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南1908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西障郑家村一个贫农家庭。3岁过继给寡居的三婶母，婶母视为命根，节衣缩食供其读书。1925年秋考入省第九中学，因勤奋好学，能写善画，被师生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九中校长李浩光推行读经、会考的封建文化教育，郑耀南对此极为不满，多次组织学生罢课，反对李浩光，反对读经会考。县长张蔚南阻止学生运动，郑耀南带领学生冲进县府，痛打张蔚南，迫其废止封建文化教育。政府和学校当局视其为“危险分子”，多次要开除他的学籍，因全校师生坚决反对，才没有得逞。1927年底，校长李浩光强行给他降两级处分，郑耀南拒不接受，愤然离校。

1928年春，郑耀南以自家的南屋作教室，办起郑家村第一所小学，他白天给学生讲课，晚上走访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是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冬在郑家村办起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小组，后又成立乡、区农民协会，以农民协会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30年秋，中共掖县县委在郑耀南屋秘密成立，他当选为掖县县委第一任书记。为了扩大党的影响，传播革命理论，郑耀南主持创办了掖县最早的党刊《红星》，他亲自负责编稿。1932年4月，掖县县委决定秘密成立特务队，郑耀南任特务队队长。郑耀南在《红星》上发表文章，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积极搞枪做一名党的特务队员。郑耀南带头动员养母卖掉家里仅有的两亩好地买了一支手枪。在郑耀南的领导下，特务队很快发展到二三十人枪。

1933年7月，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变。郑耀南等遭国民党省党部通辑，被迫离开掖县，转移到北平，投奔在弘达中学的共产党员郭欣农，并成立了党小组，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开展革命活动。后经郭欣农介绍，郑耀南与北平地下党员陈义山取得联系。时值冯玉祥、吉洪昌等组织抗日同盟军，郑耀南前往察哈尔参加。察北起义失败后，郑耀南转移到龙口，趁年底潜回掖县，交接完工作后，又转移到东北，于1934年夏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吉林延吉县开展革命工作。同年秋，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郑耀南到吉林省拉法山区，争取“三江好”土匪部队抗日。

1935年，郑耀南在奉天被日军逮捕，被有力商号保释，后又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到抚顺煤矿组织发动工人进行劳资斗争，最终迫使资本家给矿工增加了工资，期间曾被押七天。1936年秋，回到烟台担任胶东临时工委教育宣传委员，负责党刊《战斗》的编辑工作。12月，胶东临时工委遭破坏，郑耀南化装转移到青岛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在外颠沛流离的岁月里，郑耀南先后辗转北平、察哈尔、山东、吉林、黑龙江、奉天等多个省份、十几个城市，虽历尽磨难，但一直与掖县县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教学、行医等为掩护，坚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7年秋，郑耀南由青岛返回掖县。10月，郑耀南主持召开沟东、诸冯会议，作出了依靠党、发展党、积极发展抗日武装组织的决定。会后，县委恢复党刊，定期出版《民声》，加强抗日宣传，郑耀南亲自担任主编，并负责刻印工作。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占掖县城并建立伪政权，刚上台的伪县长刘子容，下令取缔抗日组织。针对形势的变化，掖县县委作出举行武装起义，消灭伪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起义前，郑耀南为核心的县委作出了起义胜利与失败的两种准备：安排了两套班子，郑耀南等领导起义;张加洛等潜伏下来，准备秘密开展工作。

3月8日，郑耀南指挥起义军，包围整个掖城，切断伪政权外援，在不放弃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起义军一枪未发，开进了掖县城。随后，以民动为主体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并向全县发布了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三支队抗日除奸宣传大纲》。为加强共产党对三支队的领导，4月成立三支队特支，郑耀南任书记，并在三支队基层设立党支部，分设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三支队就发展到三千七百多人枪，成为抗战初期胶东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与此同时，建立起山东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掖县县政府。

1939年3月，郑耀南奉中央电令及直属首长批准赴中央报告工作，从沂水王庄出发，穿越数道封锁线，行程六七千里，10月到达延安。1940年1月，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由于长期艰苦转战和长途跋涉，郑耀南脊椎出现疾病，同志们多次劝他进院治疗，他总是说：“学习机会难得，革命需要知识，我可以坚持。” 1941年4月，郑耀南的病情更加严重，不得不入院治疗，在疗养期间，他热情为病员服务，被评为模范休养员。1943年冬，郑耀南脊椎出现异常，经确诊为腰椎结核，再也不能坚持工作。

1946年2月，郑耀南病逝于延安。

发动玉皇顶起义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华北平原，山东大地狼烟四起。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立即向山东派遣干部，在山东省委领导下分赴各地领导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0月，郑耀南回到掖县，重新进行了县委分工，进一步加强了县委的核心堡垒作用。县委还作出决议：重新登记党员，全县成立六个分区委，每个分区委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为了迅速贯彻上级指示和县委决定，郑耀南提议把《红星》报改为《民声》报重新复刊。随后，县委经和赵森堂等国民党员多次磋商，于12月在“励新书店”成立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统一领导全县的抗日武装。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郑耀南任军事委员，张加洛任政治委员，李勋臣任组织委员，李佐长任宣传委员，赵森堂任外交委员，共产党员占五分之四，完全掌握了“民动”的领导权。

1938年2月1日，日寇侵占了掖县城，成立了以汉奸刘子容为县长的伪县政府。当时，全县十个区每区都有三十至七十人的联庄会区队。刘子容一上台就召开区队长会议，对他们封官许愿，进行拉拢，企图控制全县。为了粉碎刘子容收编区队的阴谋，郑耀南亲自出面做通了六区区队长周亚泉和七区区队长徐承勋的工作。在县委的号召下，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绝大部分区队都参加了“民动”。到2月底，“民动”发展到六七百人，刘子容仅守一座孤城，成了瓮中之鳖。

3月初，“民动”成立了武装起义指挥部，郑耀南任指挥。3月8日夜，“民动”四五百战士集合在掖县城北玉皇庙山顶，郑耀南健步走上玉皇庙台阶，向“民动”战士下达了武装起义、攻打掖城、活捉汉奸刘子容的命令。命今一下达，起义战士奋勇向前，把周围十华里的掖城团团包围起来。小分队迅速切断掖城通往青岛、烟台、潍县等地日军的电话线。郑耀南一面组织战士对城堡上的伪军喊话，一面派人捉拿刘子容的家属到城下作人质。城下战士舒臂挺枪，喊声震天；城上伪军缩头丧脑，胆颤心惊。正在伪军人心涣散的时候，刘子容的家属被押到城下。刘子容看到这种情景，顿时魂飞体外，像被抽了筋一样瘫倒在城门楼里。其警卫队长见兵临城下，大势已去，慌忙下令开城。郑耀南率领起义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进了城，占领了县政府和公安局，活捉了汉奸刘子容。

成立胶东最大武装队伍

玉皇顶起义成功后，郑耀南和县委的同志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军政建设上，把工作重点放到合理使用人才和制定正确的政策法令上。李居义介绍，当时郑耀南和县委同志一起与国民党县党部共同确定了工作的统一原则：为防止日伪卷土重来，必须立即整编部队，放手大胆地发展壮大队伍，必须对参加起义的各个部队和各方面的人士一视同仁。必须立即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根据这一原则，决定将“民动”更名为“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三支队成立后，郑耀南决定以原县委委员为基础成立三支队党委，支队党委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

李居义介绍，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郑耀南亲自聘请了一些有专门工作经验的人，成立了财经委员会，研究制定了一整套根据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筹备成立了“北海银行”，整顿了金融；成立了盐务处，管理盐务生产和税收；成立了粮价平抑委员会，整顿了市场，平抑了粮价；成立了商会，管理商业；还整顿了田赋办法，对地主、富农、大商号征收抗日爱国捐，对三亩地以下的农户免征捐税。三支队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每月财政收入达到三十多万元，除保证军政开支外，还有很大节余。三支队还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到4月三支队全部换了新军装。三支队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更加热爱拥护三支队，群众纷纷献枪捐款，报名参军。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三支队就发展到三千七八百人枪，成为当时胶东最大的一支武装，在胶东形成了东联胶东三军，西联鲁东七、八支队的有利形势。

随着三支队的发展壮大，盘踞平度的国民党分子、第五战区直属第十六支队司令张金铭，派人到掖县给郑耀南下委任状，妄图把三支队变成他的反革命武装。郑耀南识破阴谋，当场严词拒绝。张金铭下委不成，又进行武装进攻。5月6，他勾结招远焦威卿、栖霞秦毓堂、莱阳刘东阳分别从朱桥、驿道、郭家店、夏邱堡四路进攻掖县。在掖县西部沙河一带，他策动三支队中的旧军人进行叛变。对张金铭的军事进攻，郑耀南指挥部队进行了坚决的回击。他亲赴夏邱堡战场，指挥部队反击张金铭。在鲁东八支队和胶东三军的支援下，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艰苦作战，终于打垮了张金铭的四路进攻，迫使张金铭派代表进行谈判，并承认负有肇事的责任。

1946年清明节，中共掖县县委、县政府在平里店召开郑耀南追悼大会，胶东、西海区和掖县党、政、军代表和群众两万多人参加。会后，在郑耀南的家乡西障郑家村为其树立纪念碑。郑耀南烈士逝世五十周年，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为其题词“峥嵘岁月渤海湾，忠魂千秋留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