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洱，核物理学家， 1934年10月1日出生，上海人。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主席。

长期致力于粒子加速器的研究与教学，是低能加速器物理与技术方面的学科带头人。领导完成了4.5MV静电加速器的设计与建造和2×6MV串列静电加速器的改建与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建成我国首台碳-14超灵敏加速器质谱计主持新型重离子RFQ加速结构和射频超导加速腔的试验、设计与研究，取得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结合加速器项目深入研究束流物理，在提高束流输运和利用效率方面作出了贡献。 代表论著《陈佳洱文集》。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五”先进工作者(一等奖)。

陈佳洱长期从事加速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在开拓发展我国的射频超导加速器、加速器超灵敏质谱计、射频四极场加速器、高压静电加速器以及束流物理等众多的低能加速器及相关的应用领域, 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发表论文150余篇。陈佳洱1986 年被评为我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先后获得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先进个人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和二等奖各三项以及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奖励。

陈佳洱院士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专家顾问组副组长。陈佳洱长期从事加速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开拓发展中国的射频超导加速器、加速器超灵敏质谱计、射频四极场加速器、高压静电加速器以及束流物理等众多的低能加速器及相关的应用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发表论文150余篇。陈佳洱夫人周维金，北大技术物理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佳洱现任全国政协十届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研究生院物理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协荣誉委员、北京市科协名誉主席、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主席以及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IUPAP）执委会副主席、萨拉姆国际研理论物理究中心科学理事会理事等职。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六、七届理事长, 北京市科协五、六届主席以及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 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理事长等职。曾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现为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教授。自2011年11月起，担任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独立董事。

2018年04月16日，西湖大学第一届校董会会议确定，陈佳洱为西湖大学创校校董会成员。

陈佳洱长期从事加速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投身于开拓发展中国的射频超导加速器、加速器质谱计、射频四极场加速器、高压静电加速器以及束流物理等众多的低能加速器及相关的应用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是一位理论素养与试验技能兼备的物理学家。

早在1959年陈佳洱提出开展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研究课题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科委的支持，成为他从事的第一个加速器研究课题。在英国学习期间，设计了一套微分探针装置，搞清了离子束在横向和射频相位运动中衰减的多种机制，并且从实验上证实了越隙共振的存在，提出了检验越隙共振的实验判据，并发展了用正弦波电位器控制离子轨道中心的方法，成功地抑制了越隙共振振幅的增长。通过采取针对性措施，使束流传输效率提高了三倍以上。

1972年，开始致力于研制螺旋波导加速器的工作，从理论上研究了导致螺旋线的动态不稳定的特性，并通过研制强度更高的短螺旋线耦合结构和调整负载因子等办法，解决了从结构到稳定运行的一系列问题，建成了第一台可用的螺旋波导加速器样机。之后，他和同事们研制的螺旋波导聚束装置获得了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80年代初，又开始静电加速器的研制，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了4.5MV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使之成为北京大学核科学试验基地的第一个大型基础设施，它不仅在离子种类、能量范围和束流脉冲化性能等方面优于国内同类设备，还填补了中国单色中子源在3－7MeV和16-20Mev能区的空白，并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2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核结构研究所访问工作期间，成功地将64MeV的碳离子压缩到100皮秒，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早在1984年，陈佳洱即着手在北大筹建中国第一个射频超导研究室。并于1988年建立。他提出并主持研制了首台国产纯铌超导腔，成功解决了国产铌材中杂质含量高等难题，使该腔的品质因数和表面电场分别达到6×109和20MV/m的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他与同事们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又提出了基于超导加速器的高亮度电子束装置的课题，并在高亮度的光阴极超短脉冲束电子枪研究中也取得了一批可喜成果。2001年，与赵夔等成功建成中国首台144 MHz的1/4波长离子超导加速器样机，达到国际同类腔的运行水平。

1984年，陈佳洱与同事合作，开始高频四极场（RFQ）加速器的创建，并在1992年建成了首台26MHz 300 keV的样机，实现了RFQ在中国的首次加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成了1MeV RFQ，仅用24千瓦的高频功率就能稳定地将660微安的氧离子束加速到设计值，射频效率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从1988年起，陈佳洱同李坤、郭之虞教授密切合作，与加速器质谱计（AMS）课题组人员一起，经过五年的努力，成功地建成了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计（PKUAMS），其14C测量精度优于1%，在测量本底达10-15水平下，碳束的输运效率高达25%以上，性能指标达到国际水平，并成功的测定了马王堆、大汶口和南庄头等一批考古样品的年代，因而获得了1995年国家教委的科技进步一等奖。从1996年起，该质谱计又在陈佳洱和郭之虞教授的主持下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任务，为该工程的顺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佳洱不但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而且长期在北京大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寻找失踪的粒子”这是陈佳洱——红色中国第一批派到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学生在英国面临的第一个科研课题。像多数留学生一样，陈佳洱为能够到牛津大学深造感到骄傲，与此同时，他也和众多的牛津学子一样整日深深地沉浸在科学空间中独自享受，但与别人不同的是，当别的留学生为获得奖学金兴奋不已的时候，陈佳洱得到的指示是，不能拿资本主义的奖学金。其实相比正处于3年自然灾害恢复时期的国内同学同事而言，陈佳洱在英国的物质生活在当时应该算是富足、惬意的了。陈佳洱到牛津留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加速器原理。他在这个时期遇上了两位对他影响致深的老师——学术导师著名核物理学家维尔金森和劳尔森，他们都对中国非常友好。

而这位来自红色中国的留学生也很快给了维尔金森一个惊喜，陈佳洱在工作中发现了维尔金森的一个错误，并且非常直白地告诉了维尔金森，英国人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从此开始信任和器重陈佳洱。

陈佳洱谈到他在英国几年学习的收获，不无感慨地说到，在英国，他不但学习到了关于加速器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学习经历使他掌握了一整套的学术思维方法，而这种方法是对他其后学术生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在人生角色的定位上陈佳洱坦言，作为一个出色的加速器专家，他最喜欢的其实是学问而不是当官，讲课的时候可以忘掉所有行政工作的烦恼。

从北大到牛津，资本主义的英国为红色中国造就了一代加速器专家；从牛津到北大，成长起来的则是一个具备科学家思维的大学校长。

恰是作为自然科学家出身的校长，用他的行动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北大。

1984，“小平你好”

1984年国庆35周年，北京大学学生在庆典游行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突然打出“小平你好”的横标。当时在观礼台的陈佳洱见状大惊失色，以为闯了大祸。

陈佳洱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是这样回忆的：“开始的时候我吓一跳。原来规定不能随便带东西的。那时候我就看看小平同志，看他看见了没有。结果他带头鼓掌。看到这个情景，一方面我很高兴，感觉到小平同志了不起，他的心跟我们的同学联在一起；另外我也觉得北大的学生了不起。后来我也跟着一起热烈地鼓掌。”

后来作为学校领导的陈佳洱了解到，这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经过精心准备的，学生们本来准备写“小平同志你好”，但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字数少的横幅显然还是便于隐藏、携带的，因此大家看到的就是“小平你好”了。恰是这少了一个“同志”的称谓反倒显得更加亲切了许多。

1984年之后的陈佳洱越发地欣赏着他的学生，欣赏着北大学生们的勃勃生气以及他们那种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

“全国稳定看北京，北京稳定看北大。”在1989年代理北大校长的陈佳洱肩上的担子非比寻常。后来陈佳洱说，1989年之后，整个北大一直都很消沉，他一直希望能够找个机会振奋一下师生的情绪。1998年北大的百年校庆，机会来了， 陈佳洱希望能够利用百年校庆的机会振兴北大师生的士气。为此，他亲自邀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三次。

第一次，陈佳洱提前一年对江泽民同志说，明年是北大的百年校庆，您是否可以来？江泽民同志当时没有拒绝，但是也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口头上表示可以考虑。在校庆前的3－4个月之前，陈佳洱又见到了江泽民同志，这次陈佳洱还是没有得到正面的回答。眼看马上就要面临校庆了，此时，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访问中国，由陈佳洱作为陪同在中南海见到了江总书记，在会谈之后陈佳洱没有走。陈佳洱拉着江总书记的手说，总书记，北大马上就要百年校庆了，想请您来。接着陈佳洱又把北大的百年校史和作为党的诞生地的历史简要地讲给了江泽民同志。这时江泽民才对他说，你回去写一个材料吧。于是陈佳洱连夜写了报告。没多久，陈佳洱得到了明确的指示，江总书记将来北大。

校庆前几天，总书记来到北大，见到陈佳洱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给北大暖寿来的。让陈佳洱都没有想到的是中央的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全部都出席了。

同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也首选了北京大学。克林顿在北大对学生演讲的时候，宣扬了很多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理论。并且还引用了胡适的话，国家的解放、民族的解放不应该以牺牲个人自由作为代价。当时陈佳洱还不清楚胡适的这段话。后来北大的学生则用了一段蔡元培的话来回敬他，国家民族的解放是和个人的事业一致的，只有真正尊重别人事业的人才是真正懂得事业的人。克林顿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后来，随着克林顿和学生的交流，陈佳洱在边上看到克林顿脸上的汗也下来了，他随手拿起边上的娃哈哈矿泉水就喝。要知道，美国总统一般是不会喝其他国家提供的水的。事后，克林顿对陈佳洱说：“你的学生很出色，我走过世界这么多国家，从没有哪个学校的学生能够提出今天这样的问题！”

2018年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在北京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

在看望陈佳洱时，王沪宁对他倾心发展科教事业、培养优秀人才表示感谢，陈佳洱建议国家加大对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

《核技术》（陈佳洱主编） （科学出版社1991）

《地质科学》（陈佳洱主编） （科学出版社 1991）

《原子分子物理学》（陈佳洱主编） （科学出版社 1991）

《加速器物理基础》（陈佳洱主编） （原子能出版社1993）

《等离子体物理学》（陈佳洱主编） （科学出版社 1994）

《陈佳洱文集》（陈佳洱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所获荣誉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86年）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先进个人一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和二等奖各三项以及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五”先进工作者（1996年）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奖励

德国国家十字勋章（2008年3月）

社会兼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顾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物理科学学院院长

中国科协荣誉委员

北京市科协名誉主席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主席

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IUPAP）执委会副主席

萨拉姆国际研理论物理究中心科学理事会理事等职

中国物理学会六、七届理事长，

北京市科协五、六届主席以及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

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理事长

周培源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一）

陈佳洱上中学住读时，电影《发明大王爱迪生》在上海上映，有一天父亲专门赶到学校接他出去看这部电影。《居里夫人》上映那天正好下大雨，父亲仍然到校接他出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完以后还对陈佳洱说，你要是像居里夫人那样，能够有所发现，能够对社会做一些大的贡献，就很好了。父亲就这样一步一步将陈佳洱领上了科学的道路。

（二）

陈佳洱记得，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总是一个人在书房中写作，有一天，陈佳洱悄悄溜进去，却正好遇上雷雨天气时的电闪雷鸣，一下子就被吓哭了。父亲搂着他一边安慰一边问为什么会打雷，陈佳洱说我听邻居老奶奶讲过，是雷神公公要劈不孝之人，父亲说不对，打雷是云层里的阴电和阳电碰撞的结果。

父亲又说到静电，还将一块玻璃板架在两摞书上，让陈佳洱母亲剪了一些小纸人，放在下面，并用一块绸布包了一块积木，在玻璃板上快速磨擦起来，由于静电，那些小纸人便在玻璃板下跳起“舞”来，给陈佳洱留下很深印象。

（三）

一次好像是北京大学校内的一个地方停了电，陈佳洱知道后很着急，就自己跑到配电室去找工友，要求他们去修。人家问他是谁，他说：我是陈佳洱。工友想了半天，说：陈佳洱？不认识。

这事简直就和以前北大新生要求季羡林副校长看包袱一样经典。陈佳洱校长为人处事的低调和平和由此可见一斑。

（四）

一位采访过陈佳洱的记者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的时候，他刚刚开完基金委的一个会议，穿着一件普通的夹克衫。可在我们的口头采访开始时，尽管没有摄像机，他还是换上了一套整洁的深色西装，让我感受到他对别人的尊重。”

（五）

北大的一位学生曾给陈佳洱发了个EMAIL，而该同学其实根本没奢望他会回信，因为之前给北大一些老师写了信，三个都没回，那些人的资历比他可差远了，所以他那封信写的也不怎么认真，就提了一些问题，最后也没祝春节快乐，就发出去了。

第二天一开邮箱，该同学就收到他的回信了。陈老先是欢迎该生报考了他的方向，再祝福能通过考试，然后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最后还不忘表达了新春祝福。

陈佳洱：欧洲15世纪文艺复兴之后，牛顿综合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成果的大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以系统的实验方法得到完整的物理因果关系的理性思维体系，树立了理性与科学的权威；麦克斯韦通过总结大量实验获得的电磁学四大定律，完成电磁学的麦克斯韦方程，建立了经典场论。他所建立的作为自然界物质运动基本构成的“场”的观念进一步发展了人们的物质观与运动观，并引发了其后电气工程和整个通讯事业的发展。20世纪以来，以相对论和量子论为代表的物理学的革命性发展，不仅形成了人类新的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自然界从微观、宏观到宇观的各个尺度层次的基本规律的认识，推动了整个科学的发展，还引发了技术文明的巨大飞跃。这些科学家们一直坚持用系统科学的实验方法，去认识宇宙，认识人类的外部世界，从实验上升到理论，再用以指导实践。从他们身上，始终体现着求真、唯实的科学精神。

尽管如此，目前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人类所认识的各种元素、各种微观粒子和反粒子等等，只占了整个宇宙的5%左右。还有95%以上世界我们并不清楚，这其中包括我们能推测到，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暗物质，约占23%；还有暗能量，约占73%。人类作了这么多年的物理研究，知道的还是非常有限，自然世界中还有太多东西等着人类去探索。

陈佳洱：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体现，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科学文化的精神，二是人文文化的精神。前者追求的是至真，突出地体探索和揭示客观世界基本规律，追求客观真理的精神，而后者更着眼于至善和至美。所以说科学孜孜以求的就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真、善、美的统一，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和谐美好人类社会的构建。其中的科学精神，指的就是求真、唯实地探索真理的精神。

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不断了解，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与进步，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所具有的这种科学精神。我们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讲求尊重科学规律，人和自然协调发展，就是体现了国家治理上的科学精神，体现了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对于普通人来讲，科学精神就体现在科学地认识自然、了解世界，尊重科学规律，把握科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工作，是不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勇于探索你工作中的客观规律，是不是追求人生和客观世界的真理，从而实现高质量、高品质的人生。就像科学精神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前进一样，这种孜孜以求、求真唯实的科学精神可以促进个人在思想上的提高，事业上的进步。

科学精神并不是局限在科学家领域的，它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是一种代表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的精神。

陈佳洱：物理，可以解释为世上万物的道理，它代表的是先进的文化，而且可以物化成先进的生产力。可以说，我们的吃、穿、住、行，都离不开物理。比如说吃，我们吃的食品的微波加热、射线灭菌等都运用了物理知识。我们的家用电器，比如电视、计算机、手机等离不开微电子物理，而汽车、火车、飞机的发展，也离不开力学和热力学的发展。现代医学的很多诊治方法，比如x光、b超、ct、核磁共振、γ射线、激光刀等也都是直接应用现代物理学的成果。

此外，没有量子力学的创立，就没有固体电子理论和半导体物理学，就不能创造出晶体管、集成电路，因而就没有现代信息技术，包括我们经常使用的互联网等。

总之，物理学是探讨物质构成和运动基本规律的科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信息、计算机、原子能、激光等现代科技创立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说，它贯穿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中国，“物理”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但含义比现在的“物理”要广泛得多了。它泛指人类对自然界及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自然界的规律和人文社会的规律是统一的，人文社会的法则也应该归结为天地、自然的法则；后来有人把这个观点概括为“天人合一”。

我们说要创造一个和谐社会，那么这种和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和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物理研究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我们对物理的研究就是人首先要了解自然世界的基本规律，追求真理、尊重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实现这种天人合一。“物理年”对人们所传达的内涵也在于此。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总是在互动中发展着，并朝着相互交叉和融合的方向演进，以致融为一体，形成崭新的精神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物理学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有助于激发人类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创造更为美好的物质生活。

●父亲讲故事敲开阅读之门

陈佳洱说，父亲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兄弟姐妹七八人，祖父只是普通店员，去世又早，为了养家，父亲读完小学就上师范，一边教书一边上学。他教学中喜欢讲故事，17岁就以学生为原型创作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陈佳洱是独子，在他的记忆中，自小家里有很多书，不仅有父亲写的诸多童话书，还有古今中外文学书和各类报刊、画报等，父亲每天写书编书，家里常有书信及书稿寄来。在充溢着书香的家庭里，陈佳洱最早接触的是画报类的书，有点类似连环画，线装、硬皮，拿在手里不舍得放下。那时，他上小学，不过六七岁。

父亲常跟他讲故事，最早是童话故事，常是讲到一半，打住，说，你自己去看吧。这成了陈佳洱步入阅读之门的敲门砖。看到不懂的地方，就问做钢琴教师的母亲。到了三年级，已经能够独立读书看报了，甚至模仿当时的《小说月报》装订了一本只有自己一个作者的“小说月报”。

●读名人传记确立人生观

父亲写的《阿丽思小姐》、《波罗乔少爷》、《华家的儿子》、《火线上的孩子们》深深打动了陈佳洱。72岁高龄的陈佳洱说起来仍是历历在目。父亲的童话宣扬的是除恶扬善，追求正义、和平，反对压迫。正是因为父亲的影响，陈佳洱最初立志做一位作家，而同样是父亲，让他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父亲很喜欢数学，曾不止一次表示，当初如果家里有钱，他就会继续求学。当时外强欺凌，正需科技救国。父亲给他讲科学故事，也推荐一些科普读物，带他去看电影《发明大王爱迪生》。他还记得有次下大雨，父亲领他看《居里夫人》的情景，看完后对他说，假如以后能像居里夫人一样就不愧活这一生了。看完电影，他找来了居里夫人女儿写的传记《居里夫人》，感觉写得棒极了。

小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伟人孙中山》。书里说，孙中山小时候问母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母亲的回答，“人生就像梦一场，不小心就溜走了。”孙中山由此知道“要珍惜光阴”。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幼年的陈佳洱，对人生观、世界观的最初确立有很大的影响。

15岁考入大学后，当时正是抗美援朝，他读了不少爱国主义的书籍，比如描写前苏联卫国战争英雄的《马特罗索夫》、《卓娅与舒拉》等。用胸口堵住敌人的枪眼的马特罗索夫说过，一个人的存在，要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才有价值。这让他渐渐确立了一个信念：做人一定要对社会有作用与贡献。

●读书一定要有引导

“书陪伴了我的成长，有困难时找书解困，不如意时看书平缓心境，有空时翻书欣赏，分享别人的喜忧。我的职业更需要读书。”陈佳洱还在带博士生，平时更多的读书时间放在专业书籍及文献的阅读上。

他牢记着钱三强先生的话，“书读得好就要越读越薄”，书从实践中来还要回到实践中去，这样才不会“教死书”，也只有这样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并步步提升自己。

陈佳洱说：“读书一定要有引导，一定要有很高的品位，用正确的、科学的价值观来引导。书有好书也有坏书，有的书看起来很好，有的书虽然很好看，但是不见得会对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好处。”

陈佳洱最早做北大梦的时候，他还是上海一个中学里的少年。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将同北大有着不解之缘，只是，他心中有一种强烈向往，考大学时，一定要去北京大学。这所在中国科学文化建设和社会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名学府，对少年陈佳洱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那时，新中国如同即将喷薄而出的朝阳一样，召唤着经历过日本侵略者占领下屈辱生活的陈佳洱，他渴望在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中，通过刻苦学习，让自己获得丰富的知识和强劲的能力，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服务。

他父亲的一些为祖国独立解放而出生入死的地下党朋友，用一个充满激情的建议，改变了陈佳洱已经选定的北京大学这一目标。他们都希望陈佳洱考到东北老解放区的大学去，因为这个建议，陈佳洱报考了大连工学院，最早的北大梦就这样同他擦身而过。

陈佳洱的父亲陈伯吹，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曾写下好些影响了几代读者的优秀作品。但对陈佳洱来说，父亲却是他走上科学之路的引路人。在陈佳洱的记忆中，父亲虽然是一位作家，但他对科学特别热爱，父亲曾对陈佳洱说，他的愿望是做一个数学家，但因无钱读书，便读了师范，后来当小学教师和小学校长，渐渐走上创作之路。

但父亲对科学的热爱，却像种子一样，很早就在陈佳洱的心田中播下了。

在考进大连工学院、与北大擦身而过之后，陈佳洱当时没有想到，这不过是通往北大的路在大连拐了一个弯，然后，再往北，又在吉林大学拐了一个弯后，才调头南下，通往他少年时便深切向往的燕园。

后来想起这些往事时，陈佳洱发现，与北大擦身而过去了大连和吉林，不像是遗憾，而像是幸运，他在大学时的老师王大珩、朱光亚等等，都是中国非常著名的科学家，陈佳洱在这些名师门下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因此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那时，王大珩先生是物理系主任，在陈佳洱这些年轻学生的心中，是大师名家，但他总是亲自带着学生们做物理实验，要求非常严格，每次做实验前总是要问学生是如何考虑的、目的是什么、准备怎么做等等，做完了还得将实验报告、有关数据表格都做好，经他审看打分认可后才行。

1952年因为全国大学院系调整，陈佳洱随其专业从大连大学转到了吉林大学。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给他上原子物理课的老师，是从北京调到吉林大学的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后来，朱光亚先生还指导了陈佳洱的毕业论文。师生俩都没有预料到，这种师生关系和共同的学术研究方向，后来还促成他俩先后从吉林大学调到了北京大学。

在吉林大学读到快毕业的时候，陈佳洱的北大梦又一次被激发起来，他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走进他梦寐以求的北大校园。但爱才心切的系主任余瑞璜教授，却因为陈佳洱的优异成绩，让他不去北大读研究生，将他留在了吉林大学。

余教授那时考试只给学生出一道题，让学生尽情想象和发挥，学生很难想得很周到。陈佳洱回忆，可能当时同学们没有发挥出来，而他正好发挥得很好，就只有他一个人得了五分，被余教授看上了，因此对他说，系里决定陈佳洱同另一个同学不要去北大，而是留下来跟着他学习和工作，因此陈佳洱大学毕业后，在吉林大学当了一年助教。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后，做出了在中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建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那年春天，教育部下调令，将陈佳洱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朱光亚调往北大。朱光亚先生调走后不久，一纸调令，也将陈佳洱调到了北大。

那时，从各地调到北京大学参加筹建物理研究室的教师中，既有朱光亚这样一些教授，也有一些副教授和讲师，陈佳洱是唯一的助教，刚刚二十出头，刚报到时一些领导不认识他，见了他时还很诧异从哪儿来了个小孩。

但任务非同一般，要求这批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的科学家，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原子核物理专业方面的人才。当时面临的两个任务，一个是紧急地去全国高校中选调一百名学生，一个是根据教学需要立刻建起一座实验室来。

当时给陈佳洱布置的任务是出去招生，那时离正式开学的日子只有两三个月了，陈佳洱与同事们马不停蹄地去北京大学选调了一批优秀的大三学生，又到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去选拔了一批，招生归来，建立实验室的任务又落在了陈佳洱肩上。

对刚刚二十出头的陈佳洱来说，建实验室是一个不可想象的艰难任务，不仅因为时间特别紧，而且许多实验他从来都没有做过，但开学之后就需要一个能给学生做核物理试验的实验室。陈佳洱就带着九月份刚刚毕业分来的五六个新同事，克服各种困难，在半年中排出所有需要做的实验，从无到有，将实验室很快建立起来了。

陈佳洱至今都还记得，当时北大党委书记对他们说的一句话——人类对原子能的发现和运用的意义，远远比人类发现和使用火还要重要，是划时代的——给了他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天天开夜车，陈佳洱和几个同事干脆把床搬到了实验室里，实在困得不行了，在床上躺一躺，醒来又起来接着干。

那时，每个实验都需要探测器，陈佳洱的毕业论文也是做的探测器，所以他的任务首先是建立一个小的探测器车间，生产能检测各种射线的探测器供给各个实验使用。同时，他也承担了好几个实验。有一次，陈佳洱正在做核子计数管工作性能的实验，正好遇上朱光亚先生来检查他的工作，当朱先生看见荧光屏上显示的计数管失效时间的波形时，连声称赞说真漂亮！陈佳洱说，当时，他猛然听到站在他身后的朱先生的称赞时，非常兴奋，“高兴得把所有的疲劳都忘记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回想起当初组建物理研究室并很快培养出第一批原子核物理专业人才，陈佳洱为自己能亲身参与这个筚路蓝缕的创业而感到荣幸和自豪，他在这个被誉为中国核科学家摇篮的研究室里，从实验室主任，到教研室主任，再到副系主任，陈佳洱在这里，写下了他梦圆北大后的第一个值得骄傲的篇章。

1963年，陈佳洱在北大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当时，有几个英国皇家学会跟中科院交流访问的名额，陈佳洱被北大派往英国。最初，陈佳洱是在牛津大学从事串级静电加速器的工作，后来，又转派到卢瑟福高能研究所进行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工作。他先后的两个老师都非常有名，其中一个还几乎取得诺贝尔奖。

陈佳洱一到牛津大学，刚开始工作时的第一件事，是调试准备投入使用的一台加速器，在调试时，陈佳洱发现束流线设计有问题，就立刻向英国同事提出了这个问题，英国同事对陈佳洱的工作极为肯定，还让他就此写了一个内部学术报告。后来，陈佳洱完成访问回国时，英国同事还将这个报告送给他做纪念，表达了对这位出色的中国同事的赞赏。

从1963年到1965年，陈佳洱在英国两年多的访问中，取得的最大收获是将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中心区中粒子束的运动规律掌握了，他在研究和实验中将其束流量提高了三倍以上。以前，在谐波加速中粒子数损失得只剩百分之十，陈佳洱将其提高到百分之四五十，如果条件再改进的话，还可以更大；他发现造成粒子数真正损失的机制，不是在整个加速过程中，而是在最初阶段，假如不在中心区采取措施，束流量会连续衰减。陈佳洱因这个研究成果，被一个英国同事兴奋地称赞为“谐波加速之王”。

陈佳洱在英国访问研究时给英国同事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成全了一件北京大学与牛津大学两个中英名校交往的趣事。1984年底，已经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陈佳洱，参加了一个国务院组织的赴欧代表团，他到牛津大学时，见到了当时同他一起工作的海德教授。海德教授指着当年陈佳洱参与调试的加速器问他，你想不想将这台加速器拿回中国去呀，陈佳洱说你开玩笑吧，海德说是认真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送给你们。

陈佳洱向大使馆报告，并通过使馆向学校汇报，学校很高兴，同意了，就由陈佳洱代表北京大学跟牛津大学的副校长签了协议，很快就将这台加速器运回来了，通过升级改造，这台加速器的性能比在英国时还要好。

1966年初从英国回来后，国家科委给陈佳洱下达了一个任务，拨了五百万元经费，陈佳洱很快地就与同事们一起欢快地干了起来。但只有短短的几个月，随着政治运动的到来，无法从事正常科研了。1969年，陈佳洱被下放到汉中分校，在那里一待就是将近十年，却不是搞科研，而是修路、喂猪、种地。离开北京前，陈佳洱卖光了所有与加速器相关的书，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用上那些书了。

陈佳洱从汉中返回北京，是在1978年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前夕。钱三强点名让陈佳洱回北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陈佳洱参加了那次对中国科学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重要影响的科学大会，切身感受到科学的春天带来的温暖。陈佳洱说，当时感受最深的两点，一是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了，一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84年，陈佳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那年的10月1日，国庆35周年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当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时，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大学学生方队中突然亮出了“小平您好”的手写标语，一时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事件。那时，陈佳洱就在观礼台上，真切感受到国家取得的巨大进步，感受到学生们的心是那样紧密地和中央领导连在一起。

陈佳洱那时没有想到，在国家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进步中，时代的需要将把更大的责任和重担放到他的肩上——1996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而正好是在他任内，北京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走向新世纪的北京大学如何建设发展，成为他深深的思考。

出任北大校长，陈佳洱说他最初一点儿都没有想到，第一次教育部领导跟他谈起这事的时候，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陈佳洱说北大校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担子，不是他这个一介书生的能力和水平所能承担的，他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来接受这样一个任务。

但事实上，在北大全校的数百名教职工的推荐名单上，陈佳洱排名第一，教育部和中央领导在认真研究后，李鹏总理任命陈佳洱为北大校长。陈佳洱说，他是胆战心惊地来接受这个任务的。在正式宣布那天的会上，陈佳洱就对出席会的老师和各个院系部门的领导讲，他感觉到这是个千斤重担，他只有依靠大家一起来承担，依靠校党委和其他各位领导，依靠老师、职工和学生，一起来把这个担子担起来。

从1996年上任到1999年从北大校长任上退下来，四年时光，留给陈佳洱最深印象的，无疑是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出席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并在校庆庆典大会上提出了要在中国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从上任北大校长的那一天起，陈佳洱就在思索，要认真听取师生的心声，让师生理解我们国家的现状和国家关于教育的政策，同时也让领导理解老师的心声和学生的状况，因为北大学生和老师思想非常活跃，总是想着国家能够健康快速发展、兴旺发达，主意各种各样，陈佳洱希望自己能够起个桥梁作用，真正把北大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力量发挥出来，把北大的事情切实办好。

陈佳洱说，他做校长始终坚持一条，就是多到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多听取师生的心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聚精会神地搞好学科建设，坚持不搞特殊化。陈佳洱上任伊始，就深入到各院系搞调查研究，与大家座谈，做到心里有数，认真研究每个系的学术发展方向。他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大已开始酝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想法，但作为一个国家确认的目标是在百年校庆时正式定下来的。随后，北大和清华还联合写了报告，携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两校也签订了协议，两校学分互认、教授互聘、资源共享、后勤共建。

北京大学在这个建设目标上，同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也十分顺利。陈佳洱说，这种合并是在着眼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陈佳洱在任北大校长时，还做出了理科生上语文课、文科生上计算机课的决定，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北大这所综合型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更高的人文和科学文化素质，能为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做更大的贡献。

任北大校长时，陈佳洱非常重视教学，强调基础课一定要有高水平的教师来讲才行。他当校长，跟大家一样，讲课，做实验，带研究生，都一样。他从做副校长到1991年起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直到从校长任上退下来，一直都在讲课。陈佳洱说：“校长讲课，我觉得很有道理呀，校长要重视教学，在第一线，才能与大家有共同语言，还能同学生交流；我的学生搞研究，我不给他们讲课行吗？”

陈佳洱2003年底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任上退了下来，重返北大。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做科学家，最高兴的事就是与学生们在一起，他们非常活跃，能从他们身上汲取许多营养，他也时常与学生谈论人生观价值观。陈佳洱说，一个人的物质生活是很容易满足的，最重要的是要为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自己的存在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自己便活得更有价值。这是他一生的信念。

不久前，德国政府在德国驻华使馆举行隆重仪式，授予陈佳洱教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绶带功勋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重离子加速器与束流物理领域做出的国际公认的成就和在深化中德两国教育和科技文化交流，尤其是在致力于中德科学中心的建立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从少年时代直到年逾古稀的今天，陈佳洱始终坚守着这个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