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温江幼年先后读过村私塾和同盟会创办的新式学堂，后和很多山东人一样去东北谋生。在东北时考入东北讲武堂，历任奉系军阀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等职。1925年，河南地方军阀孙殿英部进入山东，被山东督办张宗昌收编，后改编为直鲁联军第35师，谭温江调任该师参谋长。

　　1928年，孙殿英投靠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谭任其第一师师长。1928年7月，奉孙殿英之命，谭温江率部以军事演习之名控制清东陵，盗掘了慈禧太后的普陀峪定东陵和乾隆皇帝的裕陵。事后，谭作为替罪羊被阎锡山逮捕并受到审讯。后来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由于担心拥兵数万的孙殿英会倒向蒋军，于己不利，阎将谭温江释放。

　　谭温江被释放后，已看透孙殿英的为人，不再回孙部任职，而隐居天津作了寓公。其间不断接触进步人士，思想有所转变，尽力支持人民解放事业。全国解放后，谭温江曾担任天津市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他是当年那些军阀将领中能保持晚节，最后尚能为人民服务的少数人之一，于1969年7月8日病故，终年70岁。

　　琉璃厂，北平著名的古玩街，当时这里有家规模最大的古玩店“尊古斋”。1928年8月的一天，“尊古斋”的老板黄百川接待了一位神秘客人，此人携带来了一些十分罕见的珍宝急于出手，双方最后以10万元秘密成交。不料事情败露，二人均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拘捕。经审讯，涉嫌出售东陵珍宝的神秘男子正是12军的那位“爱民师长”谭温江。谭温江的被捕，让人自然联想到他的上级——12军军长孙殿英。面对世人怀疑的目光，孙殿英即向他的顶头上司、时任第3集团军第6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递交了两个报告，报告里详细记载了一次剿匪战斗，报告称从马匪手中缴获两只大箱，并列报清单。这就回答了谭温江携带的珍宝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从当地土匪手中缴获的。

　　东陵一带兵匪混杂，土匪盗陵的确有着很大的可能性。而在此时，因销赃而被捕的谭温江一直拒绝承认自己参与盗陵，关于珍宝来源，他也解释是缴获自土匪，和孙殿英的报告如出一辙。因为查无实据，案件的审理陷入僵局。

　　东陵盗案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又似乎柳暗花明。在前往青岛的一艘叫“陈平丸”的轮船上，青岛警察厅抓获了两名逃兵，从他们身上搜出了36颗珍珠，还有国民革命军第12军的标志。一名叫张歧厚的逃兵招供参与了盗陵。当时的报纸记载了他的自供：“今年五月(公历7月)间……由军长(孙殿英)下命令，教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坟炸开……我这三十六颗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坟里拾的。我因当兵不易发这些财，再跟着队伍打仗去也无益，所以才由杨各庄偷着跑到天津卖了十颗珠子，卖了一千二百元钱……”

　　张歧厚的供词是当时惟一明确牵涉到孙殿英的重要证据。

　　形势陡转直下，南京的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催促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尽快破案。1928年11月，当时的四大集团军首脑都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来会审此案。　　溥仪身居天津张国，闻祖陵被掘，悲愤无比，强烈抗议孙殿英的罪行。

　　可直到1929年4月底，也就是东陵被盗将近一年后才开始预审，且一直未对外公开。而经过匆匆一个半月的审理后，高等军法会在6月中即宣布预审终结。

　　今天，我们仅能从当年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窥见预审判决草案的结论：东陵盗案系遵化驻军勾结守陵满员，盗墓分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那个叫张歧厚的逃兵供出了孙殿英，但法庭似乎并没有仅据口供而采信。因为结论中的“遵化驻军”究竟指的是哪支部队，幕后主使究竟是谭温江还是孙殿英，判决草案显然含糊其辞。

　　其实，就在东陵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中国政坛已是危机四伏。1930年4月，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军阀大混战爆发了。经过权衡，孙殿英最后叛蒋归顺了阎锡山和冯玉祥。

　　孙殿英投靠阎冯后，被羁押在阎锡山辖区内北平陆军监狱的谭温江获得释放。当时的上海《中央日报》在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发了一则短消息，轻描淡写地说到东陵要犯“其后不知何故又将其释放”。好一个“不知何故”，自此，东陵盗案不了了之，成为民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1928年，一个叫做孙殿英的流氓军人，居然带兵洗劫了前清的东陵，惹恼了逊位的溥仪和满清的遗老遗少。我们先来看一段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当中的记载：

　　一九二八年，对我是充满了的一年，也是使我忧喜不定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一方面日本的田中内阁发表了满蒙不容中国军队进入的声明，并且出兵济南，拦阻南方的军队前进，另方面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这些和我有瓜葛的军队，由节节败退而溃不成军，为我联络军阀们的活动家刚报来了动人的好消息，我马上又读到那些向我效忠的军人逃亡和被枪毙的新闻。我听说中国的南北政府都和苏联绝交了，英苏也绝交了，国民党大肆清党，郑孝胥、陈宝琛以及日本人和我谈的那个“洪水猛兽”，似乎对我减少了威胁，但又据这些人说，危险正逼近到我的身边，到处有仇恨我的人在活动。我看到了报纸上关于广东有暴动的消息，同时，一直被我看成“过激”、“赤化”分子的冯玉祥，已和蒋介石合作，正从京汉线上打过来。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使人灰心丧气的消息越来越多，张作霖死了，美国的公使在给张学良和蒋介石撮合，……除了这些上面已说过的事件之外，这年还发生了最富性的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

　　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是乾隆和西太后的陵寝。孙殿英是一个赌棍和贩毒犯出身的流氓军人，在张宗昌部当过师长、军长。一九二七年孙受蒋介石的改编，任四十一军军长。一九二八年，孙率部到蓟县、马兰峪一带，进行了有计划的盗墓。他预先贴出布告，说是要举行军事演习，封锁了附近的交通，然后由他的工兵营营长颛孙子瑜带兵挖掘，用三个夜晚的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一空。

　　乾隆和慈禧是清朝历代帝后中生活最奢侈的。我从一份文史资料中，看到过一段关于他们的陵墓的描述：

　　墓中隧道全用汉白玉砌成，有石门四进，亦全系汉白玉雕制，寝宫为八角形，上覆圆顶，雕塑着九条金龙，闪闪发光。寝宫面积约与故官的中和殿相等。乾隆的棺梓是用阴沉木制成的，安放在一个八角井的上边。两座坟墓中的殉葬器物，除金银元宝和明器外，都是些罕见的珍宝。慈禧的殉葬物品，多是一些珠宝翠钻之类，她的凤冠是用很大的珍珠以金线穿制而成的；衾被上有大朵的牡丹花，亦全用珍珠堆制；手镯系用大小钻石镶成一大朵菊花和六小朵梅花，澄彻晶莹，光彩夺目；手里握着一柄降魔杵，长约三寸余，为翡翠制；她的脚上还穿着一双珠鞋。另外，在棺中还放置着十七串用珠宝缀成的念珠和几双翠质手镯。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字画、书剑和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及金质佛像等物，其中绢、丝制品都已腐朽，不可辨认。

　　我听到东陵守护大臣报告了孙殿英盗掘东陵的消息，当时所受到的，比我自己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宗室和遗老们全激动起来了。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万绳栻、景方昶、袁励准、杨锺羲、铁良、袁大化、升允……不论是哪一派的，不论已经消沉的和没有消沉的，纷纷赶到我这里，表示了对蒋介石军队的愤慨。各地遗老也纷纷寄来重修祖陵的费用。在这些人的建议和安排下，张园里摆上了乾隆、慈禧的灵位和香案祭席，就像办丧事一样，每天举行三次祭奠，遗老遗少们络绎不绝地来行礼叩拜，痛哭流涕。清室和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张园的灵堂决定要摆到陵墓修复为止。

　　起初，蒋介石政府的反应还好，下令给阎锡山查办此事。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被阎锡山扣下了。随后不久，消息传来，说被扣的师长被释放，蒋介石决定不追究了。又传说孙殿英给蒋介石新婚的夫人宋美龄送去了一批赃品，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物。我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怒火，走到阴阴森森的灵堂前，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向着空中发了誓言：

　　“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我此时想起溥伟到天津和我第一次见面时说的：“有溥伟在，大清就一定不会亡！”我也发誓说：

　　“有我在，大清就不会亡！”

　　我的复辟、复仇的思想，这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从溥仪的叙述中看，孙殿英的盗墓行径给东陵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更重要的是，象征皇家尊严的西太后陵寝被毁，皇家的尊严扫地。我们中国人一向是讲究孝道、敬重祖先的民族，即使是百姓，也把丧葬、穴位这些看得极为重要，认为祖先安寝，可以保佑子孙。祖先埋葬地的风水好，家族就会兴旺发达。这种传统的厚葬思想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甚至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百姓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皇家。中国历代的皇帝、达官贵人无不在身前就花费巨资修建陵墓，甚至为了一块“风水宝地”，抢占百姓土地，荒废良田。一般百姓家若是坟墓出了什么岔子，都会十分重视，更何况皇陵被毁。另据记载，当时慈禧老太后的尸首被扔在了棺木外面，上半身的华贵衣服被扒了精光，赤裸地耷拉着。嘴里的夜明珠也被掏了出来，因为牙关太紧，甚至嘴巴到面颊被军刀割开了个大口子。尸体由于变质，长满了绿色的毛，其状况惨不忍睹。可怜慈禧生前这个大独裁者，奢靡享乐、草菅人命，把中国带进深渊，死后有如此报应。

　　所以当时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说这种感觉比自己逊位还难受，是可以体会的，在他心目中，自己仍然是正统的“大清皇帝”，是被流民乱匪给赶下台的，根据《皇室优待条例》，皇室的尊荣必须得到维持，但如今自己不但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成了丧家之犬，而且祖先陵寝被毁，先人遗体惨遭玷污，这种遭遇无法痛陈。所以东陵事件对溥仪更是一大侮辱，这加剧了溥仪对民国政府的仇恨，成为了溥仪报复民国，抱紧日本人的一大诱因。

　　贪财包庇的蒋介石

　　孙殿英掘墓盗宝被发现后。旗人团体，以及皇室等满人万分震惊，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盗墓贼。然而，就在政府介入调查之时，孙殿英居然以案情以外的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辩护书，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

　　据说，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告诉给孙说：“你这次办事太过莽撞了，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这就是明摆着向孙殿英索贿，估计是看孙殿英他们捞了好处，自己眼红，结果清东陵被盗案的审理居然变成了国民党大员之间的分账。

　　孙殿英也心知肚明，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送给政府大官，据记载，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当年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孙将这件宝物送给了宋美龄，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品。还有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贿赂给了阎锡山。

　　贪财蒋介石这时因为受了孙殿英如此大的贿赂，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盗墓贼，为了财宝决定牺牲一下失势的溥仪和满清遗老遗少们。

　　孙殿英有了蒋介石的默许，于是叫嚣说：“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用枪去逼宫，把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盗墓贼在政府大员的支持下，胆子也大了起来。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痛哭流涕，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在舆论压力下，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组织军事法庭，陆军监狱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要严惩部下。

　　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便没有下文。直到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居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 6月15日，军事法庭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东陵盗案草草结束。

　　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锡山的重用。经孙殿英与阎锡山的活动，谭温江也被释放出来。以后孙殿英不断提升，后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

　　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只看眼前利益的做法给自己埋下了不可估量的恶果，没有看到溥仪在复辟反动派中的影响力，只粗浅地认为溥仪失势了，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就对别人祖坟被窃都不闻不问，甚至参与分账，不可谓不是目光短浅。

　　而溥仪这时候却是抱着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极大的仇恨：

　　我在心里发出了狠毒的诅咒，怀着深刻的忧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卜过卦，扶过比我曾卜占“国民政府能长久否？”得“天大同人变离，主申年化冲而散”的一个卦文，其意思是：蒋介石政府将众叛亲离，在一九三二年灭亡。当然，蒋介石的政府如果垮台，可以发泄我的仇恨，使我痛快。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我自己的命运。我屡次叫荣源扶乩，有一次他得到这样一个乩文：

　　今上乃重兴之主，清仍有天下，然子（按指荣源）乃朝廷勋戚大臣，必须直谏君，于致光武，务必劝戒奢华，弥问世事，晦迹韬光，暗成事业，亲君子，远小人，去伪忠，此皆要图，子忠实君子，吾所夙知，故愿直言，将来再兴，务必改元，宣统二字，乃宁日一乱丝充满天下尽，贼犯紫微，务用隆武，隆若不用，可改兴武，此天机也，国事且不泄。

　　愚蠢贪财的蒋介石却没有意识到，日本人这时候正好利用溥仪急于复辟复仇的心理，正在策划着一个惊天的阴谋。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开始与溥仪频繁接触，开始他们，抢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而溥仪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在日本人甜言蜜语“恢复大清”的期许下，开始加速抱紧日本人的大腿，走向了分裂国家，甘为傀儡的道路。溥仪的投降日本，给本来刚刚形式上统一的国家带来了新的灾难，国家再次分裂。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利用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作为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哨基地。这可是说是蒋介石目光短浅的一大政治失误，从此，民国命运更加多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