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剑桥学派主要代表马歇尔的学生，剑桥大学教授。对货币理论、就业和国民收入等问题等观点，基本上与马歇尔相同，因此也是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在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以及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上创建福利经济学，还倡言所谓“自愿失业”的论点，说有些工人失业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相当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工资。

　　《财富与福利》（1912）、《福利经济学》（1920）、《工业波动》（1927）、《财政研究》（1928）、《失业论》（1933）、《静态经济学》（1935）、《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1937）、《就业与均衡：理论探讨》（1941）等。他提出一整套福利经济学理论，以此闻名于世，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命题：一是国民收入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用边际效用理论来论证这两个命题。他认为效用是可以衡量的，可以用1、2、3、4……等数词来表示效用的多少。福利表现为人们对商品边际效用的心理满足。这种满足可用消费者对于最后所增加的单位商品所愿付的价格来计量。这样，个人满足量总和可以计算出来，同时，人们之间的满足总和也就可以比较，社会各个人的经济福利总和也可以计算出来。个人经济福利总和决定于各个人的收入水平，如果各个人收入增加了，他的经济福利也必然增加。如果国民收入总量增加，社会经济福利也会增加。但是收入的边际效用随着各人收入多少而有所不同。富人收入的边际效用较小，穷人收入的边际效用较大，如果转移富人的收入给穷人，满足总量就会加大。这样，庇古认为他的两个福利命题，完全可以成立。
　　庇古从生产上来论证国民收入总量最大，亦即社会经济福利最大的命题，从而提出了社会资源适度配置的理论。他认为要增大国民收入量，就要使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配置达到最适度的一点。他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概念来说明“最适度”生产的问题。前者是指个别企业在生产中追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产值，后者是指从全社会来看，在生产中追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值。他认为：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它在各生产用途的边际社会纯产值都相等,而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就意味着资源的利用达到了最适宜的程度。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国家可采取征税或补贴措施调节生产。例如土地或公用事业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不是同一人，使用者不及时改良土壤或维修机器,就会使“社会产值”受到损失。另外,企业生产的“外部经济与不经济”也会引起社会和私人产值的差别。所谓“外部经济与不经济”，是指一种商品的生产使附近的第三者──不是该商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从它得到免费的利益或受到无补偿的损失。例如，冒黑烟的工厂虽能获利，但却污染环境，其社会产值小于私人产值。对于这些生产，应通过征税政策加以限制。又例如，海上的灯塔，虽成本不多，却使过往船只安全航行，其社会产值大于私人产值，因此，应通过补助政策，鼓励这类企业的生产。还有更重要的一种情况：制造业中，厂商往往由于扩大经营，充分利用设备，使平均成本递减，收益递增。同时，这种经营也使企业中购买这种产品的其他厂商的成本随之递减，国家对于这种企业应给以奖励。而对成本递增，收益递减的企业，如废旧的煤矿，则实行征税，使其缩减生产。关于从收入分配上使社会经济福利极大化的问题，庇古认为，任何能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而不减少国民收入的措施，就会增加社会经济福利。因此他主张采取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和举办失业补助与社会福利事业等办法，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
　　另外，庇古在他的《失业论》一书中，无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现实,认为通过自动调节,可以达到“正常”就业水平。此后，庇古在《就业与均衡》一书中还为他的旧说辩解，但已难自圆其说。他的失业论已为J.M.凯恩斯新的资产阶级学说所代替，他的福利经济学说，虽然其中有些论点如“外部经济与不经济”，尚有其意义，但基本论点现在也已为新的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说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