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1922~2002年）云南人，生于南京，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中国数学家熊庆来之子。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中国数学家熊庆来之子。熊秉明集哲学、文学、绘画、雕塑、书法之修养于一身，旅居法国50年，无论对人生哲学的体悟还是对艺术创作的实践，都贯穿东西，融合了中国的人文精神。

1922年　生于南京，父亲熊庆来，数学家，时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927年　父亲受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随家迁北京，住清华园。

　　1937年　初中毕业于燕京大学附中。父亲任云南大学校长，随家迁居昆明。

　　1939年　考入西南联合大学。

　　1944年　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

　　1947年　考取公费留法。巴黎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一年。

　　1948年　转习雕塑，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索比克（Saubique）教授石雕教室。 进入茹里安画院（Academie Juhen）纪蒙（Gimond）教室。

　　1949年　在大茅舍画院（Academie de la Grande Chaumiere）查德金（Zadkine）教室学习。 重返纪蒙（Gimond1）教室。

　　1950年　进入高等美术学校积尼俄（Janniot）纪念碑雕塑教室，制作《纪念殉难者》。

　　1952年　参加法兰西艺术家沙龙，《少女体》获铜质奖，《王纪音像》获“艺术家之友”奖。 参加“无名政治囚犯纪念碑”国际设计征选。参加秋季沙龙。作《孕妇》参加哥东（Coton）艺术奖，获第二名。在积尼俄教室制作《逃奔的母亲》。

　　1953年　开始《父亲头像》（1992年铸为铜像）。焊制铁雕《嚎叫的狼》。《逃奔的母亲》送巴黎秋季沙龙。瑞士苏里士波德默画廊个展。

　　1954年　《铁丝鸽》送五月沙龙展出。《嚎叫的狼》送青年雕刻沙龙。

　　1955年　《乌鸦》参展五月沙龙。十一月在奇伦举行水墨个展。

　　1956年　《山雀》送五月沙龙。五月在洛桑（Lauzane）举行水墨个展。开始和巴黎前卫画廊伊丽丝·克蕾（Iris Clert）合作，举行铁雕个展。九月在日内瓦美术馆举行水墨个展。

　　1957年　在伊丽丝·克蕾画廊举行雕塑个展。《乌鸦》送五月沙龙参展。

　　1959年　《水牛》送五月沙龙参展。九月在伯尔尼个展。

　　1961年　在苏里士大学教授中国哲学课程。

　　1962年　任教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苏里士波拉格画廊（Suzaune Bollag）铁雕个展。获Brown 大学Howard奖金。参加巴黎工艺美术馆举行“物品”（Objet）展览。《迈行水牛》送青年雕塑沙龙，获沙龙年奖。

　　1964年　住苏里士乡间，雕刻之外作水彩和水墨。

　　1965年　参加巴黎“人的形象”（Forme humaine）雕塑展。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建筑学会展览“有生命的墙壁”（Mur Virant）。

　　1966年　参加历年胥司（Susse）奖展览。

　　1967年　作黑白两色油画。

　　1968年　世界普遍性青年运动，法国各地大学展开教育改革，在巴黎大学开设书法班，担任此课直至退休。

　　1969年　瑞士伯尔尼米勒画廊水彩个展。出版《在阴影中》诗画小册。父亲在文革中受冲击逝世。

　　1972年　印诗集《教中文》。第一次返国。

　　1973年　法国巴雷索六人展。

　　1974年　送《虎》参加巴黎新写实沙龙（Salon de la Realite Nouvelle）。伯尔尼米勒画廊水彩个展。

　　1975年　瑞士艾格里索（Eglisau）个展。

　　1976年　制作雕塑人像。

　　1977年　制作《恶脸狗》两座。

　　1978年　制作雕塑人像。

　　1979年　在北京塑《母亲像》。

　　1980年　瑞士伯尔尼米勒画廊水彩个展。通过博士论文《张旭与狂草》。

　　1981年　被推选为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系主任。

　　1982年　参加巴黎“宗教之间对话”会议。

　　1983年　获法国教育部棕榈骑士勋章。参加“巴黎华裔艺术家展览”。出版《关于罗丹——日记择抄》（台北雄师美术）。

　　1984年　法国教育部任命为大学教授。《关于罗丹——日记择抄》获台湾中国时报散文奖。出版《张旭与狂草》（法文，编入法兰西学院高等汉学研究所丛书）。为楚图南塑像。 陪同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德·拉·巴斯谛德到中国访问，并与北大、南大、北京外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等校签定合作计划。

　　1985年　出版《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香港商务）。出版《展览会的观念——或者观念的展览会》 （台北雄狮美术）。在台北雄狮画廊举行个展“展览会的观念——或者观念的展会”。参加台北中国时报诗奖评审。在北京举办“雄狮画廊举行个展“展览会的观念——或者观念的展览会”。参加台北中国时报诗奖评审。在北京举办“书技班”。

　　1986年　出版《诗三篇》 （台北当代丛书）。

　　1987年　在昆明举行个展：《回归的塑造》。

　　1988年　在北京举行《画艺班》。焊铁《鹤》被选入汉城奥运会雕刻公园长期陈列。参加法国诺维尔市（Nevers）《两千年世界动物雕刻展》。

　　1989年　参加台湾国家建设讨论会。自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二十八年后退休。 母亲在昆明逝世。

　　1990年　与画家茹小凡诲人合作版画诗画。

　　1992　在北京举办《画道班》。携父亲铜像两座回国；一座赠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一座赠云南大学。参加《熊庆来纪念文集》《熊庆来传》之编纂。参加法国郎布叶市 （Rambouillet）《国际动物雕塑展》。

　　1993年　参加北京国际画法交流大展。

　　1994年　在新加坡斯民画廊与吴冠中、朱德群合展。参加台北飞元画廊《巴黎旅法华裔艺术家》 展览参加巴黎台北新闻文化中心《旅法前辈艺术家作品展》。参加高雄市立美术馆《书法之美》展览。参加台北《国际书法邀请展》。

　　1995年　台北飞元画廊举行雕刻个展。参加玄门《现代雕刻五行展》。参加韩国国际书法大展。

　　1996年　台北飞元画廊举行绘画个展。参加东京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1997年　参加巴黎《中国现代艺术展》。参加摩洛哥拉巴特《中国、日本、阿拉伯书法展》。参加吉隆坡《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1998年　受北大旅欧校友会之委托制作不锈铜鲁迅浮雕像为北大百周年校庆典礼，此像放置北大新图书馆内。中国现代文学馆委托制作鲁迅像。

　　1999年　《熊秉明的艺术--远行与回归》展览，巡回北京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云南昆明市博物馆，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高雄山美术馆等地展出 。

　　2002年12月12日 病逝于法国巴黎，享年80岁。

早期主要制作大型写实雕塑。20世纪60年代起，以水牛为主题制作铜塑。著有《张旭与草书》（法文）、《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关于罗丹枣日记译抄》、《诗三篇》、《展览会观念或者观念的展览会》、《回归的雕塑》等书，多次在世界各地举办大规模雕塑、绘画展，许多作品被国际国内学术机构及博物馆收藏陈列。熊秉明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其思想和论著对于建设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意义重大。

　　《张旭与草书》（法文）、 《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关于罗丹枣日记译抄》、 《诗三篇》、 《展览会观念或者观念的展览会》、《回归的雕塑》《看蒙娜丽莎看》等书

　　多次在世界各地举办大规模雕塑、绘画展，许多作品被国际国内学术机构及博物馆收藏陈列。

　　熊秉明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其思想和论著对于建设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意义重大。

作者：梁扬

　　大约15年前，熊先生以一本在香港出版的美学专著《中国书法的理论体系》享誉海内。其时，书法热、美学热在内地方兴未艾，熊先生以此身不在“此山中”的超然，以挟西风研究国粹的方法，使内地艺术界耳目为之一新。

　　去年5月至8月，熊先生相继在北京、上海及老家云南举办了他的个人艺术巡回展。此前，他的两位挚友，赵无极、朱德群也有过类似的展出。与这两位画家不同的是，熊先生没有选择使之成名的雕塑作相对集中的展示，而是做了一个集雕塑、绘画、书法、诗歌于一堂的综合性展览。他把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形象，置于50年心路历程的大背景下。似乎年届耄耋的塑造者，仍不急于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求载入史册，只想将半个世纪为艺的游子“日记”，通过标志，一页页检点给观者和他出发时挥别的那片土地。主持展览研讨会的，是与熊先生52年前同船负笈巴黎、而先其50年回归的老友吴冠中，让人不胜“最难风雨故人来”之唏嘘。

　　熊先生曾把他的一个展览叫做“回归的塑造”，这是我们理解他的契机。在熊先生的作品中，故土的回忆与家乡的菜园常常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说：“看到盘龙山、西山、甘蔗田，我有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仿佛细胞里、骨髓里含藏着那地方的什么原料，他们和那里的土壤、大气、水分之间有着吸引、共鸣，而相互召唤；我的细胞里、脑灰质里储存着的什么遥远的记忆资料都猛地苏醒。”这份对故土超常的敏感，使熊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他的作品中重温儿时的旧梦——菜园、村路、甘蔗田、小屋……，这部分作品多是诗、画与剪纸，似乎不仅为了创造，更像一个儿童在自己的田园里采摘青果，个中乐趣不足与外人道。他也在无意中，将创造还给了天真。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年间，熊先生做过一件与其他作品不同的铜雕《归途》，其中除了贾科梅蒂的影响，将观者自然带进马致远夕阳中“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意境。作者用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浇灌出一个历尽沧桑的游子形象。马已很瘦，依然奋蹄，马背上的人已很累，但仍执着望着日暮乡关。看了他的这件作品，我甚至对他的遗传因子DNA产生联想：1937年，熊先生的父亲——中国数学的奠基人熊庆来先生辞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的职位，历尽数月艰辛经缅、越回到老家云南，除了“服务桑梓”，是否也是“细胞记忆”的苏醒使然？

　　1947年，熊秉明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考取公费留学法国，进入巴黎大学修哲学。他爱哲学家的睿智，但更爱罗丹的生命本色，他爱罗丹始于髫年。当他走到罗丹跟前，触摸罗丹亲手塑造的一个个生命时，皈依他已不可避免。翌年，熊秉明转入法国著名雕塑家纪蒙的“纪蒙工作室”学习雕塑，从此展开与罗丹半个世纪的苦恋——他首先看重了罗丹的残破。他认为，罗丹的残缺的人体记录了岁月与苦难、人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爱欲哭笑；在他之前，从未有人如此鲜活地表现了人性的本来面目。从熊秉明的雕塑作品中（人体、头像、牛系列等），特别是千疮百孔的铜牛体上，不难发现对这种残破的参悟——某种触目惊心的残缺中，暗示着完整的生命力。因此形式也从残缺返回圆足。

　　在熊秉明的焊接铁雕作品（鹤、狼、猫头鹰及乌鸦系列）中，他更多地使用了不平衡。这时，他放开哲学家犀利的目光，在世界本源的结构元素中寻找材料。他得到一堆几何形体。在习惯上，几何总与比例与均衡相联系，这也是抽象主义中冠以“几何主义”画派的追求。

　　但熊秉明却将一堆几何铁片不平衡地焊接成接待其观念的生命形态。

　　熊秉明曾坦言：他对观念艺术有兴趣，应该使创造回归至观念。

　　这比罗丹式的向本性的回归更难于把握。答案似乎仍然在与赵无极和朱德群的比较中找到。这两位与他经历相近的画家，都以走向抽象而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与创造归宿。但这却不是熊秉明的选择。在艺术理念上，他几乎接受一切抽象主义；但在切身的表现中，他显然有意与抽象保持了距离。他只是利用了抽象的潜在因素——几何碎片。他要回归的“观念”更切近老庄哲学的“道”。他的一个个铁线与铁片的组合，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写意笔触的立体化。熊秉明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理念50年，但他的“骨髓灰质”中，却活着庄子的“相对自由”。

　　他崇拜庄子笔下那位著名的哲学屠户庖丁的话：“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也。”庖丁要表现的“道”，存在于他独特的“解牛”的过程，因而需要牛的存在；熊秉明“解鹤”当然也需要鹤的存在。他“经虚达旷”的思想，需以“日用常行”来体现。当我们反复逼视熊秉明那只翘首天际、蓄势欲飞的鹤，我们更加理解“逍遥游”的意义。

　　前年，熊先生应“旅欧北大校友会”之约，为北大100周年校庆做了一件鲁迅的头像，挂在新落成的图书馆。头像是焊接的不锈钢浮雕，只有简而又简的、不对称的几根线、几个面。吴冠中看了说：“这正是我心目中的鲁迅。”这不是溢美之词，但我确实找不出比这更高的评价。

　　熊先生为母亲塑像，历时14年。他反复打磨，似乎想让自己的岁月参加进去，去堆积母亲脸上的风霜。他说要让观念慢慢浮现。做成之后，他又用数年的时间凝视她。他终不满意，好像仍有许多观念从他的十指间漏失，从他的抚摸中挥发。中央美院雕塑系钱绍武教授感叹：“他似乎在爱抚着老人脸上的每一条皱纹”；台湾舞蹈家林怀民说：“这已不是你一人的母亲，像是所有人的母亲。”这也许正是作者在冥冥的塑造中想证明的？

　　熊秉明是一位诗意哲人，一位哲人艺术家，他在塑与焊的同时思考如何使“技”近乎“道”。艺术创造对他来说，并非目的，只是某种存在方式。因此，他最终拒绝以艺术为职业。不用说，用数十年心力打磨的作品一定是非卖品。尽管他在中国的展览广受艺术界的好评，在他作品的专题讨论会上，有专家称：熊秉明的雕塑将在艺术史上不朽。但我却很难像对旁人那样祝贺他的成功。这只是他“回归的塑造”的心路上的一个驿站，回归的目的地仍很远，回归的意义尽在过程之中。正如他自己常说的“艺术的意义远在成功与失败之外”。

作者：包立民

　　2002年12月14日晚10时半，老友邱振中来电告知，熊秉明先生已于半小时前因脑溢血在巴黎寓所逝世。邱振中是熊先生的知音和忘年交，因此能够如此迅速地从熊夫人陆丙安女士处获悉他去世的消息。邱振中知道我与熊先生交往较早，又在《文艺报》工作过，希望我能通过媒体早日把这位旅法学者和艺术家——雕塑家、画家、书法家、诗人及书法理论家不幸逝世的消息，告诉读者。可是，我尚未发稿，北京的电台、电视台却在第二天发布了熊先生在巴黎去世的消息，紧接着上海《文汇报》也在12月下旬，相继在《笔会》副刊上，用头条的巨大篇幅刊发了两位中国美术界著名人士的文章——吴冠中的《铁的纪念——送别秉明》；郁风的《巴黎都暗淡了——悼熊秉明先生》。北京和上海的新闻媒体，如此神速地报道和悼念一位海外艺术家和学者的去世，这说明了这位艺术家和学者在中国文艺界的巨大影响。

　　相识“书艺班”

　　我与熊先生相识在十五年前。1988年8月，他应《中国书法》杂志之邀，从巴黎来京作为期一周的专题讲座，吴冠中先生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也是在吴先生的推荐下，我拜读了熊先生的《回归的塑造》（台北雄狮版），拜读了他的《关于罗丹——日记摘抄》（同上版），从而对熊先生其艺其文有了一个初步印象。也可以说，我是先读其书其文后识其人。熊先生来京举办的专题讲座是《书法创作内省心理学探索研究》，简称“书艺班”。这是他继1985年开办过的研究书法基本技法的“书技班”后的第二个讲座。参加“书艺班”的学员有二三十人，多是从各地来的中青年书法家，讲座地点设在原《红旗》（现改名《求是》）杂志小礼堂，礼堂内摆放着十几张长凳长几，讲坛上放了一张三屉桌，桌上铺了一条毡毯和笔墨纸砚，讲座设施十分简陋。可是第一堂课的听讲者中却坐着谢冰岩、沈鹏、王学仲、谢云等书法界的诸多名流。

　　熊先生走上讲台，把开办“书艺班”的宗旨，开宗明义地作了介绍。他说：“书法能够成为艺术在于创造个人的风格。而个人风格的形成，或基于个人气质、个人经历与学养以及潜意识的储藏，把这许多个人生理、心理的资源发掘出来，经过酝酿，寻索塑造出一个独特而有意味的风格，这就是创作。”这段话简明扼要地道出了举办“书艺班”就是为了研讨创造个人书法风格的成因。为了考察学员的气质、经历和学养，以及潜意识的储藏，他让每个学员都按他规定的字句（例如“大宗师”等），放松情怀任意挥写，最好能达到忘乎所以的程度，有效地释放出储藏的潜意识能量。书写前，他先作示范，然后让学员一个一个上台书写，并写上自己的大名，最后他逐张观看并收在一起说，这是作业，要带回去研究分析。

　　这种教学方式，对我来说确实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他讲得并不太多，不是填鸭式，而是启发式、交流式，还不时提问让学员思考，然后再作解答。尽管对于在特定环境中随意写几个字，能否探索出一个书家的气质、经历和学养，乃至储藏的潜意识，我是心存疑虑的，但对他的这种启发交流式的教学方法和平易近人的教学态度，我是肃然起敬的。他讲解的声音不高，速度不快，字斟句酌，条理分明，逻辑严密。他虽说是堂堂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但在我的眼里，他却是一介文弱书生，个头不高，脖子却不短，上身细长，两鬓花白，微微有点谢顶，一双眼睛十分有神，谈吐机智高雅。不知为什么，第一次听课，仰望着讲坛上的熊先生，竟然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他用铁片焊接而成的雕刻——《铁鹤》。他真像一只鹤，一只仙风道骨的仙鹤！

　　两次访谈

　　出于职业敏感，熊先生的学艺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留法前，他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哲学。一年后，他又转学雕刻。一般来说，哲学长于抽象思维，而雕刻则是需要形象思维的艺术，熊先生为什么要改变初衷转系学雕刻？就这个问题，我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

　　熊先生告诉我说，他改学雕刻，原因有三。其一，他主修的是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而当时国共谈判破裂，重新开战，国民党节节败退，共产党步步取胜，眼看共产党要推翻蒋家王朝。他知道共产党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又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水火不容的两大哲学派系，考虑到今后有可能回国效劳，他毅然改系学雕刻。其二，他改学雕刻，也不是心血来潮的贸然行动，而是有一定基础的。他自幼喜欢东涂西抹，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又对雕刻产生了兴趣，曾经为他的母亲刻过一个头像，这座头像还获得了老师楚图南的赞扬，所以改学雕刻也是兴趣所致。最后一个原因与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好友吴冠中有关，吴每天早出晚归外出写生，触动了他的艺术爱好，使他雕刻技痒。

　　熊秉明改学雕刻是1948年的事。先是在纪蒙工作室学习，后来又师从过几位欧洲著名雕刻家，试做过不少头像，从事过大型纪念碑雕塑，因以系列动物为题材的铁焊作品及石膏水牛而出名。五六十年代之交，他是法国雕刻界三位著名东方雕刻家之一。可是正当他在雕刻上如日初升、渐入佳境之时，却又改行从教，供职于巴黎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汉语。“这又是为什么？”我又一次向他提问。

　　他的回答是，在国外做一名职业艺术家是很累的，也是很苦的。当年他在法国雕刻界虽已小有名气，可以在西方市场上出售作品，以此来养家。但是一件雕刻作品究竟值多少钱，很难估价。高了，觉得对不起别人，低了，又觉得对不起自己。他原本是学哲学的，与艺术界没有什么交往，也没有看见他们怎样卖画和出售雕刻作品，因此很难给自己的作品定价。那时他已经有了妻子、孩子（妻子是瑞士人），他必须挣钱养家。要养家糊口，就必须不断地生产作品，这种不断重复生产的方式，也使他很不愉快。他觉得艺术家真正的创造，必须是精心酝酿出来的东西，不能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像订货一样照着生产。后来他觉得应该另外找一个职业来养活家人，养活艺术，保护自己的创作。巴黎大学正需要一个教中文的教师，他又有资格来教，于是应聘任教，教书之余，雕刻绘画，以教养家，以教养艺。

　　“在巴黎大学教中文，实际上是向外国学生教汉语，教浅近的汉语，对于一个专修雕刻的高材生来说，是否学非所用？”我又进一步设问。

　　熊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给我背诵了一段诗：

　　十年前我站在黑板旁边。

　　我说，这是黑板，这是粉笔。

　　——我是中国人；

　　九年以前，我站在黑板旁边。

　　我说，这是黑板，这是粉笔，

　　——我是中国人；

　　昨天，我站在黑板旁边……

　　他说，他的教中文生涯，就是如此这般的周而复始。有一天，一个学生问他道：“老师，你这样教下去，厌烦不厌烦？?”他回答不厌烦。后来他扪心自问，这个回答是否诚实？他觉得还是诚实的。他觉得不断重复母语的时候，感觉这些语言非常之美，即使最简单的短句也是诗。无心栽柳柳成荫，他试着把最简单的中文写成诗，用初级的语法和词汇写了二十多首诗，汇成了《教中文》一组诗集。表面上看起来，他确实有点大材小用，但他不以为然，不厌其烦地坚持教下去，教出了乐趣，教出了感情，教出了诗（用他的话来说，是诗找上了门）。六年后，他又改教书法，历十年之功，教出了一部煌煌学术专著——《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孺子牛”与“铁鹤”

　　1999年5月，《远行与回归——熊秉明的艺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次展览，是熊秉明继在台北、昆明、上海展出后的第四站。展品数量不多，但品种不少。有诗、书法（用书法写的诗），有水墨画、雕刻。四年过去，至今历历在目，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雕刻。在十多件雕刻作品中，令我赏心悦目又刻骨铭心的有两件（组）作品，一件是《孺子牛》（又称跪牛），一组是《铁鹤》。

　　牛，是雕塑家手中常塑的题材，也是熊秉明常塑不腻的对象。他手中的牛，不是荒漠中的拓 荒牛，不是斗兽场上的斗牛，也不是牛栏里供人食用的菜牛，而是在农田里默默耕耘的水牛 。他塑造过水牛的各种神态，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头《跪牛》（吴冠中易名为《孺子牛》）。你看，它的两条前腿蜷曲地跪在泥地上，像在休憩，像在向老农倾诉，又像在等待小牧童骑上背来，不管是休憩，还是倾诉，或是待骑，它都时刻准备着，只要主人一声令下，它就会奋起身来，继续前进耕耘。难怪楚图南先生见了要题诗赞道：

　　刀雕斧碝牛成形，百孔千疮悟此生。

　　历尽人间无量劫，依然默默自耕耘。

　　展览会结束后，熊先生又应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筹委会之邀，以《跪牛》为模型，重塑了一座巨雕铜牛，老友吴冠中亲笔为这座铜雕题下了“孺子牛”三个大字，熊先生的另一位老友科学家杨振宁也欣然题词道：“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熊秉明也为《孺子牛》自题道：

　　仁者看见他鞠躬尽瘁的奉献／勇者看见他倔强不屈的奋起；智者看见他低下前蹄，让牧童骑上，迈向待耕的大地，称他为孺子牛；／他是中华民族的牛／他是忍辱负重的牛／他是任重道远的牛。

　　在展厅里，我还久久地徘徊在一组名为《铁鹤》的作品前。熊秉明塑牛用的材料多为石膏，但他雕刻鹤则全采用铁片。石膏和铁片都是较廉价的雕塑材料。从创作年代来看，最早的一架“铁鹤”做于1953年。比较下来，处女作造型较写实，手法也较繁复，后来的《铁鹤》则采用减法，不断简化，渐趋抽象。他用铁片不断焊接“铁鹤”，数量之多，不亚于他用石膏翻塑的牛群。如果说，牛是熊秉明塑不腻的对象，那么鹤则是他焊不完的题材。为什么熊先生对牛和鹤如此情有独钟呢?他的中国夫人陆丙安有一段阐述，我认为讲得很到位，现摘抄如下：

　　说来也奇怪，他用牛和鹤来表达两种极端，一种是四蹄紧扎在土地中的沉重厚实的牛，背驮着多少辛苦和负重，依然默默耕耘，就像我们每个人扎根在社会里，历经沧桑，经受风雨，依然默默完成自己作为人的角色，这是背负社会责任的入世的儒家形象；而他的鹤，没有太多的刻意经营，或者说只刻意用几条线，几片铁，便勾勒出鹤的神态。这些鹤，自由超然，飘逸空灵，无论是昂颈翘首或停立行走，都那么悠然自得，它只与天地共享大自然，看不到任何社会的烙印和感情的伤痕，这实际上是道家的境界。他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塑着，塑着，哲学就从指间滑进了雕刻。”（见《文艺报》1999年5月25日《一颗童心》）

　　牛和鹤的雕塑，象征着熊秉明身上的儒家和道家的两种哲学境界，这段话说得真好，说出了熊先生潜意识里的创作思想。我想补充一点，儒家和道家是熊秉明哲学思想中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表现在内，道家思想表现在外。也可以说，他思想的本质是儒家，而表现形式是道家。儒家和道家对熊先生来说，是交替为用，连成一体的。

　　吴冠中曾开玩笑地说过熊秉明，在艺术上光是恋爱，而不准备结婚。实际也不尽然。雕刻早在学生时代就成了他的情人，后来又成了他的专业，50年代开始“同居”，不断“生儿育女”，一直同居了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末，年近八旬的他，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铁雕了别具一格的“鲁迅”雕像，为南京大学铜雕了内涵深刻的《孺子牛》。尽管他从不标榜自己是雕刻家，但是作品是检验艺术家的试金石。以熊先生现存的雕塑（刻）作品而论，称之为雕刻（塑）名家是名副其实的。我认为，在艺术上应该名正言顺地为他与雕刻颁发“结婚证书”了。尽管迟了一些，但犹未晚也。不知吴先生以为如何？

　　里程碑式的名著

　　郁风在《巴黎都暗淡了》一文中说：“对广大读者来说，熊秉明在艺术理论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可能更大于他的作品。”吴冠中更进一步推论道：“在他众多的作品和著作中，我认为最具独特建树性价值的是《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见《铁的纪念》）

　　诚然，作为学者与文艺家融为一体的熊秉明，如果一定要把他的学术和艺术拆开来，分别予以评分的话，他在学术或艺术理论上的成就确实要高于艺术创作（包括雕塑、绘画、书法），当然也要高于文学创作（诗歌、散文）。这是不争的共识。

　　说《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最具独特建树性价值，我认为其价值就在于他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为中国书法理论竖起了一座里程碑。说它是里程碑，是说他前无古人地借用了西方美学理论和现代抽象主义的创作原理这两把解剖刀来解剖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将零星的感想式的语录式的中国书论散珠，按书论者的审美观点和哲学基础，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整理成中国古代书论的六大体系——喻物派、纯造型派、缘情派、伦理派、天然派、禅意派。这六大体系，归纳得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严密不严密，都是可以深入研究讨论的，但熊先生开宗立派地开出了这个体系，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确实功不可没。基于这个认识，我认为这部著作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名著。

　　50年前，法国的一位华裔画家朋友曾调侃过四面出击的熊秉明：“你手里只有一把米，你要喂五只鸡，怎么能喂得肥呢？”书法和书法理论，是最后才引起熊先生兴趣的两只鸡，是五只鸡外的另两只鸡。但想不到“书法理论”这只鸡却被喂得如此肥壮，如此出色。究其原因，正如他在《书法和中国文化》一文中所言：“在过去，我不曾想要下功夫学书法，研究书法理论，但是随着时日迁流，年岁增长，书法问题渐渐成为我思考的一个主要课题。这转变有一些外在原因，但同时我也隐约地意识到书法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条途径，由此切入是一捷径，并且可以接触到许多活泼有兴味的问题，有些是前人所未接触到的。”

　　从时间上推断，熊秉明在巴黎第三大学由教中文转教书法是在1968年，当年他已46岁，也就是说，他是在步入不惑之年后才下功夫学教书法、研究书法理论的。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花了十年功夫将教学心得和研究心得写成了一部煌煌巨著。成书前，他先在香港《书谱》杂志连载，反响颇好。成书后，在台湾一版再版，1999年收入上海文汇出版社《熊秉明文集》第三卷，最近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也罢，“书法核心”说也罢，都是中国书法理论史上里程碑式的名著及名论。

　　魂兮归来

　　在《回归的塑造》一书的第二章，熊先生用诗的形式向读者讲述了《远行和回归》的故事。故事中一老一少两个雅典人，老雅典人鬓发尽白，但精力充沛，驾一只旧船破帆进港而归；年轻雅典人容光焕发，披发迎风驾着轻舟出海。两船相错而过，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老雅典人说：回雅典呀，我可回来了，我走遍这个世界了，埃 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骈尼斯、西西里，什么奇迹我没有见过呢？

　　唉，走来走去，觉得还是雅典好。所以还是回来了，啊，雅典娜！

　　年轻雅典人说：什么雅典，我已经看够了，

　　这个污浊丑陋的城市，

　　市侩和官僚统治的城市，

　　你听说了吧，

　　把苏格拉底处了死刑……

　　这个地方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到开罗街头做乞丐流浪汉，

　　我也要走了……你回雅典？

　　这个故事有点像古希腊的故事，但又不全是。老年雅典人驶船回港，少年雅典人扬帆出海，一个要回，一个要出，正像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的题记中所写：城里人要出去，城外人要进来。出城与进城，远行与回归，对老少两代人来说，仿佛是一条周而复始，永远无法调和的代沟。这个代沟，两千年前的古希腊有，一个甲子前的旧中国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何尝没有?就拿熊先生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熊先生40年代去国离乡赴法留学之时，正是青春年少，奋发有为之年。他像那位年轻的雅典人那样，有感于国内的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决意出国留学。本当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服务桑梓，可是却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迟迟未能回归，欲归难归。直到80年代后，他才得以频频回国，或探亲访友，或讲学，或举办画展，或应邀创作雕刻。进入新世纪后，他回来的次数更加频繁。对于一个八旬老人来说，万里迢迢，不辞劳苦，往返于大洋两岸，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想，他主要是感到来日无多，应该争取时间，为祖国尽量多做一点文化学术的交流工作。也许读者要问，既然熊先生有服务桑梓的想法，何不索性叶落归根，定居故土，也可免旅途劳顿之苦。关于这一点，老友吴冠中有一个解释：“一个异国老人，客居海外，为祖国工作着。我认为他不如归来，就落户在嘈杂的父老乡亲中。但我没有向他建议，因这明明是徒然，人生之缘都早已被圈定。”吴先生没有劝他回国定居，是因“人生之缘早已圈定”。那末熊先生是否想过回国定居?据邱正宗告知，熊先生不仅想过，而且说过要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之间，选一处地方供晚年养老，还实地考察过，可惜最后尚未选定，却已遽归道山。

　　今年12月14日是熊秉明先生逝世周年，生前无多交往，仅以此文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