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权 - 基本资料

张公权1901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宝山学堂。1904年中秀才，翌年入北京高等工业学。他的导师中有袁观澜和唐文治这样的文学名家。1906年，张公权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导师是倾向自由主义的堀江归一和福田德三两位教授。可惜他后来家道中落，再付不起学费，于是1909年归国，在邮传部路政司谋了份工作，后又任北京《国民日报》、《交通官报》编辑、总编辑。辛亥革命时，张公权在上海筹建国民协会，后为浙江都督朱瑞秘书。民国元年，任神州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并将国民协会与张君劢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合并为民主党。次年4月，出席北京政治会议，任参议院秘书长。因对袁世凯独裁不满，弃政入金融界。

民国2年，由梁启超推荐，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民国5年5月，与经理宋汉章共同抵制袁世凯“停止兑现令”，使袁氏镇压护国战争的筹饷阴谋破产。翌年，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民国15年回沪成立副总裁驻沪办公处，通过知交黄郛，与蒋介石建立联系，“四一二”时与上海金融界代表人物钱新之、陈光甫等给蒋以经济支持。6月蒋曾亲至张宅致谢。次年，张公权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不久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一二八”事变初，张公权曾向市政府提出“和平解决”，并在上海总商会议决罢市后，要银钱业首先开市，继后帮助在南翔等地建立战地医院，救护十九路军伤兵。民国22年，宋子文谋夺中国银行，调张公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愤而不就。民国24年，改任铁道部长，后任交通部长、公路运输总局局长。民国32年，以行政院顾问身份去美考察。次年8月，在纽约建中国投资公司。民国35年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长春铁路理事长。民国36年任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第二年去职，次年移居澳大利亚。1953年起定居美国，讲学于洛亚拉大学，后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并为美国国防部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张公权对中国新式银行的建设建树颇多。民国10年、11年两次增加私人投资1976万元，收买北洋政府的股票，使中国银行基本上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民国18年起，又进行银行制度改革，在纽约、伦敦、大阪等地建立中国银行分支机构，设国外直接通汇处62个，特约代理处96个。行内建立完整的人事、会计、检查制度，并设经济研究室，收集国内外经济、金融情报，屹立于外滩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大厦，亦由张公权主持营建，其地下保险库的防火、防水、防盗设施，堪称一流。主铁道、交通部期间，对修筑铁路亦有雄心，如筑湘桂线之衡阳至桂林段，延浙赣线连结京广线路段等，对抗日战争时的运输起了很大作用。张氏重视发展民族经济，曾从资金上帮助荣氏、兴建国货大楼等，反对滥发纸币。民国37年曾反对发行金圆券，主张以公债进行有限借贷，既弥补财政不足，又控制通货膨胀。著有《中国铁道建设》、《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年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中共经济潜力的研究》等，后期发表多篇反映大陆经济发展、工业产品价格的论文。

张公权 - 重整央行

张公权人生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在国民党行将败亡之际，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成为蒋介石政权的敛财重臣，一时地位煊显，一言九鼎，以致他避走海外后，竟有追随者发出“天地闭，贤人隐欤”的哀叹。

就职上任

1947年，蒋介石政权日薄西山，他藉以“剿共勘乱”的经济大厦更是疲态尽露，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国库空虚，投机成风。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决定对政府大换血，从根本上进行整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的“钱袋子”——中央银行。

1月2日，蒋经国拜访正在东北行营的张公权，送来蒋介石的亲笔信。张公权接读此信后，判断蒋已经决定调他到政府工作，不是财政部长就是中央银行总裁。但他并没有感到惊喜，知道自己生不逢时，现在“无论财政，或中央银行，均无法补救”，“至通货膨胀，已达恶性阶段，有何能力，可以遏止，再四思维，虽觉东北工作，已感日暮途穷，然究属范围狭小。若到中央，势必出丑”。他当即写信给蒋介石，托蒋经国带回。信中表示：“至全盘经济病况已深，非局部治疗所能救治。更非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补救。深虑竭蹶，不能胜任，请予谅察。”

但蒋介石决心已定。2月12日，他托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带口信，要张公权准备返回南京，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熊为政学系官僚，此时又为张公权的顶头上司，还是他的至交，蒋特托熊带话，再顺当不过。张公权是推辞不掉了。

25日，蒋派专机至沈阳，带来蒋当日早八时的亲笔函：“本日派机来沈，请明日回京。行动仍以不告人为宜。”27日下午三时半，张公权秘密抵达南京，五时就拜访了他的至交张群，知道蒋介石已决心改组政府，调他任中央银行总裁是重要的一步。翌日，蒋介石亲自召见张公权，说明认命他的原委，并透露出对宋子文和现任总裁贝淞荪的不满情绪。

张公权是一个聪明人，既然不能不上任，就必须向蒋争取最有利的条件，以扫除可能的障碍，现在是最好的时机。由于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他始终对宋子文心存芥蒂。中国银行是他的基础，但宋上任后，立即凭借手中权力，迫使中国银行在增资时接受官股，宋子文借机抢到董事长职位，在中国银行安插私人，最终把张公权排挤了出去。这是张公权一直对宋子文耿耿于怀的原因。当然任命张公权，是蒋介石利用矛盾，藉张公权牵制宋氏势力无限扩张的重要手段。

宋子文此时还蒙在鼓里。3月1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及最高国防会议，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长，由蒋兼任，张群任副院长，同时正式决定张公权任中央银行总裁。

在就职仪式上，张公权并没有多说话，只是由贝淞荪引荐给央行高层职员。实际上，贝也不用更多介绍，张公权从1935年起一直挂名中央银行副总裁，虽没有到任，但职务一直被保留。

出任渊源

张公权能够被蒋看重，与他个人的实力是分不开的。在他长期经营中国银行的过程中，不仅使该行事业如日中天，成为当时信用最好的金融机构，而且成功笼络了一批财政金融界实力派。蒋在经济上的主要靠山是江浙财阀，其主要领导人为陈光甫和李馥荪，而张与他们关系向来密切，陈光甫更是他的终身至交。孔祥熙、宋子文主政行政院时，在金融界领导层安排了不少留美学生，引起早期主持兴办中国金融业的留日学生群体不满。蒋要除掉宋子文的班底，就必须擢用留日代表人物。张公权、李馥荪、钱新之、吴鼎昌、周作民等都是留日学生出身，张是这一集团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是蒋介石组织经济班子不能不考虑的。

蒋介石将张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与张公权曾对蒋的帮助不无关系。早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前后，张正以中国银行副总裁名义主持上海行务，1928年正式就任中国银行总裁，在蒋最困难的时候资助过他。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27年6月张母去世时，蒋曾以“谦卑礼下的风格和爱人的情操”到张宅吊丧，尽管张当时意识到“一定是在财政方面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但仍然十分感激。1936年，他应蒋之邀，就任铁道部长，后又转任交通部长，在蒋介石看来“布置有序，举止得当，业绩显赫”。

张公权的出任与张群组阁也有很大关系。张群是政学系的中坚，而张公权与政学系的渊源很深。张公权的金融事业是由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引入门的，此后他凭此关系先入研究系，后转政学系，与政学系初期主要人物黄郛和杨永泰、后期主要人物张群和熊式辉等人均过从密切。此次，蒋介石决意换马，由张群取代宋子文，自然在张群的力荐下，张公权就呼之欲出了。

张公权的出任还有一个微妙的因素，这就是他的二兄张君劢。此时张君劢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长期处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中。他的政治影响要比张公权大得多，是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中“宪草”的执笔者，在民盟中地位较高，号称“民国宪法之父”。蒋介石要改组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无望参加的情况下，急需民社党和青年党作“民主”陪衬。这样，重用张公权就成为蒋介石拉拢张君劢入伙的一着棋。后来的情况说明，蒋介石的这张牌打出了效果。张公权多次充当蒋介石与张君劢的联络者，极力劝说张君劢合流，最终使张君劢脱离民主阵营，背叛了民主同盟的立场，被周恩来称为“在关键时刻出卖了朋友。”

张公权 - 经济头脑

张公权在经济上是一个颇为自负的人，对于自己作为央行总裁的工作能力，他是从不怀疑的。与其前任贝淞荪相比，他有更能发挥才能的条件。贝淞荪一切得听从于更谙此道的宋子文的指挥，而张群在金融上是外行，一切得听他的。张公权知道，蒋介石委以重任，是让他看好“钱袋子”，用好“钱袋子”，扩充“钱袋子”，而当务之急是保住“钱袋子”，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使国库中的钱不至丧失殆尽。

可他却没有其前任所拥有的经济条件，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经过宋子文、贝淞荪一年的挥霍，中央银行的外汇与黄金已经消耗了50%左右，现在只有4亿多美元，这就是他稳定币值可以动用的全部资本。宋子文虽耗费了大量黄金、外汇和物资，却弥补了一部分赤字，延缓了通货膨胀速度，可张公权手中没有足够的黄金、外汇储备，用什么来弥补赤字呢？他很清楚，如果没有预算平衡、获得外援、军事顺利，他的任务必告失败。而这三条恰恰不是他所能说了算的，因此“思之几于寝食不安。”但张公权还是很快拿出了自己的方案：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减少政府无限制的支出，力争使财政支出减少一半，由财政部负担一半赤字：由中央银行发行公债，吸收储蓄，负担另一半赤字。

在蒋介石的催逼和国人的关注中，张公权先后打出三张牌，第一张牌是发行公债，第二张牌是调整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张牌是加强金融管理。

发行公债

张公权是很热衷于发行公债的，认为这是弥补财政赤字甚至聚敛财富的最好办法。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超出预算的支出，一般都由行政院向财政部发出紧急支付命令，再由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开发一张紧急国库支付通知书，由中央银行先垫付，年终结算时再由财政部开出一张国库证结帐。财政收支不足的部分，中央银行通过大量印发钞票来补充。

张公权上任后强烈批评了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主张以公债代替国库证。当然，他考虑到发行公债的保本保值问题，想在这一问题上搞一点新花样，提出了一个发行美金库券和美金公债的办法。他的如意算盘是：以美金库券吸收市面游资，回笼货币，以美金公债吸收外汇资金。

1947年4月1日，他打出了发行公债牌：美金库券发行额为美金3亿元，按照中央银行牌价，用法币折合美金购买，还本期3年，每半年还本付息一次，年息二分；还本付息时，按照当时美金牌价付给法币；美金公债发行额为1亿元，须用美金美钞或其他外币存款，外币现钞以及黄金折合购买，还本期为10年，每年还本付息一次，年息6厘，一律以外汇结算本息。

对于各界是否踊跃认购，张公权心里并没有绝对信心，在公债基金监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不无忧虑地说：“此次发行公债实为一大试金石，由此可以测验人民对国家债券是否信任。”但他也心存幻想。公债库券先由各家金融机构吃下，再把一部分转到市场，按过去情况，银行认购公债是有利可图的，如果再允许公债库券作为银行准备金，那他们可能会乐于认购。如果各家银行能够认购，市民自然会追风而至。为此，他成立了募销委员会，聘请金融业及社会各方头面人物担任委员，并在基金监理会及募销委员会中安排1/3左右的金融界代表。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他还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为宣传，如不断进行广播与文字宣传，印刷彩色标，在电影院放映幻灯片，组织学生进行街头宣传，举行各种招待会、游园会等，一时闹得声势很大。但金融界和市民的冷淡反应却出乎他意料。由于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和恶性通货膨胀，币值迅速下跌，各界对公债库券完全失去信心，尽管用了“美金”这个装饰词，但由于过去多次失信，金融业感觉无利可图，反而要承担很大风险，因而很不热心，即使被迫认购，也要与张公权讨价还价。

在美金公债实销的2355万美元中，中国银行迫于张公权的特殊身份认购了1000万，但最后张公权不得不答应的条件是：在中国银行外汇头寸紧张时，可用美金公债按七折向中央银行作抵，订立透支契约；各地推销美金公债所收外汇资金，均须存入纽约或伦敦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在国外存款增加，应加拨一部分存入中国银行。从张公权许诺的这个条件看，所谓认购公债，实际上等于以空对空，转了一笔帐，自欺欺人而已。

调整外汇管理办法

这一招不行，8月17日，张公权打出了第二张牌，出台了新外汇管理办法：在官价外汇之外，另外开放商汇市价。除五种日用品仍按官价结汇外，其余进出口贸易以及非贸易收支均由指定银行按市价买卖，此项市价由新成立的外汇平衡委员会随时根据市场情况调节，逐日挂牌公告。

这是张公权的一个大胆尝试，是他希望通过经济手段增加外汇、取缔黑市的最后努力。这也是当时一些“守法”商家的主动要求。因为持续通货膨胀，此时的官价汇率已经远远低于黑市汇率。此时如果他们按照外汇官价经营出口，则损失极大，如果在黑市兑换外汇，就有冒杀身之祸的风险。在张公权看来，部分开放外汇市场，是取得管制外汇市场的一个根本办法，这个办法对促进出口，增加外汇，减少走私，进而对平衡国际收支可以起安定作用。

新办法公布后，开始市面反映还好，证明张的办法产生了一定效果。但此法最终未遂张公权之愿。关键问题还是因军费日涨而造成的通货膨胀，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不能平衡，平衡基金委员会又无力提供大量外汇储备金，其结果必然是黑市经过短暂低迷后，又迅速回升，变得更加猖獗，走私更加严重。债信一失，就如洪水猛兽，开放的外汇市场顿时更加混乱起来，张公权用经济手段无力回天了。

加强金融管理

采用经济手段达不到目的，张公权所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就是求助于政治高压手段，实行严厉的金融管制，打击金融投机活动，取缔黄金、外汇黑市。尽管这不是他的特长，但不愿轻易服输的性格使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达到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目的，他可谓殚精竭虑。上海有名的大金钞案就是在这时发生的。他抛出了一块石头，却险些砸了自己的脚。

为了取缔金钞及套汇黑市交易，必须派人打入黑市，掌握情报。这时他自然想到了军统。东方经济研究所是军统的一个经济情报机关，所长邓葆光曾是军统局经济科长。双方一拍即合，张公权允许其组织名为“沅通行”的商行，同意设立两部专为套汇而用的电台，允许其参与金钞黑市买卖，每天供给金管局黑市交易情报，在检举破案时按照规定付给百分之三十的奖金。

“沅通行”的卧底活动的确曾让张公权兴奋过。当时上海黑市交易，一般是先在电话中讲定数量和价格，在约定地点，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次，上海金管局委托“沅通行”抛出二千两黄金，并派警察装扮成“沅通行”人员当场将对方逮捕，绝大多数人都是人赃俱在，没法抵赖。经过侦讯，对交易较多的人移送法院惩办，后来有三个人被判刑。由于采取的是突然袭击方式，黑市投机商人受到严重打击，金钞黑市交易在一个时期完全停顿。当时张公权可谓兴高采烈。

但张很快发现问题并不简单。东方经济研究所每天抄送套汇电稿，多的时候有三五十份，这些电稿都不敢公诸于众。每次大规模投机活动背后，总有政界要人幕后动作，这些人是张公权不敢得罪的。

减少政府开支

在张公权实施其计划的过程中，他遇到了来自财政部的强大阻力。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俞鸿钧。起初张认为俞在财政金融界没有很深的基础，此人又性格懦弱，应当是可以很好合作的。但到任伊始，他就感觉到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张公权方案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开支，中央银行的政府垫付应有限度，将发行法币的数量压到最低，以达到减少赤字的目的。作为蒋介石的“会计”，俞鸿钧对此极力反对，他所强调的理由是，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要事先规定政府开支的限度是不可能的，随着战局的发展，随时要补充军费，中央银行必须保证战事的需要。事实上，财政部非但没有实施张公权所设想的压缩一半开支、承担一半赤字的计划，相反血口大张，不断催逼张公权拿出钱来，每次都是师出有名，言之凿凿，使张无法拒绝。

张公权不甘心使中央银行成为财政部予取予用的出纳与附庸，他将中央银行资金的流失归咎于俞鸿钧，迁怒于财政部。他在1947年5月1日、5月3日、5月6日、6月18日、7月1日、7月24日多次向蒋介石求援，指望蒋能为自己说句公道话，甚至要蒋撤掉不负责的俞鸿钧。但在此问题上，蒋始终站在俞的立场上，因为俞只是执行了自己的命令而已，这使张最终彻底失望。

张公权 - 引咎辞职

张公权在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有点像王熙凤治理大观园，虽然卖尽了气力，但一点也无补于“贾府”败亡的结局。

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果的严重性，他不是没有警觉。在他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始终感到忧心忡忡，就是担心国民党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最后败下阵来，使自己最终没有出路。正如长期在其手下供职的人所说，“此人官瘾极大，一心想跻身上层”，可见，他在极困难中心存侥幸、勉为支撑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危险性，对于和共产党和谈之事，他决口不谈、讳莫若深。只有一次他道出自己的苦衷：“对于和平之事，张群也不敢谈，更不用说我，要谈和平首先得离开政府，得离开蒋总裁。”

就这样，他在中央银行位置上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与他的前后任贝淞荪、俞鸿钧、刘攻芸等人相比，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但形势的发展使他不得不知难而退，做出“离开蒋总裁”的决定，他再也不愿将自己绑在蒋记战车上做别人的殉葬品了。

8月29日，张公权起草了给蒋的辞呈。第二天，张公权带着辞呈向蒋面陈苦衷，恳请辞职。但此时蒋介石还离不开这位金融专家。他先入为主，没等张公权仔细解释，就堵住了张的嘴。此后，张公权再没有上任时的心气了，干脆虚以委蛇，勉力支撑，坐视国库日益空虚，物价日益上涨，投机日益猖獗。

1948年4月，蒋介石成为第一任“行宪总统”。当蒋要求张群继续担任行政院长时，身心疲惫的张群再也不愿意干了。张群在行政院会议上公开表态后的当晚，张公权即前去看望，表示自己愿与老朋友同进退。这次张公权是辞意甚坚，蒋介石怎么慰留都不起作用了。24日，蒋介石提名翁文灏接任行政院长，任命张公权的对手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对于张公权的苦心经营，蒋介石不是不知道的。他不想一脚踢开这个替他受过的银行家。28日，文官长吴鼎昌奉蒋介石命令询问这位隐寓之人是否愿任财政部长。这是张公权所没有想到的，但已深谙蒋介石政治风格的他很快做出判断：“显系一种慰藉之意。”更何况，经过一年多国民党中枢层的工作，他已经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立即对吴鼎昌说：“任职中央银行已感竭蹶，何敢担任财长重任，请代向总统说明，此事万万不可。”

张公权心灰意冷，还与他在下台前后受到立法院攻击有关。他们指责张公权在任期间有严重徇私行为，曾利用职权将外汇非法拨给自己的亲属，而且点出受惠于张的人，一个是张的胞弟张嘉铸，时任中国植物油公司总经理，一个是张的妹夫朱文熊，时任南洋企业公司总经理。此事对张公权很大。29日，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吴鼎昌转达。信中对此事做了辩解，希望蒋介石能出面说个话。20天没有接到蒋介石回应，张公权比较紧张。他紧急约见了张小楼律师，介绍了外面对他的种种指责，希望他能够去南洋企业公司一次，与其妹夫详谈一切，制定出一个“应付问题”的方案。

蒋介石还是给了他一个面子。7月19日，蒋在吴鼎昌所转信上批示：“尊件奉批，由予负责，不必另查。”7月20日，蒋又电张进行安抚：“兄主持中行谨严有法，中所深知。一切无稽攻讦，不必介意，亦不必派员审查，徒增纷扰也。”张公权总算得到了一个说法，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徒增纷扰”了。

张公权 - 避走海外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之职。这时，张公权对国民党政权控制政局的能力彻底失望，开始为自己找出路。蒋隐退的第三天，他就写信给当时的外交部长吴铁城，要求办理赴澳大利亚的护照。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政府军事节节失利，东北已失，平津危在旦夕，徐州亦已不保”，“军事情势日非，新政权政策是否许我自由研究，实难推测，恐须长期出国。”

正在张公权积极策划逃离大陆时，李宗仁又看上了他，使他哭笑不得。3月19日，李宗仁亲自到住处拜访，希望他能出任财政部长。张公权立即拒绝，表示已决定今后从事研究工作，对于政治工作既无兴趣，亦无勇气。李宗仁见劝说无效，又先后派张的好友翁文灏、陈光甫轮流劝说。第二天，李宗仁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再次打电话询问，当张公权回答完全不可能时，李宗仁才作罢。

4月26日，张公权飞离上海赴香港。但他此时还没有彻底死心，5月11日，又赴广州，探看新政府有无转机。但在广州他所遇到的不再是礼遇，而是来自立法院的压力。15日，张公权在报上看到若干立法委员联名提出一项提议：为了解决财政极度匮乏问题，政府可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公权三人征借十亿美元。张闻讯极为被动，对将自己与孔祥熙、宋子文放在一起更是感到恼火。

18日，他在中央社发表公开声明：自中国银行以及铁道交通两部、东北经济委员会、中央银行，皆系担任以公薪为收入之职务，从未自营任何产业。除中国银行离职时，董事会给予退职金十六万元，作子女教养费外，并无任何私人财产。特请政院派员澈查。如发现有国内外私人财产，在中国银行所给予退职金以外者，甘愿一律贡献国家。

公开声明之后的第二天，张公权就以复杂的心情逃离大陆，去了香港，一年半后到澳大利亚，最后到美国定居，晚年长期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1979年10月13日，张公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逝世，终年91岁，据称晚年“对人心平气和，治事无怨无尤。故临终既无遗憾，亦无痛苦”。临终前，他曾留下遗嘱，希望将骨灰运回祖国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