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字大亮(1864～1923)日本肥后人。日本海军省间谍，中国通。东亚同盟的鼓吹者之一。

　　自幼喜读历史，与著名的军国主义者、熊本县人佐佐友房（1854—1902）交好，师友相称。佐佐友房幼习汉学，尊崇天皇，明治政府成立后，却因参加西乡隆盛组织的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史称“西南战争”），被判处10年徒刑。3年后因病获释，周游全日本鼓吹其“兴亚”梦想。1882年主持熊本济济黉中学（该校至今仍是日本名校），培养人才以“护持皇室于无穷、宣扬国威于八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华谍报工作。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来到上海，随即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该学馆专为日本人学习中文，“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长崎福冈玄洋社平冈浩太郎评价）。求学之余，宗方小太郎剃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全程步行，历尽艰险，收获颇丰，其长篇调查报告获得日本高层高度关注，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评价）的地位。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又名东方斋）奉派来华，在汉口设立贸易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宗方亦加入其中，担任了北京支部主任。
　　1887年，宗方以学生名义再度申请赴东北考察，尽管遭到李鸿章的明确反对，但依然获得了总理衙门颁发的游历护照，得以堂尔皇之地刺探重要军情。
　　1888年，乐善堂明确宗方的北京支部，主要负责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宗方因此还取了个号“北平”，自抒胸臆。谍报工作初有成效后，荒尾精退出军界专事“民间谍报”，着手设立“日清贸易商会”，并在其下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培训“支那通”。该研究所获得日本政府从内阁机密费中的拨款，遂于1890年9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办。宗方小太郎应邀担任学生监督。
　　这个以贸易为名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经济方面的专门课程，至1893年6月，由于财政困难被迫关闭，只培养了一届学生。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在1892年，与汉口乐善堂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共2编3册2300多页，成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另一重要成果，即是所培养学生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志愿从事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多人被中国官方查获后斩首。

　　在日清贸易研究所关闭前半年，1893年年初，宗方小太郎为筹款回到日本，但进展不顺，落落寡欢，不得不于10月间再到中国。此时，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有酿成大战之势，宗方小太郎随即应日本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了大量报告，内容涉及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个层面，如其《武汉见闻随录》中就包括以下主题：武汉三镇情形、学校及教会、汉阳制铁厂、武昌织布局、水师及陆军概况、江南水师建制、铁政局和枪炮局。
　　1894年6月，宗方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潜入威海两度亲自侦察北洋舰队基地，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一个月后，日军在朝鲜丰岛洋面偷袭北洋运输船队，击溃北洋军舰，击沉满载千名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俘获装运弹药和银饷的操江号，甲午战争爆发。
　　7月28日，日本谍报人员在天津紧急开会，制定了中日断交、日侨撤离中国后的潜伏方案。7月31日，宗方携谍报经费回到烟台。次日，中日两国断交宣战，井上敏夫撤离回国，宗方接替他在烟台负责北洋舰队情报的收集和汇总。
　　在驻守烟台的三周内，宗方立下了平生最大战功之一：他在威海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日本联合舰队遂得以在9月15日部署于朝鲜黄海道大东沟附近，以逸待劳，为随后爆发的世界首次铁甲舰队大决战作好了准备。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为此评价宗方道：“对君国做出极大贡献。”
　　8月1日晚，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商船重庆号被一群愤怒的中国人闯入，痛殴船上的日本乘客。此事件引起英国强烈抗议，但歪打正着的是，乱民们却无意间搜获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化名“堤虎吉”）发给井上敏夫的谍报，中国政府得以破获一系列日本间谍案。宗方对此事在日记中进行了详细记录。
　　不久，中国官方在上海也截获了宗方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烟台发出通缉令。在通缉令到达前，宗方于8月29日乘坐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商船，乔装逃离烟台。但在船上，他却发现有相熟之华人，包括一名清军军官蔡廷标（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宗方见状危急，“先发制人”，主动与蔡廷标攀谈套近乎，蔡允诺不揭发他，才令他在多次盘查中侥幸过关。这些盘查，中国军警明令查拿的是Munakata（宗方的日文发音）。到上海后，宗方立即乘船逃回日本，得到日本高层的隆重礼遇，并得以晋见明治天皇，随后，他随日本舰队攻击大陆并充任日军翻译。

　　战后，重返中国， 1896年2月，在武汉接办《汉报》（1893年由英国人创办，名为《字林西报》，姚文藻接办后改名为《汉报》)，自任社长。《汉报》为日本人在武汉发行的第一家中文报纸，传播西方文明，对湖北社会的风气开放影响巨大。在1898年前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宗方小太郎和维新派唐才常、毕永年等人交往甚密。他所控制的《汉报》积极支持康、梁维新派的主张，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富强之道”，围绕着练兵、理财、兴学、重农、惠商、开矿等各个方面发表大量的社论。1898年9月，慈禧发动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遭通缉。宗方小太郎专程赶往北京，协同日本人平山周进行营救，设计护送梁启超出京外逃。此后筹办《闽报》，参与创立东亚同文会，任该会汉口支部主任，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901年任上海同文书院代理院长。1914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远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年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赐勋，安葬于熊本市小峰墓地，至今仍为日本人“朝圣”场所之一。其在华搜集的情报和调查报告等材料后汇编成《宗方小太郎文书》在日本正式出版。

　　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高层的赏识，并不仅仅因为其在敌后舍生忘死的谍报生涯，更在于其具备区别于一般间谍的战略远见。宗方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长期在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为日本征华建言献策，至今读来，仍有相当的震撼力。
　　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腐败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 “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地指出，日本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西方，但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因此，必须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因此，他建议当时节节胜利的日本军方， “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九项具体压制中国的措施，成为日后《马关条约》的蓝本之一。
　　 宗方建言道，铁血政策之后就该实行怀柔，要在占领地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以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 他因此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在宗方小太郎为日本军队起草的文告中，攻击满清政权腐败，号召汉人“唱义中原，纠合壮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军反满，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些文告，在当时对国人有相当的迷惑性。
　　宗方小太郎曾填一曲《寄燕京诸君》，内有：“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此行不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之句，或是这位大间谍的顾盼自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