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中天不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却也不是偶一为之的投稿者。他在《语丝》登过两篇文章，一篇是以辛辣的笔调描绘和讽刺投机革命、玩弄权术、尔虞我诈等各种社会奇观和人生丑态的随笔《杂货铺》，颇合刊物“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见《语丝?发刊词》）的宗旨。另一篇长篇散文《童年生活的回忆》，更值得一提。一是该文由24节组成，近二万字的篇幅，从1929年8月至1930年3月连载了4期，这在当时《语丝》所刊的稿件中较为显目。二是该文真切地描写了当时广大农民在封建主义严重压迫和剥削下“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的生活现实，传达了他们要“代一切穷苦的人们报仇”的强烈呼声以及渴望着“春天来临”的美好企盼。鲁迅在谈到《语丝》的特色时，说它“任意而谈，无所顾虑，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我和〈语丝〉的始终》）。正是在“排击”“有害于新的旧物”和“催促新的产生”这一点上，魏中天与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同一步调。

魏中天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从小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对贫苦农民深为同情，他自己的家庭也因土豪劣绅的盘剥而几近破产，由此而生出反抗的思想。1926年中学毕业后，他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半年后返回家乡广东五华参加农民暴动，担任区农会赤卫队小队长，向地主、恶霸进行坚决的斗争。后来，农民暴动遭到地主武装的血腥镇压，他受到通缉，累及家里仅存的房屋也被烧毁，于是逃到上海，在中华艺术大学半工半读。中华艺大是一所革命的学校，教员中有邓初民、李初梨、沈端先（夏衍）、黄药眠、冯乃超、郑伯奇等，同学中有林烈（林默涵）、任白戈、王莹、陈波儿、谢冰莹、杨纤如、朱曼生（朱光）等，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左联盟员。魏中天虽然没有参加左联，但当时的许多革命活动，如组织反帝示威游行、协助纱厂和电车工人罢工以及飞行集会、写标语、发传单等等，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在此期间，他又发起成立“青年文友社”，出版《文友》半月刊，参加的社员达百人之多。可惜这个刊物只出版了两期，便因刊登了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报道和苏区钞票式样而被反动当局查禁，他本人也因此而被捕入狱。但他在狱中仍意气踔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各项斗争活动他都踊跃参加。出狱以后，又奋笔撰写了近三万字的长篇散记《狱中生活》，交由严谔声主编的上海《新闻报?茶话》连载六十余期。嗣后，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学习，又写了18篇东瀛散记寄给上海《申报?自由谈》连载。此外，在30年代上海出版的《芒种》、《新时代》、《文饭小品》、《红叶周刊》等刊物，他都有小说或散文随笔发表。他还出版过《污泥集》、《回顾集》、《论生活的态度》、《皇亲国戚及其他》、《盛世才如何统治新疆》、《晚晴拾拙》、《魏中天文选》等著作，唯有那本由他创办并主编的《文友》杂志如今已无处寻觅了。

作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魏中天的人生历程颇多浮沉曲折。他曾参加在福建成立的以“反蒋抗日”为宗旨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也曾在广东编辑宣传抗日救国的《广东民众》、《新华南》等刊物。40年代在新疆，他与许多进步人士一道被盛世才关进监狱备受折磨。50年代“反右”时，又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无妄之灾。直至十年浩劫结束，他才重获解放，出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和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奔走效力。其中，由他主编出刊十期、发表数百位海内外中华各界名流回忆母爱文章的《我的母亲》丛刊，便是作为一位老作家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偶尔读到关于新闻界前辈、以“小记者”闻名的严谔声热心帮助青年学子的事迹，称他在上海“孤岛”时期曾通过报社举办十一届清寒学生贷学金，最多一次领贷学金的学生达八千人之多，不禁油然而生敬意。由此想起我几年前在广州听老作家魏中天谈过的严谔声对他施以救助的往事，那也是非常感人的。

魏中天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文学系半工半读。其时，为追求缪斯女神，也为了赚一点贴补生活的费用，他经常写些散文随笔，以阿魏的笔名向上海《新闻报》副刊投稿，由此认识了笔名“小记者”驰名中外的大记者、《新闻报》主笔兼副刊《茶话》主编严谔声。严谔声对这位来自广东的文学青年颇为赏识，来稿必用。时间一长，在魏中天心目中，严谔声就像自己的长辈一样亲切。

从艺大毕业后，魏中天面临就业的难题。他在上海无亲无故，要想找工作自然十分困难，于是就跑去向严谔声求助。严谔声对他真是爱惜备至，二话不说，就把他留在由自己创办并担任社长的新声通讯社工作。可年轻的魏中天心气很高，雄心勃勃想做一番事业，对通讯社的工作没有多大兴趣。严谔声于是又把他介绍到上海总商会。其时严谔声正在总商会担任秘书长，有一些实权，可以让魏中天解决吃饭和住宿的燃眉之急。

那时，上海的左翼文学运动正如火如荼，进步青年组织的文学社团也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受此影响，1932年6月，魏中天联络一些文学青年也创办了一个文学团体青年文友社。本着“帮助现代青年取得正当文艺读物，使一般新进文学者得以发表作品，及从联络同志间相互感情，而收交换智识提高文学趣味之效”（见魏中天《狱中生活》，载1933年7月3日上海《新闻报?茶话》）的宗旨，魏中天主编出版了《文友》半月刊，还筹划着编印文艺小丛书。严谔声知道后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先是在自己编的《新闻报》上刊发了青年文友社的成立宣言，接着又为《文友》半月刊题写了刊名。

不料《文友》杂志出版到第二期便遇到了麻烦。有一天，魏中天看到英文报纸《中国论坛》上刊有关于江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报道，很感兴趣，便将该文以及文章所附的一元和五元两张钞票样式转载在《文友》第二期上。刊物由此遭到反动当局的查禁，他和陶中?两人也被戴上手铐，锒铛入狱，前后关押了五十多天。本来这样的事涉所谓“危害民国”的“共党案”，不但会遭到刑讯折磨，判决结果不被枪毙也是二十年徒刑。但严谔声为刊物的题字，就使他免遭了电刑之苦。在法院判决之前，他又写信向严谔声求救。严谔声也挂念他的处境，接到他从狱中寄出的信后，马上请总商会会长王晓籁写了一份担保书寄给他。据魏中天出狱后发表的长篇回忆录《狱中生活》记载，担保书上这样写道：

魏君中天因刊物嫌疑被捕。查魏君平日确无越轨行动，请查明释放。

凭着王晓籁的这份担保书，魏中天的案子便化大为小，草草了事。最后，法院判决：只要交纳违反出版法之罚款120元（因《文友》出版前未向政府当局登记）便可无罪释放。可是，魏中天一介贫穷书生，吃饭尚成问题，哪里付得出这笔罚款呢？不得已之下，他再次写信向严谔声求助，严谔声毫不含糊，再次慷慨解囊，把魏中天救出了牢狱。

魏中天对严谔声救他于危难之中极为感激，很想对他有所报答，可是他身无分文，生活困窘，连严谔声代他垫付的罚款都无力偿还，又能做些什么呢？但严谔声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给他以帮助，经常五元、五元地借给他。据陈明远《文化人与钱》一书记载，那时上海一号籼米每斤五至六分，鲜猪肉每斤二角八分左右，可见五元不是一笔小数。严谔声还鼓励他继续写作，在他主编的《新闻报》副刊上，仍然不吝篇幅地发表了魏中天的许多文章，如《从狱中回来》、《从〈文友〉停刊说到我自己》等。特别是那篇三万字的散记《狱中生活》，从1933年7月3日至9月22日，在《新闻报?茶话》上连载62期，严谔声对魏中天的器重和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魏中天离开上海去福建参加李济深等人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场以反蒋抗日为旗帜的“闽变”失败后，魏中天逃回上海，受到国民党暗探的监视，于是便想去日本留学。他从在日文友俞念远来信中得知赴日路需二十九元六角，就去找严谔声。严谔声当即拿出三十元给他。在他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口，严又一次提供了帮助，使他顺利地逃到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开始新的人生。

时过几十年，魏中天对严谔声的多次救助念念不忘，记忆犹新。他对我说，他与严谔声的相识仅仅由于投稿，但严谔声给予他的却是如师如父的关怀和爱护，不单在人生重大关口对他的帮助不遗余力，就是平时向他五元、五元地借钱救急也从不拒绝。其实严谔声明知孤苦无依的魏中天未必有偿还的能力，但他仍然有求必应，照借不误。他对魏中天如此关爱，并不图任何回报，只是希望他能随时代而前进，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这正是严谔声的崇高之处。