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昰应（根据其朝鲜语发音Yi Ha-eung，“昰”字应读作Xià，不读Shì）出身朝鲜王室，是朝鲜王朝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名书画家。他是南延君李球第四子。南延君是朝鲜仁祖第三子麟坪大君的6世孙，被过继给庄献世子（朝鲜英祖之子）第四子、早亡无嗣的恩信君李禛为后。朝鲜哲宗于同治二年（1863年）去世后，李昰应之子李载晃（李命福）被选入宫中继承王位，是为高宗。高宗即位时年仅12岁，不能亲理政务，由李昰应摄政，封号“兴宣大院君”（）。由于他是朝鲜王朝五百年来唯一一位生前受封“大院君”的人，故通称“大院君”，尊称为“大院位大监”（这一称呼在韩剧《明成皇后》的国语版中被讹译为“大院伟大人”）、“大院君閤下”或“国太公”。由于当时朝鲜流行以居住地来称呼政界要人，大院君住在云岘宫，所以他又被直接称为“云岘”或“云岘宫”。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高宗的王妃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排斥大院君势力，夺取大权。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壬午军乱”后，大院君赶走闵妃，又乘机掌握了政权。不久之后，他就被前来平乱的清朝军队拘 捕，押送天津，被软禁于保定府，三年后获释回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国王请清兵助剿。日本也于该年6月派兵入侵朝鲜，并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要求。被拒后，日军于7月23日攻占朝鲜王宫，挟持国王高宗，解散闵妃集团把持的亲华政府，另派人进入大院君府邸，扶植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执政，成立亲日傀儡政府。日本将朝鲜政府拉入其阵营之后，立刻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与清朝争夺朝鲜的控制权。

日本人虽然建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政权，但对于大院君并不放心。他们认为：“大院君七十五年来只知有中国，不知有其它，是自顶至踵完全为u2018顽固u2019二字所充满的老翁”，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们求媚”，暗中却“托在平壤之华将转达其心意于清廷”。特别是8月10日，进驻平壤的清军左宝贵等部率军渡大同江南下到达中和附近时，据日方史料记载“大院君事大的野心热中沸腾，任其爱孙李埈镕为壮卫营大将，掌握兵权。阳对日本大鸟公使表示非常诚恳，却阴与中国结托，策划奸黠隐谋，与在平壤清军暗通，表里相援，企图擒捉日本公使”，并且“和东学党相呼应，企图驱逐我兵”。大院君的确不愿意做日本人的傀儡，据中国姚锡光所著的《东方兵事纪略》记载，日军占领汉城后，“朝鲜君臣民庶制于倭人兵力，望我军捷音有若望岁，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日本也只是暂时利用大院君，同年11月逼其下台。

此后大院君离开了朝鲜的政治舞台，但在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的闵妃弑害事件（乙未事变）中，大院君再次被日本人推上前台，他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扑朔迷离、未有定论，总之大院君再未掌权。光武二年（1898年）2月逝世。隆熙元年（1907年）8月26日上尊号为“大院王”，谥号“献懿”。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十一月十六日（1820年12月21日），李昰应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他的父亲是南延君李球，母亲是骊兴闵氏，还有一名比他大5岁的兄长李最应（后封兴寅君）。李昰应成长时李姓王室已经衰微，受到外戚安东金氏的压制，因此身为王族的他生活并不优裕，但李昰应从小研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师从金正喜等学者，有着扎实深厚的汉学功底。这也为李昰应后来的从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朝鲜宪宗九年），李昰应被封为兴宣君，随后在宗亲府、司仆寺、都总府等衙署中做了一些小官，28岁时曾被任命为冬至兼谢恩使前往中国朝拜，但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了。当时，在安东金氏昏暗的势道政治下，李昰应也同样遭到欺压和冷遇。他“虽居散职，常慨然有致君泽民之志”。然而，当时稍有威望和才能的王室宗亲即被当政的安东金氏集团流放甚至处死，其他王族锦衣玉食尚且难求，只能在安东金氏的高压下噤若寒蝉、苟且偷生。才能出众的王族李皓（李世辅）以诽谤安东金氏权贵金左根、金汶根为由被流放到薪智岛；李夏铨在王族中聪慧过人而被人们看好，认为是宪宗死后的王位继承人，他也被安东金氏判断为危险人物而流放到济州岛，最后赐以毒药而死。因此为了避免安东金氏的迫害，李昰应采取了韬光养晦、假痴不癫的策略。他加入“松石园诗社”，与委巷诗人（即庶民和中人出身的下层文人）们饮酒赋诗，发泄胸中愤懑，还与破落户出身、并称“天下长安”（与“千河张安”谐音）的千喜然、河靖一、张淳奎、安弼周厮混，每天都是一身褛褴的衣冠，终日与市井流氓之辈为伍，大白天就出入花街柳巷，常常是浑身酒气熏天、言谈庸俗不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史料记载：“君（指兴宣君）不能守法常，与官员来往，且与其门下人结友，以游戏为事，虽受辱而不为耻，并与之往来于妓家，其处身之放荡，与寻常破落户无异，时人谓之狂放”。李昰应恶劣的品评传遍整个汉城，自己也得到了一个侮辱性的绰号——宫道令。

李昰应之所以敢如此自毁形象，不仅是为了避免安东金氏等外戚权贵的迫害，更是由于当时的国王——哲宗李昪长期体弱多病，且没有子嗣，王位继承人只有从旁支寻找。而李昰应从继承关系上看是英祖的后代，在当时王族多被放逐杀戮的情况下，李昰应竟成为与王室嫡系最亲近者。李昰应参透了宗法制的这个奥秘，预测了自己将会入继王统，于是曲意逢迎巴结金炳学、金炳冀、赵成夏、赵宁夏等外戚权贵，摇尾乞怜、装疯卖傻。李昰应在放浪形骸的背后，隐藏着他更大的野心和抱负。他虽然整日放荡不羁，饱受耻笑，但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抱负。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的父亲南延君去世时，他与风水先生四处寻找“龙穴”以埋葬之，最终选定忠清道德山，为此李昰应倾尽全部家产来修筑墓地，并相信这样家中就会出“真龙天子”，这充分体现了他长期以来的野望。

终于，李昰应的障眼法取得了成效。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朝鲜哲宗病逝，没有留下子嗣。在哲宗升遐前夕，朝鲜王朝的两大外戚集团——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围绕王位问题发生严重对立。李昰应本来就与赵成夏、赵宁夏兄弟过从甚密，加上又买通宫女，与朝鲜翼宗（孝明世子，朝鲜纯祖之子）之妃赵氏（神贞王后）联络，他抓住了赵大妃的权力欲及她对安东金氏诸臣的厌恶心理，对其加以引诱：“今王（指哲宗）有不讳，诸金若立其他王族承今王之后，诸金之权力久长，而翼宗之嗣永绝矣；若立吾子继翼宗之统，庶几无不如意之事。”赵大妃没有察觉李昰应的野心，力排众议决定将李昰应的第二个儿子李命福（李载晃）择定为王位继承人。但是，赵大妃的决定遭到了把持朝政的领议政金左根、判府事金兴根等安东金氏权臣的反对，理由是“我邦古来无生存之大院君，若立命福，其生父昰应健在，则将何以处其父？且昰应性质凶险，若恃太上之尊，搅乱朝政，必为国家大患！”总之是如果让李命福继位，将会使李昰应干预朝政，威胁他们的利益。就在这个双方僵持的时刻，院相郑元容支持赵大妃的决定，就连安东金氏出身的金炳学也支持李昰应，再加上赵大妃本身是宫廷最高长辈，发言权最大，所以优势立刻倒向李昰应。安东金氏考虑到李昰应是一个街头无赖，没有多少能力，便没有坚持反对下去。李昰应之子李命福遂改名李熙，过继为翼宗养子而即位为王，史称朝鲜高宗。李昰应作为国王的生父，也被封为“大院君”。

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十三日，12岁的李熙即王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一向被视为市井无赖的兴宣君李昰应因而晋升为“兴宣大院君”，可谓一步登天。其住宅拓而新之，被授予“宫”的称号，称“云岘宫”，影响更大的是，兴宣大院君被当时垂帘听政的大王大妃赵氏授予摄政之权，替年幼的国王打理朝政。此时金左根等人又以“不事二君”为由，反对大院君摄政，主张虚尊其位，但遭到赵大妃一党的赵斗淳等人的驳斥而作罢。大院君历经波折，在赵大妃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掌握朝政，此后再也没人敢叫他“宫道令”，而都尊称他为“大院位大监”。同治五年（1866年），赵大妃结束了三年的垂帘听政，兴宣大院君名正言顺地成为朝鲜王朝唯一的独裁者。

随着高宗李熙的即位，朝鲜王朝500年来首次出现国王本生父在世并摄政的局面。大院君终于可以施展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他首先开始着手培植自己的势力，他先笼络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和贵族，安东金氏的金炳学、南阳洪氏的洪淳穆、潘南朴氏的朴珪寿等名士能臣纷纷投入大院君的帐下。然后大院君又从自己妻子骊兴府大夫人闵氏家里拣择一名女孩作为高宗的王妃、自己的儿媳。这样，大院君大权在握，麾下人才济济，同时又包揽了宗亲和外戚的最高身份，势力如日中天，便正式开始了他的改革政策。

大院君的改革措施以决断性和实效性著称。大院君摄政之际面对着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混迹民间多年、深知朝廷积弊的大院君认定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大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他的改革则是从重建景福宫开始。

景福宫是朝鲜王朝的正宫，占地面积广阔，殿宇规模宏大，可谓是巍巍王权的象征，但它在朝鲜宣祖年间的壬辰倭乱中被焚毁。此后历代国王都居住昌德宫等别宫中。由于景福宫重修需要耗费巨资，因此其重建计划被搁置了260多年，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刚刚执政的大院君就果断下令重建景福宫。这一工程斥资巨万，朝鲜的财政根本无力负担，大院君可谓是倾尽全国之力，一方面命全国官民捐献工程款项，称为“愿纳钱”；一方面巧立名目，以获取工程费用和纾解财政困难，大院君下令在汉城四大门征收通行税，在农村征收水税，在全国境内发行当百钱，甚至滥加引进清朝钱币，这些举措导致朝鲜金融紊乱，通货膨胀，人民负担加重，也引发了贵族和儒林的不满。他还利用谶纬等迷信手段为其重建景福宫乃至改革营造舆论，重建景福宫之前的三月，在修葺议政府时发现了所谓“东方老人秘诀”的石刻，上刻：“癸未四元，新王虽登，国嗣又绝，可不惧哉，景福宫殿，更为创建，宝座移定，圣子神孙，继继承承，国祚更延，人民富盛，看此不告，东国逆贼”，大院君以此作为重建景福宫的“天意”；在决定重建景福宫那年的五月，在景福宫旧址冒出了一个玉杯，上刻诗曰：“华山道士袖中宝，献寿东方国太公。青牛十回白巳节，开封人是玉泉翁。”君臣都认为这是大院君盛世的瑞兆，并以诗中的“国太公”为大院君，这也是大院君被称为“国太公”的由来。大院君企图将景福宫作为君主专制威权的象征，重新匡扶衰微的李氏王室。因此景福宫重建是大院君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标志。

政治上，大院君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排挤安东金氏的势力，甚至连曾扶助过他的丰壤赵氏也一并排斥。由于大院君的势力已相当牢固加上他的精明果断，这两大外戚权贵势力迅速被逐出朝廷。大院君在政治方面作了如下的改革：首先，他缩小备边司，从议政府中分离出三军府，将行政权与军事权相分离，从而达到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军事效率的目的，有利于加强国防实力；其次，他下令刊行《大典会典》、《两铨便考》、《六典条例》等书籍，明确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法律规范；再次，他宣布“四色平等”（四色，朝鲜朝廷中的四个派别：老论、少论、南人、北人）、“以才择官”，实际上是压制安东金氏、丰壤赵氏所代表的老论、少论派，拔高南人和北人的地位，全州李氏出身的李宜翼、李世辅、李景夏、李邦玄等“璿派人”也获得重用。不仅如此，他还不分阶层党派，破格提拔人才，两班贵族垄断做官权的局面被打破，不少中人甚至庶民出身的有才之士得到录用。延续数十年的势道政治随之瓦解，王权也因此得到了强化。大院君还实行独裁政策，亲自总揽一切政务，不允许任何人以裙带关系分享权力，因此他的兄长李最应、儿子李载冕、妻舅闵升镐等人都没能因为大院君的关系攀上高官。此外，大院君还特别重视吏治建设，所以他执政时朝鲜的政治一度出现清明的局面。

经济上，大院君改革还谷制度，下令在5道实行社仓制，这是效仿中国宋朝朱子社仓而实行的制度，即每户春天先给二两钱，待秋天时以稻子偿还，并将稻子贮藏在村庄仓库（社仓）中，供民间使用。其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相对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废止只有平民纳税的军布制，改行户布制，规定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必须缴税，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缓解当时的财政危机，并使民心归附。但这些改革尤其是户布制度的推行困难重重，大院君通过他的铁腕手段和恩威并施的策略推行了这个制度。于是，庞大的税金汇入了国库，不仅景福宫的后期工程提前竣工，而且朝鲜的经济实力增强，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也缓和了。最重要的是，大院君的威望大大提高，其改革政策也陆续被广大老百姓接受。史载大院君执政后，国库迅速由拮据转向充实，“此时富力，足支十年之用”，可见大院君的经济改革成效颇大。

思想文化上，大院君打压儒林，下达“书院撤废令”。全国除了47所“赐额书院”（由国王亲自题写匾额的书院）以外，其他书院一律裁撤。儒生祭祀明神宗和崇祯帝的万东庙也被关闭。大院君严厉打击书院的原因，不仅是他年轻时饱受这些儒生学者的耻笑而施行的报复性行为，更是由于书院已成为地方两班贵族势力扩张的基地，亦是避役者的巢窟。这些都不利于国家的中央集权和财政收入，更使得阶级矛盾大大激化。而且大院君也对书院儒生议论国政非常反感。所以大院君果断下令撤废书院，甚至不惜命令心腹李景夏动用武力，这也招致了儒林士大夫的非难，并成为其下台的原因之一。大院君还严厉镇压宗教势力，包括西方传来的天主教和国内新兴的东学道。他对天主教的迫害尤为剧烈。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大院君突然下令在全国境内逮捕天主教徒，12万人立即被捕，包括12名法国传教士。紧接着上万名天主教徒及其家属被屠杀，9名法国传教士也遇害，史称“丙寅邪狱”。丙寅邪狱直接引来了法国人的武装入侵。大院君还发布“变服令”，大幅度简化衣冠服饰，将长袖改为窄袖，以便对内提高行政效率，对外便于上战场打仗。大院君在全国采取思想专制和文化高压政策，致使出现了“云岘当国，甲子（1864）至癸酉（1873）十年之间，邦内震恐。小民咋舌相戒，不敢谈朝廷事，常如鬼扑临门”的状况。

对外关系上，大院君厉行闭关锁国政策，只与清朝一国往来。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发生舍门将军号事件，朝鲜火烧了前来要求通商的美国商船；同年九月，法国以朝鲜杀害法国传教士为名入侵朝鲜，史称“丙寅洋扰”；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美国侵略朝鲜，史称“辛未洋扰”，两次“洋扰”都被朝鲜军民击退。这固然是大院君大力加强军力国防的成果，也是朝鲜人民英勇不屈精神的体现。大院君将这两次胜利归功于锁国政策，于是国门进一步紧闭，并在全国各地竖立他手书的“斥和碑”，上刻：“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大院君发动全国群众，将斥和攘夷运动推向高潮，到处掀起国防建设。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在今天被认为是使近代朝鲜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而遭到史学界批判。但也有学者认为大院君的真实目的并非一味锁国，他其实是希望与欧美列强平等友好地交往而非被动挨打，这从他在辛未洋扰期间致美国的信便可看出：“天地之大，万方群生，含弘覆载，咸遂其性。东方、西国各修其政，各安其民，熙熙雍雍，无相侵夺，是为天地之心。苟或不然，上干天怒，不祥莫甚，贵大人岂不知此理哉？”而大院君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收拾烂摊子、充实国力之后再开放国门。

不可否认的是，大院君新政的许多政策客观来看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是维护老百姓利益的，这自然与他的身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这些仅仅建立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改革无法拯救已经走向衰亡的朝鲜王朝。虽然在“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当中，大院君领导下的朝鲜军队打败了法国和美国的军舰，但西方势力的大举东来并不是他个人能够阻挡得了的。大院君仍然固执得意，书写下“西舶烟尘天下晦，东方日月万年明”、“扫除氛祲风涛定，扶植纲常日月悬”这类的豪言壮语。但是大院君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目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十年改革不仅使朝鲜失去自主开放和实现近代化的机会，更为他自己埋下倒台的祸根。而且，大院君的改革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朝鲜王朝的颓势，由于大院君大兴土木和加强军备，向农民索要太多，咸镜道稳城、全罗道光阳、庆尚道宁海、黄海道海州、庆尚道安东等地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北部农民由于天灾和剥削，从同治八年（1869年）起不断大批逃亡中国东北，形成了最早的一批中国朝鲜族。这些其实是封建制度衰亡的征兆，并不是大院君从体制内的改革所能解决的。

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在成均馆儒生李世愚的提议下，大院君获得了“大老”的称号，因而取得了与国王相同的地位，他的威势和专权也走向了巅峰。但由于他在改革中结下的太多怨仇，以及一个出乎他意料的人物的暗中崛起，注定了大院君的迅速垮台。

兴宣大院君的倒台，正是从他亲自挑选的儿媳妇——高宗王妃闵氏开始的。闵妃是大院君之妻骊兴府大夫人闵氏的娘家亲戚，本来就是大院君的姻亲，而她于同治五年（1866年）被拣择为朝鲜王妃，更是亲上加亲。闵妃自幼知书达礼，仪态大方，大院君将闵妃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棋子，忽视闵妃存在。此时高宗宠信另一个女人尚宫李氏（李顺娥），并于同治七年（1868年）诞下一子，即完和君李墡。闵妃在被冷落的情况下苦读诗书史籍，获得了宫中的同情，也最终得到高宗的垂青。闵妃得宠后多次怀孕，但其结果不是流产就是夭亡，其中一次还被认为是大院君送来的山参引起的。而大院君为了巩固王权，要求早早确立世子，并主张立李尚宫之子李墡为世子。这自然使闵妃与大院君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闵妃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不仅把自己家族骊兴闵氏凝聚起来，还联合了早先被大院君排挤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甚至笼络了大院君之兄李最应（兴寅君）、大院君长子李载冕等人，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等待时机，有朝一日推翻大院君。

同治十二年（1873年），大院君被封为“大老”，声势如日中天；而闵妃则又一次怀孕，并与自己的族人闵升镐、闵谦镐等人酝酿推翻大院君的计划。时机很快来了：这年十月，在儒林中享有很高名望的崔益铉，恢复官职后就马上呈上了弹劾上疏，向大院君的改革政策挑战。崔益铉的上疏按照惯例先呈送到云岘宫。大院君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把上疏又转呈给国王。因为他认为国王肯定会驳回上疏并严惩崔益铉，但是，国王高宗看到上疏后非常高兴，并给崔益铉升了官。

原来高宗之所以敢这样做，背后都是闵妃的怂恿和撑腰。高宗和闵妃一方面挑战大院君的同时，另一方面密召崔益铉，让他再次上疏弹劾大院君，以促成高宗的亲政（实为闵妃的掌权）。崔益铉的第二次上疏直接提及大院君，抨击其种种失策，并称“任事之臣（即大院君）壅蔽聪明，操纵威福，纲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明确要求“若其不在其位，而惟在亲亲之列者，只当尊其位、厚其禄，勿使干预国政”。这显然是对大院君的所有政策以及背后集团的总弹劾。此举极大震动了朝鲜朝野，洪淳穆组织了大院君麾下的主要骨干到高宗那里去请旨杀崔益铉。高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但在闵妃及她联合的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反大院君势力的压力和鼓动下，十一月五日，高宗宣布“亲政”，不准大院君入宫干预政事。大院君自然不甘心就此打住。他让洪淳穆等人集体辞职，欲架空朝廷。但却正中闵妃的下怀，她的党羽被迅速安插到朝廷各要害部门，势力大肆扩张。大院君最终在闵妃发动的宫廷政变中失势，其十年势道也在儿媳闵妃的挑战下一夕之间结束了。由于高宗李熙生性懦弱，政权实际掌握在闵妃外戚集团手中。

大院君失势后，被迫离开京城，蛰居于三溪洞别庄、杨州直谷山庄和德山城疏（南延君墓地）等地。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敌人——闵妃在政变不久后生下儿子李坧，出生1年后被册封为王世子（后来的纯宗），她的统治地位因而完全巩固。但大院君归政隐居后，表面上“日与韵士唱和消遣”，实际上并不善罢甘休，仍然试图干涉朝政。所以他的亲信采取种种手段报复闵妃集团。大院君下台不久后，景福宫就发生了爆炸事件，四百多间殿阁被烧毁；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闵妃之兄闵升镐与闵妃生母韩昌府夫人李氏在家中被炸弹炸死；光绪元年（1875年）十一月，领议政李最应（兴寅君）的宅邸遭纵火。这三次的“火贼”被认为是大院君党羽、前庆尚道兵使申哲均。虽然在审理申哲均的过程中并没有牵扯到大院君，但大院君更为闵妃所仇恨。与此同时，儒生们则认为高宗对大院君不孝，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起不断上疏要求高宗敦请大院君回京。高宗在闵妃的撑腰下，对这些人毫不客气，将李汇林等上疏者发配荒岛，并宣称：“此是间人骨肉者，煽动内外，眩惑人心者也。自今以后，若有更为伏阁者，当以极律磨炼”。但是在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仍有儒生赵忠植等4人冒死上疏，请求大院君还京。高宗一怒之下，下令将这四名儒生全部处斩，结果遭众臣多次力谏反对，大院君也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入京，对高宗说：“儒生等为我父子上疏，欲杀此辈，可先杀我！”高宗和闵妃不得不和大院君达成某种妥协，将这四名判死刑的儒生改为流放，并同意大院君回到京城云岘宫居住。

翁媳之间的斗争仍在持续。大院君在闭关锁国的同时，日本却进行明治维新，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并以“征韩侵华”为扩张目标。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日本使臣黑田清隆、井上馨率7艘军舰前往江华岛，以上年八月的云扬号事件为借口，逼迫朝鲜与其签订条约，打开国门。闵妃集团本来就倾向于开放，又畏惧日本的武力威胁，准备同意日方提出的条款，与日本缔约。这意味着对大院君制定的锁国路线的全面放弃。大院君又上书抨击闵妃集团的妥协卖国行为，要求与日本一战。他还派人前往江华岛，诘责申櫶等谈判官员，企图阻止朝日建交。但闵妃集团自然不加理会，于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大院君对高宗和闵妃遂更加失望。

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一书在朝鲜披露。书中提议朝鲜要与中国、日本、美国联手对付沙皇俄国的势力，这虽然为闵妃集团所赞同，却引起了朝鲜人民的反对，儒生因此掀起“辛巳斥邪运动”。大院君的党羽安骥泳等人利用社会上对朝廷不满的情绪，趁机图谋发动政变，打倒高宗和闵妃。大院君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但他的庶长子李载先却成了安骥泳计划拥立的新王。后来因人告密而失败，安骥泳等人被凌迟处斩，李载先在流放济州岛的过程中被赐死。但大院君本人又没遭牵连，逃过了一劫。这件事情平息后，大院君亲自策划了一场更大的复辟行动。

光绪二年（1876年）朝鲜开港后，闵妃集团就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军事上的改革。光绪七年（1881年）朝鲜组建新军——别技军，令大院君时代的旧军人十分不满。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九日，朝鲜的旧式军人终于无法忍受新旧军悬殊的等级待遇，加上拖欠13个月的军饷，因而发动了“壬午兵变”。大院君暗中的煽动和指挥对这件事的爆发起了重要作用。以大院君为后台，金长孙、柳春万为首领的旧式军人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动。暴动军人成功地抢到了应得的军饷，并歼灭别技军，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不少日本人，迫使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其间不少汉城市民加入暴动队伍，迅速由“兵变”转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民变”。起义士兵和市民冲进了王宫——昌德宫（1874年景福宫火灾后王室搬回昌德宫）。李最应（兴寅君，大院君胞兄）、闵谦镐等闵妃集团大臣被杀。闵妃化装成宫女，历尽千辛万苦逃离了王宫。起义士兵和市民拥戴大院君入宫。高宗被迫下旨“自今大小公务，并禀决于大院君前”。大院君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第二次上台。

大院君通过兵变上台后，打击外戚势力和腐败官吏，废除闵妃集团执政时的一切措施，恢复锁国政策，还不顾高宗和一些大臣的反对，宣称闵妃已“死”，煞有介事地为她举行国葬。日本军队借口使馆被焚、侨民遇害，趁机出兵朝鲜，企图干涉朝鲜的内政，获得更大的权益，由此引发了一场国际纠纷。闵妃逃到忠州长湖院，也暗中联络高宗，告知她还活着的消息，随时准备复权。大院君的新政权在内忧外患下并不稳固，面临着立刻倒台的危险。

果然，出使中国的闵妃集团官僚金允植请求清廷出兵朝鲜来对抗大院君和日军。清朝本来就想加强对自己仅存的藩属国——朝鲜的控制，这次正好应闵妃集团的请求出兵朝鲜。朝鲜领选使金允植和问议官鱼允中多次向清朝指出大院君是壬午兵变的“祸首”，暗示将大院君逮捕。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二日，清朝派出的3000军队在吴长庆和马建忠的带领下抢在日军之前进入汉城，并设下诱捕大院君的计划。马建忠先拜访了大院君，表示清朝不会逮捕他；等到第二天大院君回访时，清将吴长庆先和大院君喝茶，大院君立刻察觉事情不对，在笔谈中对吴长庆说：“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中国西汉时汉高祖刘邦为了擒拿楚王韩信，便假装声称去云梦泽巡游。韩信中计，前去迎驾，结果被捕）在一旁的袁世凯见此情形，立刻逮捕了大院君，将其塞进轿子里并转运至中国军舰中。其后大院君的儿子李载冕也被捕了。清军又进攻起义士兵营地，抓获了170多人，并将其中11人处以死刑，其后又处死多人。壬午兵变终于被清朝镇压下去，大院君的第二次上台仅过33天便转瞬即逝。

不久之后，闵妃回到宫廷，重新执掌政权。而大院君则被强行用军舰载往中国天津，在那里候旨发落。据说大院君被捕起初既悲且恨，对中方颇有抵触，“在船颇切危惧， 食物概不入口”。而他在船中写下“有意山川依故国，无边江海是吾家”之句，流露出他此时在惆怅中的豁达情怀。后来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表示，不管到哪里，我的心中都不会有烦恼。千万不要疏于家里的事情和对子女的教育，大凡是天命。七月二十三日，在老家合肥丁忧守孝的清朝实权人物李鸿章奉命驰回天津，向清廷上奏称：“（大院君）积威震主，党羽繁多，业与国王王妃及在朝诸臣等久成嫌衅，倘再释回本国，奸党构煽，怨毒相寻，重植乱萌，必为后患。届时频频天讨，宽典转不可屡邀。况兹贫弱小邦，变故亦岂堪再遇？是昰应不归，犹可保其众，安其国，全其父子；昰应一归，则父子终伤，必至害于家，凶于国而后已也。”于是慈禧太后下旨，将大院君安置于直隶省城保定，永远不准复回本国。

大院君在保定府旧清河道衙署居住，受到了优厚待遇，但清廷对其出入防范甚严。而高宗也常派官员前去探望，并多次请求清廷将大院君释放。甚至在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发生的“甲申政变”中，开化党新政府的政纲第一条就直接是“大院君不日陪还事”。因此，清廷注意到了大院君在朝鲜享有的威望，便对其有了释放的想法。而被软禁保定的大院君并不领高宗之情，相反与高宗和闵妃不共戴天。此时闵妃集团开始与清朝离心，再加上其在德国顾问穆麟德的挑唆下，转欲联合俄国，摆脱清朝。于是引发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清朝更加感到释放大院君回国以牵制闵妃的急迫性，于是李鸿章便先派人与大院君交谈。谁知大院君在与清朝官员交谈的过程中竟主张废朝鲜为行省，要求仿元朝设征东行省例，派大臣监国，称“本国百口同然，如闻此命，大小必手舞也。”大院君如此“卖国”举动，李鸿章自然“太觉奇崛”，但还是最终下令将他释放回朝鲜。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八月，大院君结束了三年的软禁保定生涯，在清朝驻军首领袁世凯的护送下回到朝鲜汉城。大院君从中国回到朝鲜，意味着他与闵妃新一轮的权力争夺开始了。但这次大院君明显处于下风。闵妃集团知道清廷释放大院君就是为了牵制自己，因此大院君回国前后，闵妃集团就极不情愿，不断阻挠；等到大院君回到了朝鲜，受到万千百姓的夹道欢迎，更引起闵妃集团的警惕和不安。高宗虽亲自前往崇礼门迎接大院君，但父子相对无语，在场人无不惊骇，可见当时高宗与大院君的父子感情淡漠到何等程度。高宗和闵妃表面上尊崇大院君，实际上却将他幽禁在府邸云岘宫内，派兵对其严密监控，严禁政府官员与大院君交往或私通信件，并借口惩治壬午兵变余党，杀大院君亲信数十人，使大院君动弹不得。光绪十二年（1886年），发生了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中朝关系降至冰点。袁世凯在给国内的电文中主张中国派兵废除高宗，另立李氏贤者。而背后则是大院君与袁世凯相勾结，准备废掉高宗，将大院君长孙李埈镕拱上王位。这件事后来没有实现，闵妃也加强了对大院君的迫害。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夏之交，云岘宫发生炸弹爆炸事件，炸弹爆炸时大院君正好外出散步，所以侥幸躲过一劫；接着又在李载冕和李埈镕的居室下发现了未爆炸的炸弹。此事多被认为是闵妃集团所为。尽管此时的大院君处处受闵妃牵制，但其心不死，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东学党起义。由全琫准领导的起义军以“逐倭灭洋”、“尽灭权贵”相号召，先后在黄土岘和长城郡战胜官军，并在四月二十八日一举攻陷全罗道首府、朝鲜王室“龙兴之地”——全州，这使朝鲜政府大为震动。不仅如此，京城里还风传大院君和东学党早有勾结，里应外合推翻朝廷。于是高宗和闵妃更加惊恐不安，一面加紧对大院君的监控，一面急忙请清朝出兵扑灭起义。而一直想在朝鲜半岛与清朝决一死战的日本早就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准备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在清朝出兵朝鲜的同时，日本也借口保护使馆和侨民调动比清军更多的军队到朝鲜，清日两军在朝鲜形成僵持对峙的状态，战争阴云密布在朝鲜半岛上空。日本为了寻找战争的借口，便分别向清朝和闵妃集团政府提出了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均遭拒绝。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便决定先除掉闵妃集团把持的朝鲜政府，再与清朝开战。而他们选择扶植的傀儡，恰恰是大院君。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凌晨，日军混成旅突袭景福宫，并与光化门前的朝鲜守军发生激战。同时，大鸟圭介派书记官杉村濬等在大院君侍从郑云鹏等人的引导下进入云岘宫，请求大院君即刻进宫主政。但大院君似乎不为所动，随后与大院君私交甚笃的冈本柳之助进入室内，做出剖腹自杀状以威胁大院君入宫，引起了大院君的恐慌，杉村等人趁机再次竭力劝大院君入宫，大院君遂有所松动，但要日本人做出保证才能同意，于是杉村濬用汉文立书保证道：“日本政府之此举，实出于义举，故事成之后，断不割朝鲜国之寸地”。由此可见，大院君的入宫带有被胁迫的因素，而这种不和谐的因素也埋下了后来大院君与日本冲突的种子。

同日午前11时左右，大鸟圭介与大院君分别进入景福宫，高宗下阶相迎，大院君见高宗后与他执手对泣。大院君指责高宗失政，高宗也一再表示忏悔，两人互相搀扶走入宫内。与此同时，大院君还一度原谅了“垂泪认罪”的闵妃。随后高宗下了一道“凡今庶务，遇有紧重事件，先为就明于大院君前”的教旨，把国政完全交给大院君。就这样，大院君凭着农民起义和日军入侵，第三次掌握政权。

大院君第三次上台执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算闵妃集团。大院君下令将闵泳骏、闵炯植、闵应植、金世基、闵致宪等闵妃集团高官悉数罢黜，有的甚至流放远方恶岛。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偷袭朝鲜丰岛海面的中国运兵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同日大院君政权表态“朝鲜从此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请日军代为驱逐驻朝清军。六月二十五日，又组成了以金弘集为首的的亲日政府，称军国机务处，并开始断行甲午更张，开启了朝鲜的全面近代化改革。

实际上，此时的大院君不过是日本的傀儡而已，实权掌握在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开化派手中，而其中包括与清朝断交、进行内政改革乃至镇压东学党等种种行为都是在日本的指使下进行的，并非出自大院君的本意。他与日本貌合神离，同开化派的矛盾也逐渐激化，特别是金弘集组建军国机务处以后，大院君实权旁落，更是极力试图从开化派和日本人手中夺取政权。他先任命自己的孙子李埈镕为内务协办兼亲军统卫使，让其掌握人事权和兵权，不断阻挠甲午更张的改革事业。同时，大院君秘密向驻平壤的清军传递日军情报，企图里应外合驱逐日本人。但随着清军在平壤战役的溃败，不仅大院君的反日计划落空，也因为他给清军的密信为日本人截获而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大院君见一计不成，又联络全罗道的东学农民军，让他们再度起义。然而由于实力悬殊，少量日军就迅速击垮了十万东学军，大院君的反日行动也彻底暴露，日本人恼羞成怒，骂他是一只“老狐狸”。当时，日本以井上馨代替大鸟圭介为新任驻朝公使，大院君便前往公使馆访问井上馨，向他指出日本在朝鲜采取武力手段，并且亲日政权颁布了许多与朝鲜民情不同的改革法令，已失去民心，还给他写了“汉高帝之得天下心也，先以约法三章，台执应可知也”的一行话，希望日本改善对朝政策。然而井上馨不但置若罔闻，还密谋废掉大院君。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十月二十一日，井上馨以私通平壤清军和煽动农民暴动为由，逼大院君下台。大院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执政就这样结束了。

大院君虽然丧失了政权，但仍不甘心。他对执政的开化派恨之入骨，收买了一些壮士，准备对当权官员行刺。法务协办金鹤羽首先在家中被刺死。大院君的孙子李埈镕因为刺杀金鹤羽的嫌疑，而于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三月二十四日被押送到警务厅严加拷问。时任内部大臣朴泳孝等开化党人因为前一年的李埈镕谋逆事件和这次的金鹤羽暗杀事件，要求将李埈镕处以死刑。经过大院君夫妇的多方奔走，甚至在法院门口跪坐痛哭，李埈镕才免于一死，被流放到乔桐岛。但大院君党羽金国善、韩祈锡、朴准阳、李泰容等人因为李埈镕事件的牵连而被处死，大院君的势力也就更为削弱。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四月二十九日，颁布了所谓的“大院君尊奉仪节”，事实上相当于割断大院君与外界的联系，将大院君软禁起来。大院君就这样昙花一现，从此淡出政界，再也没有掌握过政权。

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十月大院君下台以后，政权落入以金弘集、朴泳孝为首的开化派手中。此时开化派发生分裂，亲日内阁的总理大臣金弘集和内部大臣朴泳孝明争暗斗，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日军占领景福宫以后失势已久的闵妃再次抓住时机，东山再起。她对外依靠俄国，对内则凝聚朝臣中的反日力量，最终在亲日内阁的斗争中坐收渔利，于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闰五月利用朴泳孝谋逆事件而解散亲日开化派内阁，重掌大权。但当时有一支受日本人训练的新式军队——训练队是闵妃的心腹之患。闵妃任命自己的心腹洪启薰为训练队联队长，负责监视，其后又企图解散训练队。这使训练队对闵妃十分不满，而日本也对闵妃引进西方势力（尤其是俄国）进入朝鲜而十分恼火。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和朝鲜的亲日派一拍即合，决定剪除闵妃，重建亲日政权。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9月1日，三浦梧楼代替井上馨出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上任后，就积极策划暗杀闵妃的行动。当时日本已经雇佣了数十浪人，且有失势之朝鲜训练队协助，但日方仍觉得毫无借口。日本公使馆武官冈本柳之助认为最好拉拢闵妃的政敌——大院君。因为大院君在朝鲜颇有威望，且日本打出大院君的旗号，可以将按暗杀闵妃行动掩饰为大院君发动的宫廷政变，三浦也颇为赞同。由于大院君一贯反日，所以有人提出异议，三浦却说：“像现在这样放任不管，朝鲜就要逐渐被俄国夺去。大院君贪权反复，以后再研究制服他的办法，目前无暇顾及。”之后日本便向大院君求助，而大院君在闵妃弑害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

据许多史料记载，大院君不仅参与了日本暗杀闵妃的行动，而且还是日本的积极配合者。从9月底开始，日本公使馆就数次派铃木顺见、堀口九万一、冈本柳之助等人潜入孔德里别庄，劝说大院君参与暗杀闵妃的行动。大院君联想起自己与闵妃的宿怨，他第三次下台其实有闵妃的影子，而李埈镕之狱更是朴泳孝在闵妃的撺掇下制造的。而且当时大院君从云岘宫搬到汉城郊外的孔德里别庄居住，可闵妃不给大院君半粒米钱之供给，还派巡检20人守在别庄外严加监控，以至大院君不得不变卖家产以维持生计。种种新仇旧恨，让大院君最终同意参与暗杀闵妃的行动（也有一说大院君并不知道日本要杀死闵妃，而只是发动政变推翻闵妃政权而已）。10月5日，大院君当着他子孙的面，在孔德里别庄中与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的代表冈本柳之助达成了4项协议：大院君辅佐高宗，监督宫廷；内政均委托于政府，不得干涉，由金弘集、鱼允中等亲日分子组阁；将大院君的长子李载冕安插在宫廷；李埈镕送往日本留学。大院君也派使者洪显哲等多次秘密出入日本公使馆，商议入宫的计划。到八月二十日（10月8日）凌晨开始行动时，大院君策马当先，进入宫廷，先在康宁殿停顿后前往长安堂与高宗面谈。之后闵妃被日本浪人残忍杀害，其尸体在清晨用布裹着烧成灰烬，扔进池塘，史称“乙未事变”。事成之后，据说大院君还送给了参与事变的日本人19000元的“谢礼金”。

乙未事变以后，大院君又提议废闵妃为庶人，并强迫高宗让其长子、高宗之兄李载冕担任宫内府大臣。乙未事变发生当日清晨，汉城市内就遍贴大院君亲笔署名的“告由文”，人民纷纷围观。“告由文”这样写道：

“近日群小壅蔽聪明，斥贤用奸，维新之大业将中途而废，五百年之宗社一旦而危。余生于宗亲之家，而不忍坐视，故今欲入阙，辅翼大君主，逐斥群邪，成就维新之大业，扶持五百年之宗社，以安尔等百姓；尔等百姓安其堵、守其业，勿为轻动。若尔等百姓兵士有阻我行者，则必有大罪，尔等悔而无及矣！开国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国太公示。”

然而日本谋杀闵妃的行动终究暴露，他们极力打扮的大院君发动政变的假象也很快被揭穿。因为日军和日本浪人在宫廷的行动被一名美国军事教官和和俄罗斯技师目睹，两人把真相公诸于世，使朝鲜国内外大为震惊。各国公使纷纷抗议，大院君也被迫承受很大的压力。

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大院君完全是被日本逼迫而参与“乙未事变”的。大院君原本就是反日的，而且也是被日本人赶下台的，因而不可能真心和日本合作。根据日本外交官内田定槌撰写的《赴任地回忆录》披露，在事变当日凌晨，大院君犹豫不决，不愿从自家出来，一直拖到天快要亮的时候。因此冈本柳之助和堀口九万一动员士兵强行把大院君拉出来，一同前往王城。也就是说，大院君并非杀害闵妃的主动参与者，而是被日本人挟持的。日本挟持了大院君以后，便打着大院君的旗号大举侵入宫廷，大院君被塞进轿子里，也被强押到宫廷，并被迫代表日本人与高宗谈判，包括大院君与日本的协议、大院君的“告由文”都是强迫签名或伪造的。“乙未事变”真相被披露后，各国公使相继进宫询问情况，“各国公使咸谓大院君年逾七旬，精神甚健，而只如土木偶人，任人移掇；故是祸惟日本尸之，于大院君无责也”。大院君也曾向俄国和美国公使透露他被日本兵软禁在宫阙中。可见在当时大院君就是被胁迫的，而且“乙未事变”以后由金弘集组阁，大院君并未再掌权，也说明此时的大院君是心灰意懒，无心也无力把持国政。后世的许多韩国史学家采取了大院君被日本挟持的说法，比如朴殷植便将大院君比喻为赵盾（赵盾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执政大臣，遭晋灵公迫害而逃亡，逃亡期间其族弟赵穿暗杀了晋灵公，但晋国太史董狐却记载赵盾弑杀灵公，并拒绝修改。因此赵盾便背负上弑君的恶名）而认为大院君仅仅是日本人弑杀闵妃的替罪羊，同时对大院君没有力抗日本表示感慨和批评。当代韩国史学界主流则普遍认为大院君是清白的。2002年的韩剧《明成皇后》描述大院君不仅被日本挟持，更在闵妃被害以后悲痛欲绝。

综合上述信息，可以肯定日本人才是弑杀闵妃的主谋，而且大院君确实参与了“乙未事变”。不仅如此，大院君无论主动或被动参与暗杀闵妃的行动，都不大可能同闵妃和好。据史料记载，大院君得知闵妃被杀以后“拍手大笑”，而且也没有资料显示大院君与闵妃和好，联手抗日。如果是大院君主动参与“乙未事变”的话，多半是以报仇为目的，其要求掌权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始终厌恶日本人和开化派，不可能与之真心合作；如果大院君被动参与的话，也不会像电视剧演的那样与闵妃和好，甚至力图挽救闵妃并为她悲恸。可见大院君和闵妃这对朝鲜政坛的宿敌，始终没有以大局为重而达成相互的谅解。

乙未事变的真相被揭穿后，国际舆论纷纷谴责，大院君也因此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他在事变发生10天之后就迫于压力搬出了宫廷，回到云岘宫蛰居，随后又把他的孙子李埈镕送到日本去留学以避嫌。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俄馆播迁”以后，大院君离开了汉城，隐居在郊外孔德里别庄中，朝鲜政府于2月13日恢复了前一年四月颁布的“大院君尊奉仪节”，对他实施软禁措施。光武元年（1897年）中国驻朝总领事唐绍仪曾向本国报告道：“乙未八月闵妃被戮，王疑其父串通倭所致，怨恨益深，遂标兵数十名榜于其门前，凡遇有与昰应府内往返者，均严加审讯，方许出入，本年六月间又派巡查十名守垣内。昰应大怒，每人杖一百，即时入宫见其子，谓：u2018乙未以前闵妃未死，尔之疑我，知系为妻蛊惑，今之派兵防我，设巡查于我庭前，殊不可解。尔无父母耶？抑我无妻室耶？倘尔疑我为逆党，即请杀之，何致竟设巡查于内室耶？但自今以后，勿谓有本生父母！我已八十老人，将去黄泉，亦不与尔相见！u2019等语。王闻之不觉泪下，请息怒，及许严责总巡官。昰应不听，乘怒而归。嗣后该巡查经已撤去，惟尚有暗查密探于其府之左右近地。”就这样，大院君在孤寂和抑郁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

大韩帝国光武二年（1898年）2月22日（农历二月二日），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在孔德里别庄我笑堂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大院君临死前，对身旁的李载冕说：“我得谒主上，死且不恨，何为而可？”就这样说了三遍，然后又说：“驾不动乎？”到戌时就“长噫而绝”了。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幕无不伤感呜咽。5月25日，高宗皇帝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与其妻骊兴府大夫人闵氏合葬在坡州郡的大德园。但高宗没有出席大院君的葬礼。尽管高宗对大院君有许多怨言，然而当他在高楼上看见大院君的送葬行列逐渐远去消失时，禁不住痛哭失声，“声彻于外，人以为犹有天伦之感”。隆熙元年（1907年）8月26日，纯宗为其祖父兴宣大院君上尊号为“大院王”，又赠谥号“献懿”，称“兴宣献懿大院王”，并在坡州专门为他修建一座墓园，称“兴园”，将大院君单独移葬至此（1966年迁葬京畿道南杨州市）。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不过有一点是公认的，就是李昰应为人果断，个性极强，与闵妃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埋下了朝鲜亡国的种子。与大院君处于大致相同时代的人对大院君的评价虽然有肯定和否定之分，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惜”字。学者黄玹这样评价大院君：“乃云岘者，流涎壮金（壮金：即安东金氏）之富贵，一朝得志，淫侈骄狼，猖狂自恣，视壮金而又过之。斫伤元气，结怨黔黎，徒以穷心土木，左袒色目，为十年事业。呜呼！时耶？运耶？千载之下，亦必有叹息痛恨于斯者。”同时又对他的一生总结道：“昰应十年秉钧，功罪参半。甲戌（1874）后，与明成仇隙日深，濒危者数，杜门十数年。每国家有变，辄为众所推挽，屡起屡踬，汔可自艾，而恩仇一念，至死不变，故人少之。然年高饱经历，名闻外国，朝野倚为大老。及其死，远近震悼。”可见纵使大院君生前犯过许多错，在当时仍有极高的威望。

著名文学家金泽荣则评价大院君说：“大院君才气过人，虽千百人，一闻其姓名，终身不忘。用事十年之间，救弊为多，然不学无术，闇于大体，乐权势，好轻侠，睚眦必报。尤于伦纪之变，处之不善，使国脉凋伤，人惜之。”史学家朴殷植在肯定大院君执政时“府库充溢，军饷裕足，近民之官必择廉白，小民安业”的同时，也指出：“大院君几乎能国矣，而惜其学不国矣。……大院君刚猛果敢，风驰电掣。制合变通，则旧例不足存；事属断行，则人言不足恤。如排除权戚、霹破门阀、革军布、撤书院之类皆出于卓绝之毅力，累世习惯之铜柱铁壁，触手而碎，真政治上大革命家也。……惜无其学，治内则私智自用，动多过举；对外则排斥为主，闭锁自瞎，卒乃变生肘腋，祸烈于国，半岛中兴之运遂不复焉。呜呼！惜哉痛史始此。”

清朝大臣李鸿章在壬午兵变后用“凶狡”二字来评价大院君，认为他祸国殃民；但到两年后甲申政变后不得不承认“昰应柄国十年，虽举措间有贪暴，而操纵尚能自如，其才气实非朝列所及”。由此可见大院君的评价充满矛盾，这充分反映了大院君这个人物本身的复杂性，并非是一两句简单的评语所能盖棺论定的。

当时的欧美人对大院君的评价则多针对其气质和性格，英国著名旅行作家伊莎贝拉·伯德·毕晓普写道：“我曾见过大院君，那时他虽已老，而充满活力与充沛精力的姿态，锐利的眼光，以及精力旺盛的行动，这些都是给我深刻的印象。”美国的胡默·赫伯尔特对大院君的评价是：“他是具有坚强的个性和傲慢的气质的人物，老百姓虽然憎恨他，但同时永远尊敬他，实际上他是登上近代朝鲜政坛的强人。当他遭到不论道德、经济、政治的问题还是亲族间的问题，不管多么艰难，不顾一切只向自己想要的目标推行到底，他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在于他具有这种不屈不挠的斗志。”英国记者麦肯基亦评价道“大院君无疑是当时在远东最值得注意的人物之一，他身高约5英尺6英寸，腰板挺直，精力充沛，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灰色眼睛，是一个统治人民的真正领导者”。

到了现代，史学界对大院君的评价仍然有较大争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史学界对大院君以否定为主，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通史》中评价大院君“是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者”，“他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使朝鲜继续停留在落后的封建阶段，挽救摇摇欲坠的李朝封建统治制度”。又批判他在“乙未事变”中成了日本杀害闵妃的积极协力者，称他“曾几何时还顽固地坚持锁国政策……可是，却把这一切都抛至九霄云外，摇身一变堕落成为引狼入室的卖国贼和外来侵略者的走卒，犯下了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罪行。”但又对加强国防的政策表示肯定：“大院君加强国防的措施……顺应了朝鲜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势力的爱国斗争要求，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主体思想”确立以后的朝鲜对大院君的评价有所变化，更强调他守护国家的功绩，认为“作 为一个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改革或革命的封建国家来说，大院君的封建改革与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维护了国家的独立。”

韩国史学界对大院君的评价则褒贬不一，有的否定大院君，认为他的整顿传统秩序、加强专制王权的改革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了韩国的近代化之路，因此称他为“保守的实用主义政治家乃至反历史的保守政治家”，尤其对他的锁国政策痛加批判，比如学者柳国铉认为“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并非是在洞悉世界潮流的基础上所制定的对应，只不过是迫于形势的发展而做出的反应。尤其是大院君将艰难击退西洋人，暂时克服洋患视为独善其身的方法，从而更加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鄙视把外界的人和文物都认定为野蛮的敌人和有害的东西，这是大院君的一大错觉和局限。”他指出，“如果大院君能够以纵观世界与历史的慧眼，合理地实施对外政策，则不至于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韩民族经历那么多耻辱和痛苦。”另一种观点则对大院君表示肯定，认为兴宣大院君执政时期，可从抵抗外势侵略、保护国家主权的努力中看出近代民族国家的性质；正因为在此期间对传统社会的弊端进行果断的改革，从而为近代转型准备基础，促进了朝鲜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进程。比如韩国早期著名历史学家李瑄根、曹直亮等评价大院君是“近代倾向的改革家乃至独裁者”。近来有韩国学者认为，对大院君的批判都是受了日本殖民地史观的影响，理应对大院君重新评价。比如延甲洙透过分析大院君与西洋各国接触的事实，指出大院君并非简单的锁国主义者，他实际上主张在强化国力以后自主开放，而反对的只是欧美对朝鲜的无理侵略而已，因此在特定条件下的锁国政策是兴宣大院君面临民族危机所采取的果断的政策。当代韩国史学界代表人物李泰镇更是指出对大院君的否定都是日本的故意诋毁，以此来衬托日本使朝鲜“开化”的“功绩”，对大院君最先使用“锁国”一词的就是日本人，因此这种殖民地史观需要彻底的批判。

大院君的玄孙李清曾出资建立石坡学术研究院，整理大院君的相关史料，并于2005年出版了《兴宣大院君史料汇编》（共4卷）一书。主持编辑工作的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权锡奉表示：“做编辑工作的同时认识到大院君的一生充满荣辱和戏剧性，再次感悟到解读他本人并非易事。”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是一名书画家，尤其擅长画兰花，由于他自号“石坡”，所以他画的兰花有一个专门的名称——石坡兰。据黄玹所著的《梅泉野录》记载，在景福宫重建期间，由于财政困难，大院君不得不大量抛售自己绘制的 兰花图以敛财，不惜贱卖出售，甚至市面上出现了大量赝品。

大院君被软禁在中国保定府期间，由于他善画兰，故中国士绅多往索之。时人张一麐因其父在直隶做知县，“奉委监守朝鲜大院君差”，故张一麐得以随其父出入大院君拘禁之所，并曾向其“以扇乞画”，大院君题画后落款称“某某雅士”。但还闹了个笑话，有人乞画，大院君问身边的华人给事什么是尊称，对曰“老爷”，于是他的题款就写“某某老爷”。（“老爷”是中国的奴才对主人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