，心地更清凉。终朝三醉，闲调双鹆，大是酒禽荒。”这阙词生动地刻画了这位少馆东的生活性情：家境富裕，吃穿不愁；父母健在，家政用不着操心；年龄不大，令郎满堂；没有纳妾，与妻子颇恩爱。不足之处就是荒于酒，“终朝三醉”；荒于禽，“闲调双鹆”（俗名八哥）。蒲松龄在肯定他的优点的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而且强调了缺点较大。此词虽云“戏赠”，实则劝谏。由此看出，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建立在“劝善规过，以友辅仁”的基础上的。《淄川毕氏世谱》中说毕盛钜：“天性聪慧，读书善解，通晓诸家，精于翰墨，真博物君子也。”其实这不过是说他喜欢随意地读些杂书，常说些俏皮话，并没有实质性的文学成就。　康熙三十二年（1693）毕际有去世后，蒲松龄再次提出辞馆的请求，毕盛钜和他的母亲再三劝说蒲松龄收回成命，继续留在毕家。主要原因是毕盛钜仍需要这位异姓兄长为他代写文章或出面应酬，再就是继续教授他的8个孩子研习举业。鉴于此，蒲松龄打消了辞馆的念头，一心一意在毕家工作。如果说蒲松龄对老馆东毕际有更多的是对长辈的尊重，那么，对少馆东毕盛钜更多的是平等的兄弟之情。　康熙二十四年（1685）秋天，蒲松龄患足病，行走不便。这年秋天，毕盛钜邀请蒲松龄欣赏桂花，蒲松龄因为行动不便，没有前往，便填了首词《庆清朝慢·毕韦仲有赏桂之约，病足不能赴，吟以志慨》。词曰：“磊落生平，颠狂意致，那堪一病缠绵。可怜回旋室里，坐榻成穿。跛畸三餐后，只寻常横股短床边。仆近况，真如杨柳，一日三眠。 蒙良友，开胜宴，无翎翅、飞不去到花前。遥忆黄英散馥，绿叶含烟。闻道蟾宫摘赠，嫦娥脂粉印娟娟。原自分，三生薄命，与若无缘。”作者由于病足不能外出，只能“回旋室里”，非坐即睡。“坐榻成穿”，想见坐时之久；“一日三眠”，想见睡时之多。即使坐，由于病足难于支撑，不得不“横股床边”；为了吃饭，不得不一只脚跳着走，所谓“跛畸三餐”。在室内行动尚且如此困难，自然不能外出赏桂。于是，作者遥忆赏桂，由蟾宫折桂之典，联系到自己科场蹉跎，发出了命薄无缘的愤慨。　康熙二十五年（1686）冬，张笃庆、毕盛钜选府拔贡，蒲松龄可能与之同赴济南应选，但未能如愿。之后，毕盛钜要先行返回家乡，蒲松龄填词《水调歌头·送毕韦仲东旋》，送别毕氏。词曰：“泥滑不窥户，尽日一匡床。乱绪萦回不断，得失费平章。可笑人生斯世，些个浮名值甚，不禁九回肠。苦恨何时了，矫首问穹苍。 檐前雨，窗外雪，已难当。那堪晨夕良友，客里送还乡。听罢《阳关三叠》，老却英雄双鬓，白发与愁长。数载情能淡，有泪不沾裳。”词的上阙故作达观，自我解嘲，“些个浮名值甚”，但是其怨恨之情仍不能自抑，“苦恨何时了”，“不禁九回肠”。词的下阙写送别毕氏，在抒发友情中，依然感慨个人的蹉跎身世。大意是：在风雪之晨，在客乡济南送别自己的亲朋好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听罢送别曲，纵然是英雄，也不禁儿女情长，双鬃变白。此词说明蒲松龄与少馆东毕盛钜经过七八年的相处，感情真挚、友情深厚。　康熙三十六年（1697）岁暮，蒲松龄在毕家已经待了19年。年近花甲之年的蒲松龄长期在外，临近佳节，格外思念家乡和亲人，不免有所感慨，然而，近20年来，蒲松龄与毕家人朝夕相处，感情深厚，真是欲去难舍，于是他写了五首七言律诗《赠毕子韦仲》，表述了这种心情。诗其一云：“廿载金兰道义熏，青灯好月我同君。寒炉拨火尘生案，懒性摊书乱似云。暂到苦贫家易弃，久交垂老意难分。年年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诗一二句是说，蒲松龄与毕盛钜近20年来一起读书、赏玩，彼此建立了深厚感情。诗最后四句是说，由于家贫，暂时到毕家坐馆，现在与毕家已经建立了深厚友情，虽然自己年老应该回家休养，但仍不愿离开毕家。诗其三云：“宵宵灯火共黄昏，十八年来类弟昆。博士乘车依鄂杜，冯驩弹铗老平原。疏狂剩有葵心在，肺腑曾无芥蒂存。高馆时逢卯酒醉，错将弟子作儿孙。”诗的大意是：18年来作者与毕盛钜情同手足，自己年老后将移居西铺，依靠毕氏养老。自己与毕盛钜相互倾慕，没有半点矛盾。作者醉酒后竟将弟子当成自己的孩子。诗其四云：“寒窗相对几何辰，握手惊看白发均。每忆少年如隔世，偶谈往昔易沾巾。梁鸿垂老因人热，鲍叔深交念我贫。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此诗借用少年梁鸿不因人热、鲍叔牙分金于管仲的典故，再次表明自己与毕家情同家人，年老时要投靠毕家养老的念头。诗其五云：“凝寒不雪昼常阴，百感中来自不禁。愁趁衰情添白发，贫缘痴绪梦黄金。半窗照影梅花月，数载连床夜雨心。落木萧萧冬又暮，一堂灯火两情深。”诗后四句大意是，作者与毕盛钜感情真挚，同窗赏梅、对床谈心。以上五首诗，宛如老友围炉夜话，娓娓道来，情真意切。这大概是因为两人身份相仿、年龄相近，有共同语言、共同志趣，所以颇像一对亲兄弟，“曾无芥蒂存”，而且“垂老意难分”。　康熙五十一年（1712），蒲松龄已经离开西铺3年了，但与毕盛钜的感情有增无减。这年蒲松龄有感于自己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给毕盛钜写了一首七言古诗《老叹，简毕韦仲》，报告自己的近况。诗云：“四百四十五甲子，光阴忽如风过耳。遥忆年少见衰翁，自道此生永不尔。谁知白发增益增，百骸疲惰官不灵。健忘已足征老困，病骨可以卜阴晴。两齿浮危飘欲坠，残缺恶劳腹鸣饿。左车苦难转右车，一脔下咽仍为个。耳聋可勿听，眼昏可勿看；独有齿职同茹纳，不能因痛停两餐。此况可与知者道，老友相怜无相笑。”诗中写道，作者白发又增，身体疲惫，五官不灵，记忆衰退，特别是牙齿浮危，进食困难。最后以少儿的戏谑口吻对毕盛钜说，把自己的这些情况告诉你，你可以表示同情，但不能笑话自己。此情此景，宛如两个儿童在诉说知心话。这充分表明两人的关系不同寻常。　康熙五十三年（1714）七月，毕盛钜母亲王太君逝世，蒲松龄不顾年老力衰，前往西铺吊唁，并且遵照毕盛钜嘱托，为王太君写了墓志铭。蒲松龄在篇首写道：“余与毕世兄韦仲，同食三十年。甲午王夫人故，余往执绋。韦仲以余客门下久，习知家事，以墓志相属。呜乎！余安忍志夫人哉！顾义不容辞，谨疏崖略，以铭隧道。”一句“同食三十年”表明了两人感情深厚。在回家的路上，蒲松龄路过奂山，写了七言绝句《奂山小憩》，诗云：“五年不践奂山道，乍到山头路欲迷。下马解装藉芳草，白云不断雁行低。”诗中写道，自己已经五年没有过往奂山，在奂山差点迷失路径，现在在奂山休息，进一步想起了和毕家的亲密友情。

毕氏世家

蒲松龄在毕家坐馆，主要是教授毕盛钜的8个儿子，先后为他们开蒙，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和律诗，科试之年还要陪着去济南应试，以使他们能够博得一第。　据《淄川毕氏世谱》和蒲松龄撰写的《毕母王太君墓志铭》记载，毕盛钜8个儿子分别是：毕世洎，字公远，雍正甲寅首贡；毕世演，字公范，增生；毕世渡，字公筏，增生；毕世浣，字公衣，附生；毕世澄，字公见，附监生，候选州同知；毕世涵，字公纳，早卒；毕世□（氵+隺），字公雨，监生；毕世汸，字公舟，附生。蒲松龄在毕家坐馆初期，曾写有《绰然堂会食赋》，赋前小序说：“有两师六弟，共一几餐。弟之长者方能御，少者仅数龄。每食情状可哂，戏而赋之。”序中的两师是指蒲松龄和王宪侯，六弟是指毕盛钜的前6个儿子，当时长子毕世洎刚接近成年，最小的两兄弟，还未到入塾的年龄。《绰然堂会食赋》写道，每到开饭的时候弟子们“情状可哂”：“出两行而似雁，足乱动而成雷。小者飞忙而跃舞，大者矜持而徘徊。迨夫塞户登堂，并肩连袂，夺坐争席，椅声错地，似群牛之骤奔，拟万鹤之争唳。甫能安坐，眼如望羊，相何品兮堪用，齐噪动兮仓皇。袖拂簋兮沾热沈，身远探兮如堵墙。箸森森以刺目，臂密密而遮眶，脱一瞬兮他顾，旋回首兮净光。或有求而弗得，颜暴变而声怆。或眼明而手疾，叠大卷以如梁。赤手搏肉，饼破流汤；唇膏欲滴，喙晕生光。骨横斜其满地，汁淋漓以沾裳。”在蒲松龄的眼中，这群弟子在饭桌上你抢我夺，互不相让，甚至脸红脖子粗，真是童趣盎然，惹人发笑。　在蒲松龄的诗词文章中，专门写这群弟子的不多，除了上面的《绰然堂会食赋》，大概还有3篇，这与其他交往密切的人相比，真是少之又少。　康熙四十四年（1705），毕盛钜的四子毕世浣去世，蒲松龄十分悲痛，写了六首五言绝句《伤门人浣》，怀念这位弟子。诗篇一开始就从毕世浣的缺点写起，“怪尔常晏起，朝犹课尔程。”说这位弟子早晨起得很晚，功课不努力，早晨就得检查他的课程，督促学习进度。说这位弟子“常晏起”，其实还暗含一层意思，就是毕世浣体弱多病，这也与诗其四的诗句“无常寿”有照应。诗其二写道：“数载同衡宇，科头聚晓晖。书声犹在耳，慧质竟安归？”诗其三写道：“交久情难已，年衰感易生。涕含犹未堕，五内已摧崩。”这两首诗是说，蒲松龄与弟子在同一屋中学习、生活，时间长达二十几年，建立了深厚感情，听到毕世洎去世的消息，感到“五内摧崩”。诗其四写道：“疑尔无长寿，幸余年已残。谁知埋玉树，犹及眼中看。”诗其五写道：“白发哭年少，生人乐趣无。方期君葬我，兰蕙竟先枯。”诗其六写道：“文写初成册，丹黄尚未施。忽然一开卷，沉痛切心脾。”这三首诗表达了蒲松龄“白发哭年少”的悲痛心情。诗写道，本来是“方期君葬我”，现在却是弟子早逝，玉树凋零、兰蕙先枯，作为长辈，蒲松龄感觉“生人乐趣无”，“沉痛切心脾”，悲哀之情溢于言表。　此外，蒲松龄还写有两题七言诗。系于《聊斋诗集笺注》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两首七言律诗《又代门人毕世洎》，据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先生考证，是蒲松龄代弟子毕世洎写给淄川沈天祥（字燕及）之子沈惠庵的诗，是为祝贺沈惠庵中秀才而作。蒲松龄曾在沈家作过一段时间的西宾，与沈惠庵关系密切、感情深厚。这首诗赞扬了沈惠庵的天才和文采，祝贺他前程远大。题为《门人毕子与沈惠庵昆仲泛舟大明湖，骤雨沾衣，践泞而归，戏成二绝》的两首七言绝句，大约写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此时应该是蒲松龄带领毕氏弟子和沈氏弟子到济南府应试之时。诗其一曰：“斗酒初斟锦缆开，翻盆急雨北风催。归来情状知何似？燕子冲帘铩羽来。”这首诗写蒲松龄与毕氏、沈氏弟子等人刚泛舟游览大明湖，即遇到倾盆大雨，只好冒雨归来的狼狈不堪状。诗其二曰：“登舟一望远模糊，绝似南宫泼墨图。仓卒尽随风雨散，于今遗恨满西湖。”这首诗写因为遇到急雨，未能尽情欣赏大明湖的烟雨胜景，至今引为遗憾。　好像命运在捉弄人，蒲松龄终生没有考取举人，蒲松龄的8个弟子也终生没有通过乡试。他们中成绩最好的是五弟子毕世拔贡入监，选取州同知的职衔，其次是大弟子毕世洎，考取贡生，其余的则是连个正额秀才（廪生）也没有考取。这其中应该大有原因。据袁世硕先生评述，这是因为蒲松龄的8个毕氏弟子是富家子弟，从小生活优裕、娇生惯养，养成了娇惰的习性，不思有所专攻、有所成就。而毕家主人毕际有、毕盛钜较为想得开，“能否蟾宫折桂，殆亦命也”。其他的一些专家大约也持此种观点。其实，是否还有一种可能，这就是毕盛钜饮酒过度，造成后代智商低于常人。蒲松龄在词《少年游·戏赠韦仲》中说毕盛钜“终朝三醉”，就是说每天早中晚三次醉酒。这种喝法，很难保证后代不出“酒精儿”。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既是诗仙，也是酒仙，其后代的智商好像就很一般。从蒲松龄遗留的诗文来看，蒲松龄对自己的这8个弟子，好像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其弟子进学、入贡，蒲松龄没有写诗作文表示祝贺，正面写到其弟子的诗文只有《绰然堂会食赋》和《伤门人浣》。这表明蒲松龄发现他们中没有能够造就的英才，对他们并不特别欣赏，因此对他们的赞誉也就少得可怜。

“振衣阁”是其父毕自严的藏书处，毕自严（1569～1638），字景曾，号白阳老人，曾任明末户部尚书，著有《石隐园藏稿》。他曾聘请文学家蒲松龄在他家担任私塾先生30余年。喜读书，精于鉴赏，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门柱上有副对联，上书“万卷书当南面富，一帘风扶北窗凉”。曾赞助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五羖大夫》和《鸲鹆》两文，篇末写有“毕载绩先生记”、“毕载绩先生著”。藏书成癖，自称“书欲买时不论金”，后改藏书楼名“振衣阁”为“万卷楼”。蒲松龄在此任教时，“万卷楼”藏书总数已达5万余册，宋、元、明古本亦多。藏书印有“贝丘毕际有载绩氏之印”、“振衣阁之藏”、“冷官好读书”等。所藏书一直延续有数百年，一直在民国初期被典卖，北京书肆、山东书肆均有其旧藏宋、明本数十种。著有《存吾草》、《淄乘征》、《泉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