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 - 简介

1923～1927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俄罗斯人。原名马尔克维奇·格鲁申贝格，生于沙俄前威帖布克省。青年时代开始革命活动。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春赴美侨居，参加革命活动﹐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年 7月回国，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次年3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奉派到美﹑德﹑英等国从事国际联络工作。   

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其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等职。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画﹐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4年 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协助起草大会宣言和会议的其它文件。同时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请求苏联政府派军事顾问团及调拔款项﹑军械支持军校。并多次到军校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和苏联红军的生活和政治工作。当年10月支持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11月随孙中山北上。孙中山逝世前，请他转达遗言和给苏联的信。

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鲍罗廷对蒋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同年 7月北伐军开始出师，他暂留广州，12月随国民政府北迁至武汉。当蒋介石反动面目暴露后﹐他支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采取的制裁措施。同时支持人民群众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但指责“农民运动过火”。   

1927年 4月蒋介石进行反共清党后﹐对鲍罗廷等发出通缉。同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曾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塔斯社代理负责人﹑英文《莫斯科新闻》主编。1949年 2月因美国记者斯特朗“间谍案”受株连被捕。1951年5月29日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营中﹐后来苏联为他恢复了名誉。 

鲍罗廷 - 帮助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即已开始，但真正付诸实施还在1923年10月鲍罗廷来到广州以后。他先聘任鲍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0月28日正式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为筹备召开“一大”的领导机构后，又改聘鲍为顾问。鲍的主要贡献是帮助孙中山起草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当时参与起草的还有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瞿秋白。此外就是重建国民党在广州和上海的党组织并确定参加一大的代表，鲍罗廷还因此去了上海并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一起开了会。但是到1924年1月20日一大正式开幕后他却躲到幕后去了。在会上左右两派斗争激烈，对“一大宣言”是否通过甚至孙中山也产生一些动摇时，这时他才应孙先生之请到了大会秘书处。他用充足的理由和诚恳的态度说服孙中山，坚定了他的信心。孙中山在大会上坚定表态，最终使宣言得以通过。鲍罗廷在大会上公开露面只有一次，即1月25日追悼列宁逝世时，但实际上他始终密切关注大会的进行，为大会胜利召开作出了杰出贡献。

鲍罗廷 - 帮助创建黄埔军校

帮助创建黄埔军校，在广州的两场斗争中取得胜利“一大”后孙中山首先抓了黄埔军校的开办。 一直到6月16日正式开学。无论是开办经费或训练用的枪支弹药，无不主要依靠苏联支援，鲍罗廷作了大量工作。他与孙中山一起出席了开学典礼，6月24日还亲自到校作了重要讲话。

两场斗争，一是国民党内右派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从6月底开始一直闹到8月下旬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结束。鲍罗廷支持孙中山，并中途把在上海的瞿秋白（他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请来参与这场斗争，终于把右派的气焰打下去，巩固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原则，维护了“一大宣言”的精神，鲍顾问功不可没。

另一场是广州的“商团叛乱”，从8月中开始，商团扬言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要推翻大元帅府。由于9月初孙中山率领北伐军开往韶关，广州由省长胡汉民代理大元帅，态度动摇。敌人在英帝支持下，更加气焰嚣张。鲍顾问力主坚决镇压。10月10日孙中山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平叛，他任会长，聘鲍为顾问，并说在会长缺席时鲍有表决权，以制约胡汉民的动摇。14日革命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鲍罗廷在会上讲了话，孙中山也已回师广州，15日一举平定叛乱。这对当时广州革命政权是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鲍罗廷又立了一功。

鲍罗廷 - 处理政变

在孙中山逝世前后广州的平定商团叛乱没过几天，北京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冯玉祥在10月24日发动政变推翻了大总统曹锟，建立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3日鲍罗廷陪同孙中山、宋庆龄等北上，12月4日到天津，31日入京。由于冯玉祥失误，在打败曹锟、吴佩孚直系势力后又把段祺瑞请出来执政。结果奉系张作霖与段勾结，逼迫冯玉祥先至京西天台山，后赴张家口。孙中山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则提出“外崇国信”的“善后会议”，针锋相对，斗争激烈。鲍罗廷与北京的加拉罕及中共北方区委的李大钊等坚持孙中山的正确主张，与“善后会议”作斗争。鲍罗廷不仅参加国民党中央在北京成立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而且常常邀请国民党要员到苏俄使馆去谈话。一直到孙中山病重，起草《致苏俄遗书》 ，鲍罗廷都亲自参与。3月12日孙中山病逝，鲍是治丧中重要人物。在此期间他到张家口会晤冯玉祥，4、5月间鲍南下广州前还到直隶、河南等地会晤国民军将领，为在大革命后期苏联支援国民军反对奉直军阀打开道路。

鲍罗廷 - 开展国民革命

鲍罗廷再下广州，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开展国民革命

1925年5月鲍罗廷重返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接受孙中山遗嘱，坚持革命；7月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正式组织国民革命军。鲍罗廷被继续聘请为高等顾问。自此一直到1926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约有一年半。除1925年10月他一度秘密再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及1926年2月至4月“休假”一度又至北京等地外，他一直坐镇广州，忠实履行他的顾问职责。

鲍罗廷在此期间的最大功绩是自始至终参加了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在广州开展的省港大罢工。这场大罢工从1925年6月开始，1926年10月结束，其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远、规模之巨大，都是空前的。鲍罗廷这时不仅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级顾问，还是一度成立的中共中央驻广东的派出机构“广州临委”的五人成员之一，其他四人为中央驻粤委员谭平山及中共广东区委的陈延年、周恩来、罗亦农。这次大罢工因有共产党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支持才得以取胜。当时担任鲍的助手兼翻译的张太雷就说过：“这次大罢工的准备工作事前策划得非常周密，有关的重要决策都是在鲍罗廷顾问那里商定的，具体行动则由区党委分派专人去办。”汪精卫、廖仲恺和共产党员邓中夏、黄平、杨匏安都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苏兆征则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与省港大罢工同时掀起的广东农民运动也得到鲍罗廷的有力支持。

另一件大事是平定盘踞广州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叛乱及第二次东征。这次平定杨刘叛乱在鲍罗廷5月下旬返穗前已在准备，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参与领导，6月中旬平叛胜利时鲍刚到广州，他主要参与了平叛后组建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工作。不料8月廖仲恺遇刺，震惊上下。鲍罗廷又亲自参与了“廖案”处理，9月陈炯明残部在东江作乱，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及南讨海南岛邓本殷，至11月和次年1月取得完全胜利，广东全省统一。鲍罗廷在处理省港大罢工的同时，也一直关注广东根据地巩固的大事。

在国民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却在加剧。廖仲恺是左派的旗帜，他被暗杀，虽然迫使右派首领胡汉民下台，但因当时主持全局、临时成立的以汪精卫、蒋介石为主的特别委员会反对鲍罗廷逮捕胡汉民、谢持、邓泽如等，因此未使右派斩草除根，反而使蒋介石钻空子扩充了实力。11月邹鲁、谢持等在北京正式成立西山会议派，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公开分裂。次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据周恩来回忆：鲍罗廷事先与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等商量要在大会上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但遭到在上海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反对，以致在大会上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虽然把一度提出的要解除鲍罗廷职务的浪潮打了下去，但鲍却不得不在会后“休假”北上。鲍2月初离开广州，4月底回到广州。在此期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广州发生三二○中山舰事件。由于苏联派来的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首的高级使团正来华考察，他对蒋介石阴谋未予揭露反击反而迁就退让，鲍回到广州时，蒋介石势力日益扩张，中共广东区委要求对蒋制裁未能实施。到5月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鲍罗廷根据苏联政府指示，对蒋介石进一步退让，通过了反动的《整理党务案》 ，党政军实权都落入蒋介石之手。7月北伐开始，蒋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其他原来不属他直接指挥的各军也统辖起来。当蒋出师北上时，叫张静江代理他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之职。据瞿秋白9月从广州回上海时向陈独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张静江等现对鲍之话丝毫不听”，蒋介石的代理人竟对鲍罗廷如此，可知这时蒋介石气焰之嚣张。鲍罗廷执行苏联的右倾退让政策，自己将自食苦果了。

鲍罗廷 - 武汉时期

蒋介石就任总司令誓师北伐是7月9日，但一直到7月27日才亲率总司令部离开广州北上湖南，前线节节胜利，他从湖南打到湖北。9月17日，汉阳、汉口已经攻克正在围攻武昌时，他即从武昌东进江西，攻打南昌，一直到11月8日才最后攻克南昌。

这时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1月16日鲍罗廷与宋庆龄、孙科等第一批北上，到韶关后因铁路尚未修通，只好换乘轿子到赣州，然后由水路北上，12月2日到达南昌会见蒋介石，12月10日溯江到达武汉。13日中央开始在武汉办公。但到年底，蒋介石把张静江、谭延叫到南昌，竟要求迁都南昌。1月9日他亲赴武汉，宣扬自己北伐功劳，拉拢群众。在一次30万人的群众大会上他又出来表功，群众当场起来质问为什么违抗中央决定要求迁都南昌。蒋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吴玉章在回忆中说，鲍罗廷在大会上也发表针锋相对的讲话，说明应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反对个人独裁。陈公博回忆：鲍蒋以后又有一次个别会谈，鲍告蒋一个古代西方的故事：一个专制君主反对大臣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听后大为生气，下决心要驱逐鲍。蒋怀恨在心，回到南昌，这时武汉、南昌成了两个中心。一直到3月10日至17日，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谭延、何香凝等中央执监委大都已从南昌到了武昌，蒋介石硬找借口不去，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还是如期正式召开。在“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总精神下通过了许多鲍罗廷赞成的主张，特别是从政治上推翻了“整理党务案”；虽然蒋介石保留了总司令职务，但要受党内集体领导的制约；国共合作不仅在党内，而且发展到国民政府内。可是决议约束不了蒋介石的行动，军队的实权在蒋的手中，他从南昌到南京、上海，策划反革命政变，终于在4月12日爆发了。4月18日蒋介石正式成立了反革命的南京政府，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共产党首要，名单上第一名就是鲍罗廷。

宁汉正式分裂。由于共产国际的失误，鲍罗廷及中共中央仍寄希望于汪精卫、唐生智及北方的冯玉祥。他主张第二次北伐，接应冯玉祥，会师中原，退到西北去。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共产国际及苏俄已决定派罗易来代替维经斯基，鲍罗廷与罗易、维经斯基都参加了大会。鲍罗廷这时更加右倾，罗易的主张有的太“左”，有些又很右。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思想也很混乱。因此“五大”什么问题也未真正解决。当时国内两个反革命政权：张作霖的北京政府、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付一个武汉的革命政府。5月发生夏斗寅叛变及马日事变，6月通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冯玉祥倒向蒋介石，“礼送共产党出境”，到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分共，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鲍罗廷坚持的“迎汪”“联唐”“拥冯”统统破产。由于陈独秀在七月初已不出席中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鲍罗廷主持下，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鲍与瞿秋白一起秘密上了庐山，瞿秋白后来加入中央工作，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及召开八七会议，革命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鲍罗廷于7月27日正式离开武汉，苏俄派罗明那兹接替他。汪精卫还假意到火车站送别“鲍顾问”。鲍罗廷到郑州见冯玉祥时，汪却密电冯扣鲍杀害之，冯未照办，派人把他送出潼关经西安、银川、库伦回国。

鲍罗廷回国后受到严厉的批评，他既检讨自己的失误又为自己辩护。1929年下半年后才分配到造纸和木材联合公司、劳动人民委员会、塔斯社、外文出版社、 《莫斯科新闻》等单位工作。1949年初因斯特朗案被捕，1951年死在西伯利亚劳改营，1956年平反。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鲍罗廷。1956年夏杨之华随中国代表团访苏时曾与女儿瞿独伊去看望鲍罗廷夫人，瞿独伊送了一件黑色毛哔叽连衣裙给她。1957年周恩来总理访苏时也去看望鲍夫人，对她说：“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同年11月宋庆龄随毛泽东访苏时也去看望了鲍罗廷夫人，并与她和加里宁夫人三人一起合影。鲍罗廷为中国大革命所做的有益工作将长久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鲍罗廷 - 个人的错误

错误之一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认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我们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陈独秀对鲍罗廷不与自己和共产党商量的做法不满，说：“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 商。” 最后，陈独秀希望维经斯基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寄7、8、9、10月份的钱来。中共“四大”要提前召开，陈独秀也“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陈独秀知道，孙中山所以看重鲍罗廷，是因为他的皮包里有莫斯科的巨额援助。今年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托伏龙芝负责发放50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资助孙中山。

10月8日，中共执委会在听取了刚回上海的瞿秋白口头报告后，作出决议，认为鲍罗廷和瞿秋白在广州对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鲍、瞿错误地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中派去哄骗右派，向中派让步，落入了中派的圈套。结果，自己的镇压反动派的决议案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并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了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等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此外，鲍在军事政策上对国民党的帮助，实际是扩大了右派的势力。决议最后说：“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

事后，宣传部干事张伯简告诉刚分来的郑超麟说：“瞿秋白在广州犯了错误，陈独秀和蔡和森要他立即回上海的。”至于具体情况，张伯简也不清楚。

隔日是国庆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给鲍罗廷写信，请他解决经费等问题：“高尚德同志去广州带给您的国民革命运动预算是否已批准？这笔资金对于上海、吉林、湖南、浙江都很需要。如果没有这笔资金，那么这些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很快就会停止。特别是湖南和浙江的国民党党部长期欠债，每个地区3000美元，这两地区的负责人（我们的同志）已被追究债务责任（作为‘民事案件’）。我们的意见是需要还这笔债务，或由您负担，或列入新的预示……还有一件事。军校在用自己的经费为蒋介石征召兵员，并将这笔资金投放给上海的商业企业。请特别注意。”谈到黄埔军校的缺点，信上提醒鲍罗廷，“你们的资金不知他们用到何处去了……俄国的血汗（你们的资金），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花在这种学校上，我们认为很不值得，因为这个军校与其他任何一个军阀的学校没有什么区别。”

同一天，陈独秀以自己的名义给共产国际远东部写了一封信，说：“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按照党的意见，国民党必须停止北伐，必须放弃广东政府，但鲍罗廷同志坚持另一种意见……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就在陈独秀写信告鲍罗廷状这天，发生了上海大学学生黄仁在纪念大会上听反帝反军阀演讲时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推下台事件。瞿秋白到同仁医院时，黄仁已死。也在这天，发生广州的商团反对孙中山的叛乱。10月15日，在陈延年、周恩来等领导的工团军（刘尔崧、施卜领导）、农民自卫军（阮啸仙、彭湃、徐成章领导）支持下，孙中山的部队将以“老虎队”闻名的商团部队打败，广州转危为安。

10月23日，北京政权落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手中，冯玉祥发出召集会议，解决新的国家建设问题的通电。一些国民党要人希望孙逸仙北上，中共中央反对孙中山北上，国民党中派也有反对孙中山北上的，认为北上意味着抛弃国民党的宣言，意味着国民党的分裂。加拉罕和鲍罗廷认为，这是给国民党提供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鲍罗廷鼓励孙中山先发表宣言，然后北上。维经斯基也认为，孙中山参加天津战胜者会议，是一个进步。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中共中央改变了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态度，发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时局宣言，支持孙文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并做了迎接孙中山的工作。随后，孙中山绕道日本去天津，他幻想建立中、日、苏俄联盟。

12月7日，维经斯基在和陈独秀交谈后给加拉罕写信。维经斯基上星期天到上海，以消除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的误会。他写道：“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用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现在必须从国民党那里给党拨出一定数额。我们能具体做些什么呢？把《向导》周报的印数增加一到二倍……我请求为了整个这项工作给我拨1万卢布，由我负全责报账。”维经斯基希望加拉罕“尽快就经费问题给我答复……您可以分期拨出，而且可以从1万卢布中拿出一定数额给北方局来做这项工作。”

错误之二

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后，中共中央于12月初在北方成立了5人北方局：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赵世炎。李大钊在苏联呆了四、五个月后，一回北京，就在邱祖胡同新寓所函集赵世炎等人开会，讨论成立北方区委事。高君宇因病重没有参加。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入京。在天津，孙中山肝病发作，E·福尔特医生诊断，病情非常严重。令孙中山失望的是，段祺瑞已经离开天津去北京，任政府首脑。在这之前，段祺瑞曾 
 许诺在见孙中山前，不会这样做。显然，日本人邀请孙中山绕道日本是个阴谋，为段祺瑞到北京争取了时间。日本医生在北京散布谣言说孙中山活不了8天，得了多种可怕的病。天津医疗条件不好，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正热火朝天，种种原因促使孙中山到北京。孙中山到北京后，外国报纸指责他试图搞布尔什维克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