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9月17日生于日本广岛县，

191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毕业。授少尉军衔，但没能考上陆大。

1935年任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侍从副武官。

1938年3月到山西，任陆军第二十师团的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所部骑兵联队共有440骑，在师团长牛岛实常的指挥下，和中国第4 集团军孙蔚如部在中条山对战了两年。

1940年3月任骑兵15联队长，

1941年7月任骑兵第二旅团长最后一任旅团长，9月晋升为少将。12月任骑兵旅团解散，改编为机械化部队，他调味浦和联队区司令官。

1944年3月，到河南任第12军骑兵第4旅少将旅长。在司令官内山英太郎指挥下作为先锋参加了豫中会战。穷追中国军队进入豫西山地。

1945年3月参加老河口攻略， 开始即被中美空军混合团炸的人仰马翻，后来又遭川军125师汪匣峰部坚决抵抗，没等战役结束就调到山东任59师团长，

1945年6月又奉命编入关东军第34军，该师团从济南乘火车机动到朝鲜北部的咸兴构筑阵地，8月末奉命向苏军投降。

1950年7月被引渡给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6月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徒刑18年。听到判决，他痛哭流涕地说：“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在狱中接受了良好的改造。

1963年2月，被提前释放回日本。回国以后，被选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积极开展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

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华时，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

1980年因病去世。

自1938年起指挥所属在中国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等地作战，在上述地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1938年8月至1939年12月和1944年3月至1945年6月间，藤田茂曾以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等身份向所属下达命令：将俘虏在战场上杀掉，算入战果。并且常向其部下训示：要以活人作靶子，对士兵进行“试胆训练”。1945年5月至6月，在山东省蒙阴，益都，沂水等县，藤田茂在指挥“秀岭作战”中，曾命令所属将中国平民和被俘人员当作“刺杀活靶子”，一次就杀害100余人。他还命令所属强迫平民探踏地雷，纵容部下烧、杀、掠、抢，中国妇女，其部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居民无家可归。

日本战败后的第5年，即1950年7月下旬我们从苏联乘火车被押送到中国东北的抚顺。每天，起床、吃饭、休息时间都是固定的。上午学习，下午室外活动，晚餐后自由娱乐。学习不是强迫的，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我决定，为了不虚度时间，读过去未曾读过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幸运的是，同伴中有优秀的老师，所以我大概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日本经济发展历史。我懂得了所有社会都是以经济作为基础而发展的道理。学习经济学，特别是学习日本近代史时我的脑海里产生了巨大的疑问。用经济学的眼光回过头来看小时学过的日本历史，不得不使人疑虑。对于满洲事变、日中事变等，我怎么思考也理解不透。满洲事变时，我任东京省教育军官，因而对事变是比较清楚的。当时说法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反击，引发了满洲事变。可是，从经济角度分析，这不成为事变的原因。事变发生前，田中向天皇呈上的奏章中写道：“日本的国防第一线是在中国的东北。因此，先占领东北而后征服中国是绝对必要的。”1927年，世界经济陷入空前的大萧条，日本经济也不例外。因此，日本侵略满洲是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矛盾。满洲事变是因日本的侵略政策引起的。日中战争的导火线——卢沟桥事变也是有日本经济背景，当时日本企图用侵略手段发展国内经济。单纯从军事上讲，《日中条约》规定，日本为了保护旅中侨民，可在中国天津和北京各驻军一个大队。但到1937年初，驻天津和北京的两个日军大队扩充为全副武装的旅规模部队。日本人民谁也不知道这一事实。这个旅的一个中队于这一年的7月7日进行了夜间训练。训练是在当时中国军队中士气较高的宋哲元部队眼皮底下进行的。夜间训练本身就是不慎重的行为。说是日军反击中国军队，可是日中战争已经开战了。日军明文规定军事训练时不允许带实弹。日军立即实施反击，说明日军训练前已做好了作战准备。这怎么能说是正义的战争呢？把这场战争宣传美化成“圣战”的目的是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有计划地发动了侵华战争。通过学习经济学和日本近代史，我清楚地看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战争的性质。学习过程中，我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感到良心的谴责。经过多方面的学习，渐渐地省悟到我们的对华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特别是不得不叹服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和宽大政策。因此，我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我15岁就进入陆军幼年学校，受崇拜天皇的军国主义教育。能够清除扎根于头脑的军国主义思想，绝对不是易事。学习后，听了管理所长的演讲，思想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因为心里有矛盾，思想上理不出头绪来。什么是主义？为了日本，为了国家是什么？为什么战争？由于总是考虑这些问题，后来我竟得了神经衰弱症。我吃不好，睡不着。看守班长为我费了不少心。他弄来安眠药给我吃，可我吃了药无济于事。一天，活动时间出外做体操时，我突然晕倒了。等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医务室病床上。

1．我自幼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后来爬到高级指挥官--师长的位子上来，从军40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队里受尽了教育，后来又教育、指导、领导、命令别人，可以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终生、鞠躬尽瘁了。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我对战争的罪恶、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没有认识，所以，对于我在中国犯下的大量严重罪行，只认识到自己负有道德的责任，而没有实行的责任。然而，在苏联关押期间，看到了各种文献，特别是收到故乡广岛的来信，知道了亲人们惨死及市街惨状以后，认识到战争是破坏行为，侵略战争是残忍的、罪恶的，而且产生了反战的意识。但是，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甚至还继续站在拥护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这样的认识状态，在我来到中国的前4年间一直没有变化。可是，从今年开始，听到管理所所长李先生的讲话，看了一些电影，受到了强烈的，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如梦初醒的感觉。我深深地为自己的过去而悔恨，决心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然而，初期的决心和勇气还是不大的，而且由于受帝国主义观点的影响，认罪也只停留在表面上。在调查官的恳切的指导下，我渐渐地认识到现在这个程度。现在，在调查中，不仅存在着无根据的不诚实的供述，而且还表现出狡猾的回避责任的态度，对一些重大的罪行还有没认罪的情况存在着，这是令我深感惭愧的。我今后，要认真地反省和检讨自己的罪行，要尽快地完成自己的认罪实践。

2．回顾自己过去的罪恶生涯，我是从当少尉后的第二年开始侵略中国的。除了中尉军衔之外，得到过所有的军衔。特别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作为高级指挥官，我站到了帝国主义领导者的立场上。在我的命令下，很多官兵俯首贴耳地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特别是我所参与的杀害中国人民的数字，已经达到万人以上。对人来说，生命是其最宝贵的东西。对于如此宝贵的生命，我却毫无顾虑地、毫不踌躇地、以一种吃饭喝茶般的平常心态夺取了上万人的生命，并以此来博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这种罪行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最近，我每天晚上都收听关于美国兵在日本的暴行的广播。还看过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实施暴行的纪录影片。这使我产生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深刻的憎恨与愤怒。然而，这种情况，不正是与我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很相似吗！特别是被我夺去了生命的1万人的亲朋好友，对我不是也怀着同样深刻的憎恨与愤怒吗！今天，无论我如何悔恨，无论我怎样做，那1万条生命再也不能复活了！现在，只有对过去犯下的一切罪行都低头承认，并真正地表示谢罪，才是我应该做的。我发誓，一定要努力提高勇气，向认罪的道路迈进。

3．我过去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现出我的本质的帝国主义思想。这就是以刺杀俘虏作为新兵教育训练的手段，提高士兵的素质，强化他们的侵略行动。这是由于我头脑中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作怪而形成的重大罪恶的典型事例。我要求手下的各级指挥官都要把刺杀俘虏当作新兵教育的必修科目。我在担任第59师师长的时候，在济南利用屠杀600名以上的俘虏来教育新兵。这是我犯下的重大罪行。这种作法，对于刚刚入伍的新兵说来，只能进一步麻痹他们的良心，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忠实的鹰犬。可以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极为严重的一种犯罪行为。

4．我从“七·七事变”以后就从事彻头彻尾的镇压共产党军的活动。这些行动，对于新中国说来，是我犯下了双重罪行。由于这些镇压共产党军的行为，有许许多多年轻有为的战士被杀害了。这些进步人士如果现在还在世，作为新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一定会有巨大贡献的。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然而，对于犯下了如此严重罪行的战犯们，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我们指出了新生的道路，还用他们的真理来教育我们提高思想认识。对于这些，我们是衷心感谢的。可是，迄今为止，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待，在认罪方面，还有一些重大的罪行没有认识到位，还没有彻底暴露帝国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我今后必须认真努力 加以改正的，一定用彻底认罪来报答中国人民。

5．对中国人民，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犯下了重大的罪行。我毫无理由地杀害无辜的中国人民，破坏和平的家庭，放火烧毁几代人居住的房屋，掠夺农民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使良田变成荒地，使村庄变成废墟，还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毒瓦斯，发射细菌弹……这些暴行，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我已经深深地认识到 这些罪行的严重性，以及我作为领导者所应负的重大罪责。今后，我一定进一步提高认识，不仅自己彻底认罪，也要检举他人的罪行，总之是要向全世界人民暴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这样做，也是对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人**动的支持，也是对日本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援。

最后，我还要郑重地宣布，对于促使我犯下如此严重罪行的裕仁我表示衷心的憎恨，并要与他斗争到底。

据藤田茂1954年8月笔供，他1889年生于日本广岛县。1938年8月到中国山西参加侵华战争，任陆军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3月任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在朝鲜咸兴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8年8月，在山西河津逮捕住民6名，“讯问这些被逮捕的人民时使用拷问、殴打等方法手段且杀害了”。

1938年11月，在山西运城东北40公里的三路李村，“搜索屠杀了多数三路李村住民”。

1939年1月中旬，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u2018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u2019 。u2018刺杀比枪杀有效果u2019”。4月，在夏县，“我命令第1中队长……让部下的9名兵刺杀了俘虏”9名。8月15日，在山西泽州，“我让把8名俘虏交给第1中队，把9名交给第2中队作为教育材料刺杀了”。

1944年3月—1945年4月，任骑兵第4旅团长期间，“瓦斯弹：使用74发（绿弹）”。

1944年4月10日， “我在归德旅团司令部，召集各队长，命令”“使用瓦斯弹的权限给予联队长，在此作战期间，骑炮1门携带20发瓦斯弹，联队炮1门携带10发瓦斯弹”，“俘虏尽量在战场杀害，算入u2018战果u2019”。

1944年5月2日，在河南许昌西南10公里的黄旗卫村，“刺杀俘虏4名”。

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洛阳，“击毙中国人民12名（1名是妇女）”。

1944年10月26日，在河南太康附近，“拷问杀害中国人民6名”。12月16日，在黄河北左岸归德北方地区，“拷问杀害中国人民11名”。

1945年3月27日，“在竹林桥北200米的邓县——老河口道上的约50户村庄，把合住民，连老人、妇女、小孩，……屠杀了这些住民”。同日，“在马屈山攻击使用了瓦斯弹”。

1945年5月9日，在山东沂水西北25公里的石桥“杀害很多中国人民”，“放火，全部烧毁石桥村”。同月“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攻击在豪山的八路军时，“使用了瓦斯弹、瓦斯筒”。“为了预防遭受八路军所埋设的地雷之害，则称谓领路，使十几名人民先行的事实是使令实地趟地雷了”。

1945年6月，“在济南的虐杀俘虏”，“把使用于阵地构筑的济南俘虏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虏，在6月15日以后使用于教育刺杀了”。

“停战后的处理。（1945年）8月17日召集各大队长命令如左：1.销毁各种文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尤其湮灭对共产党弹压的证据），2.埋没特种弹（瓦斯弹、烧夷弹、发烟弹、曳火弹、及一部分信管），3.销毁防毒面（具）……”。

Abstract of the Written Confessions in English

Fujita Shigeru( 藤田茂 )

According to the written confession of Fujita Shigeru in August 1954, he was born in 1889 in Hiroshima Prefecture, Japan and went to Shanxi, China in August 1938 to join the 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serving as colonel and commander of the 28th Cavalry Regiment. He took the position of lieutenant general and commander of the 59th Division of the 43rd Army in March 1945. He was captured in Hamhung,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ugust 1945.

Major offences:

August 1938: arrested 6 local inhabitants in Hejin, Shanxi, “interrogated these arrested people through torture and beating, and killed them”;

November 1938: “searched for and killed most of the inhabitants of Sanluli Village” in Sanluli Village, 40 kilometers to the northeast of Yuncheng, Shanxi;

Mid-January 1939: in Zhangliang Village, Anyi County, Shanxi, “told all officers, u2018Killing people is a quick way to get soldiers accustomed to the battlefield, as it can test their courage. For this purpose, it is better to use the captives.u2019 u2018Bayoneting is more effective than shooting.u2019” In April, in Xiaxian County, “I ordered the commander of the First Squadron…to order 9 soldiers under his command to bayonet to death 9 captives.” On 15 August, in Zezhou, Shanxi, “I ordered the First Squadron and the Second Squadron to take 8 and 9 captives respectively a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bayonet those captives to death”;

From March 1944 to April 1945: “used 74 gas shells (green colored shells)” while serving as commander of the 4th Cavalry Brigade;

10 April 1944: “I called all regiment commanders together at the Brigade Headquarters in Guide and ordered that” “regiment commanders could authorize the use of gas shells. During the battles, 20 gas shells are equipped for each cannon of the cavalry and 10 gas shells for each cannon of the regiment”, and “try to kill captives on the battlefield as far as possible and calculate them into u2018combat achievementsu2019”;

2 May 1944: “bayoneted 4 captives” in Huangqiwei Village, 10 kilometers southwest to Xuchang, Henan;

21 May 1944: “shot dead 12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1 woman)” in Luoyang, Henan;

27 March 1945: “massacred all inhabitants of about 50 households in a village along the Dengxian County-Laohekou road, which is 200 meters to the north of Zhulinqiao, killing seniors, women, children… and other inhabitants”; “used gas shells during the attack in Maqushan” on the same day;

9 May 1945: “killed many Chinese people” in Shiqiao, 25 kilometers northwest to Yishui, Shandong, and “burned down the entire Shiqiao Village”; in the same month, “ordere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Squad to use cholera virus to fight a germ war during the battles”; “gas shells and gas canisters were used” when attacking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 Haoshan; “to prevent soldiers from stepping on land mines placed by the Eighth Route Army, more than ten Chinese people were ordered to lead the way, i.e. to walk in the mine field in front of the troops”;

June 1945: “maltreated and killed captives in Jinan”, and “over 600 captives of the Jinan Internment Camp who had been forced to build battle positions were bayoneted to death in soldier training after 15 June”;

“Arrangements after announcement of armistice: I called all squad commanders together on 17 August (1945) and ordered them to do the following: first, to destroy all kinds of documents (to get rid of criminal record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especially the evidence of cracking down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cond, to bury special bombs (gas shells, incendiary ammunition, smoke projectiles, light tracers and some fuse tubes); third, to destroy gas mask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