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礼先生于1927年考进台北高等学校高等科，就读文科乙组，乙组就是选读德语为第一外国语、英语为第二外国语的。

　　同级生有40名，台籍只有4名。伊于1930年毕业该校，进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文学科，主修中国文学（当时称「东洋文学」）。

　　守礼先生对台语研究引起特别兴趣是发生在高等学校的时期。当时在板桥有一所专为外地出来就读台北高等学校学生供膳食的「下宿」，是长老教会传道师康清涂 （1893-1953）租来经营的。地点邻近于林本源家园，而隔壁则是板桥教会礼拜堂。1928年有丰原人林朝棨 （1910-1985）考进台北高等学校理科乙组，约守礼先生同寄宿。林朝棨是长老教会出身的子弟，礼拜日不只参加上午及晚间礼拜，下午也常常跟康传道到树林中和去布道教「主日学」。守礼先生不是信徒，但是礼拜日上午伊也经常参加礼拜。礼拜时会众吟台语的圣诗，读台语的圣经，听台语的讲道。

　　儿童在教会「主日学」首先要学白话字 （台语罗马字），而很多年老的信徒也懂得读白话字。因为伊懂些ABC，又能辨认汉字七声的发音法，所以伊很快就会用白话字了。康传道和蔼可亲，乐意助人，看伊对白话字有兴趣，就借给伊看一本甘为霖牧师 （Rev.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0）编的《厦门音新字典》。这本字典以罗马字拼台湾音，用白话字做注解。伊很快就能把汉字音与罗马拼音对照起来。 守礼先生就托康传道买了一本「甘字典」自用。书价4圆。从那时候起，所有没读过的字，伊都参考这本字典来决定读音。伊一直自修汉字的闽南音（包括台湾音、厦门音）的读法。

　　守礼先生是台北帝国大学第3届生。第1届生有柯设偕 （1900-1990），就读于文政学部史学科，是宣教师马偕 （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的外孙。柯设偕的父亲柯维思（1869-1945）于1932年用白话字写<白话字的历史>一文，刊于《台湾教会公报》 570号（1932年 9月, p.23-24），这是世上第一篇介绍闽南话台语「白话字」历史的文章。守礼先生用日文写的<台湾罗马字和基督教宣教师>（收载于《民俗台湾》4卷11号 8～11页, 1944年11月），就是根据柯设偕学长的谈话和所见所借的资料所撰的。两文都提到打马字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1819-1892）、罗啻（Rev. Elihu Doty, 1809~1864）、杜嘉德（Rev. 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宾威廉（Rev. William Charmers Burns, 1815-1868）、马偕等西方宣教师们的贡献。后来我认识守礼先生，宣教师的事迹和白话字相关的问题，就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

　　守礼先生说 ： 宣教师们「为着要在中国传教，对中国方言的学习、研究、着作、编撰、记录等等所做的准备工作，不但对他们传教本身有直接益处，对中国文化亦有间接但也相当富有特殊意义的贡献。就是说，罗马字拼音的利用，对于中国方言方音的记录，比起从前古老的反切法，确实别具妙用，又有很多优点；尤其是与汉字相辅而行，有不可偏废的功用，的确可以补足汉字偏重表意的缺点。」（引伊的 <闽南语史研究的回忆>）。伊也勤于搜集以罗马字写成的书册，有台语 （白话字 ）、有客语、也有天主教教会用的。

　　当时守礼先生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台静农（1902-1990）是教授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系里有大陆来的名师，如毛子水（1883-1988）、董作宾（1895-1963）、戴君仁 （1901-1990）、郑骞（1906-1991）、董同龢 （1911-1963）等教授。屈万里（1907-1979）是副教授。台籍教授有洪炎秋（1899-1980）、而黄得时（1909-1999）和守礼先生是副教授。

　　守礼先生在国立台湾大学讲授「国文」和「国语」，是十分够资格的。伊在台北帝国大学，主修中国文学，于1933年毕业，就留校当了五年的副手，撰有<陈恭甫先生父子年谱附着述考略>、<王静安先生的学问及其影响>等多篇论作；1938年再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参与研究和编该所图书总目录共八年，其间也有机会接受旗人傅芸子「中国语文」的个人教授。1943年回台，任职台北帝国大学南方文化研究所，担任编译，从此未曾离开过语文方面的研究。战后仍一直从事国语（北京语）教育，亦担任过「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委员。

　　1955年以前发表的就有 <福建语研究导论──语言与民族>（1949.02《台湾人文科学论丛》 一辑 p.125-194）、《校注海音诗全卷》1953.07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73面（清刘家谋原撰；载多为台湾风物诗 ）、《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卷二语言篇》 1954.12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252p、《近五十年来台语研究之总成绩》1955.06 油印本等着作，都是在这领域。可惜伊始终未有机会开伊专长的课程，伊所教的是「国文」（最后变成一般性的「国语」，教授侨生中文）。

　　黄得时在台北高等学校晚守礼先生3届，1933年黄得时进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文学科（主修中国文学）时，守礼先生已毕业，任该科副手。1955年8月黄得时升任为教授。大概就是那一年吧，有一天系主任台静农来图书馆，和苏馆长商谈中文系图书的编目事宜，我也在场。中国文学系图书，在日本时代分散于各研究室内，接收以后，始集中于总图书馆后楼，但向无总目。初由图书馆阅览组派员协助该系图书室管理员先完成图书清册。虽然图书馆于1950年7月决定中文图书即用《中国图书分类法》来分类，但系里主张线装图书该彷四库总目的体例分类编目。台主任说：系里无专职编目员，此种工作只好继续赖系助教及学生从事，皆系生手，就请吴守礼先生来编定（守礼先生曾在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参与编该所图书总目录，而该目录就是仿四库总目的体例），也请屈万里先生 （1953年升为教授）参与斟酌。为此守礼先生用力甚勤（授课时数减轻，伊戏称过有如「闲云野鹤」的生活） ，历时数载，书目终于1961年 5月由系油印成册。[顺便一提，就在守礼先生编书目的期间，1959年在系里1950年毕业的叶庆炳升任为副教授]。

　　守礼先生的研究那时已颇有成果，但在发表上却有困难。伊知晓闽南话现存最早的文献是《荔镜记戏文》，就写了一篇<荔镜记戏文研究序说>，文于1956年秋天成稿1957年1月应台大文学院《文史哲学报》徵稿期限投稿，未见刊登，以后也找不到刊物发表，我就劝伊交给《台湾风物》刊出，见于第10卷第2/3期，时为1960年3月，已隔成稿3年有余。之后伊的「荔镜记戏文研究」开始受到注目，连获1961、1962、1967年度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甲种研究补助。伊研究的部分成果，如<顺治本荔枝记校研>、<荔镜记戏文之刊刻地点>，后来也陆续在《台湾风物》刊登。不过其中大部仍须由伊个人亲手油印刊行。

　　守礼先生就这样在台湾大学屈就副教授有18年之久。伊24足岁自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毕业，一直继续从事研究及教学垂30年，1963年8月54岁终于升任教授，之后守礼先生又继续任教10年，于1973年64岁自台大退休 。而伊退而不休，更加专心一志，从事母语及母语历史文献的研究，直至 2005年10月14日方歇手西归，享寿96岁有余。

　　守礼先生的治学风范、研究成果以及在台湾文化上的特别贡献，不仅已普受社会的重视，更获得学界的肯定与推崇。换句话来说，穷毕生之力所钻研的专门领域已经从过去位居学术界边缘的冷门变成了今日的大热门，而且时人也都以大师来称呼伊，守礼先生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