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赵菊兰结婚第二天，侯永禄的母亲就等着抱孙子了。1949年1月，赵菊兰生育第一胎，因奶水不足，婴儿生下三个多月就夭折了。此后，赵菊兰先后于1950年7月、1952年12月、1955年11月、1958年2月、1960年12月、1964年1月生下二女四子，依次取名为引玲、胜天、玉玲（或“西玲”）、丰胜、万胜、争胜。赵菊兰的丈夫侯永禄出版了鸿篇巨制“农民五部曲”。

侯永禄的《农民日记》不仅展现了陕西农村六十年的变迁，也留下了农民生活的点滴痕迹。在这些柴米油盐式的文字中，关于他妻子赵菊兰的记述虽然零碎，却勾勒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赵菊兰，是1949—1965年间千千万万个陕西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也是平平凡凡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缩影。

1. 农民日记中的农妇日常生活（作者：李巧宁 ）

劳 动

1950年冬到1951年春，路井镇进行了土改。土改后，身为基层干部妻子的赵菊兰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政府号召棉花要增产，她便和婆婆、丈夫一起粒选棉种；政府号召锄麦，她把不到两岁的孩子放在家里，跟着丈夫不歇一口气，把四亩多麦田扎扎实实锄了两遍。

1952年，侯永禄组织了互助组，菊兰也不甘落后，一日三晌地下地干活。1954年，初级农业合作社在路井乡建立，以后逐步发展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高级社全部按劳动工分分红，改变之前按入股土地和劳动工分两部分来分红的做法。这种完全按劳动分红的办法在人民公社时期除了1958年秋冬短暂的几个月之外，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解体。

为了多分红，只要有活，菊兰尽可能去做，以多挣工分。但下雨天，地里干不成活，想挣工分也没处挣。为此，菊兰1957年3月把生产队的三头牛犊拉回家来和母亲一起抽空喂养，拌草、饮水、打扫牛圈、给牲口放风……婆媳俩忙得不可开交。但令她们欣慰的是，一年下来，能多挣好几百个工分。

1958年大跃进，菊兰的劳动压力更大了：

赶上大跃进的年月，谁稍不注意，上工迟到了，便要被拔白旗，在众人面前做检讨，受批判。因而菊兰争着气，虽吊上个不到一岁的吃奶娃，哪怕自己饭没吃毕，只要上工铃一打，便放下碗，拿块馍，扛起农具忙去上工，从不拖后。她干起活来从不耍奸使滑，总是尽力大干，讲质量，争数量，从不落于人后，所以菊兰当了劳动模范，公社年终评奖时，还奖了她一个镂花铁锨头。

1961年，口粮标准低，生活困难，而农村的商贸活动决不允许私人经营，要想改善生活，只有多分点粮、分点钱，而分粮、分钱全靠工分。为了多挣工分，社员都抢着干活，尤其是工分大的活。有人把这种抢活干的现象用顺口溜描述为：“铃一响，心乱咧！社员就像猪贱咧，只怕大工分叫队长相好的满占咧。”菊兰也是这抢活干的队伍中的一员。此后多年，她一直为了挣更多工分，轻重不避，不管脏净，不仅队里派啥干啥，甚至干和男性一样下大力气的活，而且自己想办法揽活。

1961年12月，路井大队在城外安起了油碨子和油梁来榨油。推油碨子是力气活，全队的劳力排成班，一班一班轮流推，“一班接一班，班班不停点，轮到几时是几时，有时是半夜，有时是鸡叫唤，有时是黑咕隆咚的阴天，有时是漫天大雪的夜晚，尤其是夜晚，四周静悄悄的，一个妇女一般是不敢单独前往的，但菊兰也是一班挨一班，从不缺班地去”。

1962年冬，菊兰为了挣工分，给四队办起的豆腐坊帮忙卖豆腐：

鸡打啼时天还不明，菊兰便要把豆腐装到车上，拉着车去转乡。无论天气多冷，一锅豆腐得卖完。在村里卖豆腐时，菊兰身上凉嗖嗖的，冷得发抖，脚趾头冻得发疼，不由得双脚在地上弹得“咚、咚、咚”直响，特别在打豆腐过秤时，手指头摸着冰冷的豆腐，好像快要掉下来似的，只好急忙放到口边哈一口热气，用手掌搓一搓冻得发痛的耳朵，便算取暖了。

就连1963年元旦队里放假，菊兰也向队长要了个用架子车向地里送粪的活，和侯永禄一起顶着北风、忍受着耳朵被冻得又红又肿的痛苦，拉了五、六天的粪肥车。

1964年1月，菊兰生下争胜，月子里坐在炕上仍给生产队挑捡棉种挣工分。

由于长期劳累过度，1968年底，赵菊兰积劳成疾，常常吃不上饭，睡不着觉，甚至有时整夜整夜地合不上眼，不得不到处求医问药。

家 务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陕西民间传统的夫妻分工比较明确：男主外，女主内。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妇女被动员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1957年以后，妇女为了生存和家计，主动外出挣工分，但她们一直是家务的主要承担者：纺线、织布、给一家老小缝补浆洗、做饭、看护孩子等。可以说，她们在有了和男子一起“主外”的新使命的同时，依然承担着主内的传统使命。赵菊兰也不例外。

做针线是家务中最费时的一项。一针一线地缝补穿戴，既需勤快，又需耐心和时间，赵菊兰常常见缝插针，只要坐下来就手不离针和线，甚至常常熬夜。且看侯永禄1965年的日记：

我家十来口人，穿衣穿鞋全靠手工一针针、一线线地缝，太费时间了。五、六个孩子，一年比一年大，衣服一年比一年费。为了全家人的穿衣，菊兰确实把苦下大了，在家里没黑没明地做。1955年除夕夜，为了给引玲缝成一件新遮遮，整整一夜没合眼，一针一针地一直缝到天快明。

解放入社以来，公社总爱开社员大会，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开会。菊兰每天晚上开会时，总是手里不离针线活。她坐在干部不容易瞧见的地方，耳朵里听着干部们讲话，眼里瞅着从人缝中透过来的一线灯光，手里不停地纳着鞋底、鞋垫或凉袜底等。我的一双深暖鞋，硬是她在一次次开会的会场纳成的。白天，她参加队里的农活，只要是跟上牲口干按晌记工的活路，如打土块、锄杂草、溜化肥等，她总要带上针线活，趁大伙和牲口稍歇的功夫，赶快做上几针。我的一件白衫子，就是菊兰在地头休息时缝成的。

妇女坐月子讲究休养，惟恐劳累了身体的哪一个部分，落下月子病，但赵菊兰有时就连坐月子期间，也没有停下手中的针线。比如，1949年1月，赵菊兰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的月子里，仍然在按当地规矩给接生的老娘婆做鞋子，以表感谢：“因为年关临近，姐姐又忙，看娃的那天，必须给接生的老娘婆谢一副枕头和一双鞋。没有鞋怎么办？菊兰只好拖着虚弱的身子，赶看娃那天将新鞋缝好纳成，也不怕致下世孽！”

直到1965年12月，侯永禄花一百五十八元买回一台“飞人牌”缝纫机，赵菊兰靠手工一针一线为全家人缝缝补补十几年的状况才有所改变。

做穿戴，不仅要用针线缝缝补补，还要自己纺线织布。1952年前，赵菊兰不常下地，孩子也只有一个，家里人口少，穿戴负担轻；1952年侯永禄组织起互助组后，赵菊兰除了一日三晌地和侯永禄一起下地外，“还和母亲做饭、引娃、喂牲口，晚上纺线、缝衣、织布。她除了织全家人穿衣的布，还抽时间织布去卖”。

和做针线、织布一样日常而琐碎的家务还有准备一日三餐。即使是孕期，赵菊兰依然不会推卸做饭的责任。比如，1955年9月，赵菊兰已经怀孕八个月，她除了一如既往地下地和社员一起劳动挣工分外，还招呼工匠为母亲和婆婆做棺木，并跟婆婆一起按时为匠人和一家人做好一日三餐。她的辛劳让侯永禄不胜唏嘘。

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60、1961年，口粮标准低，侯永禄家里缺少粮食，对主妇赵菊兰来说，做饭不仅仅是一般的烹调，还需要尽一切可能寻找可吃的东西。下雨天，生产队没有活计时，她便到地里去捡拾麦穗。侯永禄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一遇天阴下雨，场里地里活不紧了，菊兰便跟上一些妇女出了村，去空茬地里拾麦，有时一直拾到外村队的地里，像东边的习家庄，北边的大埝村，西边的乾字村，她都去过。有时刮大风回不来，有时下小雨，衣服湿透了，风一吹，冷得人直发抖，她也还坚持着拾麦穗。不拾麦穗，全家老小光靠食堂舀的那点饭，是不够吃的。

秋收后，菊兰又去拾豆子、挖野菜，为一家人充饥：“虽然她身怀有孕，仍时时刻刻想着全家人今后的吃饭问题。阴雨天，队里没安排活时，菊兰便提上笼，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论是黑的、绿的她都拾回来，剥成豆粒颗煮着让孩子们充饥。后来菊兰又到埝头坟边挖野菜，蒸成菜圪瘩来吃。由于风雨不避，衣服湿透也不顾，久而久之，湿气入了内，身上便起了“风屎”（湿疹），又痛又痒，十分难受，用手搔破皮肤也不顶事。”

1961年春，生产队分给社员少量粮食，菊兰在以往的家务之外，又新添了在碨子上推碨这些粮食的任务。尤其是生产队的牲口病的病、死的死，推碨全由人力，其繁重可想而知：“比锅盖还大，有五六寸厚的石块要人使它千匝万匝会转，也真不容易！生娃后还没过百天的菊兰，就不得不和我一起把（食堂）退下的粮食搭在碨子上来推成面粉。”

1961年6月，路一生产大队各小队的食堂解散后，社员回家自做自吃，推碨粮食成了常规家务。为了不耽搁其它事情，侯永禄家的碨子上常年搭着粮食，一家人有空就推，一推就是几十年，直到有电动磨子为止。

至于照顾年幼的孩子、洗洗涮涮、庭堂洒扫，赵菊兰只能捎带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了，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

1949—1965年间，赵菊兰的日常生活忙碌而紧张，她顾着多挣工分，顾着一家大小的穿戴，顾着家里的日常运转，对她自己，却常常难以顾及。用侯永禄的话说就是：“（菊兰）做了地里，做屋里的，忙个不停，还不等饭吃毕，下地的铃又响了，她只好把馍掰开夹点儿菜，赶紧先去看队长安排干啥活，不能等队长走了还不知干啥活，白白耽误一晌的工分。”

1960年7月10日，夫妻吵架中，侯永禄出手打了赵菊兰一耳光，邻居对侯永禄的批评折射出同村妇女眼中的赵菊兰：“你看，我二嫂身怀有孕，和正常人一样地参加劳动，天天晌晌不脱空，吊上四个娃，连一顿好饭都吃不成，哪个娃的穿呀戴呀，不要她缝呀洗呀？身体都瘦成啥样子了？你还看不见，还要打人，太没良心了！”

2. 七十二岁织床单

（2002年9月12日）

老伴命苦，出世35天，就离开了父亲。在母亲的泪水和哭声中，一夜又一夜，一天又一天地活下来。她如果是个男孩，那就大不一样了，就是赵家的继承人。正因为不是男孩，在旧社会、在解放前是没有继承权的，是一直受人歧视的。多亏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解放了全中国，实行了男女平等。她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会了纺线织布，维持生活，也度过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特别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后，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真的是丰衣足食了。

老伴今年已是72岁的老太婆了，但人老志不老，干起活来总不让年轻人。见人家用毛线织床单，觉得既结实又好看，也想织一机子花毛床单。从去年冬天开始，她就开始拐线子，绞线子。今年3月3日，又在路井街上买了不少毛线和“蓬地纱”，到3月22日便结了一机子花毛床单。随后，和我把织布机抬到第二个房子里，赶4月11日便织成了11丈花毛床单，既结实又美观。这下老伴更有心劲了。她有6个儿女，便决心给全家每个小家庭都织一床花花床单。现在，经过7个多月日日夜夜的结呀拐呀缠呀织呀缝呀，共做成了40多丈的五颜六色的毛床单，谁见了谁都称赞，谁都羡慕。真是：

年过七十不服老，花毛床单织的好。

一家一床要实现，全家人人心中笑。

七十二岁心劲大，要织床单给娃娃。

儿女孙孙都能用，谁人见了谁人夸。

（床单随小，但情深意厚，它凝聚着母亲对儿孙们的暖暖爱意，浓浓亲情。现在，母亲织成的这些花床单，成了送给每个小家庭的珍贵礼品。社会上，用原始的织布机人工织成的布料已不多见，更不用说是72岁的老母亲一丝一缕织成的花床单！）

3. 赵菊兰：纪念母亲去世十周年祭文

亲爱的妈呀！你不在人世已经10年了，但我却时时刻刻想念着你，常常在梦中见到你。每逢清明和十月一日，总要到你的坟前烧几张纸钱，痛哭一番，以表示我的思念之情。你那稀疏的头发，消瘦的脸，不停的两手，总像在我的眼前；那呜呜的纺线声，默默的念佛声，仍像在我的耳边。你受尽了人间的苦，作尽了世间的难。你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怎能不让人怀念！你死在了咱们的庄子上随了心愿，生产队把你埋了，没有发生任何纠纷，你的在天之灵也会得到安慰。但是咱姓赵的没有继承人，因此孩子们一听我有此心，都愿意姓赵。你引江晖时间最长，俊杰也想让江晖姓赵。最后经反复讨论决定，让万胜和争胜两个娃姓赵。他们的媳妇刘小丽和邓碧兰都愿意将来有了孩子也让姓赵。解放后的政策是男女平等。我虽是个女的，却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孩子们随父姓随母姓都一样，都能行，都是合法的。现在把这件事办完满了，村里人都说办得好，晚上还演了一场电影，让大家都知道。你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高兴！

你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咱家这10年的变化真大。引玲的大儿子你最疼爱的江晖琉娃今年就要在高中毕业了，他决心今年一定要考上大学。江涛也已在中学上学。西玲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娃，女儿侯艳已上了四年级，今年数学得了一百分，还被评为三好学生。侯蛟也已4岁了。胜天家也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娃。侯亮上了四年级，总分居全班第三名，学校选为学习模范。侯晶也已3岁了。胜天在函授大学领到了毕业证书，局一中一级教师。丰胜1980年从张掖师专毕业，今年升为讲师。万胜1982年延安大学毕业留校，1987年提升为讲师。争胜1984年西北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分配在西安热工研究所工作，今年和碧兰结了婚。丰胜家1986年添下个小子娃叫炜炜。四个媳妇秀春、李萍、小丽、碧兰一个比一个好，村里人人称赞。咱家六个娃，家家都买下了彩电，不出门就能看戏看电影。咱家已有好多高档家具，有一台电冰箱，一台洗衣机，一张席梦思床，九台收录机，五套组合家具，六七套沙发，四台电风扇，九辆自行车，两套煤气灶，三个石英钟……。人人穿的毛的呢的绸的缎的，天天吃的白面大米时菜肉油，经常的糖果糕点不断，出门坐汽车火车，争胜还坐过飞机，万胜、江晖还坐过轮船。大多数人都去过北京、上海、兰州、西安、南京、苏州、杭州等大城名城。全家每年的工资收入超过了万元。除我俩和西玲家是农村户口外，全都成了商品粮。这一切的幸福，你却没有享受过一天，使我们十分遗憾。你如果能活到今天，那该是多么的高兴，多么的幸福啊！

这些幸福生活，一方面是党的政策好转，一方面与你在世时对孩子们的教导有关。你的恩情你的教导我们要常记在心，永不忘记，永远怀念！

4. 现在还纺线

（1995年元月11日）

自古以来，我国农民世世代代就是男耕女织，流传了几千年。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女人纺线织布的人慢慢少起来了。进入九十年代。农村的女孩也和男孩一样，从幼儿园到小学校，认字呀，读书呀，极少有人教她们学纺线。上辈的纺线车也就无人用了。即使有人纺线，也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婆们。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不再使用那原始的落后的纺花车纺线了。街上卖的棉线，每斤才五六元钱。给人摘一天苹果，管吃管住管喝还挣五六元钱的工钱。谁还花得来再下苦纺线呢！

老伴已六十多岁了，身边没有小孩要管护，全家就我们两个人。除过洗衣服做饭，再干些什么活呢？人总不能吃了睡，睡了吃吧！身体必须活动活动，才能健康长寿，不然就会疾病缠身！想来想去，儿子媳妇们都在单位工作，吃穿用都能自己干，用不上咱帮什么忙。又想到，虽然穿的戴的能买，但买来的衣服还得用袱子裹，裹袱子用有伸缩性的散布，比用无伸缩性的密布要好。各个小家庭的灶房都得用抹布，抹布也是散布比密布的好。所以她就下了决心开始纺线，准备织散布，好给各个小家庭做袱子和抹布。

暑假前，她便把所有的棉线子全部织成了抹布。共有两机子，做了4个袱子和60个抹布，用完了所有的线子。随后把这些袱子和抹布全部散给了四个儿媳、两个女儿和尚未结婚的外孙媳妇。暑假过后，万胜和赵腾回延安了，她又开始收拾起织袱子和抹布的事来。她先把一生织花布所剩下的各色各样的线搜集起来，根据多少进行调整搭配，全部结成鲜艳而协调的机子，以便织成花袱子。没料想国庆时害了一场大病尿道炎，吊了3天针，输了6瓶液，打了10天青霉素。她不等针打完，10月7日就挪好机子结开了布，8日匀了布，赶13日仅仅四五天时间，就织完了一机子8丈多长的抹布布，真不简单。她织起布，心劲很大，能连续五六个小时不下机子，越织越有精神。速度和质量不减当年，现在的青年妇女是远远赶不上的。随后，又用被罩缝了3个软门帘，搭在3个小房子门上。

线子用完了，怎么办？再买棉线子来织吧！线子太细也不结实，倒不如自己纺的好。老伴便从11月份开始用纺线车纺线了。白天除了做饭、洗衣和做其他家务活外，一有工夫就坐在纺车怀里纺开了线。我每次一进门，便听见那“喔喔”的纺线声，像演奏着和谐的乐曲一样，让人有一种舒心的感觉。每天晚上，她一边用右手绞着纺线车，左手捏着“眼子”在抽线，一边用眼睛瞅着北边窗台下的电视。一圈又一圈，一根又一根，“线对子”不断变大了：真是纺线电视两不误，自有一番乐趣！电视要演到晚上的23点以后，她也看到23点以后，甚至要到零点以后才停了纺车，关了电视，这时我却早已入了梦乡。直到1994年12月31日才把所有弹好的棉絮纺完。共纺下一百六七十个“对子”，足有10斤重，可以织两三机子抹布，能做180多条抹布，足够全家24个人使用三五年。由于手不闲，心有劲，身体还很精神，什么伤风感冒的小伤小病也不来打扰。真是：

心有奔头干劲添，日夜不停纺线线。

不计价值大与小，亲手纺线留纪念。

精神焕发身体好，无忧无虑病不缠。

（外婆是是母亲女红的启蒙者与传授者。母亲小时候，外婆就手把手地教她纺线、织布、缝衣、纳鞋、刺绣、剪纸、捏花馍……后来，母亲又手把手地传授给姐姐引玲和妹妹西玲。祖孙三代人，都是村子里擅长女红、心灵手巧的“女能人”。遗憾的是，到了侯艳、侯晶她们这一代，则早早地考了大学，上了研究生，走进了城市，这些宝贵的传统技艺就此画上了凄凉的句号：我们是值得欣慰呢，还是深感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