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星（1550-1627） ，明代散曲作家。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高邑（今河北元氏）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任汝宁推官，历户部主事、吏部考功、文选员外郎。上书京师地区的宦员审察，他罢黜贪官污吏，遭到讦谤，被严旨削职。光宗立，起为太常少卿，迁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天启三年（1623），任吏部尚书，被宦官魏忠贤排斥，削籍戍代州至卒。赵南星为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世以赵南星、邹元标、顾宪成比拟为汉末的"三君"，时称"东林三君"。

赵南星 - 生平简介

赵南星九岁亦有“神童”之称。父赵汝弼，岁贡，任馆陶知县。

明隆庆庚午年间，南星乡试中举人，万历二年中进士。初授河南汝宁推官，因治行廉明升任户部主事，任职期间刚直不阿。时首辅张居正病重卧床不起，朝中百官意相祷祀，唯赵南星、顾宪成、姜士昌不去。张居正死后，南星改任吏部考功主事，因厌恶结党营私，得罪尚书杨巍引疾故里。

甲申年（1584），南星起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直言上疏社会弊端，陈述救时要务，抨击危害国家的左都御史吴时来、左副都御史詹仰庇、黄洪宪，受到奸臣群起攻之。皇帝不听忠言，朝风混浊，南星再次引疾故里。

壬辰年（1592），陆光祖被解除吏部尚书，朝廷再次任用赵南星，调补吏部考功郎中。万历二十一年，南星协助尚书孙龙大计京官(考察官员)，不徇私情，不畏权贵，秉公澄太要路私人，罢免了姻亲王三友，孙龙的外甥吕癔昌，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堪称数十连考功第一。时政庭腐败，给事刘道隆拉派结伙，骗取皇上圣旨，将专权职党、贬罚三官的罪名妄加南星之头。皇上兴师问罪，经李世达等群臣疏救才免于大难，遂斥为民。南星贬官归里，闲居方茹园，课子授徒，著书立说，声望大震，与当时顾宪成、邹元标南北呼应，誉称东林三君。

天启元年（1627）熹宗即位，数次下诏，调任南星为太常少卿，左通政、太常寺卿，又诏为工部右侍郎，南星拒招，一再上疏辞免。后受众人之托，推辞不过，才领诏赴京上任。遂擢升都察左都御史，天启元年升任吏部尚书。权阉魏忠贤嫉畏南星，企图奉承拉拢，均被正色拒之，魏忠贤怀恨在心，被罢贪官崔呈秀等，投靠魏忠贤，结党营私，欺群诬贤，立阉党专政之势。赵南星与左都御史杨涟等，疏奏皇上，陈述阉党二十四大罪状。魏忠贤、崔呈秀欺君娇首，对朝中忠臣一一诬陷杀害，南星被削籍，后戍边代州，时为天启五年。

崇祯皇帝即位，诏得南星还朝。当时山西巡抚牟志奎为魏忠贤党羽，扣诏不发，终使南星未能见到诏书，含冤死于戍所，时年七十八岁。后崇祯帝钦定魏党逆案，为南星昭雪，赠太子太保，谥忠毅。

赵南星 - 创作

赵南星散曲虽有拜佛求仙、赏花观景、风情调笑等闲居无聊之作，但更值得重视的有两点：一是赵南星一生嫉恶如仇，扶正抑邪，以致宦海浮沉，艰辛备尝，对于晚明吏治败坏、官场黑暗，他了若指掌。《芳茹园乐府》中大部分作品又都写于罢官居家的30年间，所以多磊落不平之气，如套曲（点绛唇）《慰张巩昌罢官》、（点绛唇）《寿家君六十五》等，表达了他对"伤了时务，损了人民"的现实的忧虑；二是以俗曲形式写的男女恋歌，爽朗热烈，朴直清新，如（锁南枝）、（折桂令）、（喜连声）、（玉抱肚）等，都表现了他豪辣顽艳的艺术风格。正如尤侗所说："高邑赵侪鹤冢宰，一代正人也。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填歌，乃杂取村谣里谚，耍弄打诨，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百末词馀跋》）

曲作《芳茹园乐府》 1卷，有明刊本、饮虹斋刻本。所著尚有《赵忠毅公集》、《味檗斋文集》、《史韵》、《学庸正说》等。

赵南星 - 政治作为

面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政治，赵南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进行改革。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及实践，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一、振纪纲自皇帝始

明代后期，皇帝怠政庸懦，纪纲废坏，政治极端黑暗腐朽，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明神宗朱翊钧是历史上有名的懒惰皇帝。由于在册立太子问题上不能遂意，加上对政事的日益厌倦等，明神宗在亲政后长期"晏处深宫"，不理朝政，"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怠于政事。神宗怠政，对当时政治影响极坏。择要言之，其一，朝政大事因无皇帝旨意而不能及时处理，耽搁拖延，封建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几于瘫痪。其二，神宗对朝中大臣的交相攻讦不加裁断，"听其自为胜负而已"，"士大夫益纵横于下"，加剧了门户之争。其三，传统的封建伦常被破坏殆尽，纪纲废弛，吏治败坏，"贿赂日张"，"风俗大坏"。其后的明熹宗则为庸懦之主，宦官魏忠贤专制朝政，"恣威服惟己意"，朝中群小肆虐，"士习渐衰，莫此为盛"。因此，明代后期政治的败坏，很大程度上是由皇帝怠政庸懦造成的。

赵南星对当时的形势和弊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他呼吁进行政治改革。他认为，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最高统治者──皇帝改变作风，带头遵守封建纪纲。他指出，"国是"是"皇上之国是"，"惟皇上能定之"，"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纪纲也"，因此振纪纲必"自皇上始"。他认为，只要皇帝能改变作风，回到封建传统秩序的轨道上来，纪纲废弛的现象可以得到扭转，天下大治则不难达到。否则，即使有志大臣百计补救，也不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在一份奏疏中，他说："臣等虽焦心苦思，不如皇上之一念足以孚格苍穹；臣等虽敝吻燥舌，不如皇上之一言足以鼓舞四海；臣等虽鞠躬殚力，不如皇上之一举动足以维新宇宙"。在一封信中，赵南星流露出同样的思想："天下事不意如此，视我辈薄游时便如隔世。虽有曲逆梁公，缚手无策。惟在至尊一念转移，太平可立见。不者，十周公何能为也"？

认识到了明代后期政治黑暗腐朽的根源，赵南星遂力图改革，对皇帝进行劝谏，希望其"一念猛省"，顿改前非。他先后上《覆新建张相公定国是振纪纲疏》、《覆陈侍御整颓纲疏》等奏疏，要求当朝皇帝"时御朝讲，数见大臣，勤理万机，务求至当"。

确实，在封建社会中，政治改革必须从最高领导层=皇帝开始。纲举目张，只有皇帝首先改变作风，带头实行改革，才能真正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也才能取得成功。因此，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是极有远见的，不失为医治当时弊政的一剂良方。倘若明神宗、明熹宗能听从赵南星等人的规谏（当时有此主张者还有很多），改变作风，亲勤理政，明王朝日益"溃败决裂、不可振救"的趋势是可以暂时遏制的，历史发展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可以为证。但是，在一个专制皇权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除非特殊情况，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是至尊无上的，大臣对皇帝的胡作非为仅有讽谏之权，讽谏不成则无如之何。明代后期的社会状况正是如此。赵南星等人的建议被皇帝当成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这，就使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无法实施，也难以见到成效。

二、去邪用正

封建官吏是皇帝藉以统治百姓的工具，国家法令的推行、钱粮赋税等的征收等无不要通过大量的封建官吏来执行和实施。因此，封建官吏是皇权构成中的重要因素，其邪正、贤否直接关系着封建国家的治乱。历代封建王朝，为了所谓的长治久安，多采取各种措施，慎选官吏，罢黜邪佞，引用正人。

明代后期，由于皇帝怠政庸懦，"贤奸杂用"，朝中"君子"与"小人"并立。万历年间，廷臣以在"国本"之争等事件中抗谏直言和依唯皇帝明显地分为了两派，前者主张尽早册立太子，并与明神宗的胡作非为展开斗争，以顾宪成、赵南星等为代表，逐渐形成东林党。后者依唯皇帝，人数虽少，但因有皇帝和部分首辅作后台，气焰嚣张，势力很盛，先后结为齐、楚、浙等党，"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天启初年，明熹宗在东林党人的辅佐下改革弊政，大量引用正人，一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但不久，宦官魏忠贤擅权，搜罗、起用遭排击的东林反对派，"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打击、残害正直的东林党人，"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
赵南星自小接受了封建正统教育，力主为政须"亲贤臣"、"远小人"，提倡用正去邪。赵南星认为，"君子"（贤臣）在位则国家安定，天下的治、乱与君子的进用与否，即"君子之气"的"伸"、"郁"有直接关系，所谓"天下之所以治安者，君子之气恒伸也。而天下之所以危乱者，君子之气恒郁也"。生活于明代后期，他对邪佞猖獗有更深刻的体会。他分析这种情况形成原因和危害说："天下之乱，乱于容恶。容恶者，宽身保富贵之术也。人皆自容其恶，虑人之不容也，而亦容人之恶。自容而恶愈甚，人人互相容而恶日多。恶人多而善人少，善人必不见容，此孟子所谓率兽食人者也，天下安得不乱"。这是对明代后期邪佞当权的揭露和控诉。赵南星认为，要使天下大治，就必须不容"恶"，去"恶人"，与邪佞展开坚决斗争。

赵南星曾为官吏部、都察院，主管官吏的考察、任免等，因此他得以把用正去邪的思想主张用于实践中。

官吏的考核是辨别邪、正的重要依据，是决定去取的基础，赵南星对之特别重视。他抨击了当时的考核不实，指出考核者与被考核者往往彼此勾结，互相包庇，使考核徒为虚文，因此导致"贤奸杂用"，朝政隳坏。为了保证考核得实，他提出，当抚按考察后，"即将其所举、劾，令河南道发单各道，一一细加咨访，如考察之例"；在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荐举簿一扇"，每遇抚按举、劾疏至，即记录在案，以备对照，"滥举必罚"；内、外官员"互相觉察"，"若有不公不法，通同故纵，以致属下举首、百姓告发，俱当连坐"。

在考核得实的基础上，赵南星主张秉公澄汰。他在主持澄汰时，公开宣布："事有益于国家，即所当为。人有合于道义，即所当与。本无可避之嫌"。对邪佞之臣，他坚决惩处，毫不手软。早在任文选员外郎时，他就上《剖露良心疏》，所抨击者，如左都御史吴时来、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少詹事黄洪宪、给事中唐尧钦、御史蔡系周、孙愈贤等，"皆众论不予者"。万历二十一年（1583年），他与吏部尚书孙鑨主持大计，"首黜所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及（孙）鑨甥、文选员外郎吕胤昌，他附丽政府及大学士赵志皋弟皆不免"。天启三年（1623年），他以左都御史佐主京察，以故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人"先朝结党乱政"，置于"不谨"而黜之，"他所澄汰，一如为考功时"。对于正直之臣，赵南星极力推用。为吏部尚书时，他"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祚、刘廷谏亦皆民誉"。

赵南星的去邪用正思想和实践，说到底就是打击以齐（亓诗教、赵兴邦）、楚（官应震、吴亮嗣）、浙等党为代表的邪佞之臣，引用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正直之臣，因而没有摆脱当时廷臣的门户之争。但是，由于东林党人代表了维护传统封建秩序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又能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呼声，因此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和拥护。邪党人士则多属贪赃无耻之徒，为百姓所恨，为公论所鄙。赵南星作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其去邪用正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后期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心愿，故而一时颇得好评。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后，"国论大快，谓二百年计典绝调"。天启年间，他举用名德旧臣，中外"忻忻望治"。

不过，由于赵南星去邪用正实践得不到皇帝的支持，而且直接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因此难以持久，并取得实效，赵南星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前述上《剖露良心疏》后，给事中李春开"媚众纠（赵）南星"，赵南星被迫"引疾归"。前述京察后，"政府大不堪"，不久赵南星即坐莫须有之罪而斥为民。天启年间，他广引正人，"而小人侧目"，滋欲去之。给事中傅櫆遂以邹维琏改吏部而"己不与闻"，"首假汪文言发难"，劾赵南星"紊旧制，植私人"，赵南星又被迫乞休。

三、改革官场作风

明代后期，吏治败坏是政治黑暗腐朽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官吏们多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任上胡作非为，官场中歪风盛行。其一，是贪污之风盛行。大小官吏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腐朽生活的需要，任上多恣意盘剥，大肆贪污，赵南星称"今有司所在贪残，上下雷同"。其次，是"干进"之风盛行。为了谋求仕途升迁和得意，一些无耻之徒又用剥削来的钱财大行贿赂，笼络上官，甚至公开求官乞爵。赵南星揭露说："今之士人，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徇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其三，重交际、忽政事之风盛行。在法度废弛的大背景下，官吏们多置政务于脑后，把大量时间花在交际上，政府行政效率极低。赵南星描述这股歪风说：每天上午，盥栉未毕，"客已到门"，"彼往此来，踵相随属"；到了午时，交际完毕，然后入衙门，"以昏倦之余"料理公事，日日如此。

对于这些歪风，赵南星主张坚决予以扭转。

赵南星主张严惩贪官污吏。他指出，官吏的贪污盘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今士人一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问其所以，率由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是加派无已也。有司之贪如此，民安得不为盗？小盗起，而大盗随之，皆有司为之竿也"。因此，他提出要坚决刹住贪污之风。在一份奏疏中，他建议："以后秽迹昭彰者，抚按先行究问确实，而后具奏追赃"，"如有听嘱受贿、曲为庇护者，容臣等参奏重处，庶贪风渐息，而乱萌可消"。天启四年（1624年），有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还，"赃私巨万，秽声流传"。左都御史高攀龙"尽发其贪污状"，赵南星"议戌之"，"诏革职候勘"。

赵南星主张对干进之风加以遏止。首先，他提出禁止官吏间的行贿受贿，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馈送"书帕"之风。明初，地方官入京，见长官送礼，具一书一帕，称"书帕"。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地方官的进献已改为金银珠宝，但仍沿称"书帕"。官吏们以书帕形式公行贿赂，数额很大，"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赵南星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员行贿的目的，无非是营求升迁，为自己谋取私利，所谓"人人皆为吏部，财能贾爵；处处俱是傍门，面皮世界，书帕长安"。他认为，"簠簋滥则弹压轻"，因此请"戒上官毋得受守令贡献"。其次，他主张对乞官者加以严惩。其时，每当吏部主管官员退朝，乞官者即三、五成群，"如墙而遮留之"，"讲升，讲调，讲地方，讲起用。既唯阿矣，则又有遮留者，恒至嗌干舌敝而后脱"，"比至署中，则以私书至"，"不从则又为书切责之，以为违公论，必如所求而后已"。赵南星入主吏部后，"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即使这样，当时还是有个别人要以身一试：有一给事为赀郎求盐运司，赵南星即注赀郎王府，而出给事于外；知县石三畏贪，夤缘将行取，赵南星亦置之王府，史称"时进士无为王官者，（赵）南星不恤也"。

赵南星提倡官吏"以全力尽职业"，改变重交际、忽政事的行政作风。他指出，以精力充沛的午前交际，而以神气昏倦的交际后理政，恰恰颠倒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错误的。他首先在吏部进行改革。他与吏部四司官（文选、验封、稽勋、考功）约定，"每日蚤起，即入衙门，至午后公事既毕，退食私寓，乃与知交往来"，"至于会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营其职"。

此外，赵南星还抨击了官场中上官轻待下属、地方官淫刑作威等不良作风。

赵南星改革官场作风的实践取得明显成效，一批贪污、干进之徒受到了惩处，一定程度地澄清了吏治，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赵南星也更为邪佞嫉恨。当他与高攀龙议处大贪污犯崔呈秀时，崔呈秀投靠权阉魏忠贤，阴谋翻案，伺机反扑。不久，魏忠贤即矫旨责赵南星等"朋谋结党"，斥为民，寻戌代州。明思宗即位，有诏赦还，巡抚牟志夔为魏忠贤党羽，"故留滞不听归"，赵南星"终殒戌所"。赵南星既罢，昔日为其摒弃者无不拔擢，其素所推奖者率遭奇祸，"诸干进速化之徒，一击（赵）南星，辄遂所欲"。赵南星的政治改革彻底失败，他也为改革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四、健全官制

明代后期，尤其是万历年间，由于神宗怠政，对官吏不及时任免，政府机构残缺不全，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有人称"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政府机构的残缺瘫痪，使封建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闰八月，吏部尚书孙丕扬离职，神宗"久不除代"，"部事尽弛"，"其年十二月，竟废大选"。

赵南星指出，政府机构的残缺不全，使封建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导致危亡。他以家庭为例说："千金之家，必有纲纪之仆，令之召选群仆"，"群仆不备，则必有所缺"，"其家鲜有不败者"。家庭缺仆则败，国家缺官也难免衰亡，因此赵南星主张及时地选补缺官，健全官制。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等事宜，在六部中职责最重。其四司官额设十五人，但天启初仅有八人，"事多废弛"。赵南星主吏部，"不得已而就近推补，命下，即时就道，依限而至。其远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调补"。四司官补齐后，赵南星仍觉不敷行政，遂上疏请增司属，"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资序"，部司郎中等官有贤能者，"间一调之，或一处二人，以为目前蛩蟨之助"。这个建议，也得到明熹宗的同意。对于诏书起用而不愿就职者，赵南星则催其赴任，力争早日把封建国家机器纳入正常运转轨道。

赵南星催补缺官的努力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天启初年，"众正盈朝"、封建国家机器恢复正常运转局面的迅速形成，不能不说与赵南星的健全官制实践紧密相关。

赵南星对明代后期政治改革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思想主张，并勇敢地付诸实践，在当时取得明显的成效，对清明政治起了很好的作用，应予以肯定。但是，也应指出，赵南星在朝时间很短，且职仅至吏部尚书，所以他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局限于整顿吏治，而对皇帝怠政庸懦、宦官专权等无能为力。他认识不到所有这些黑暗腐朽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痼疾，彻底消除这些现象的唯一途径是打碎封建制度，这反映出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也是他改革失败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根本原因。赵南星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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