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9月22日,吉田茂生于东京都涩谷区神山町，生父名竹内纲。吉田茂出生九天就过继给横滨富商吉田健三郎当养子，取名吉田茂。吉田健三郎青年时曾游学欧美，后在横滨英国怡和洋行任职。养母名士子，出身于书香世家，有较高的汉学修养。吉田茂四岁上学，十一岁入耕余义塾就读，主要学习汉学，中国及西欧诸国历史，同时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1889年养父健三郎去世，给吉田留下了50万日元的巨额财产。1899年10月，吉田进入培养皇室与贵族子弟的学习院学习。1904年9月，学习院停办大学科。吉田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并于1906年从政治系毕业，时年28岁。大学毕业后，吉田茂参加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合格,被任命为日本驻奉天(沈阳)总领事的见习领事官。

1908年,吉田茂与日本政界巨头牧野伸显的长女雪子结婚。牧野是日本“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历任外务大臣,内大臣、枢密顾问官等要职，是天皇的重臣,也是二战前日本政界“亲英美”派首领。牧野对吉田茂日后的政治倾向有决定性的影响。

1946年4月,日本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在鸠山一郎的自由党在国会攻城掠地，行将组阁之际，鸠山本人被盟军司令部公职追放，吉田被鸠山暂委政权。当时吉田提出三个条件：我没有钱，也不会替党找钱。阁僚的事，请你不要干涉。如果我没兴趣，我随时可以不干。鸠山答应后，他就准备成为自由党的领导人，组织第一次吉田内阁。后来，自由党与进步党联合组阁。同时，他是最后一位被天皇以大命降下形式任命的首相。

吉田组阁后,面临着许多难题。最严重的是几乎处于全面崩溃的国内经济生活:全国有190座城市变成废墟;1946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战前(以1934—1936年平均指数为基数)的62%;农业产量相当于78%;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迅速上涨，1946年东京批发物价指数相当于1934—1936年的1,630,消费物价高达5,000。经济的严重衰败,使社会矛盾加剧。为了维护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吉田茂上台后采取措施竭力控制通货膨胀,力求尽快恢复生产。1946年8月,内阁新设经济安定总部。他亲任总裁，起用资本家膳桂之助为总务长官,负责实际工作。10月颁布“复兴金融公库法”,对重点骨干产业,由国家提供贷款给予支持。同月制定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12月,吉田茂采纳著名经济学家有泽广已等的建议,推行“倾斜生产方式”。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业经济政策。当时,构成日本能源基础的煤炭生产不足,引起钢铁、化学肥料、铁路运输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生产困难,并进而影响其它部门。“倾斜生产方式”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把一切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优先增产煤炭上,用增产的煤炭增产钢铁,再把增产的钢材、钢铁转用于增加煤炭生产设备,从而带动其它产业恢复生产。倾斜生产方式一年即获成果。1947年底,煤炭完成计划指标的98%,达2900余万吨;钢材比去年增加75%。由于美国的支持与援助，吉田茂推行的这一系列紧急经济对策，取得一定成效，粮食危机也逐步得到缓和。

在战后日本高涨的民主运动压力下，吉田茂政府也实施了一些民主化措施,制定并颁布了一批民主化法令。1946年11月3日颁布新宪法，于1947年5月3日生效。新宪法颁布后的国会选举，自由党被社会及民主两党夹杀，变成第二大党，由社会党联同民主及国民三党组阁。他拒绝加入这不稳定的政权。结果，社会党的片山哲内阁，民主党的芦田均内阁因昭和电工事件相继倒台。他整合币原派及自由党组成民主自由党。此时,国际局势重又紧张起来。在欧洲,美国围绕着波兰、德国问题发起“冷战”,向社会主义展开攻势。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中国革命节节胜利,使美国扶蒋反共、控制亚洲的阴谋面临破产。这一系列重大变化,使美国对日本在亚洲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视,决心把日本变为它在远东推行侵略战争政策的基地。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发表演讲声称,必须把日本建成防止共产主义威胁的政治壁垒。正是在这个时刻,美国再次选中了吉田茂。在盟军司令部某些人策动山崎猛叛变不果后，第二次吉田内阁成立。1948年10至1949年2月,吉田茂组织第二次吉田内阁。为了改变自由党在众议院的少数党地位，吉田茂在美国占领军的支持下举行大选，在466席中获得264席，约占57%。在国会改选大胜以后，成立第三次吉田内阁，并吸引了民主党的分裂势力，变回自由党的单独政权。在任期间，负责签署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和约》。他在非主流派未成气候前解散国会，成立第四次吉田内阁。

鸠山一郎复出以后，吉田仍然拒绝交出政权，鸠山等开始与吉田对抗，例如吉田的门生，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在国会会议中说出一席关于中小企破产的说话后，被国会不信任面辞职。被日本社会党议员西村荣一强力抨击并要求日本国的外交政策不要完全听命美英两国，要有独立自主的意见。而后两人发生激烈的口角争执，最后吉田于情绪激动之下脱口大骂“马鹿野郎”（“混蛋”之意）一词，把大家都吓坏了。结果吉田内阁因为此事被国会通过内阁不信任动议案因而被迫解散国会，当时日本新闻界称此次国会解散议案为“马鹿野郎”解散。在此次选举中，自由党失去了过半的地位，与改进党组成第五次吉田内阁，但最后因为离党后的鸠山吸收改进党组成民主党后，大势已去被迫总辞。

吉田茂执政后,始终把对美关系看作是使日本重新获得大国地位的政策基石,他认为战后美国在全世界具有“空前的影响力”,日本是战败国,加上在它周围除苏联外,又出现了中国、朝鲜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要维持日本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能靠拢美国。在军事上,日本要重整军备既无财力,又得不到人民支持,由美军“保卫”日本,搞“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有利于恢复和发展日本国内经济生活。吉田茂认为,战争期间日本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今后只能通过“贸易立国”才是出路。这就要依赖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吉田茂深信：“历史为一个在战争中失败的国家提供了通过外交而获胜的机会。”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战败的日本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恢复元气，主张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紧追随美国，借美军来保卫日本；同时，严格限制军费开支，避免卷入冷战。在他看来，日本重整军力应当在恢复元气之后，当时要求修宪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由于吉田茂一直执行和平的“复兴路线”，因此他一度成为日本右翼刺杀的对象。

从政治、军事、经济考虑,吉田茂决心与美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为此,吉田茂在任内主要作了五件大事。

第一件是牺牲日本劳动人民的利益推行“道奇路线”。1949年2月,美国为了扶植日本,派遣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作为总统特使前来协助日本整顿经济。道奇把当时的日本经济比作“骑竹马”:一只脚踩在美国的援助上,另一只脚踩在国内各种支出补助费上。道奇访问的产物是强制实行“稳定经济九原则”,即实行低工资低米价,紧缩通货,企业合理化(“解雇政策”),集中国家财政扶植重化工业大垄断资本,定出美元和日元的1:360的单一稳定汇率等。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道奇路线”。这条路线可以使日美垄断资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吉田茂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样做能够开辟恢复“自由经济”的道路,不惜牺牲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支持实行这种措施。第三次组阁后第九天,吉田就制定了“关于刷新行政机构及精简人员的方针”,要求中央各省和国家企事业裁减人员20%—30%。在吉田政府的这种方针下,仅国营铁路就裁减了9.2万人。资本家乘机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延长劳动时间,降低或拖延发放工资。至1949年8月,资本家不支付工人工资的事件发生1,455起,总计金额74,000万日元。为了防范劳动人民不满情绪的爆发,镇压人民的反抗,吉田内阁还制定了“限制团体令”(1949.4.5),修改以前制定的“劳动组合法”和“劳资调整法”(1949.5.22),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限制。

第二件是推行镇压民主进步势力的政策。1950年6月6日,占领军致信吉田茂,要求日本政府开除24位日共高级领导人的公职,剥夺日本共产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取缔《赤旗报》。吉田茂奉命唯谨,立即向国会提出议案,要求宣布日共为非法。这项法案因在野党反对而未能通过。侵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占领军又指令吉田茂政府“清共”。至1950年10月底,共“清除”民主进步人士多达12000余人。1952年，吉田茂为了镇压民主进步力量，又炮制了《防止破坏活动法案》,并制造了“五·一节流血事件”。另一方面,吉田茂下令陆续释放在押的法西斯军人、政客和战犯嫌疑分子。仅1950年10月13日,就释放达1万余人,其中有法西斯军官3072人。

第三件是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媾和条约;奉行敌视中国的反华路线,签订“日蒋条约”。早在1947年,吉田茂即设想与美媾和,声称“赞成单独媾和”,还考虑与美缔结安全保障之类的条约。1950年4月,吉田茂派遣池田勇人访美,转告美国:日本与美实现媾和后,将以请求的形式让美军继续留驻日本。美国获得这一允诺后,加速了单独对日媾和的步伐,于1951年9月召开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这次会议把受害最烈，抗日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中国排除在外。苏联等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对日媾和变成了片面媾和。“旧金山和约”签字的同一天,吉田茂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把日本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此外,冲绳、小笠原群岛等的统治权也“委任”给美国,这个条约受到日本人民和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参加和会的在野党代表拒绝出席签字仪式。吉田茂只得只身一人署上自己的名字，处境十分孤立。

1952年4月,吉田茂秉承美国的旨意,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与蒋介石政权签订所谓“和约”。在旧金山会议前后一段不长的时间里,吉田茂对于选择“北京或台北”为建交对象曾一度有所犹豫。他有以下考虑:首先是法律地位的考虑。吉田认为，尽管蒋介石集团保留着联合国会员国资格，但从现实出发,已不能代表中国。为此，日本与蒋介石集团曾发生激烈争吵。其次是从经济上考虑。吉田茂说，日本的对外贸易在战前有三分之一是与中国进行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供应地对他有相当吸引力。可是，出于把对美关系作为“基本国策”等考虑,他最终抛出了所谓“吉田书简”,即1951年12月24日写给杜勒斯的信。信中全面概述了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表示日本决定同台湾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吉田茂在信中说,联合国已经“谴责”大陆中国，日本即按联合国决议行事。同时他诬蔑说，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在支持日共想用暴力推翻日本政府。“吉田书简”是吉田茂站在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立场,追随美国反华政策的产物。它得到美国朝野的喝彩。1月16日,书简公布,当月21日美国参议院就开始审议对日和约。

第四件是重新打入东南亚地区。吉田茂认为日本想要复兴,就要与东南亚各国建立经济联系,既利用这一地区的资源,又使之成为日本的市场。1951年的旧金山会议上,东南亚各国强烈要求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要求把日本国内工业设备拆迁到这些国家作为抵偿。吉田茂对东南亚各国代表说,要日本“拿出所有的钱来赔,或把家当拆光,对日本和你们都是不利的”。最好方式是由日本承担帮助开发来调节。东南亚各国考虑到单独从事经济建设的困难,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先后同意了吉田茂的方案。第五件是,培植派系力量,结成以自由党(1955年与民主党合并,称“自民党”)保守派为主体，以吉田茂的政策思想为基础的所谓“吉田学校”。为了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吉田茂拉拢大批新官僚加入他的自由党,并提拔大批亲信担任党的领导人和内阁各省大臣。有人统计,吉田任首相的七年多时间,共提拔了79人次担任内阁大臣。这些人被称为“吉田学校”的学生。与此同时,吉田茂以政客手腕在自己的亲信中间制造矛盾,搞政治平衡。他有意让池田勇人与佐藤荣作相互竞争,让增田甲子七和广川弘禅相互牵制,使双方都听命于自己。吉田茂虽于1954年12月10日宣布下台，但此后的日本各届政府仍大体继承了吉田茂的对内对外政策。

1912年8月,吉田茂再次到中国任职,担任日本驻安东(今丹东)领事。1916年2月,改任外务省文书课长。1918年2月，吉田茂第三次到中国，任驻济南领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召开巴黎和会。吉田茂被任命为日本和会代表团的随员，担任全权委员牧野伸显的秘书。在这次分赃会议上，西方列强纵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态度，使他更加认为日本只有与英美加强联系乃至结盟，才能获得在中国的非法权益。

1922年3月，吉田茂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当时，中国国内正处在军阀混战之中，列强争相扶植傀儡。吉田也加紧在中国物色日本的代理人，他主张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统治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向段祺瑞提供1000万美元的援助。1925年10月，吉田茂担任驻沈阳总领事。他在沈阳的三年多时间里，干了许多干涉中国内政的勾当。例如，1925年11月，国民军将领冯玉祥策动原奉军郭松龄部倒戈，并电斥张作霖为卖国贼。为了保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吉田在事件发生后的37天里，连续向外务省拍发了50封电报，急迫要求日本政府同意关东军出兵干涉。1925年日本政府采纳吉田茂的建议，出兵干涉，致使郭松龄部于当月23日在巨流河战斗中败北，郭本人被枭首暴尸。

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鼓吹对满蒙的积极政策，即加强对中国，首先是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扩张侵略，6月至8月,田中内阁先后在东京和大连召开两次东方会议。吉田茂以驻沈阳总领事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参与拟订侵华政策。他力主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要求立即向满洲派兵，得到田中义一和外务次官森恪的赏识。后来，吉田因与军部势力争权被解职。回国后,他草拟了一份5，000字的《对满政策私见》。文中说:“当前的政策,应一有机会就断然向天津、山海关、洮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增兵或派兵”，由日本“指导改善东三省政治,犹如英国之于埃及”。气焰十分嚣张。

1928年3月——4月间，原外务次官出任驻美大使，造成这一职位空缺。吉田茂经森恪引见田中首相，要求担任外务次官，得到批准。1931年9月,日本军阀精心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理事会派遣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当时,任驻意大利大使的吉田茂参加了国际联盟理事会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会议。会间，由于吉田茂知道欧美列强有牺牲中国、姑息日本侵略的可能性，便多次致电外务省，建议政府加紧同英美协调，促使国联同意日本对满洲实行所谓委任统治。但这时日本政府已为军阀势力所控制,吉田的用心未被理解。这件事情使吉田成为日本政界中“亲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吉田的这种政治倾向招致了军阀法西斯势力的反对，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组阁，曾内定吉田茂担任外相。军部坚决不同意。吉田只好屈就驻英大使。1936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同希特勒德国缔结“日德防共协定”时，事先曾征求各驻外使节的意见。吉田茂表示反对缔约。认为这一协定“显然是要和德意联合起来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今后的趋势对我国的前途说来，的确值得忧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同英美帝国主义矛盾的日益激化，1938年，吉田被军部法西斯视为“具有反军思想”，而被免职赋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30日,以麦克阿瑟为司令的美军占领日本。美国政府宣称：占领日本的“终极目的”是“保证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军的占领使隐居六年多的吉田茂得到了重返政界的机遇。

9月17日,吉田茂出任东久迩稔彦内阁的外相。10月，币原喜重郎组阁,吉田留任外相。当时，日本人民的民主运动高涨，强烈要求废除代表战前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明治宪法》。美国占领军为了制服日本法西斯,也指令日本政府修改《明治宪法》。币原内阁企图维护天皇制，极力拖延，直至1946年初才提出了修改宪法草案(即“松本方案”)，对明治宪法只作了些词句调整，毫未触及实质。占领军对此不满,单独拟制了一份所谓“麦克阿瑟方案”。它规定，天皇今后只处于象征性地位，无权干预国政；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武装力量；清除日本的封建残余势力。吉田茂对此方案也感到恼火，说一旦实施，犹如发生“革命”。

吉田茂下野后，仍担任过一段时期的众议院议员。1957年2月充当自民党顾问，皇学馆大学总长。1963年众议院选举前夕声明不参加竞选。尽力为两位得意门生池田勇人以及佐藤荣作奔走。池田勇人当上首相后患癌，他去劝池田让位给佐藤。

吉田茂自1956年起曾多次出国,访问了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和中国台湾省。与约翰·肯尼迪、康拉德·阿登纳、哈罗德·麦克米伦、蒋介石等人举行过会谈。吉田茂晚年的主要活动是从事著述。主要著作有：《十年回忆》、《世界的日本》、《激荡的百年史》等。

吉田在他写的书中说道:“日本人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国民，他们的眼界决不仅仅限于日本这个范围。”这表明:吉田茂作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执政期间虽然始终把密切日美关系作为政策基础,但并不是要永远作美国的附庸，甘当“二等国家”(麦克阿瑟语),而是要通过这一政策,使日本的垄断资本得到发展,最终取得世界大国的地位。吉田茂在任期间,在对华关系上一直坚持敌对立场，但他也明白中国必将重返国际社会，所以他在1954年出访欧洲时，也曾主张英法两国主动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因心肌梗塞死去,终年89岁。获得战后首次国葬。他在战后的危难时刻出任首相，所推行的“教育兴国”，“拒绝重整军备，全力投入经济建设”等政策对日本的重新崛起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7年，由日本首相吉田茂撰写的、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日本的卷首论文润色而成的《激荡的百年史》出版，旋即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

如果就世界历史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戏剧性“美感”而言，真不知还有哪个国别的历史，像日本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那样，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集中了悲喜剧的全部要素，演出了性格跨越两个极端的所有角色：从偏安一隅、向学大陆的小心翼翼的学生，到蔑视群小、惟我独尊的亚洲“优等生”；从签署城下之盟、被迫开国的封闭岛国，到黩武的屠夫、霸道的列强；从一片瓦砾、民生凋敝，到经济腾飞、国富民强。没人否认日本民族的勤勉和智慧。但世界上勤勉、智慧的民族也不独日本一个，而能从废墟中崛起，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便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例子却实在不多。

对此，吉田茂本人的看法颇为客观：“的确，日本人做了非常顽强的努力。与此同时，也令人感到日本人生逢其时，凭借了其幸运的一面。”“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遭到惨败，可是整体看来，日本还是在国际政治的变幻莫测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这是日本人聪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时期的政治领导者都具有卓越的u2018机智u2019。它应该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远不可以放弃这种u2018机智u2019。”

吉田说：“对于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和过分相信自己实力的人们，上天绝不会赐予这样的幸运和u2018机智u2019，从日本的历史也证实了这点。”

吉田茂1878年出生于东京府的一个武士家庭，其生父是自由民权派政党“自由党”的著名志士竹内纲，后过继给横滨的大富商、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吉田健三做养子。一战前的日本，外交界素有宫廷外交的风习。凭借养父丰厚的财力，吉田茂跻身外交界，并顺理成章地成为那个时代寥

寥无几的“开眼看世界”的东洋人中的一个。作为职业外交官，吉田曾常驻英国、意大利、瑞典、美国，并曾出任日本驻天津、奉天（今沈阳）的总领事，有丰富的外交经验，被公认为近现代日本少有的具有“国际感觉”的政治家。

然而，从外交切入政治，吉田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

二战末期，因反对当时军部的“暴走”，他为和平奔走，曾遭逮捕，因此战后被视为“反军英雄”。但客观地看，吉田所反对的，并非是战争本身，而是在“军国一致”的狂热氛围的煽动下，不惜与英美交恶的丧失理智的日本战时外交路线。因为，他继承的是从大久保利通到牧野神显（其岳父）、原敬、币原喜重郎等人的外交信念，即把对美亲善作为日本外交柱石的基本理念。

战后的1946年5月，吉田以68岁高龄首次组阁。到1954年12月，期间除了曾短暂存在过的片山哲、芦田均内阁外，吉田五次组阁，其政权存在的时间，在日本宪政史上是仅次于桂太郎、佐藤荣作、伊藤博文的第四位长期政权（2616天）。吉田政权，产生于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的动荡年代，吉田本人“躬逢其盛”，亲自参与并见证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对日本战后复兴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诸如和平宪法的制定，对日媾和及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等等。

作为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吉田对战后国际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始终以高度的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视角、技巧来应对和处理国内、国际矛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占领时期的每一位日本领导人，都必须谨小慎微地协调与占领军当局（GHQ）的关系，但以吉田与麦克阿瑟元帅的合作最为密切。尼克松对吉田与麦帅的合作关系极其推崇，曾这样评价两人对重建日本的贡献：“日本是在这两人的特殊合作下重建的。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前者抛出提纲挈领式的法令，后者再把它们塑造成为适合日本需要的东西。”

就性格而言，吉田有明显的标识：即使在整个列岛都被战败击垮的时期，吉田的生活也依然未脱和式礼服、雪茄、手杖、高级坐骑的模式，这既是与生俱来的“贵族趣味”，也是其生命的“形式感”。可另一方面，他又具有超常的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能力，其精明、机敏的现实主义，甚至以“实用主义”来形容的地步。

但因为以吉田为代表的、战败初期日本政治掌舵者的这种准确判断风向、权衡利弊得失，在动荡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折冲樽俎、精确游走的能力，才使处于东西冷战夹缝中的日本，绝处逢生，占尽先机，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战后复兴，成了经济大国。

日本的首相吉田茂，他下台的时候，他也给日本人培植了四十个到五十个政治上的接班人，政治上的人才。

美国中情局的解密文件显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原日军参谋总部作战科科长服部卓四郎为首的数名原军方干部曾于1952年7月策划对当时亲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实施暗杀。他们想建立一个由鸠山一郎领导的右翼政府以重新武装日本，但是政变计划最后以流产告终。

中情局早在2005年已解密这些文件，但美国国家国家档案馆2008年1月才正式对外公开。文件显示，政变的主谋是战时首相东条英机的私人秘书，原日军参谋总部作战科科长服部卓四郎。当时此人已获得多达50万人的支持。

据落款日期为1952年10月31日的一份文件显示，与服部卓四郎关系甚密的原陆军参谋辻政信认为，获取美国的帮助是使日本重整军备的最佳途径，服部本人也支持此项提案。同时二人的意见也得到了右翼人物儿玉誉士夫的支持，此二人对依靠美军的保护而无意重整军备的首相吉田心怀强烈不满。

服部卓四郎的政变集团曾为当时美国占领当局的“G-2”情报机构工作。在当时的美国占领军当局中，这是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情报机构。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和美国情报机构不仅联手对日本共产党进行监视，而且向苏联和朝鲜派遣间谍，他们甚至还招募日籍人士阻挠中国大陆解放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