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26日，桑德拉·戴·奥康纳出生于德克萨斯的埃尔帕索，成长于一个名叫“Lazy B”的大牧场。“Lazy B”是个坐落在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边界的648平方公里大的牧场，牧场里饲养了近2000头牲畜。那里离最近的城镇57公里，最近的邻居也在19公里以外。

　　桑德拉·戴·奥康纳的妹妹安和弟弟艾伦分别出生于1938年和1939年，因此，桑德拉在其生命中的第一个8年内，都是戴家中的独生女。由于“Lazy B”农场地处偏远，桑德拉小时候没有什么伙伴，陪伴她的只有父母、农场的工人以及山猫、野猪等野生动物。生活在这样一个孤独环境中的桑德拉，在很小时候就学会利用各种不同的书来找乐子。同时，桑德拉的母亲每天也会花好几个小时来为女儿朗读《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纽约客》、《星期六晚报》等多不胜数的报刊。到桑德拉8岁时，她还学会了修补栅栏、会像牛仔那样骑马、会使用步枪并学会了驾驶大卡车。

　　毕业后的桑德拉马上开始找工作，志向是当一名律师，但由于性别关系，她无法在法律事务所找到工作，而就此于1952年成为加里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县的副检察长。巧合的是，这次给她工作机会的首席检察官威廉·弗伦奇·史密斯在30年后，同样成为将桑德拉推上最高法院大法官位置的中间人。对于第一份工作，桑德拉后来回忆说，“它对我此后的生活影响深远，因为从那以后，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热衷从事公共服务事业。”

　　很多人对一个来自乡下的小女孩成长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美国最有权力女人之一的奥康纳感到惊奇。事实上，小时候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孤独生活很早便造就了奥康纳独立自主以及坚强的毅志力。

　　无论奥康纳是否成为第一位女首席大法官，她已经是美国最有权势的妇女。她是怎么取得这样令人钦佩的荣誉的呢？部分原因是出于巧合：她介于意见对峙的大法官的中间。最高法院经常以一票之差决定最重要的案件。多数票中有3票来自保守派威廉·伦奎斯特、安东宁·斯卡利亚及克拉伦斯·托马斯和两票来自温和保守派安东尼·肯尼迪及奥康纳。持有异议的4名开明派为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卫·苏特、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及史蒂芬·布赖尔。肯尼迪和奥康纳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夺起决定作用的“关键一票”的投票角色。自1994年至2000年，他俩在5比4票多数票一边的次数相同。

　　最高法院历史上有过多次“关键一票”的投票。由于奥康纳行事的独特方式，她可以说是他们中间权势最大的。一个接着一个案件，她会同意多数派的意见，然后撰写一份并存意见书，像是有意滤除同僚们缜密推理的更为笼统的含意。她习惯于只投手头那桩案子的票。她的观点具有如此精密的调谐性以至有一次在裁决一桩选举权案件中她为她自己撰写的法院意见书又另外附了一份并存意见书。这促使史坦福法学院的选举权学者帕姆·卡兰说：“奥康纳终究有了她能同意的对象：她自己。”

　　奥康纳界定严格的意见书起到了保留她在今后案件中改变想法的能力的作用。这并不是说奥康纳会轻易受到大法官同事的游说而动摇。在最高法院中几乎没有游说或讨价还价的交易。(的确如此，大法官之间罕有实质性讨论。)而是她行事更像她曾经当过的州立法者而不像一个典型的大法官。奥康纳偏爱含糊的标准而不是明晰的规则，她的意见并非出自某些引导她处理一个个案件的一贯原则。她的实用主义的方法使她不仅身处最高法院而且还是美国政治的中心。

　　因为女权运动日益兴起，为了令共和党摆脱“性别歧视”的困境，里根一早就想挑选一名女性大法官。1981年时，美国的女法官寥寥无几，其中的共和党人更是几乎没有。这时，有人向里根推荐了支持堕胎合法化的参议员奥康纳(在面试时，奥康纳讲述她在马背上生活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里根)。作为里根挑选出来的保守主义代言人，媒体认为奥康纳会一直坚守在保守主义阵营，但她在堕胎、死刑等方面的裁决却令公众大感意外。

　　在最高法院，奥康纳是唯一一位面向公众的大法官，她像政客一样处理自己的工作，成功地融入了“全男班”的法院(另一位女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由克林顿在1993年任命)。奥康纳最近在巴纳德大学演讲时说：“成就显著的女人都有一个智慧、开明而且友好的头脑。”她在同僚的眼中正是这样一个人——友善却不失强硬。另一位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生前曾这样对记者评价奥康纳，“她非常友好，但一旦你惹恼了她，她踢你屁股时会比任何一个人都重。”

　　为了少数族裔的利益而划分的选区必须经由奥康纳批准，这些选区能否形成则取决于她是否认为它们的形状怪异。著名的“罗诉韦德”案 (Roe v. Wade) 是按奥康纳规格“裁剪”的，法官和立法者不得不详细审查所有堕胎限制，努力揣测奥康纳是否可能把它们认作是选择权利上的“不当负担”。2000年12月奥康纳在裁决总统选举上助了一臂之力——在5比4的表决中，她是赞成不再重新核对佛罗里达州选票而将白宫交给小布什的5人中的一个。

　　在问题上，奥康纳于1986年投票赞成了乔治亚州“是违法”的法律；但到2003年，她却投向6比3的阵营，否决了德克萨斯州同样的法律。多年以来，奥康纳一直站在保守主义阵营，但后来，在“大学招生制度”上，但又转向了光明派。

　　桑德拉·奥康纳在1981年当上第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就将她和她丈夫约翰·奥康纳推上了历史舞台，当然，这一次的领头人是妻子。约翰·奥康纳如何看待自己在家庭中的配角地位？“桑德拉的成就并不会令我有挫折感，”约翰说。“相反，却使我感到非常安慰。”

　　话虽然这么说，事实上这对约翰·奥康纳来说并不容易。同样从事法律行业的他，在妻子当上大法官之后就为了不和公众利益发生冲突，在自己51岁时关闭了他在凤凰城的律师事务所。在为最高法院服务了24年之后，桑德拉终于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补偿丈夫。她通过发言人对外界说：“我已经75岁了，我想花更多的时间跟丈夫在一起。”

　　约翰·奥康纳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病多年，桑德拉一直以来只有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她将他带到办公室、在法庭上一边聆听律师陈述一边看着座在保留席位上的丈夫。而现在，离进入最高法院25岁周年纪念还差一年时，桑德拉出人意料地告别了她的工作岗位。的确，丈夫现在比她在最高法院里的权力更重要，以家庭的名义退休，也是再恰当不过。

　　桑德拉是少数能将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处理得如此之好的女人之一，这也成为了她的标志之一。任何了解桑德拉的人都会对她一边在法院上班一边照顾病重丈夫的做法钦佩不已。约翰·杰·奥康纳与桑德拉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时相识，两人在一起讨论法律文案时互相赏识，最终走向婚姻之路。

　　约翰比妻子晚毕业一年，毕业后的他在驻扎德国法兰克福的部队服役。这对夫妇在德国待了几年后搬迁至亚利桑那州，两人在其后的6年内生了3个儿子，斯科特、布莱恩和杰。1958年，在大儿子斯科特出生后，桑德拉与合作伙伴汤姆·托宾在当地的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开设私人法律业务。但在二儿子布莱恩出生后，桑德拉放弃了工作，从1960到1965年，她一直专心在家当全职主妇。

　　最小的儿子开始上学后她重新恢复全职工作。她担任了4年的亚利桑那州助理检察长，在此期间她逐渐以行事缜密闻名。1964年她成为巴里·戈德瓦特(保守主义共和党的代表人物) 的选区主管。他们一直是亲密的朋友直到戈德瓦特去世。1969年，奥康纳被任命为亚利桑那州参议院议员以填补空缺。翌年她依靠自己的力量被选任参议员，1973年她成为多数派领袖。在一些共和党同僚的眼中，桑德拉在大多数议案的投票中都倾向于保守和中立，其中一个例外是，她支持了“男女平等权利”的议案。1974年，桑德拉在亚利桑纳高等法院法官选举中艰难胜出。共和党的领袖曾建议她竞选州长，但被桑德拉拒绝。1979年，桑德拉被州长任命为第一位高等法院法官。在她的倡导下，关于工人报酬、离婚、犯罪认定、不动产等等一系列法律得以修订或制订。21个月后，在1981年的8月19日，美国总统里根兑现了他竞选时的承诺——任命了桑德拉·戴·奥康纳为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在被里根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之后，桑德拉已成为美国职业女性的典范人物，她同时还是一个好妻子、慈爱的母亲。早在当选为亚利桑纳州参议员时，桑德拉在电视上介绍她的家庭时就说过，“婚姻的誓约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我此后的生活都是按照它的要求来进行。”

　　由于妻子的关系，约翰·奥康纳的事业受到了挫折，但夫妻间的感情却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当桑德拉搬到华盛顿之后，约翰也跟着搬了过去；在妻子因为工作关系而到处旅行时，约翰一直陪伴在她左右，即使后来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也会陪着桑德拉参加国际性的会议。而桑德拉也在工作的同时照片丈夫，没有因此而觉得不适。

　　在桑德拉于上周五作出离开高等法院的决定后，她的弟弟艾伦评价说，这样的决定对她来说非常痛苦，但她不会对这个选择感到后悔。而桑德拉自己也说：“我作出了决定，我绝不会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