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是德国最早的华人侨民，至今已有四代。陈纪林（陈名豪祖父）于20世纪初赴德国汉堡港，从水手船员做起。1929年，陈纪林在汉堡成立“水手馆”，并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陈纪林于1933年回国，于1948年去世。

1925年，陈顺庆（陈名豪父亲）赴德国汉堡接受家族业务，从海员做起，并接管水手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航运业遭受重创，海上战争不断，风险巨大，而且当时中华民国和德国为敌对国，陈顺庆仍冒险将中国海员不远万里送回家乡。1962年，陈顺庆将水手馆发展成为规模更大的“中华海员之家”。

1943年3月12日，陈名豪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57年，经政府批准由宁波赴联邦德国的汉堡市，接手家族事业，不久加入德国国籍。陈名豪先后担任德国轮船公司董事长，中华海员之家理事长，中华会馆副理事长（第一任理事长为陈纪林）、理事长，旅德宁波同乡会会长等职，并成为德国华人侨领。

陈名豪的名片上印着三个头衔：德国汉堡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德国汉堡华侨海员之家理事长，旅德宁波同乡会理事长。尽管头衔显赫，可他总是诚挚而谦逊地称自己是一名为华侨、为故乡服务的“义工”。

陈名豪，1943年出生于上海。他的少年时代是在老家鄞县姜山定桥度过的。家乡曲折的小路、弯弯的小河，留下了陈名豪童年的足迹。尤其是村头的培本小学，陈名豪在那里第一次知道外面的世界。1956年陈名豪考入宁波青年中学就读。1958年，身在德国的父亲陈顺庆意欲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捎信让陈名豪前往汉堡。于是年仅16岁的名豪告别了未竟的学业，取道澳门、香港，踏上了远赴异国之路。

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面孔，尤其是陌生的语言，对于只会说宁波话的陈名豪来说简直寸步难行。陈顺庆觉得儿子要在德国立足，要继承父辈的事业，应该有比他上代更好的知识基础。于是他将陈名豪送到一个德国朋友家中学德语。一年后，又送他去读商业专科。

商业专科的课程对许多德国学生来说也许并不难，但对于本来初中就没毕业、刚学了几句德语的陈名豪来说却相当吃力，但刻苦的努力纵使少年名豪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

从学校出来，陈名豪来到美洲轮船公司当学徒。然而接听第一个电话就让他蒙了，他听不懂电话那头在说什么，更别提与之对话。接下来的一叠提单也让他发怵，上面写的全是英文。一门外语还没过关，另一门外语又迎面而来。没有人帮他，也无法帮他，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陈名豪的倔劲上来了，他一口气报了两个补习班：德语和英语。从此以后，他白天上班，下午6点下班后，啃两口早上带足的面包赶着去上德语课，两个小时后他又出现在英语补习班上，这样常常要到晚上12点才回家。刮风下雨，寒冬酷暑，陈名豪从不缺课。两年下来，他不仅顺利过了外语关，对船上的业务也了如指掌。这一段刻骨铭心的苦日子让陈名豪在以后的日子里受益无穷。

陈名豪的祖父陈纪林和父亲陈顺庆都是汉堡的华侨领袖，陈顺庆让儿子来汉堡主要是为了让他继承中华海员之家的事业。当陈名豪经过几年的适应后，做父亲的便想让儿子上手了。陈名豪第一次做“义工”，就是开车与中华会馆的另一位师傅一起为筹办中华子弟学校募捐。中华子弟学校是中华会馆为使侨童接受祖国文化熏陶而于1961年创办的，陈名豪一直是该校的“义工”，至今还是该校的董事长。

陈名豪有着和祖父、父亲一样的聪明睿智，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热忱。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子的陈名豪义不容辞地担起了中华海员之家的重任。为使船员离开汉堡仍能得到照顾，他们相继在台北、香港、新加坡、上海成立了代理办事处，帮助受雇海员办理出入境等各项事宜。无论是在中华会馆还是在中华海员之家，为华侨服务，为海员服务是统一的宗旨。从1961年开始，陈名豪做了近40年的“义工”。在汉堡，华侨、海员们有事总是去找他，当地警察局、移民局、法院也常常来请陈名豪帮忙处理一些有关华籍人士的事。当翻译，做律师，为老华侨送终，为失意者鼓气，陈名豪的古道热肠，他的诚恳执着，他的一丝不苟，使他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侨领，赢得了华侨和海员的爱戴；他还和许多德国朋友成为莫逆之父。

1983年的一天，陈名豪收到一封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转来的信，是一位叫田霖芝的老人从上海写来的。二次大战期间，27岁的田霖芝在德国的一艘游轮上当洗衣工，含辛茹苦地在海上漂泊了6年。德国战败时，由于公司两次欠薪，他生活无着落，几乎沦为乞丐，好不容易才搭乘万国救济船辗转回到祖国。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联邦德国在上海开设了领事馆，这勾起了老人对早年德国生活的回忆，他从箱底找出了当年在德国游轮上干活时的证件，怀着重提旧事的伤感和对欠薪者愤懑不平的复杂心情，写了一封给德国汉堡美洲游轮公司的索款信，连同翻拍成照片的证明文件，一起寄到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大使颇觉为难，便试着问陈名豪有什么办法。陈名豪马上着手联系，找到了那家游轮公司。老人提供的证明文件虽确凿无疑，可这毕竟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当时的管理人差不多都已离开了人世，况且这事又发生在纳粹统治德国时期。那家公司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纠葛。在陈名豪的据理力争下，公司终于同意补发这一小笔欠款。可陈名豪想，这么一点钱对一个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他想进一步为老人争取终生养老金，但这件事须花很大一笔钱请德国律师来操办，老人显然没这个能力。陈名豪便自告奋勇地承担了律师工作，跟德国有关机构展开了频繁的交涉。经过艰苦的努力，老人当年在德国的工作经历和在此期间向船东交纳的劳保费得到了确认。根据联邦德国法律的新规定，田霖芝有权享受养老保险金。有了这笔来自德国的养老金，老人得以安度晚年。

说到联邦德国法律中关于养老保险金的规定的修正补充，使许多华籍海员及他们的亲属得以享受养老金，还得归功于陈名豪。那是在20多年前，一艘德国船在博斯卡亚海峡沉没，20多位船员葬身大海。事后，德国船员的家属都得到了一笔抚恤金和养老保险，惟独华籍海员例外。因为根据当时德国的劳保法律，海员在事故中丧生，其配偶和25岁以下的子女可以领取养老金，但自由居住在国外者不得领取；而根据移民法律，为领取养老金移民德国也是不允许的。当时随该船沉没殉难的有一位奉化籍海员，上船前刚在国内结婚，已怀孕的妻子此时住在香港。丈夫去世，母子俩顿时失去了生活来源。陈名豪闻讯，又一次自告奋勇代表死者家属与德国政府打起官司来。律师费昂贵，陈名豪就自己上法庭辩护。官司足足打了4个年头，他抓住“他们居住在国外是被迫的，因为德国的法律自相矛盾”，终于赢得了官司。那位母亲从此每月可以拿到1800马克的保险金，他的遗腹子每月可领取1200马克直到25岁大学毕业。如今这对母子在香港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他们终生感激陈名豪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细心的陈名豪在打赢这场官司之后想起了许多已经回国的海员，他想尽办法与他们联系，为他们补办养老保险。小毛伯便是其中的一位。小毛伯是定海人，在汉堡当海员时得了肺癌。在病床前，陈名豪问他还有什么愿望。小毛伯说想回家。于是陈名豪专门安排人把他送到香港，再经广州回到舟山。小毛伯终于如愿回到家乡，安详地合上了双眼。德国劳保法律修改后，陈名豪想到小毛伯的老伴可以拿60％的劳保，但不知她是否还在人世。他便委托当地寻找老太太。由于不知小毛伯家属的全名，手头上只有一张照片，他们家又从原来的乡村搬走了，这给寻找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委托代理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老太太，为她补办了劳保。直到如今，这位90多岁的老太太依然能按月如数领到德国寄来的养老保险金。

其实，陈名豪领导的中华会馆和中华海员之家只是民间团体，但在当地华侨和海员的心目中，就像我驻外使馆一样。1986年，我驻汉堡领事馆成立，陈名豪忙前忙后，做了大量工作。即使在今天，陈名豪依旧是领事馆的左右手。

斗转星移，春去秋来。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到80年代末，陈名豪在德国已事业有成，他拥有多家旅馆、饭店，中华海员之家规模也达鼎盛，会员多时达三四千人，他领导的中华会馆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华人团体之一。随着儿女们相继成家，陈名豪已人到中年。自1965年回老家成亲，二三十年来他很少得到故乡的音讯。每当繁忙的工作过后，思乡之情便涌上心头。

1990年的一天，一位在汉堡当海员的同乡拿来几张不久前回定桥时拍的照片给他看，照片上那曲曲弯弯的小路，涓涓流淌的小河，还有那熟悉的小桥、老屋和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勾起了他童年的回忆……看着看着，陈名豪的心情沉重起来——多少年了，家乡还是那个破旧的样子!由此他想起了新加坡。记得1959年他乘船经过新加坡，那可是一个破烂的棚户区，成群的孩子赤着脚，衣衫槛褛。而当80年代他又一次经过该地，新加坡已发展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人人羡慕的花园国家。为什么别处都在巨变，惟独家乡悄无声息一连几天，他寝食不安，报效桑梓的强烈责任感在他全身的血管里涌动。

同年12月，陈名豪专程来到香港，联络了几位定桥籍侨胞。说起家乡近况，大家皆有同感，便商议如何建设家乡，让乡亲们摆脱贫困，走上小康之路。他们认为定桥落后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教育、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定桥的发展，需要全面规划、精心实施。于是，一份由5位侨胞起草的《关于建设家乡定桥的几点设想》诞生了。其内容有：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开办工厂，介绍定桥子弟去国外工作；修筑公路，整治河道，绿化定桥村；接通自来水，使村民喝上清洁的饮用水等等，并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设家乡，人人有责”的口号。侨胞们把这一《设想》称之为定桥村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他们还在国内选了5位有志于家乡建设的热心人士组成建设小组，按建设管理、事务联络和财务核算等，设立岗位，各司其职，协助村委会搞好村内公益建设。海外乡人捐资，统一由村建设小组管理，专款专用。每项工程完成后，村建设小组都把账单报到海外，请他们审核。由于村建设小组办事认真，用钱精打细算，廉洁奉公，不计报酬，深得海内外乡人的信任与爱戴。

定桥在侨胞们的关心和支持下，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自1991年后的短短5年中，定桥村为村民免费安装了自来水；建造了村内主干道顺庆路和顺庆桥，并筑了村东岸的河堤；建造了村内支干道一千多米，筑了村南岸的河堤，并搞了公共厕所、垃圾箱等卫生设施；重建了村校培本小学；筑起村北岸的河堤，大修了村内石桥，并在村口建造了延伸姜定公路的庆昌路。这五项工程共耗资人民币300万元，其中一半由陈名豪捐资，另一半为其他海外乡人解囊。

假如你漫步村间平整的水泥大道，你能看到两边一幢幢欧式的别墅。那是出国劳务人员在家乡建造的住宅，庭院里的绿树红花透过铁栅栏传递着小康气息；间隔百米设置的垃圾箱干干净净，绿色的果皮箱迎接着来客们惊讶的目光；找不到一只农村惯有的露天粪缸，只有一只只标准型公厕。夜色渐浓时，村道旁乳白色球形组合的封闭式钠灯发出恬静悠然的光；村边桃柳相间、垒石整齐的河坎边，停放着几辆小轿车，农户家中传来优美的音乐……此时，你会觉得自己正置身于大城市某个高档住宅小区。这一切变化，凝聚了陈名豪和定桥籍侨胞多少心血!

陈名豪介绍定桥子弟劳务输出去德国是从1989年开始的。在挑选人员时，他优先选择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定桥建设的村民，对他们进行语言技能培训，更对他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育他们爱国爱乡，孝敬父母。1995年设立了公益基金，每个出国劳务人员每月须缴纳所得外币30元，作为定桥村公共福利事业的日常开支。他谆谆告诫劳务人员要“勤俭，踏实，求知识”，鼓励侨胞和劳务人员在国外赚了钱后，把房子建在家乡定桥。他言传身教，花100万元人民币，于1996年8月在自己老屋的遗址上建成西式三层楼房，供村民无偿使用。一楼为报刊陈列厅和老年活动室，内设棋牌、电视放映，让老年人安度晚年；二楼为村建设小组办公室、会议室和客房；三楼全部是客房。从此村建设小组有了办公用房，海内外乡人来家乡观光或联系事务也有了住宿之处。

陈名豪一直认为，只有让每个定桥人都来参与家乡的建设，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付出辛劳，才能使定桥真正成为定桥人民美丽的家园。于是他大力推行义务劳动，发动每家每户出劳力，修路、造桥、建学校，每一次活动都有一批“义工”的身影，每一个建设项目都浸润着村民们义务劳动流下的汗水。经济转型时期的农村，能够掀起这样的义务劳动热潮，在全国实属罕见。

陈名豪等侨胞的言传身教和真心实意为村民办事，使定桥人的生活改善了，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村民们谨记着陈名豪的教导：孝敬父母，教育子女，美化家园。他们将孩子送进学校，将房子建在村里，用热心回报集体。除了按规定交纳村公益基金，每一次公益活动，出国劳务人员及其家属都是最积极的一群，从而带动了村里的男女老幼。如今，定桥村己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阶段。为“二五”计划的制定，陈名豪几乎每年回国一趟，他联络海内外定桥人，接洽市县有关领导。几次召开定桥发展恳谈会，研讨开发家乡实业。从开办工厂到开发农业，从学校扩地到村道树种的选择，他都想到了，过问了。

在定桥村漂亮的建筑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当数培本学校。该校坐落在村的东侧，占地4461平方米，建筑面积1696平方米，有教学楼和综合楼各一幢。现有学生250人，来自定桥及附近5个行政村。

培本小学是陈名豪的启蒙学校，陈家与该校也颇有一段渊源。1927年，陈名豪的祖父陈纪林先生从德国汉堡回乡探亲，他以切身遭遇为鉴，决心发展家乡教育，培育人才。他捐田30亩，重整村校的校舍，迁址于陈氏宗词，改校名为培本小学。解放后，定桥村学校几经变迁，培本小学并入了邻村长桥小学。90年代开始，陈名豪等海外乡人不时资助长桥小学。这几年随着与家乡接触的增多，陈名豪越来越感到知识对家乡人的重要，家乡的落后就是因为教育的落后。他在给中学班主任老师的信中写道：“几十年来，我深感教育的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一无所有，还负了重重的债务，正是依靠了勤劳的国民和高深的知识，今天德国才又成了世界的经济强国之一。”1994年，培本学校工程在陈名豪的亲自过问下动工了，村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积极投入义务劳动，连海内外的定桥人也都动员起来。经过一年的建设，1995年2月，一所漂亮的学校建成于村子东头。举行落成典礼那天，四邻八村的乡亲都赶来参加，这一天成了定桥村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天。

那一天，阔别家乡20载的陈名豪第一次回乡。当陈名豪在市县领导的陪同下，走在故乡新铺就的水泥路上，迎着夹道欢呼的乡亲们热切的目光时，他是那样的激动和欣慰。定桥村沉浸在节日的欢乐里。灿烂的阳光下，彩旗招展，彩球飞升，鸽子飞翔；通明的灯火下，两台精心排演的甬剧和越剧同时开锣。乡亲们争着与陈名豪握手，以表达他们的一份敬意和亲情。陈名豪不会忘记，所有定桥人都不会忘记，这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天，昭示着定桥村将永远告别贫穷、落后，一个富裕、文明的新农村就要诞生。

在学校的建造过程中，有人提议把校名改一改。“培本”的谐音即“赔本”，这对商人来说是个忌讳。陈名豪却坦然地笑道：“学校原来就以u2018培本u2019命名，搞教育本来就是要赔本的。建设家乡，建设国家，就是要从培养人才这根本抓起。这个名字好，不用改了。”

这所有200多名学生的小学校，成了百事缠身的陈名豪心头的第一等大事。从学校的规划、资金的筹措，到教师的生活、学生的教育，陈名豪桩桩件件都刻在心头：学校前后左右的土地他先行买下，以备下一步扩建之用；配备20台电脑，让学生从4年级开始操作电脑，跟上时代步伐；为方便邻村孩子上学，学校配备了一辆20座的中巴车，实行接送；为避免贫富差异影响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规定在校学生须穿统一校服，家境贫困者由学校免费提供。他还经常和校长、老师联系，询问教学情况，嘱咐在抓好文化课的同时，一定要抓好德育教育：“要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家乡，孝敬父母，做不到这三点，就不是我们希望的接班人。”远在德国将近40年的陈名豪，心中一直装着祖国，惦着家乡!让陈名豪欣慰的是，培本学校的落成，改变了定桥村民“读不读书无所谓”的旧思想，村民们重视子女的教育，以子女考上大学为荣。这几年已有许多定桥子弟从培本小学毕业进了高一级学校学习。

培本学校，凝聚着陈名豪和父、祖三代的心血和期望，也凝聚着定桥籍侨胞的一片爱乡爱国之情。

鉴于陈名豪对家乡的贡献，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于1997年10月授予他“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侨务委员会主任万绍芬接见了陈名豪，她说：在全国范围内，华侨捐资办学、合资办厂的事例很多，但像陈名豪先生这样对家乡的公益事业从规划到实施、管理一直关注的却不多。万绍芬对定桥建设模式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要求有关部门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广。面对赞许和荣誉，陈名豪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他常想起初中班主任老师教导的话：“要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点事。”他在写给老师的信中说：“虽然我为家乡做了一些事，但没有像人们说的那么好，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事。”陈名豪在首届海内外宁波同乡联谊会上表示，要动员德国的“宁波帮”回家乡投资办实业，使家乡更加繁荣昌盛。之后，他热心奔走，广泛联络乡亲。在他的召集下，1998年3月16日在汉堡成立了旅德宁波同乡会，来自德国各地区的百余位宁波籍人士到会祝贺，陈名豪被推选为理事长。他在大会上说：“我们旅德宁波同乡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帮助同乡，帮助家乡宁波的建设和发展。愿我们的同乡事业有成，愿我们旅德宁波同乡会不断壮大发展，愿我们的家乡宁波建设得更美好。”爱国爱乡之情溢于言表。几年来，陈名豪不仅为定桥村的建设殚精竭虑，更为宁波乃至全省、全国与德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也许，在众多声名显赫的“宁波帮”中，陈名豪算不上鸿商巨贾，但那颗始终为故土而跳动的心，那份永远向着祖国母亲的情，引领着他跨越了“商海巨子”的层次，走向更高远更深邃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