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物理、计算物理学家。1934年6月26日生于北京。

1954～1956年在前苏联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学习;1956～1959年在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物理数学系学习,获优秀毕业证书理论物理学家。北京人。

1959年毕业于苏联哈尔科夫大学。1963年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研究生肄业。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在固体能谱、高分子半导体理论、统计物理、天线理论、地震分析、混沌动力学、理论生命科学等领域发表大量论文，并著有中文著作9种、英文 著作2种。“套磁介质天线的研究”、“三维晶格统计模型的封闭近似解”、“实用符号动力学”等获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等奖励。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现任物理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博士后基金会副理事长、陈嘉庚国际学会常务董事。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研究领域：基于实际基因组数据的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研究 。主要从事理论物理、计算物理、非线性科学和理论生命科学的研究。涉及固体电子能谱和声子谱、金属红外 性质、高分子半导体理论、统计物理模型、相变和临界现象、临界动力学、闭路格林函数方法、动力电网计算、天线计算、地震活动性统计分析、群论知识工程系统、计算机程序设计、混沌动力学和符号动力学、DNA序列分析等领域。

1997年夏，在把英文专著《实用符号动力学与混沌》书稿送出之后，郝柏林着重转向理论生命科学领域研究。早在1985年，他就着手补充生物学知识。之后，又访问国际生物学数据库并下载软件。1995年与生物学部邹承鲁院士，共同组织香山会议，并主编出版《理论物理与生命科学》一书。1999年郝柏林在一份《院士建议》中提出，尽快建立国家级的生物医学信息中心，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第二年，他与合作者共同撰写《生物信息学手册》。之后又在联合举办的研究生班系统讲课，批量培养年青一代生物信息学人才。

发表论文130余篇，出版中英文著作11种。“套磁介质天线的研究”，获1978年 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三维晶格统计模型的封闭近似解”，获1987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 果奖；《漫谈物理学和计算机》一书，获1990年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优秀科普书刊编著奖；“实用 符号动力学的研究”，获199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1993年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实用符号动力学》一书，获199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第7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二等奖，1997年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统一描述平衡和非平衡系统的 格林函数理论研究”，获1999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相关论文获美国ISI颁发的1981-1998年度“经典引文奖”。2001年获“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郝柏林和他的小组在对细菌基因进行研究时曾绘制出一个“亲缘树”。2003年春，在SARS疫情爆发后，郝柏林又对感染SARS病毒的人和动物所携带的病毒序列进行了分析，用先前的“亲缘树”方法绘制出SARS病毒亲缘树，发表在相关SARS病毒研究网站和《科学通报》上，为其他科学家提供了研究SARS病毒的参考。

抗战时期，郝柏林在四川读小学，家中买了一套《中华少年自然科学丛书》，这套草纸印的32开本书，从天文气象讲到化学生物，把年幼的郝柏林引进神秘的自然科学。1946年念初一时，郝柏林就读了十来本学校图书馆的天文科普书，升至初二时，因为物理老师讲得好，他立志要 学习理论物理。

1949年北京解放，正值郝柏林读初二，同无数的青少年一样，他满怀热情参加了各种政治活动。在此后至高中毕业的8个学期里，郝柏林做了7个学期的学生会工作，而且在学生会的职位是公开竞选得来的。因为是学生会干部，郝柏林可以每周“因公”旷课达30小时。学期结束考试，老师给了郝柏林及格分数，但他经过检查发现自己实际并没有达到及格线，于是向老师提出疑问。结果老师将所有学生召集起来开会，问同学们像郝柏林这样的学生应不应该给及格。郝柏林的同学当然回答：应该。尽管最后的成绩单上依然是及格分数，但郝柏林事后一直耿耿于怀，因为这个分数是不真实的，这也为他以后坚持学习埋下伏笔。

中学毕业考大学时，郝柏林填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最后却被分到北京俄语专修学校二部（留苏预备部）。在9个月的俄语学习和3个月的“忠诚老实运动”之后，郝柏林被派往苏联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组织分配给他的学习专业是矿山工业的经济和组织。

2018年3月7日16时39分，因病不幸于北京公安医院逝世，享年84岁。

许多人都知道，郝柏林院士是位极具个性的科学家。不论学术上还是科技政策方面的问题，他都 直言不讳，坦陈己见。他说，“中国不仅需要科学家，更需要科学战士。”或许正因为这一信念，几十年来，他既作为一名科学家认认真真地做学问，也作为一名科学战士努力与种种违 背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的言行搏斗。他不仅有专业论文发表于学术刊物，有 科普作品见诸杂志，还有关于我国科学研究环境的 短评与公众见面。“顺乎历史潮流 ，坚持个人奋斗”是他不久前在一所大学演讲时的主题，也可谓是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的 人生哲理。

走进郝柏林的家，简朴得让人意外。客厅里除了靠墙壁一排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双开门木书柜、一张斑驳的大书桌和一把旧椅子外，就只剩一个古老的3人布沙发。

他告诉记者，他与中国科学院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其父是上世纪20年代北大生物系学生，并在40年代担任过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

年轻时的郝柏林十分活跃积极，考大学时三个志愿是北京大学的物理系、数学系和哲学系。结果被录取到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他是个热中于社会活动的人，在学校还做学生会主席和学习部长。有一次考化学，他只得了59分，卷子发下来，上面却写着75分，他很诚实地对老师说分数不对，老师却把卷子一抖，对同学们说，“郝柏林工作挺积极的，给他75分行不行？”同学们起哄叫好。这事让自尊心极强的郝柏林大受，意识到必须学好功课，并开始一边做社会工作，一边抓紧学习。

1953年，郝柏林服从组织分配到前苏联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学习“矿山工业的经济和组织”。这并非他内心喜欢的专业，但作为学生干部他只能服从。他在努力学好所有专业课的同时，还自己钻研数学。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1956年，他得到了一个转学机会，前苏联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粟费席兹教授面试了他的数学，并对系主任说，“这个学生的数学比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知道得多一些”。于是，他转到了物理系，此后用3年时间完成了5年的课程。当年粟费席兹的一个研究组正在发展金属费米表面的理论，郝柏林发现了其中一篇文章的错误，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后来成了他的大学毕业论文。

1959年，他留苏回国，分配到了中科院物理所。在“文革”爆发前的几年中，他作为助理研究员参加国防科研任务和基础研究工作，参与在“三线”建设国家级的技术物理实验中心。

“文革”动荡之际，郝柏林受到的冲击不是最严重的。造反派虽然把他赶 出了执行国防任务的队伍，但不久认为他的问题已查清楚，可以“抓革命、促生产”，便把他派到了胰岛素晶体结构分析组参加劳动，跟随梁栋材先生标胰岛素的每一个原子的坐标。他的具体任务是从窄行打印机输出的纸带把数字抄到坐标纸上，再绘出电子密度线。这期间，他努力学习晶体结构分析方面的基本知识。

“文革”中干部轮流到“五·七”干校劳动，郝柏林也不例外。在此期间，每天傍晚有两三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许多人或到食堂看电视，或唱歌跳舞。郝柏林就打开自带的木头箱子，在上面写书稿。那时，他写作的就是文革后一版再版的最早的计算机语言——FORTRAN教科书。

当记者问，“您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的原因肯定不仅仅是这本书，您在科学上最大的贡献究竟是什么？”，郝柏林说，“老一辈学者如何评价我，我不清楚。除完成过国防任务外，我还搞过工业计算，还在求解一个艰难的统计物理模型方面取得过被王竹溪先生称为‘迄今最好的结果’，我想这些都起过作用。”

郝柏林做过的研究工作有“理论物理、计算物理、非线性科学和理论生命科学的研究。涉及固体电子能谱和声子谱、金属红外性质、高分子半导体理论、统计物理模型、相变和临界现象、临界动力学、动力电网计算、计算机程序设计、DNA序列分析”等。

据悉，1997年夏，郝柏林在把英文专著《实用符号动力学与混沌》书稿送出之后，转向理论生命科学领域研究。为了开展这项研究，他早在1985年，就着手补充生物学知识。1995年，他与生物学部邹承鲁院士共同组织香山会议，并主编出版《理论物理与生命科学》一书。1999年，他在一份《院士建议》中提出，尽快建立国家级的生物医学信息中心，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如今，他已与合作者共同撰写出《生物信息学手册》。他带领学生在开展生命科学领域所做的细菌研究，已经有论文在专业杂志发表。

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说话依然铿锵有力，思路清晰。在谈到科学界的现状时，他说，“科学研究需要特别沉得住气，要保护好潜心做研究的年轻人。应当撤消一大批评估、管理机构，解放生产力。中国科学院不能在人才上‘不求为我所有，只求为我所用’”。

在国内外科技界，郝柏林备受尊重。不久前，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饶毅教授发表公开文章，在《令人钦佩的郝柏林与邹承鲁》中说，“在目前中国社会讨论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背景下，我碰到一些相反的例子，说明中国科学界有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他们既能对社会和科技界直率、负责地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意见，又能对自己有客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