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苏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

许苏民 - 个人简介

许苏民，男，

1952年11月生于江苏，无党派人士。1978年2月考入华中工学院哲学所师资班，1981年2月经国家教委特批跳级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获学士学位。进修于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师从萧箑父先生。1984年调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1992年评聘为研究员，1995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9年被列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首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省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武昌区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兼职教授。1993年被《中国现代哲学丛书》编委会评选为“中国当代50名哲学家”之一。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简论》1990年获滇版图书二等奖，著名学者王沪宁在其《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1992）一节中肯定地引证了该书的论述，并列为主要参考文献。《文化哲学》一书被多所高校作为研究生教材和博士生参考书，于幼军在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北京，1999）一书中对该书的观点多有吸取，并将该书列为主要参考文献。《历史的悲剧意识》一书在上海经由读者投票评为“你最喜欢的10本上海版新书”之一。《比较文化研究史》1995年获滇版图书一等奖。《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获教育部二等奖。

主要学术成就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分支体系的建立。

以1990年《文化哲学》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建立了一个由文化发生论、文化结构论、文化发展论、文化动力论四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哲学体系。该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第一部文化哲学专着。

以1992年《历史的悲剧意识》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建立了一个旨在探讨人类心灵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式与人类历史创造活动之关系的历史哲学体系，试图对以往被唯心主义片面地发展了的人的精神心理的方面作出唯物史观的解说。

以2000年《人文精神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建立了一个全面总结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历程、比较中西人文精神之异同、揭示真善美各自包含的内在矛盾及三者之间的矛盾。探讨解决矛盾的方式及当代人文精神建设问题的精神哲学体系。

许苏民 - 家学渊源

许苏民家本是世代书香门第，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经为许苏民家题写过匾额。伯祖父先后执教于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祖父是国文和历史教员，当过中学校长。百年来社会急剧变动，大伯父许元文(家屯)走了从政之路，但二叔父许元超(杜美)仍继承了祖上研究文史的传统，当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着有《德国文化史》等书。父亲1949年后在工商联工作，却喜欢谈古说今，希望许苏民走做学问的路。不过，许苏民最初喜欢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然后喜欢历史，最后才对哲学发生兴趣。

“文革”停课期间和下乡当“知青”时(1966—1970)，中学班主任李辛炎老师把他的大学中文系课本借给许苏民，让许苏民自学了五年。后来到总参二部“五七干校”当拖拉机手(1971—1975)，在这里，许苏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该校政治处的几柜藏书，其中就有一些中国史和世界史着作。当时在“五七干校”工作的总参第二外语学院(现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三系的副政委朱云球，是一位理论素养很高的军人，许苏民受他的影响也很大。1973年春天，他劝许苏民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第一卷读起。许苏民照他说的做了，三年内攻读了《马恩全集》前八卷。这八卷书使许苏民对哲学发生了兴趣，也使许苏民悟出哲理、史慧与诗心相通的道理。即使在许苏民产生哲学兴趣以后，许苏民仍然酷好文史。祖辈是搞文史的，许苏民也形成了一个很牢固的观点，总认为文史学者的学问是真学问，是真功夫；当然许苏民并不鄙薄哲学，许苏民认为没有文史专家的学问，搞哲学也搞不好。许苏民常讲，要以智慧洞观的眼光去会通哲理、史慧与诗心，通其解者，可语“上乘”。历史学与文学一样，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智慧。不懂历史而讲历史哲学，正如不懂文学艺术而讲美学一样，是可笑的。文学史与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是历史；而善于通过历史研究，融会哲理、史慧与诗心，才不至于成为“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空头哲学家。

许苏民 - 武大进修

1976年3月，

许苏民结识萧萐父，武汉大学哲学系“开门办学”的时候。那时候许苏民刚刚离开“五七干校”，在襄樊市当机械修理工。厂领导李俊德书记听“干校”的人说许苏民20世纪70年代初就在《湖北日报》理论版上发表过两篇论文，非常高兴，就把许苏民送去学习，是萧先生把许苏民引进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术殿堂。在方法论方面，当时他给许苏民讲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德国农民战争》和列宁的《三种乌托邦》、《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究竟继承什么遗产》等着作，介绍了列宁与民粹派的论战，提出不仅要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还要研究民间思想、劳动人民的思想等等。学习结束后，萧先生和唐明邦先生、李德永先生推荐许苏民到襄樊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工作。

1978年春到武汉上大学以后，萧先生让许苏民到武大去与他的79级研究生一起听课，并带许苏民到杭州、长沙等地参加学术会议，以开阔许苏民的学术视野。先生要求许苏民把自己铸造成“大器”，但其实是先生自己在努力把许苏民铸造成“大器”。除了听他讲的全部课程以外，他还经常给许苏民一个人授课。先生要许苏民反复研读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和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列宁的《哲学笔记》，掌握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历史与逻辑之一致的研究方法，强调不懂社会史就不要研究思想史，不懂西方哲学就不要研究中国哲学。先生是一位诗人哲学家，讲哲理、史慧与诗心的贯通，是他指导许苏民最终确立了将文史哲三者相贯通来从事思想史研究和哲学研究、会通古今中西的治学思路。许苏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写《比较文化研究史》，把西方和中国学者所做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全面梳理了一遍，就是在先生提倡的“古今会通、中西对比”的治学理念感召下进行的。许苏民所作的李贽研究、吕坤研究、王夫之研究、顾炎武研究、戴东原研究、乾嘉学派研究、明清思潮流变的研究，都是萧萐父指导的。

许苏民 - 职业成就

最早研究普列汉诺夫

在研究普列汉诺夫之前，即1978年，许苏民写了一篇《论中国近代的三种乌托邦》的论文，这篇论文是研究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的。许苏民学术上的缘分很好，对许苏民影响最大的，除了萧先生以外，还有一位学贯中西的老师，就是当时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王荫庭先生。他是国内研究普列汉诺夫的首屈一指的专家，也是研究法国和俄罗斯思想的专家，给讲授思想史方法论的普列汉诺夫专题。在此以前，许苏民对俄国19世纪的“斯基”们就特别有兴趣，感到他们的着作有一种特殊的气质，特殊的美感，就像那大气磅礴、深沉而忧郁的俄国歌一样。1978年刚进大学时，适逢别林斯基等人的着作出版，于是许苏民就如饥似渴地读他们的着作，几天就读一卷。1980年6月听王老师讲普列汉诺夫以后，更使许苏民深受启发。与此同时，又接触到法国新古典主义者的史料，发现俄国学者与法国学者在主张民族精神、时代思潮、社会心理或民间思想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于是许苏民就把这些史料融会贯通，写成了一篇为“修正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意识学说翻案的论文，投给《江汉论坛》。主编陈正亮没有因为许苏民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而瞧不起许苏民，他把稿件寄给王老师审阅，得到了王老师的认可。半年以后，许苏民又把自己的学习心得打印成12万字的一本小书，请王老师指教。他看了以后，专门找许苏民去谈了半天，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来许苏民把这12万字提炼成2万6千字，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许苏民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着作，如《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简论》和《历史的悲剧意识》，其实都是这一治学思路的展开。方法论课程考试，许苏民写的是学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体会，王老师看了以后，又专门与许苏民长谈，给许苏民很多启迪。他还把自己珍藏的30年代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借给许苏民看，这本书对许苏民影响也很大；又建议许苏民读《东莱博议》，认为这本书对治学、对论文写作都很有价值。许苏民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历史与逻辑一致”或“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之统一”，是萧先生教的；重视社会心理、时代思潮、民间思想与历史上的思想体系的互动关系，是王老师教的。他后来调到南京政治学院教书，至今许苏民还经常去向他请教。

最早弥补李泽厚的“积淀说”之不足

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文章，被称为是最早弥补李泽厚的“积淀说”之不足的文章。近年来，一直主张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近代史话语体系。许苏民2002年在《河北学刊》上发表的《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的文章，您主张以中国近代史的“内发原生”模式取代西方话语的“冲击—反应”模式和苏俄话语的“侵略—革命”模式，以世界近代史的“多元发生”模式取代《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一元扩散”模式，把明朝万历九年、即1581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讲中国近代思想史，则追溯得更早，是从16世纪30年代、即从王阳明学派的分化开始讲起的。许苏民的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同，现在讲古代史依旧讲到1840年，讲近代史依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至于讲到近代思想史，也只是对19世纪的前40年有所追溯而已。

许苏民 - 学术观点

认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过程中，1581年(万历九年)具有关键性

许苏民认为在中国社会开始其近代转型的过程中，1581年(万历九年)是具有关键性的。所以才把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侯外庐先生有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作为社会转型标志的是成文法典的产生。而1581年(万历九年)确立的“一条鞭法”，正是一项具有法典意义和历史标志意义的制度。只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俄话语模式占据了主流地位，所以侯外庐才含蓄地把“一条鞭法”看作是“封建末期”开始的标志。然而，按照许苏民的理解，“封建末期”开始的标志其实也正是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正如西方各民族的近代社会转型及西方学者对本国近代史开端的看法都是从“封建末期”开始的一样。紧接着1581年的改革而来的，是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带来了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化，中西文化交流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许苏民认为以清代明是历史的大倒退

从16世纪到19世纪，以清代明，中国社会的发展确实是遭遇到了一次大的挫折，清朝政府在政治上的倒退是十分明显的，但经济发展的力量毕竟不可阻遏，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实为“一条鞭法”的延续，乾隆二年的开放矿禁也有力地启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末民初的中国矿业资本家的前身就是乾隆时期的“厂民”阶层；清朝的“文字狱”虽然极其残酷，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抗争和探索，并且取得了许多理论突破。

尊重历史事实

许苏民认为研究历史，首先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历史的科学属性必须是第一位的。中国有没有早期启蒙思潮，有没有自己内发原生的现代性因素，首先并不是一个民族感情问题，当然也不是一个理论思辨和现实关怀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实证的问题，一个需要拿证据、不是拿个别的偶然的证据、而是大量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证据的问题。对于那些否定“早期启蒙说”的人们而言，所作的大量史料的朴实引证，永远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大障碍。从严格的科学态度出发，对于以个人的好恶去肆意抬高古人、以古人的学说与西欧近代思想作牵强附会之比较的浮躁学风，理所当然必须坚决反对。

史料筛选原则

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极为密切。围绕着“道器之辨”、“本末之辨”、“体用之辨”所展开的哲学论争，无不反映着近代思想家对于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纲常名教的不同态度。要区分思想史与哲学史的不同研究对象，即：区分“思想”与“对思想的思想”，或“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思考”与“对问题中的问题的思考”。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那些直接关系中国向何处去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论说；而近代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则不同，它是对那些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的思想”，是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中的问题”的思考，这才合乎哲学是“对思想的思想”、哲学问题是“问题中的问题”的本性。把这一原则确立下来，事情就好办了。

离开了历史的所谓哲学就不成其为哲学

许苏民认为真正的哲学蕴涵在历史之中，离开了历史的所谓哲学就不成其为哲学。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拨开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迷雾，揭示了历史的司芬克斯之谜的谜底，这一谜底就是“人”。哲学讲人，讲人的活生生的历史实践，讲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讲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着的人类的精神现象学就是了，何必要用什么“单子”、“实体”、“绝对精神”等等来改装一下呢？必须指出，原汁原味的马克思哲学并不是你们大学哲学课上学的那套哲学。要解决现代理性重建的问题，就必须对历史地发展着的人类的精神心理中的各种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有精微细致的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思想史、文学史、哲学史。除此以外，似乎还没有别的途径。

许苏民 - 主要著作

着有《李贽的真与奇》（南京，1998）、

《王夫之评传》（与萧箑父合着，南京，2002）、

《李光地传论》（厦门，1993）、

《戴震与中国文化》（贵阳，2000）、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与萧箑父合着，沈阳，1995）、

《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简论》（昆明，1987）、

《比较文化研究史（中学西渐卷、西学东渐卷）》（昆明，1993）、

《文化哲学》（上海，1990）、

《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1992）、

《人文精神论》（武汉，2000）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和英文版、《哲学研究》及各地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约百篇，其中部分论文辑为《许苏民集》出版（上海，1998）。

许苏民 - 相关词条

赵亚曾	冯祖荀	陈宰均	丁绪淮	高国景
陈元赞	金少山	杨露禅	李洪春	钟离权
毛文龙	姬际可	杜心五	郭雨顺	杨延昭
萨镇冰	丘处机	林同骥	赵匡胤	张作人

许苏民 - 参考资料

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出版社，1989．
3、《重点工程建设经验总结》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4、http://www.gmw.cn/content/node_54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