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元代戏曲家] - 简介

 
由于数忤权贵，晚年退居于明州(宁波)栎社之沈氏楼，“以词曲自娱”(《留青日札》等)。相传明初太祖朱元璋慕其名，遣使征召，他“佯狂不出”(《南词叙录》)，不久病卒。糟糠自厌选自明代万历二十五年玩虎轩刻本《琵琶记》插图高明善书法工诗文。他的诗文中有不满黑暗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内容，如《题画虎》斥责“人间苛政”，《乌宝传》抨击元朝的宝钞政策；有表现晚年厌倦尘世奔波、向往隐居生活的思想，如《次韵酬高应文》等。

他还借咏史抒发黍离之叹,对宋王朝的昏暗,岳飞父子的愚忠给予批判。至于《孝义井(全部)记》、《华孝子故址记》、《王节妇诗》等，则是颂扬孝义、表彰贞节贤德之篇。南戏《琵琶记》是高明得以名扬后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时民间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戏文之首”《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成。在宋代民间讲唱、戏文中，蔡伯喈是一个弃亲背妇的反面人物，高明却把他改写成孝义两全的正面形象。关于高明作《琵琶记》的起因及剧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多为捕风捉影之谈。姚华《□猗室曲话》说：“柔克所讥，□属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实有其人，即以为讽世之作可也。”

高明[元代戏曲家] - 作品

 
《琵琶记》写蔡伯喈被其父逼迫赴京应试。中状元后，牛丞相奉旨招他为婿。他辞婚、辞官均不获准，被逼入赘相府。时值家乡遭逢荒年，其妻赵五娘历尽艰辛，奉侍公婆。她求得赈米供养二老，自己却暗吞糠□，年迈双亲盼子不归，气饿而亡。五娘剪发买葬，安葬公婆后，又琵琶卖唱，寻夫至京。最后夫妻团圆，庐墓一门受旌表。这是一部思想内容比较复杂的作品。它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横自私、欺压百姓的黑暗社会现实，告诫读书人应试求官会带来灾难,宣扬“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侯”的避世思想；另一方面又以提倡道德风化为创作宗旨，不厌其烦地宣扬子孝、妻贤等封建伦理观念。在元朝统治即将灭亡，重开科举，妄图拉拢知识分子为其服务的时候，作品中表现的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是，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背景下，这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而作品以彰孝义、美教化作为拯救社会的灵丹妙药，也暴露了作者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性。赵五娘是剧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许多妇女身受的深重苦难，体现了中国妇女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传统美德和克己待人的牺牲精神。蔡伯喈是一个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他被迫屈从权势，生活在富贵之中，内心却充满痛苦。他希望忠孝两全，结果却忠孝两不全。这个悲剧形象暴露了封建道德自身的矛盾及其不合理性。剧中牛氏以贤惠著称，但是以她为主的几场戏充满了令人生厌的封建说教。张大公古道热肠、扶危济困，反映了中国古来民间的睦邻风尚。剧中人物各具性格，五娘、伯喈、张大公、蔡公、蔡婆都写得有血有肉，情态逼真。

《琵琶记》被称为戏文中的“绝唱”（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它描写人情，真实细腻，婉转曲折，能深深打动读者。剧中双线交错发展，以富衬贫，以喜衬悲，二者成鲜明对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矛盾，加强了悲剧的气氛，文词以本色为主而又文采斐然。明代王世贞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回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艺苑卮言》）传说高明写剧本时，“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表明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高明墨迹《琵琶记》是把民间戏文与文人创作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戏创作提高到艺术上比较成熟、能为雅俗共赏的新阶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赏，获得不同阶层人们广泛的爱好。自它以后，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纷纷起而制作戏文，以致蔚然成风。

《琵琶记》成为南戏创作的范本，获得“曲祖”（魏良辅《曲律》）、“南曲之宗”(黄图□《看山阁集闲笔》)的称誉，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还被译为法文、日文，传播国外。中国戏剧家协会曾于1956年在北京召开关于评价、整理《琵琶记》的讨论会。《琵琶记》的传本很多，《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有清陆贻典钞本《蔡伯喈琵琶记》，是保持古本原貌较好的本子。明嘉靖苏州坊刻巾箱本与此相近。1958年在广东揭阳出土的嘉靖写本，也属“元本”范畴，是今存最早的艺人演出本。其余均经后人删改，与原本差异较大。据《南词叙录》载，高明还有《闵子骞单衣记》戏文一部，今无存。高明的诗文集,有《柔克斋集》20卷,已佚。近人冒广生曾辑其诗49首,词1首，刊于《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中。另有《碧梧翠竹堂后记》、《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乌宝传》等多篇,散见于《玉山名胜集》、《黄岩志》、《常州府志》、《南村辍耕录》等书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