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粕正彦（1891-1945），日本宪兵队长出身，特务，伪满警察的最高头目。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机构满州映画理事长，有满洲夜皇帝之称。

1891年1月26日生于日本宫城县仙台市北三番街的一个士族家庭，父亲春吉是仙台市警部的警官，甘粕正彦是长子，二弟银行家甘粕二郎、三弟甘粕三郎陆军大佐。叔叔驻蒙军司令甘粕重太郎陆军中将。在家中占有重要地位。1905 年入名古屋陆军幼年学校学习，1910年转入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在这里他受到了教官东条英机的教育。1915年9月，在一次骑马训练中，不慎落马负伤，从此打消了当陆军军官的念头而转为宪兵。1922年当上了东京涉谷宪兵分队长。同年8月，以大尉军衔担任了东京鞫町宪兵分队长。同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在大地震的灾害中，甘粕正彦乘机杀死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衫荣和他的妻子伊藤野枝，连他的孩子也不放过，裹上棉被投入井内。灾后这件惨案被揭发出来，甘粕正彦的残暴行径一时震惊日本，从此，“甘粕正彦”成了残无人性的法西斯分子的代名词。。同年12月8日，军法会议判处甘粕有期徒刑10年，但日本军方却认为甘粕正彦此举源自于忠君爱国，倾全力暗中营救，甘粕仅服刑两年零10个月，于1926年提前保释出狱。

出狱后甘粕以到法国学习绘画遮人耳目，1929年2月末从法国回到日本，7月他曾到吉林省公主岭看望他新婚的四弟，后又携带妻子神秘地出现在沈阳，还用了一个“服部正男”的假名字，住进奉天宪兵队院内的军属宿舍。据说他是受到东亚经济调查局局长大川周明的赏识而派到东北来的，甘粕在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麦田平雄回忆甘粕此时的活动时说：“甘粕每日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确实是席不暇暖，但绝不透露工作内容。当时我就察觉到他具有创建一个国家的雄心。看到满洲建国以后出头露面的甘粕以后，证实了我的想象是对的。”原来他在沈阳会见了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后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搭上关系。这时日本关东军正阴谋策划对我国的更大规模的侵略，甘粕同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成为策划入侵我国的急先锋。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甘粕窜到吉林市，伙同日本驻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秘密炸毁日本侨民的住宅，然后贼喊捉贼，诬蔑是中国人所为。9月21日上午8时，日本在哈尔滨的朝鲜银行分行被投掷炸弹，9时20分，日本驻哈总领事馆也被投掷了炸弹。直到9月25日的几天里，哈尔滨市一直不断发生炸弹事件，日方借机叫嚷“哈尔滨4000名日侨突然濒临危机。”其实这一系列炸弹事件均是关东军急于向哈尔滨出兵所制造的，而执行者正是甘粕正彦勾结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干的，据说甘粕乘坐无牌号汽车，黑夜出没在哈尔滨街头投掷炸弹，有时用手枪乱射。炸弹事件刚过不久，甘粕便领着5名宪兵下士官，借用哈尔滨市内的红叶馆设立了特务机关，用他的母亲内藤的旧姓，称作“内藤机关”，其中一项任务是“针对马占山军的”。关东军1932年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在此前后是甘粕的“内藤机关”秘密活动最活跃时期。此后，甘粕正彦参与了关东军密谋挟持溥仪的活动，并且自溥仪一行1931年11月10日到达营口“满铁”码头开始，他便受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之托去“欢迎”溥仪，就此，几乎形影不离地控制溥仪的一切行动。关东军先把溥仪安置在汤岗子温泉，后又转到旅顺。一直到1932年3月6日，日本帝国主义将溥仪运往汤岗子，甘粕正彦奉命自始至终软禁、监控着溥仪。3月8日溥仪一行从汤岗子前往长春就任伪执政，3月9日在溥仪就任仪式和宴会时，甘粕正彦也不离周围。由于甘粕深得关东军的信任，所以他也参与了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活动。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甘粕出任了伪满民政部警务司第一任司长，成为伪满警察的最高头目。上任伊始，他便面临如何保障李顿国联调查团的安全（李顿调查团1932年4月21日抵达沈阳），因为一旦出了意外，就会影响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不利于刚刚侵占中国东北而建立的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所以甘粕在为李顿调查团的安全上，曾经作出“尽全力去干”的保证。李顿调查团离去不久（李顿调查团于1932年6月5日返回北平），甘粕辞去了警务司长的职务。甘粕任此职不到三个月，据说是因为他臭名远扬，日本统治集团顾虑会给日本的殖民统治带来负面影响。

此后，甘粕以私设在上海的联络所，从事搜集情报及由华北向伪满输送劳工的活动。1934年4月1日，甘粕以掌握从华北去东北的劳工（苦力）和调查劳动事项为目的，正式在天津成立了大东公司。大东公司表面是个劳工介绍所，名义上介绍山东、华北等地到伪满洲国做工的劳工。其主要工作是在华北“边境”或港口，根据当年伪满洲国的决定，控制出关劳工人数，实质上是源源不断地向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东北输送苦力，从事各种苦不堪言的劳动。甚至就连伪军冀东保安补充队，只因日本主子担心这支伪军哗变，于1937年冬，以换枪为名，将其全部缴械，交给了大东公司。然骗上闷罐车，运到吉林省丰满修水电站，成了不付任何报酬的苦力。这支伪军共约1400人，日本投降时，因折磨而死，只剩下几个人。

尤其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批劳工被押往中苏边境地区建筑军事工程，因劳役过重和非人待遇，死伤无计其数。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侵略者为了保守秘密，往往在军事工程完工后，采取集体屠杀的手段，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口、屠刀，甚至毒药之下，永久消失在茫茫的荒野山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为远在家乡亲人们的梦中之魂。

据统计，1935年有44万劳工进入伪满，1936年有40万人，到1939年约为49.23万人，而大东公司从中获得巨额利益。甘粕将收入的一部分又作为特务活动经费，在天津及各地设立特务活动分站，大搞情报工作。同时关东军还将热河金矿赠送给甘粕，他把巨大收入几乎都用来搞“谋略工作”，伪满总务次长古海忠之说过：“甘粕用在国际谋略上的钱最多，如排英工作、回教工作、华北工作、上海工作等都是。”甘粕正彦在伪满始终生活奢侈，好像有花不完的钱。

1937年4月2日，关东军委派甘粕正彦出任伪满协和会总务部部长。甘粕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安排1928年6月被关东军炸死的张作霖的安葬仪式。此时，张作霖已经去世九年了，灵柩一直停放在沈阳郊外的老爷庙里。甘粕提出将张作霖灵柩运到锦州，安葬在张作霖第一夫人墓旁。甘粕此举是得到关东军的认可的，并拨付了巨额款项。安葬仪式办得煞有介事、十分隆重，报纸上作了大量醒目的宣传报道。关东军和甘粕的用心不言自明，就是为了收买人心，以巩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另外，甘粕还亲自出马劝说古海忠之就任协和会的指导部长，他对古海说：“实际上，我一直物色像你这样既通情达理又不徇私情的人。尤其是我十分欣赏你的人情味，因为协和会缺少的就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情味。”

1937年9月石原莞尔少将即将就任关东军副参谋长，而在于2月已经出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中将闻讯后，找来甘粕正彦，对他说：“现在决定由石原莞尔任关东军的副参谋长，他是满洲国的创始人，在当地一般来说也有威望，朋友也多。这些情况我也知道，所以我愿意与他友好相处。不过，他也是个怪人。所以，有时难免同我发生冲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你能立即起来为我们调解，使我们更好地合作共事，拜托你了。这件事只有你甘粕能胜任，除你之外再没有别人。”后来，虽然甘粕对这两个顽固的法西斯分子越演越烈的矛盾无能为力，但也说明了早已退出军队现役的甘粕正彦，在日本法西斯军人中确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地位。

1939年春，甘粕正彦辞去伪协和会的职务，回到大连。住在豪华的海滨别墅，还有自己的游艇可供玩乐，饮英国“威士忌”酒和钓鱼成为他的两大嗜好。凡见过他的人都会注意到：甘粕因为右手执渔杆久经日晒，右手背上明显有一部分晒黑痕迹。然而关东军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甘粕正彦，因为“满映”自1937年8月21日正式成立后，一直受到效率低的批评。“满映”所拍的影片与中国上海的影片相比，在市场上几乎毫无竞争力，这对于贯彻日本侵华国策很不利。关东军对“满映”协会以根岸宽一理事为首的管理也感到不满，决定加以彻底的整顿和改革。

1939年，伪满总务厅弘报处处长武藤富男与总务厅次长岸信介磋商，认为只有甘粕能够打开“满映”的被动局面。而甘粕正彦也一直特别注意在日本统治下的“民心动向”，他曾严肃地对麦田平雄发出一番感慨：“怎样才能发扬民众的爱国心呢？”（甘粕指的是要东北人民“爱伪满洲国”），接着又说：“看来电影宣传可能最有效果。”

可是，在内定甘粕正彦为“满映”理事长的消息一传开，首先在“满映”的日本人中间如同捅了马蜂窝似地炸开了，七嘴八舌地表示反对：“军部的独裁专横人事！”、“在杀人犯手下工作，我不干！”、“由最不文明的人来控制满洲最大的文化机关，这叫什么事？”就是在长春的日本人凑到一起，也都议论此事。但是甘粕正彦自恃有关东军作靠山，并不在乎。

1939年11月1日，甘粕正彦正式走马上任了，他在9时前5分乘车到洪熙街（今红旗街）“满映”总部，9时便叫来庶务课课长，问：“部长以上的干部现在干什么呢？”庶务课长回答：“他们10时以前才能到。”于是甘粕下令：“用车把他们都接来！”等到主任以上的职员到齐后，他首先作了自我介绍：“我是甘粕正彦，现在来担任理事长，请多关照！”然后板着脸训示：“从明天起，必须9时准时上班！”

在全厂职工欢迎他就职的大会上，甘粕自我介绍后，走下台来，“满映”总务部长山梨稔致欢迎词：“我们欢迎满洲建国功臣甘粕先生担任理事长，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决心为公司粉身碎骨地工作，即使死了，骨头也要埋在满洲。。。。。。”甘粕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我不是什么建国功臣，日本人死了，骨头是要埋在日本的。”

甘粕似乎不愿意别人提自己是“建国功臣”，一旦提到，他便想：“又来了”并加以否定。而当时在会场却使山梨很尴尬。随后不久，甘粕突然召开全厂职员大会，他以严厉口气痛斥原有管理的腐败和无能，鼓励大家当场揭露，甚至大喊：“摧毁个把满映，算得了什么！”又说：“别管他什么理事、部长，有问题你们敞开说！”全场几百人为之震惊。

甘粕对于“满映”原班上层管理者反对他就任理事长是一清二楚的，不久便突然宣布把掌握行政实权的总务部长山梨稔免职，还调换了人事课长。同时用较高待遇聘请日本电影界一流专家来“满映”，除刷新人事外，甘粕还改善职工的待遇，例如他说：“李香兰（日本籍女演员）的月薪是250元，而李明（中国籍女演员）45元，相差太大了。把李明的月薪提高到200元左右！最低层的演员只有18元，这怎么够吃饭，至少应提高到李明现在45元的水平。给他们高薪水，他们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另外，过去中国导演只能充当副手，而实际上只是为演员当翻译，甘粕确定中国导演可以独立拍片；并采用中国人编写的剧本，题材范围也有所放开。

在伪新京市市长官邸举办的日“满”要人宴会上，“满映”女演员们被安排陪酒，对此，甘粕故作愤慨地说：“女演员不是艺妓，是艺术家。”并要求伪市长“再举办一次以女演员为主的宴会犒劳她们。”甘粕有时还自己掏钱，在长春大和旅馆（今春谊宾馆）大办宴席，招待“满映”全体演员，并一改往常的死板面目，满面笑容、主动地上前帮女演员脱下外套，还训斥在自己身后的理事、课长们：“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快给客人们宽下外套！”甘粕这套煞费苦心的表演和手法，不仅仅是为了淡化他本人“暴力主义分子”的丑恶形象，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士气”，使属下更加卖力拍片，以便通过“满映”及拍摄的影片，达到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从文化和思想上更有效地对中国人民进行麻痹和毒害。

“满映”成立之初，是拥有资金500万元的株式会社，由伪满政府和“满铁”各出一半。甘粕就任理事长以后，经他一手的“改革整顿”，“满映”得到迅速发展，到1940年，资金增加到900万元，影片生产猛增三倍，甘粕本人也被称为“满映之父”。但是，甘粕及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运用电影手段，达到控制、奴化东北人民思想的目的，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大约在1942年春季，甘粕在“中银俱乐部”（今位于新华路长春宾馆），召开关于影片拍制和剧本创作问题的座谈会，全厂业务骨干超过百人与会。首席理事根岸哭丧着脸，一言不发，其他人则一边喝酒，一边议论着，半天也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意见来。这时，有人议论道：“u2018满映u2019的影片没人看。”这一敏感的问题顿时触动了根岸的痛处，他突然大吼一声：“我的责任！”甘粕接着也大喊：“不，是我的责任！”全场气氛为之一变，酒也没人喝了，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主持人座席。片刻之后，根岸面向会场又大骂一声：“混蛋，混蛋！”无人知道他骂的是谁，全场鸦雀无声中透着紧张，足有几分钟之久。甘粕对此毫无表情，一直沉默不语，会场没有爆发甘粕与根岸的正面冲突。两人虽然有矛盾，但在具体业务上，甘粕对根岸还需要有所依靠。所以根岸作为首席理事，一直在“满映”干到1945年春才回国，并有人称根岸为“满映之母”。通过这个会议也反映了无论甘粕如何苦心孤诣地经营“满映”，可中国人民对“满映”的影片就是抵制，没人愿意看。

每当有新片时，甘粕一定亲自去伪国务院请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先行过目，通常是安排在“满映”的高级俱乐部——湖西会馆，先宴请后看电影。甘粕正彦身材矮小，头发稀疏，胡须也不多，戴一付金丝腿近视眼镜，经常西服革履，衣冠楚楚，文质彬彬，有时还给人以沉默寡言的印象。但这只是他的表面，气性凶悍、横蛮专断也是他的作风。 例如，有一次在“满映”，他下令总务课修厕所的小便池，因没能及时做到，他一气之下，就用脚去踢小便池，结果挫了脚。还有一次，导演大谷俊夫为了讨好他，特意从上海捎来几瓶洋酒，送到他所住的大和旅馆，可甘粕连楼都没让上，在电话里大叫：“我没时间，那些东西算得了什么，放在柜台上！”

甘粕正彦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岸信介、古海忠之等日本政要的关系均非同一般，势力之大令人震惊，曾流传有“统治满洲国的，白天是关东军，夜里是甘粕正彦”。因此，这个在日本军界仅仅升到宪兵大尉军衔的甘粕，却有伪满“夜皇帝”和“幕后帝王”之称。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甘粕也从他所住的大和旅馆移到了“满映”理事长室。12日，关东军司令部和傀儡皇帝溥仪、伪大臣们也逃到通化去了。15日“满映”全体职工在大门前听了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广播。17日晚，甘粕正彦邀来平日的亲近好友古海忠之等人，举行威士忌酒会，参加酒会的人都意识到这可能是甘粕的诀别酒会。为了防止他自杀，昼夜有人伴守着他，20日，甘粕正彦服毒自杀。

当时，满洲最大的电影杂志《电影画报》第三卷第三期三月号，庆祝满洲“建国”10周年卷上，甘粕正彦发表一篇题为《战事和电影》的文章，明确说明了“满映”国策宣传的历史使命。部分原文如下：“电影在平时，固然是一种国民的心粮，陶冶情操纯化思想，以致力于娱乐的魅力为主体，但是在战时，由于巧妙的操纵它的写实效果，由于认它做宣传报道的宠儿而使之充分的活跃去宣传国家的威力，把实象比文字比绘画更深刻的传达给国民，籍使前线和枪后相结合，电影是负着使国民全般协力的觉悟和爱国的观念旺盛的任务的……”“满映”建立后，为了尽快形成生产能力，早日出片，很快健全了内部机构，扩充了人员，还增加了电影专业人员。根岸宽一、牧野满男、谷川信吾，都是有影响的电影人物。由于“满映”是国策公司，所以一开始就把这种精神强烈的表现出来了。“满映”的第一部作品是《壮志烛天》，1938年由坪井与导演，讲述的是农村模范青年刘得功，常遭土匪侵袭，投奔了伪满洲国军，决心讨伐匪首马得堂。他的这个行动受到年迈的父母和叔父的反对，但却得到未婚妻瑞坤的支持。刘参军后，很快晋升为伍长，在一次讨匪中同匪首马得堂遭遇，刘负伤，经国防妇人会的妇女热心看护，伤愈出院，回乡同老母恋人团聚，受到全村人的欢迎。影片极力美化伪满国军的生活，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影片制作的目的就是宣传伪满国军，而且影片是由治安部委托摄制的，强烈的说明了电影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政治需要的产物。在谈及第一部电影时坪井与导演承认“这是一部强烈宣传国军为内容的影片，剧场效果不佳，只能起到一定的宣抚作用。”除了美化伪满国军的影片以外，还拍摄了歌颂伪满警察的影片。如1938年拍摄的《大陆长虹》就是典型的讴歌伪满警察的影片，夸大了伪满警察的形象。“满映”拍摄的都是这样赤裸裸的宣传国策和教化满洲人民的影片。“满映”前期拍摄的都是这样的影片，比如《国法无私》、《烟鬼》、《田园风光》等。1938年，唯一的日本演员李香兰的加入，备受注目，因为她用的是中国人的名字。她出演温柔的爱情影片较多，是日本当局用温柔的爱情故事吸引满洲人民，用意自然是教化民众、宣传国策思想及大东亚共荣思想。以李香兰的名字进行演艺活动的是日本演员山口淑子，1920年生于中国，在上学期间，她曾向白俄声乐教授勃多列索夫夫人学习声乐，并曾专门去北平上中学，学习标准汉语。1933年，作为日本侵略者鼓吹所谓“五族协和”“日满亲善”的虚伪政治口号以麻醉中国人民而进行的宣传活动之一，奉天广播电台开办了一个名为“满洲新歌曲”的节目，经日本北支派遣军司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陆军少佐山家亨介绍，刚刚在勃多列索夫夫人的独唱会上演唱过歌曲的山口淑子被他们选中，成为演唱满洲新歌曲的歌手。为了避免中国观众的反感，电台当局提出不用她的日本名字，而用中国名字李香兰。出于同样的背景，当“满映”筹备拍摄《蜜月快车》时，为了寻找在影片里唱歌的女主角新娘的扮演者，经过关东军报导部的军官推荐，正在北平读中学的山口淑子再次入选。同样出于给满洲人看的电影的决策，李香兰再次被选为她的艺名，从此，李香兰的名字开始出现在银幕上，直到日本战败。李香兰主演的第一部影片是《蜜月快车》。影片主要是表现新婚夫妇刚结合时的矜持、喜悦的心情，是一部闹剧性质的影片，实际效果不佳，却使李香兰被人们所熟知。此后，李香兰频频扮演中国少女的角色，吸引中国人民的眼球。如《蜜月快车》、《富贵春梦》、《冤魂复仇》、《铁血慧心》、《黄河》等。在扮演许多纯真的中国少女之后，“满映”开始利用李香兰扮演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中国女子形象，且都十分的爱恋日本男子的角色。第一次“满映”和东宝合作的影片是《东游记》，描写满洲国农民去东京找他们的一位去日本多年的朋友的经历。在这部充满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强烈藐视和歧视的影片里，两个前去访友的中国农民在旅途中出尽了洋相，他们的朋友老王虚荣自私、吹牛撒谎，而与此相比，日本国是那么的先进富裕，日本人是那么的彬彬有礼。李香兰扮演的丽琴，是日本一家公司的打字员，她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所以成了两个农民和日本人交流的媒介，她与一名中国留日学生相爱，最后动员大家一起回去，建设“新满洲”。在和松竹合作的《迎春花》中，李香兰扮演的白丽，同样是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与来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关系密切，千方百计的帮助他与中国青年建立联系，在这两个角色身上，形象地体现了日本侵略者所鼓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和“五族协和”的反动口号所需要的中国人和中国妇女的形象。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向内地的推进，随着李香兰名声日隆，“满映”又与东宝合作，推出“大陆三部曲”进行电影的国策宣传。所谓的“大陆三部曲”，就是指李香兰和东宝名演员长谷川一夫共同主演的《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

《白兰之歌》是1939年“满映”协助日本东宝公司拍摄的一部宣传“日满协和”的影片。影片描写一名“满铁”工作的日本青年技师，爱上了中国农村姑娘雪香，雪香的伯父是抗日运动的指导者，反对这桩婚事，两人的爱情经历了曲折，雪香仍爱着日本青年，并帮助日本青年运送子弹和抗日人士对射，战斗中，雪香和日本青年都中弹受伤，两人最后死在一起。尤其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几个场面。男主人公听从其父临终遗言，来满洲发展，兄弟三人一起来满洲建设，其中有句男青年弟弟在父亲灵前的台词：“请父亲放心，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一定成为优秀的满洲开拓者”（笔者译），这是典型的殖民宣传，把满洲当成了日本自己的国家，影片把日本青年描写成是怀着把“满洲国”建成理想国家的献身精神而努力工作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在影片里，自卫开拓村的人们早晨举行升国旗仪式并对皇居遥拜，对国旗行注目礼，从这些点点细节可以看出日本当局对中国民众进行奴化和思想渗透。影片中表面上讲述的是温情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宣传的完全是“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国策思想与殖民主义精神。

《支那之夜》讲述的是一个极其憎恨日本人的战争孤儿，被男主人公的诚实和浪漫的爱所感动，最终爱上这个日本船员并嫁给他成为日本船员妻子的故事。影片比较细致的描述了中国女子爱日本船员的内心发展过程。在战前，日本男子殴打女子是一种爱的表达，被打女子对那男子的强烈的爱所感动，会心怀感激，这是典型的日本传统习俗和文化，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莫大的侮辱。影片里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场面，从中不难看出这部影片向满洲人民灌输殖民思想，渗透日本文化的动机。日本电影人用日本人山口淑子（李香兰）制造出日本人被中国人挚爱的幻想，愿为了维持这个幻想，一直把持着不公开李香兰身份的秘密，导致李香兰用中国人的名字演中国人的角色，扮演一个深爱日本男子的纯情中国少女，是典型的“日满一心”“五族协和”的国策宣传片。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日本政府和军界经常宣扬“八弘一宇”“大东亚共荣圈”，只用口号很难被人们接受，所以《支那之夜》很好的用温和的爱情故事体现了“共存共荣”的方针，可见日本在进行国策宣传上的良苦用心。

《热砂的誓言》描述的男主人公是继承兄长的遗愿来满洲在“满铁”工作的日本青年，女主人公是来往于日本和满洲学习音乐的中国北京公司社长的女儿，叫芳梅。这个影片也是中国女子爱日本青年的故事，是更加典型的国策影片，反映了日本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奴化和殖民教育方面的赤裸裸性。归纳分析这三部影片，都是男主人公是日本人，女主人公是中国人，在当时男尊女卑的思想里，男人是主导者，女人是奉献者，整个身心的奉献者，长谷川一夫的角色代表日本，李香兰的角色代表中国，表现出中国如此信赖和依托日本，日本是一定爱中国的。这三部曲是典型的国策宣传片，是侵略中国现实的隐瞒，李香兰所演的是从内心里那么挚爱日本男子的纯情可怜的中国女子形象，日本电影人及其统治机构，费尽心机的利用电影这个大众宣传手段为日本进行殖民统治和扩张，大肆进行宣传国策。

“满映”作为特殊的国策公司，从1937年建立到1945年满洲国崩溃的八年时间里，在纪录片方面初期（1938－1939）拍摄60部，中期（1940－1942）拍摄110部，后期（1943－1945）拍摄19部，新闻片有《“满映”通讯》312号，《“满映”时报》313号，编辑发行《满洲儿童》55号。故事片共计108部，“大陆三部曲”属于故事片。“满映”的纪录片都是纪录伪满洲国的重大政治活动，对满洲内部起到了“建国精神的普及”，对外“介绍满洲国的实在情形”“介绍、输入日本文化”，最露骨的体现了国策电影的思想。

“满映”所拍摄的新闻片和故事片都是带有明显宣传色彩的国策片。后期的电影内容更加反动，有的恶意攻击共产党、有的美化伪满警察、有的直接反映了日本在南太平洋的侵略活动。“满映”为宣传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国策、鼓吹“日满协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奴化中国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活动，成了二战时期日本在国外设置的最大的文化侵略机构。“满映”在国策宣传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人民进行殖民奴化的过程中，是赤裸裸的宣传和奴化，对中国人民是一种心灵的摧残。在日中15年战争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让后世的中国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